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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歷史科學的經濟學  ——經濟學危機的哲學透視
作為歷史科學的經濟學  ——經濟學危機的哲學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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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濟學危機引發的問題
  在目前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有一種人們常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現象。無論是起于加里·貝克爾的“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還是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引入政治學的“政治的經濟學”,還是國內經濟學家以經濟的方法對文明進行沉思,試圖“為萬世開太平”,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實質就如杰克·赫什利弗認為的那樣,是經濟學家們相信“經濟學實際上制定了社會科學通用的語法”,相信經濟學分析是解釋人類全部行為的統一的方法,從而以霸權的姿態君臨其他學科。(注:杰克·赫什弗利:《擴張中的經濟學領域》,見《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14輯,18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本文并不想對經濟學帝國主義作太多的評價,而只是指出,就如歷史中真正存在的帝國主義一樣,經濟學在高歌猛進地對外殖民擴張的同時,自己卻面臨著深刻的內部危機。而正是經濟學的帝國主義行為,使得這種危機將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學——經濟學的擴張就意味著危機的蔓延。所以,研究經濟學的危機具有了超乎經濟學本身的意義。
  其實,經濟學危機是由來已久的,這一點連經濟學家們也承認。但是他們理解的經濟學危機是一種經濟學內部某一理論的危機。正如馬克·布勞格以科學哲學“范式”或“研究綱領”進行經濟學方法研究得出的結論一樣,經濟學家們所謂的經濟學危機是一種經濟學內部理論范式或研究綱領的危機。但是,如果把整個經濟學看作一種理論范式或研究綱領的話,這種危機其實只是一種“保護帶”的危機,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即基本預設并沒有危機。所以,在經濟學家眼里的危機始終是一種有限的危機,是經濟學通過“科學革命”得以“進化”的道路。然而,當代經濟學面臨的危機不是這個或那個理論的失敗,而是整個經濟學范式“內核”即基本預設的危機。經濟學基本預設是整個經濟學大廈的基礎,是使經濟學成為可能的前提。基本預設的危機無疑是關涉經濟學生死存亡的最深刻的危機。
  經濟活動是人類的基本活動,它是人們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資源以滿足需要的有系統的努力,而經濟學不過是以此為研究對象的學問。經濟的活動性質決定了它的存在必須以客體(對象)和主體的存在為前提。因此,經濟學最基本的的預設也必須包含對客體和主體兩方面的規定。這就是經濟學中關于資源稀缺和理性經濟人的預設。資源稀缺是對經濟活動中作為客體的世界的預設,稀缺其實是世界相對于人的需要而言的一種狀態,即人所擁有之物總是少于需要之物的一種狀態。理性經濟人是對經濟活動中的作為主體的人預設,它本身又包含著這樣三層含義:(1)“利己”預設,即認為追求自身利益是人們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2)“最大化”預設,即認為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人們經濟行為的目標;(3)“方法論個人主義”預設,即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動最終會自然地導致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所謂新經濟學的整個辯證否定的經濟學理論,都是建立在從這兩個基本預設之上的。經濟學的作用就表現在研究如何實現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以滿足理性經濟人的需要。然而,這兩個基本預設現在都陷入了危機之中。
  稀缺預設在經濟學家看來是經濟學方法作為社會科學通用法則最完美的代表。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其他學科的學者,對它都沒存有過疑問。然而,在現當代,“稀缺”預設也出現了危機。這種危機至少來自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是“生存困境”引發的質疑。經濟學依靠擴大生產和資源配置解決需要與稀缺的矛盾。而經濟學誕生以來的人類經濟活動史表明,擴大生產在滿足人的需要的同時也導致了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資源配置實際的結果是發達國家對落后國家的經濟掠奪甚或殖民戰爭。人與自然關系的危機和人與人的關系的危機最終羅織的是人類的生存困境。現實的困境使人們對經濟學的“稀缺”預設已產生了懷疑。二是知識經濟的挑戰。隨著知識經濟時代或信息時代的到來,人們發現,正在逐漸成為社會主導產業的知識產業和信息產業所生產和配置的資源不再是物質性的資源;這種資源是人類共享性質的,而不是排他性的;它在傳播和消費中不但不像物質資源一樣被消耗和效益遞減,反而會在此過程中不斷增殖。也就是說,知識經濟時代或信息時代的資源不再是“稀缺”的了。這種狀況的出現在經濟學界至今還鮮有系統的研究。也許有人會說,知識經濟時代資源的非稀缺性不正是對因資源稀缺而導致的生存困境問題的解決嗎?在此我先不下結論,而只是指出,無論如何,經濟學的“稀缺”預設畢竟出現了邏輯上的缺環,它至少已經不能按照以前的含義很好地解釋現實,它面臨著危機。
