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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發展
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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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全球化浪潮洶涌而至,不僅在深刻改變著人類的經濟發展進程,而且對人類的文化生活也產生著巨大影響。雖然現在談論文化全球化還有點為時過早,但伴隨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聯系日益緊密,以致文化發展逐漸呈現出多元一體的態勢。面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如何看待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如何合理引導民族文化的健康發展,這是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課題。
   一
  在我國,多年來關于民族文化的討論主要是在“傳統—現代”的框架中進行的。現在看來,有必要將這一框架置入“全球化—民族化”這一更大的視野或框架中來考察。由于全球化已成為當今民族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背景和內在因素,因而無論是討論民族文化的“傳統”還是“現代”,都不可能離開全球化這一新的參照系。而且,要順利推進民族文化的發展,也必須首先對全球化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正確的判斷,而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確定今后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從目前的發展來看,由于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發達國家推動和主導的,因而文化的全球性發展除了通常提到的那些互動性、滲透性、交融性、開放性等一般特點外,還在出現這樣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點:
  1.文化與經濟日益“一體化”。文化發展無疑要受到經濟發展的制約,但文化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社會意識現象,其發展畢竟有其相對的獨立性,有時甚至是非常強的獨立性。然而,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這種獨立性日漸遭到削弱,文化與經濟被硬性地捆綁在一起,經濟上的優勢衍生出文化上的優勢,經濟上的強權衍生出文化上的強權。雖說不同民族的文化因所處的時代、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會有先進與落后的差異,但就其價值來說絕無優劣之分,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世界也不應由任何一種文化來主宰。然而在經濟、文化“一體化”的條件下,即在硬性“捆綁”下,民族文化的發展受到了嚴重扭曲,似乎經濟越發達,民族文化也就越優秀。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成了全球化的一個突出現象。
  2.文化交流日益蛻變為文化輸出。從理論上講,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應該是雙向的、平等的。但在目前條件下,雙向的交流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單向的文化輸出。一方面,發達國家利用其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如因特網、多媒體和遍及全球的傳播媒介將西方文化滲透到世界各國,使得發展中國家的思想意識、價值體系、民族文化與信仰受到嚴重動搖;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又總是阻止有悖于它的價值觀念的異質文化的傳播,同時采取各種手段對發展中國家的優秀文化進行貶低、丑化。這樣,所謂的文化交流不過是單向的文化出口關系。
  3.文化的功能日益膨脹,對社會生活形成全面沖擊。伴隨全球化的發展,文化開始越出原有的學理層面,快速走入日常生活,對社會各領域形成巨大沖擊。像西方文化的傳播、擴散,不僅深刻地侵蝕著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而且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些國家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人們的社會心理,其教化功能、消費功能、審美功能、經濟功能等集于一身,發揮著愈來愈大的作用。特別是文化向心理層次的滲透,使得人們的潛在欲望、需要和心理受到西方文化的左右,從而使得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失去了正常的社會心理基礎。因此,文化沖突在更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社會心理沖突。
  當然,全球化也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一種洪水猛獸。全球化一方面對民族文化的發展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也為民族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全球化的推行,打開了人們的文化視野,可以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環顧世界、審視自己的文化;通過對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進一步加深對本民族文化的認識,以便采取相應的對策推進文化的發展;全球網絡的開通,極大地促進了不同文化形態間的接觸、對話,可以形成世界性的文化共享;全球化為人們提供了更多文化參與的機會,不管人們處在什么樣的國度,擁有什么樣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可以以獨立身份,隨時隨地參與其中;先進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為文化條件的改善和提高,為民族文化快速走向世界奠定了必要的基礎。所有這些,都為民族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可以說,全球化過程中所蘊含的以往時代所無法比擬的巨大文化活力,是民族文化發展難得的寶貴資源。