  相對于稀缺預設,經濟學家們對理性經濟人預設的爭論由來以久——盡管經濟學家都自覺地以理性經濟人作為自己理論建構的基本預設。自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發難以來,經濟學內部關于理性經濟人預設有過三次大的爭論。(注:參見楊春學:《經濟人與社會秩序分析》,第5章,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當經濟學把這一預設以帝國主義的方式推廣到其他學科時,更受到來自經濟學外部的攻擊。歸結起來,理性經濟人預設遇到的攻擊有四個方面:一是人性利己與利他之爭。經濟學中人的利己不能解釋現實生活中利他行為的存在,利己人受到道德人、社會人、現實人的挑戰。二是個人不一定追求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是由于人未必是利己的人;另一方面,經濟學家萊賓斯坦因和吉爾布雷斯都證明人即使出于自利考慮也可能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三是個體理性未必導致集體理性。系統論和博弈論表明,集體利益并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之和,個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不一定能導致集體利益的最大化。四是對經濟學理性的質疑。在經濟學中,人自利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就是理性的人,理性被理解為一種算計。事實上,一方面人的行為中有著許多非理性的因素;另一方面,經濟學的這種偏狹的“理性”只是一種工具理性,而現實、全面的理性應當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面對這種全面的攻擊,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已經焦頭爛額、體無完膚。經濟學家所面臨也將不是一個簡單的“手術”,他們作為“理性經濟人”上帝般的創造者必須對自己的設計和工藝進行一個整體性的反思。
  經濟學危機的根源何在?從早期的歷史學派到新舊制度經濟學派,都對主流經濟學進行過反思。例如,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希爾德布蘭德早在1848年就指出,主流經濟學的缺陷在于試圖“從各國發展中某一時的事實里面,發現萬世皆準的一般原則,而由此設立一種世界經濟或人類經濟。這種嘗試完全與亞當·斯密時代的唯理主義相符合。他們的出發點認為,國民經濟的一切定律,因為創立于人與貨物的關系,所以超出時間及空間的限制,而在一切變化不已的現象中仍然是正確的。因此他們不理解人類從社會動物的方面看起來,是文化的產兒和歷史的產物。而他的需求、意見,對于貨物的關系,對于人的關系,絕不能永遠相同。這些都是按地理及歷史而互異,且不斷變化,并不斷隨人類的整個文化而改進”。(注:轉引自陶永誼:《曠日持久的論戰——經濟學方法論之爭》,41頁,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1981年由丹尼爾·貝爾和歐文·克里斯托爾主編的《經濟理論的危機》一書則集中反映了現代各經濟學派對經濟學危機的主要看法。12位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數學化傾向、一般均衡理論、理性假設、穩定偏好假設等進行了檢討,認為經濟學危機的根源在于“它是與歷史無關的和抽象地進行分析的……總的說來,經濟理論是建立在古典力學模型的基礎上的并且是根據自然科學的設想發揮作用的……其結果是對于人類行為的基本上持一種機械論的觀點”。因此,克服危機的出路是“經濟學理論必須回到時間(邏輯意義上)和歷史(在經驗事實意義上)。”(注:丹尼爾·貝爾、歐文·克里斯托爾:《經濟理論的危機》,108~111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可見,一部分經濟學家也已經意識到經濟學危機的根源在于主流經濟學的非歷史的形而上學的分析方法。但是,一方面,這種意識一直沒能被貫徹到主流經濟學之中;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經濟學內部認為的危機總是一種理論的危機,而不是整個學科的危機。所以,盡管經濟學家們認識到經濟學方法的非歷史性,但他們并不觸及經濟學最基本的預設,更沒有認識到經濟學本身的歷史性問題。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完整地認識和理解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
   二、何為歷史科學
  “歷史科學”的概念是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的,它既有學科劃分的含義,又遠遠不止于這種含義,它主要是一種基于唯物史觀的科學研究原則和方法。就歷史科學作為學科劃分含義而言,“凡不是自然科學都是歷史科學”(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11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顯然,這里的歷史科學包括了我們所說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但是,歷史科學核心的含義在于它是一種統一的科學研究的原則和方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1卷,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歷史科學的原則和方法歸結起來有三個方面,即歷史主義的原則;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人學或人道主義的方法。當然,我們將看到,這些原則和方法并不是一種先驗的出發點,它本身是對客觀歷史事實和規律考察、反映的結果。
  歷史主義原則認為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絕對的存在,而是歷史的暫時產物,它在歷史中產生、發展,也必將在歷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歷史過程本身。因此,正如海德格爾所言,“一切對存在的追問都以歷史性為特征”。(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文版,27頁,北京,三聯書店,1987。)歷史主義思想可以溯源到赫拉克里特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在近代提出和主張這一原則的有維科、伏爾泰、黑格爾(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是方法性的,而不是體系性的,在他那,存在著客觀的絕對理性)。經濟學的德國歷史學派則在某些方面不自覺地運用了這一原則。但是,在馬克思以前的近代,人們主要仆從于從迪卡爾到黑格爾的近代形而上學的理性觀,以永恒的、非歷史的理性來理解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徹底結束了任何關于永恒的幻想。在現代,歷史主義原則成為一切有生命力的學術傳統的主流共識。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的解釋學、實踐哲學,從庫恩到勞丹的現代科學哲學,以及新制度經濟學中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都自覺不自覺地堅持了歷史主義原則。歷史主義原則表明,對于任何歷史科學(1)這門科學對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產物。”(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1卷,10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所以,不存在抽象的、絕對的、超時空而普遍適用的原理、觀念、范疇或公式。(2)任何一門(社會的或人文的)科學都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它本身作為一種歷史的范式將隨它所對應的那個歷史階段或條件的消失而從內容上消失。
  歷史科學研究的歷史主義原則決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必然是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邏輯是對歷史的反映,因此思維中的邏輯必須從抽象上升為具體,與歷史事實的內容一致。“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所以,“下面這個原理,不僅對于經濟學,而且對于一切歷史科學(凡不是自然科學都是歷史科學)都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發現:‘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關系和國家關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論觀點,只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歷史的把握需要邏輯的方法,而歷史規定著邏輯抽象的限度,我們不能以邏輯裁剪歷史。當然,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是指發展趨勢上的統一,而不是一一對應式的統一。因為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和曲折地前進的,邏輯不可能處處跟隨它,邏輯的東西是“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邏輯對歷史的反映“是經濟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1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任何科學的觀念、范疇都應當是描述與抽象、現實與理想的統一,而歷史事實是其最終的合法性源泉。