   二
  文化發展的現狀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講民族文化的發展,遠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即不能就文化談文化。離開經濟的發展,離開綜合國力的增強,事實上談不出什么結果來。少數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敢于明目張膽地進行文化歧視,進而企圖用自己的文化一統全球,還不是擁有經濟、政治上的霸權?同理,其他國家要真正弘揚自己的民族文化,要切實提高本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必須靠自身實力的增強,靠經濟、政治、文化的良性互動。這就是我們看待民族文化發展的基本立足點。離開了這一點,其余談論最終可能流于清談。這樣講,決不意味著可以輕視文化自身的研究,因為道理很簡單:經濟、政治與文化的聯系再密切,也不可能取代文化自身發展的規律和特點,文化自有它的內在發展邏輯。因此,注意研究全球化條件下民族文化發展的新特點、新問題,正是理論工作者必須承担的任務。
  從文化角度來看,有關全球化條件下民族文化發展的這樣幾個重要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并加以新的認識:
  1.文化的維系。這主要涉及民族文化的保護問題。在世界性聯系不太緊密的傳統社會,民族文化基本上是在一個國家、民族范圍內延續,很少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即使是對某種外來文化的接受以致被同化,也是從本民族的利益出發而逐漸作出的選擇。因此,在這樣的環境里,除了遇到外族入侵而遭至整個民族毀滅性打擊的極端情況外,民族文化的維系與保護并不成為什么問題,至少不是嚴重問題。而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這一問題則日益凸顯出來了。文化資本、文化商品的自由流動,文化產業的擴張,文化價值的對撞,直接威脅到弱勢民族的文化安全,進而影響到其生存和發展。文化生存原本是民族生存的重要前提和條件,假如民族文化受到威脅和侵略,其結果必然會給民族國家帶來深重的文化危機與民族危機。正因文化保護直接關系到民族存亡,因而“文化主權”問題被現實地推到主權國家面前。
  如何維護文化的主權?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進行多方面的探討,但從現實情況來看,至少有兩點是值得特別提起注意的:首先是文化戰略的制定問題。早在1970年,荷蘭哲學家馮·皮爾森在其《文化戰略》一書中就指出,文化戰略就是人類的生存戰略。冷戰后,一些西方理論家也在反復論證:誰家的文化成為主流文化,誰家就是國際權力斗爭的贏家。為此,西方國家都在加強文化戰略的研究。面對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脅,發展中國家自然不能熟視無睹,應該通過研究,制定出一套既能積極推進本國文化建設,又能同外來文化相互作用、積極抗衡的文化戰略,這是維護文化主權、保證民族文化順利發展的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其次是文化產業的保護和發展問題。文化的全球性發展不光是以文化作品、學術話語、思想觀念的形式擴展的,而且是以產業形態來推行的。可以說,西方文化以產業形態對其他弱勢國家所強行的“市場準入”,構成了這些國家最大的文化安全問題,維系民族文化的紐帶在其劇烈沖擊下顯得異常脆弱。為此,受文化殖民威脅的國家要從根本上擺脫這種困境,必須從整個國家戰略的高度,實行產業政策的戰略性調整,構建適合于本國的文化產業體系,以形成能夠抗衡西方文化大舉入侵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化條件下,既要使民族文化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又要使民族文化適應全球化的大潮,這確實是一大難題。文化保護成功與否,關鍵在于對這一難題如何解決。首先應當肯定,全球化并不等于同質化、模式化。沒有民族獨立和民族文化的獨立,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恩格斯曾經指出:“歐洲各民族的真誠的國際合作,只有當每個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時候才能實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頁)然而, 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民族文化的獨立固然是不依附于其他外族文化,尤其是強權文化,但這種獨立又不是離開世界文化整體聯系的獨立。獨立不等于孤立。全球化的特點決定了民族文化的發展必然是一個世界性的過程。全球性的文化互動使得各個國家的民族文化密切相聯,一個國家要想真正保持文化獨立性,走出一條健康的文化發展之路,就只能通過開放,融入全球化大潮,不斷增強自己的文化競爭力。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文化競爭中取得強有力的發言權,才能切實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文化,使其具有真正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因此,民族文化的獨立與對全球化浪潮的適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2.文化的傳承。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必須借助文化傳承來實現。文化傳承是民族文化向前發展的前提條件。在傳統社會,文化傳承比較簡單,民族文化基本上都是在特定的國度、民族內流傳、延續的,而且所使用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也都具有明顯的民族特色。而在“世界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條件下,情況就比較復雜了,其特點是傳承的空間大大改變了,由此帶來的傳承途徑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于全球化帶來了資本與信息的自由流動,先進的傳媒工具和技術手段使得文化信息在世界各地迅速傳導,因而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傳承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正越來越失去固定的空間,國家和民族的邊界正在被消解。這樣,文化傳承不可能拘泥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范圍內,而是被納入世界性的文化版圖。