  歷史科學作為區分于自然科學的科學蘊涵著自己獨特的方法,那就是人學或人道主義的方法。歷史與自然的區別在于歷史是人創造的,而且歷史與人的這種創造活動是同一的,“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1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歷史的發展就是人的發展。人并沒有固定不變的本性,人和人的本性就是在歷史活動中逐漸生成的,“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1卷,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科學就是廣義的人學。反之,一切人文科學都是歷史科學。(注:參見韓震:《生成的存在》,168~176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即使是自然,也是為人而存在的自然,有了人類以后,自然史就與人類史相互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乃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1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歷史科學因而成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謂的唯一的一門科學。歷史科學的人學特色表明,(1)歷史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物,是活生生的、現實的,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變化著的人和人的關系。對于那些表面上看來是研究物的科學,我們必須透過物和物的關系看到人和人的關系。恩格斯甚至直接指出,“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1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歷史科學的出發點和目的都在于人的存在與更好地存在,最終是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舍此,就將會導致人的異化、自由的喪失、存在的危機。因此,作為一門歷史科學,它必須始終關注著人的生存狀態。
  歷史主義是由科學世界觀產生出來的基本原則,它是歷史科學的直接規定性;歷史與邏輯相統一是歷史認識與研究的具體方法,它使歷史科學作為一門科學成為可能;人學或人道主義的方法是歷史科學的特殊方法,它使歷史科學始終關注人自身的狀況,不至于造成對“存在的遺忘”。這三個原則和方法是一切歷史科學必須具有的研究原則和方法。
   三、經濟學危機的歷史科學分析
  經濟學是從資源生產與配置的角度研究如何使人得以存在和更好地存在的學問。正如馬歇爾認為的那樣,經濟學既是研究財富的學問,也是研究人的學問。它是社會科學的一支,屬于歷史科學的范圍。但是,以往的經濟學,尤其是主流經濟學恰恰是忽視、甚至刻意逃避它的歷史科學的性質。這正是經濟學危機的真正根源。如前所述,最深刻的經濟學危機乃是經濟學基本預設的危機。下面,我們將對經濟學的兩個基本預設分別進行歷史科學的分析,發現其具體的癥結所在,以圖找到可能的解決途徑。
   (一)關于稀缺預設
  從歷史科學的角度看,經濟學的“稀缺”預設恰恰表明經濟學是忘記了“存在”的學問。表面看來,稀缺意味著我們要珍惜資源,以更有利于人的存在。但是,經濟學的“稀缺性”預設的背后其實有一個更為深層,一直未為人所察的預設或信念。那就是“稀缺”是時空意義上的,需要之物盡管稀缺,但它作為整體是存在且恒在的——有且恒有,而不是不存在——無(nonexistence或nothing),問題只在于人們在時空中如何去發現、創造(相對于存在而言,創造不是無中生有,而是使一種存在物變成另一種存在物)和配置它。人們對需要之物從根本上是“只患寡而不患無”,只是担心一時一地的無,而不担心整個世界和歷史中的無。所以,經濟學本質上是存在無憂的經濟學。在此預設或信念的支持下,人們總時站在世界之外,把世界分割為各自的財產(產權明晰嘛!),先是確信資源取之不竭,后是迷信技術神話能制造出一個高度替代性的世界(這只是“取之不竭”信念的另一種表現),結果是資源枯竭、環境惡化、沖突不斷,人類面臨著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危機:存在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所以、經濟學在使用稀缺預設時必須加以說明,追問預設的預設以關注人類與世界的存在狀態。(注:參見沈湘平:《經濟學中之“稀缺”》,載《讀書》,1999(9)。)這種反躬“經濟學之后”(meta-economics)的工作在經濟學中一直是缺乏的,要做的還很多。
  經濟學家們也承認,“稀缺性和選擇一樣,基本上是不涉及時間的概念。”(注:丹尼爾·貝爾、歐文·克里斯托爾:《經濟理論的危機》,236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它假定了不同時代和文化下的人們的偏好是穩定的,所稀缺的對象也是不變的,而且這種資源稀缺一直被理解為物質資源的稀缺。所以才有了所謂知識經濟時代稀缺問題將被解決的佯謬。事實上,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發展階段上,人的偏好是不同的,而且人的有些偏好是能被制造的(如現代的廣告傳媒)。因此,人們稀缺的對象是有所差別的。從宏觀的技術類型上說,人類的發展經歷著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三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人所稀缺的對象是不同的。在農業社會,相對于物質資源,人們更感稀缺的是勞動力(人手);工業社會的大生產才使自然物質資源出現了稀缺;在信息社會中,并不意味著不需要人手和物質資源,但主導性的產業將是以知識、信息為基礎的。知識、信息雖然具有共享性,但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它不再是稀缺的了。其實,在信息社會,一方面有共享的過剩的信息;另一方面,真正具有創見,能帶來極大經濟效益的信息是加密的和有償的(知識產權和技術專利),因而也是稀缺的。本質上,這時的稀缺是人類智慧的稀缺。這正是為什么時代呼喚創新人才的原因,如不稀缺,何用呼喚?“人類所能生產和消費的只能是效用,”(注: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中文版,8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而這種效用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是能量或信息的。所以,稀缺必須被理解為是歷史地變化著的。