  既然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傳承空間被打破,那么,要使民族文化得到順利傳承,必須因勢利導,正視和參與國際性交流。盡管目前在交流中含有不平等,但進行交流是無論如何不可回避的現實。民族文化只有在交流中吸收國外先進文化成果,才能取長補短,不斷發展壯大自己,從而在多元文化的較量中站穩腳跟,得以延續;民族文化也只有在積極參與交流、參與世界文明的整體建設中,才能充分體現自己的價值,發揮自己的作用,從而在世界范圍內得以傳承。盡管經過國際交流的文化已經不是“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而是滲透進了外來文化的因素,但這種滲透并不是對民族性的否定,而是對民族性的豐富和發展,因為這樣的民族性已經被賦予新的內涵,獲得了時代規定性。
  要使民族文化得到順利傳承,除了在實踐上積極參與國際性交流之外,重要的是要在認識上或研究的方法論上有一種新的調整與轉變。這主要涉及對傳統文化如何傳承的看法問題。
  首先,應當跳出傳統文化的圈子來看待傳統文化的傳承。離開傳統文化來講其傳承,豈非奇談怪論?并非如此。這里絕非是要拋棄傳統文化,而旨在突出傳統文化傳承的視野問題。因為在全球化條件下,文化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局,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相互滲透、難舍難分,不跳出傳統文化的圈子,就不能真正看清傳統文化,也不能真正傳承傳統文化。我們的文化要走向世界,并通過世界來傳承,必然要求用全球的視野來反觀和看待我們的文化,看哪些文化成分需要繼承,哪些文化成分需要拋棄,否則,文化越傳只能離世界文明大道越遠,最后傳到死胡同里無法再傳下去。
  其次,應當從傳統文化發展的非連續性來看其連續性。文化發展的連續性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傳統得以延續、發展的保證,文化發展的非連續性則是使這一文化傳統得以躍遷、提升的重要環節。只承認連續性,就會忽視現代化所要求的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重大差異;相反,只承認非連續性,又會陷入文化虛無主義。在當代社會急劇變革的過程中,連續性和非連續性都是值得研究的,但兩相比較,非連續性的問題更值得重視。因為全球化的出現,其意義不僅僅是給社會生活帶來了一些新的變化,而實際上是劃了一個時代。全球化時代與以往社會有其重大區別,由此產生的新型文化與傳統文化自然也有著重大差異。在研究民族文化發展問題時,只有首先承認非連續性,承認兩種文化的差異,才能以時代要求的文化精神為基礎來培植新的文化精神,而后才有根據考慮連續性方面,即對傳統文化的繼承方面。而在時代要求的文化基礎沒有澄明之前,抽象地談論傳統文化的繼承問題乃是毫無意義的舉動。因為繼承的參照標準還沒有確定,要繼承什么,不繼承什么根本無法斷定。
  再次,應當從當代社會生活實踐的要求來看待傳統文化的傳承。文化傳承固然離不了歷史文獻,但更重要的還是依賴于社會實踐。看一種文化能否得到傳承以及怎樣傳承,必須依其能否在社會實踐中實際發生影響以及怎樣發生影響來確定。凡是不能參與社會實踐而與現實相脫節的文化,在其歷史發展中終歸難以傳承下去。在全球化時代,情況尤為如此。一種傳統文化能否得到健康傳承,不僅要看它能否滿足本國社會實踐發展的需要,而且要看它能否回答全球化實踐提出的重大課題。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出路就在全球化的時代要求與本國現代化實踐的交叉點上。也就是說,要確定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價值與意義,要確定傳統文化傳承的內容與方向,關鍵是要明確全球化背景下社會生活實踐所要求的文化選擇與再造過程中最需要和最急于克服的文化因素是什么。只有在問題明確之后,再來反觀傳統文化的基本素質,才能最后確定應當繼承什么、否棄什么,從而實現傳統文化與時代要求的合理對接。需要指出的是,今天講的社會生活實踐也應當有新的理解。在世界交往普遍發達的情況下,一國的社會實踐與全球性的社會實踐很難劃出嚴格的界限,“世情”或許就是“國情”的一個基本規定。這樣,關注和參與全球性的社會實踐,自然是民族文化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離開這種實踐的文化,必然是一種缺乏生活根基而最終被淡忘的文化。
  3.文化的積累。民族文化的發展并不是一個文化傳統簡單延續的過程,而主要是一個文化積累的過程。人類之所以能夠走出蒙昧時代而進入文明社會,正是通過經驗與智慧的長期積累而實現的。可以說,文化積累是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礎。民族文化積累的途徑和方式在不同的時代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化。如果說,在傳統社會,民族文化的積累主要是本民族自己經驗與創造成果的緩慢積累,那么,在歷史進入世界歷史的條件下,民族文化的積累就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文化縱向積累,同時也是一個由不同民族間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橫向積累。在全球化時代,后一種積累尤為引人注目,因而更值得研究。