  同時,稀缺也不只是人的需要與資源的關系問題,它往往反映的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在社會歷史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由于不平等的社會制度或國際秩序,一些人的稀缺狀態往往是另一些人富裕的結果。例如,階級與階級之間,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而且,隨著制度變遷、人與人關系的改變(包括有意識的政治行動),人們的稱缺的狀況也將發生改變。這樣,不同的文化、制度等在主流經濟學看來是外部性因素的東西都將成為經濟學的內部因素。
   (二)關于理性經濟人預設
  生物學、心理學已經證明,人總是具有利己與利他的兩種沖動。而歷史主義認為,人沒有固定不變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在歷史活動中生成、變化的。也就是說,在人的不同發展階段,人性的利己與利他的主要傾向是不同的。馬克思認為人隨著實踐水平的發展經歷著三個階段,即“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和“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1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經濟學所由產生的階段正是第二個階段,即“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這是一個個體本位的階段,相對于其他兩個階段,這個階段的人更傾向于自利。歸根結底,這是由這個階段生產力有了很大發展而又不足夠發展的事實決定的。從這個角度說,經濟學家發現人的利己性并沒有錯,問題在于(1)在他們看來,這種利己的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他們認為自利是人類的天性,是自然而不是歷史的產物。(2)盡管這個階段的人相對于其他兩個階段而言主要傾向是利己的,但決不意味著這個階段的人只具有利己的人性。事實上,在任何時候都有無私的人存在,因為人性除開歷史條件的決定性的影響之外,還與個人的信仰與道德境界有關。而且,從橫向看,利己的經濟人只是一種市場角色,離開市場,人們可以有其他的角色。(3)利己的人也不是永恒的,隨著人的發展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自由個性階段,以物的依賴為標志的市場經濟將退出歷史舞臺,人的利己行為也將成為考古學的對象。所以,經濟學必須對利己人存在的前提作出歷史的說明,表明利己人存在的歷史限度,給出其存在和證偽的條件。
  個人利益最大化是由兩個前提支撐的,一是人的自利傾向,它是利益最大化的內在動力;二是人的完全理性,它是利益最大化實現的條件。第一方面我們在上面已經討論過,關于理性的問題也將在后面專門論及。這里只是指出,要設想以物的依賴為基礎而獨立的人普遍不利己且不追求自己利益的盡量最大化,要么是別有用心的虛偽,要么是時代發生了根本性的躍遷。但是,知識、信息的分立狀態使得現實的理性必然是有限理性,利益的最大化就只表明人的一種盡可能的追求。結果往往是“法乎上,適得其中”,最后實現的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恰如吉爾布雷斯說的那樣以“滿意”為度。
  經濟學總是從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出發,認為個人的利益追求會自然地導致一個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當現實證明這只是一個烏托邦時,由于他們認識不到經濟學本身的歷史性,經濟學家們就顯得十分沮喪。其實,從世界歷史的高度看,個人利益最大化與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的矛盾(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不過是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表現)在經濟學所依賴的“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是從根本上不能回答和解決的問題。這一矛盾自始至終的存在是這一階段根本特征之一,也是這個階段終將被超越的理由之一。在目前,我們只能依靠法律、制度作強制性的保障。這樣,我們看到的不是經濟學不可一世的擴張,而是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等等對經濟學的“支援”。
  經濟學思想是近代理性主義的產物,經濟學基本預設的危機也都涉及到理性的問題。因此,整個經濟學的危機也就是經濟學理性主義基礎的危機。經濟學理性主義一直為它們的英國經驗論傳統,而不是歐陸唯理論傳統而驕傲。然而,當經濟學試圖使自己盡量數學化,成為一門迪卡爾意義上的嚴格的科學時,唯理論的理性觀已經深入了經濟學的骨髓。一方面,自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所崇尚的“看不見的手”無非是牛頓式萬有引力或黑格爾式世界理性在經濟宇宙中的呈現;另一方面,不管經濟學中具體把理性理解為“算計”,還是偏好的穩定性、可傳遞性,還是手段與目標的一致性,它都具有先驗性、完全性、工具性的特點。這些正是近代唯理論理性主義的遺跡,是一種非歷史的理性觀。要以理性來解釋人的行為和歷史,就必須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歷史地理解理性。從實踐出發理解的理性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逐漸建構起來的一種實踐能力,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看不見的手”;實踐的不確定性決定了現實的理性總是有限的理性;實踐作為人的生命存在、認識活動、價值活動的統一的品格決定了理性必須超出認識論范圍,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把一種歷史化的理性觀引入經濟學,是經濟學走出危機的關鍵步驟。
   四、結論
  綜上所述,經濟學陷入危機的根源在于忘記了自己是一門歷史科學的特性,而經濟學走出危機的根本途徑是首先要重新審視自己學科性質和研究方法。作為歷史科學的經濟學:
  1.它的研究方法必須是歷史科學的方法。經濟學研究對象,包括作為主體的人和主體需要的對象以及主體的人之間的關系都是歷史性的存在。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要求經濟學的抽象和數學化是有限度的,經濟學的原理、概念、范疇都是歷史的暫時產物,經濟學不可能一勞永逸地獲得真理。誠如克尼斯所言“經濟學的概括,僅僅是歷史的說明和真理的逐步呈現,每一個步驟只是具體發展階段中所認識到的真理的概括,沒有一個公式,也沒有一批這樣的公式能夠稱作是終極性的”。(注:轉引自陶永誼:《曠日持久的論戰——經濟學方法論之爭》,42頁,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2.經濟學本身是歷史性的存在,它有自己的知識和任務的范圍。從經濟學預設的前提就可以看出,經濟學本質上是市場經濟學。而市場經濟并不是從來就存在的,也將不是永恒的,市場經濟學的存在與人的發展的第二階段,即“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是對應的。蘭格、福柯、克里斯托爾甚至指出經濟學的資本主義性質。在人的發展的“自由個性”階段將沒有市場,也就沒有以市場為前提的經濟學,最多只存在克里斯托爾所說的經濟智慧。作為歷史階段的產物,經濟學有它自己的知識局限,有它自己不能回答的問題,它也不能承受不只是它的或在人的發展本階段根本無法解決的任務。因此,經濟學的任何帝國主義行為都應當三思而后行,也就是說要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歷史性。
  3.經濟學的歷史性正是經濟學在現階段存在的全部理由。經濟學以往證明自己存在理由的方式是試圖使人相信經濟學的原理是亙古不變的真理、經濟學的方法是社會科學的通用法則。殊不料這正是經濟學陷入危機的根本原因所在。而當我們恢復經濟學的歷史科學性質時,有些人會担心經濟學在現實中存在的合理性。事實恰恰相反,歷史科學的性質恰恰說明經濟學在現階段是必要的和基本正確的。因為我們還處在經濟學所賴以產生、存在的物的依賴性階段。只要經濟學自覺意識到歷史科學性質,對自己的基本預設、原理、方法作一些歷史性的說明和修正,給出自己存在和證偽的條件,劃定自己所能解決問題的范圍,作為一種合理的抽象,經濟學在現階段的存在仍將是合理的。
  4.經濟學和經濟理論不可能是一個封閉系統,它必須向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習。經濟學的歷史科學性質使得經濟學的帝國主義迷夢破滅了;“后院起火”的經濟學危機使得經濟學不得不將注意力轉向內部“建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經濟學需要閉門思過。經濟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子系統,它與其他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從方法上受到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影響,政治、法律、文化的因素也逐漸成為經濟分析不可忽視的變量。所以,經濟學要向其他歷史科學學習,或者至少是與其他學科交流。唯此,經濟學才真正成為一門歷史科學,才能真正克服自身的危機。
經濟評論武漢67~70,95F11理論經濟學沈湘平20022002經濟學在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同時自身卻陷入危機之中,最深刻的危機是其基本預設——稀缺與理性經濟人預設的危機。危機的根源在于經濟學沒有自覺認識到自己的歷史科學性質,沒有貫徹歷史科學的原則和方法。現階段經濟學走出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其歷史科學的本來面目。歷史科學/經濟學危機/稀缺/理性經濟人沈湘平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 北京 100875 作者:經濟評論武漢67~70,95F11理論經濟學沈湘平20022002經濟學在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同時自身卻陷入危機之中,最深刻的危機是其基本預設——稀缺與理性經濟人預設的危機。危機的根源在于經濟學沒有自覺認識到自己的歷史科學性質,沒有貫徹歷史科學的原則和方法。現階段經濟學走出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其歷史科學的本來面目。歷史科學/經濟學危機/稀缺/理性經濟人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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