  文化橫向積累的重要意義不僅僅在于為民族文化的積累開辟了一條新的渠道,更重要的在于使民族文化的積累有可能實現跳躍式的發展。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世界交往改變了文化創造、發明的重復性。馬克思曾經指出:“在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每天都在重新發明,而且每個地域都是獨立進行的。”(同上書,第107—108頁)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發明隨時都有失傳的危險。因此,“某一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只限于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域都必須單另進行……只有當交往成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只有當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斗爭的時候,保持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同上)事實正是這樣:封閉的文化發展必然帶來的是文化發明創造的重復性,因為每個國家毫無借鑒、繼承可言,一切都得從頭做起,一步步積累起來。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則打破了這種重復性,某一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向其他國家學習,直接吸取新的文化成果,從而可以避免文化發明創造上的“重復”、“浪費”,繞過“重新開始”的階段,加快文化積累的步伐。
  文化積累的途徑往往是通過文化的生產與消費來實現的。一方面,特定的文化成果是人們勞動創造的產物,這些產物凝聚著前人的智慧和力量,因而對后人來說具有客觀的存在形式,并成為文化積累的前提和起點。另一方面,文化產品也會在主體的活動中被消費,其結果是轉化為主體的本質力量,進而在主體的對象性活動中被重新創造出來,獲得新的存在形式,形成新的文化成果。文化積累就是在這種文化生產與消費的不斷作用過程中進行的。全球化條件下民族文化的積累實際上也是按照這樣的途徑和方式來展開的。不同國家、民族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因不同的歷史和傳統創造了不同的文化,由此形成了文化差異,而國際性的交往又使各個民族文化之間相互補充,通過各民族文化精華的匯合與交融,逐漸形成人類的共同文明財富。這是民族文化融入全球文明的過程。與此同時,各個國家、民族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通過消費作為人類共同財富的文化,加上自己特有的理解與消化,又形成具有個性的民族文化。這是全球文明轉變為民族文化的過程。這一轉變意味著世界先進文化成果已成為民族文化有機體的內在要素,因而是在原有文化基礎上的新的積累。這種積累不光是對原有文化的豐富和發展,同時也是對整個民族文化品格、境界的提升,是對民族文化某些局限性的克服。因此,積極參與全球性的文化生產與消費,這是民族文化積累的必由之路。
  無論是文化的生產還是文化的消費都表明,文化積累本質上是一個創造過程。文化積累并非是在原有文化故堆上的簡單添加,而實際上是一個不斷發展著的文化創造或文化再造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原有的文化不斷得到新的闡釋與改造,新的文化因素又不斷產生。這一過程的現實基礎就在于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誠如馬克思所說:“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著……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4頁)
  應當指出,文化積累并不像滾雪球那樣簡單,越滾越大,而實際上是有損有益。全球性的文化激蕩,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發展常常處于“受損”的地位,有時甚至陷入嚴重危機。但是,這種不利和危機并非一種注定的命運,只要發展中國家善于“從游泳中學會游泳”,從競爭中增強實力,那么,文化激蕩也會變為煥發文化生機、獲取文化財富的契機,文化受損也因此會變為文化受益。文化積累就是在這種充滿矛盾的過程中向前推進的。
  4.文化的建設。談到民族文化的振興與發展,免不了要提到文化建設。如何進行文化建設?同樣不能離開全球化的大背景。歷史發展到今天,一個民族的文化建設必須置于世界文化格局之中來考慮。按照這樣的要求,民族文化的建設不僅是要主動融入世界文化大潮,更重要的是要突出文化上的超越、創新。
  民族文化的發展無疑是以繼承為主線的,但繼承并不排斥超越。沒有超越,民族文化就只能在原有的水平上踏步,就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而在新的起點上得到繼承。歷史表明,文化的成功繼承總是落在那些敢于超越者的手中,只會解經注經、不敢越雷池一步者,很難把民族文化推向前進。所以,真正的繼承必然是有所超越。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待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自然不能僅僅停留于原有文化的維持上,必須以世界先進文化的水準來重新審視并合理超越本民族的文化。因為全球化實踐的新發展以及所提出的新問題,對于我們傳統的觀念以至整個傳統文化來說,實際上是挑戰多于順從。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許多重大問題,已經不是在傳統文化框架內所能回答的,而是包含著對傳統文化觀念及其前提的一種超越性要求。只有在重新批判地思考并合理地回答一些基本前提問題(如理論前提、價值前提等)的基礎上,才能夠對其作出有力的回答。要使傳統文化不致成為實踐發展的阻力,無論如何不能忽略這種超越性要求。
  民族文化要立于世界文化之林,還必須在發展中創新。全球化所導致的文化競爭的加劇,使得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日益成為一個國家能否在這場競爭中掌握主動權的關鍵性因素,成為文化競爭力的關鍵性因素。文化的興衰,全在于創新與否。看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程度,主要看其創新能力的高低。反觀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理論準備不足、文化創新能力不強,恰恰是制約許多國家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正是這樣的欠缺,成為“文化帝國主義”對這些國家進行文化“入侵”和“殖民”的一個主要突破口。就我國的文化現狀而言,雖然成績不容抹煞,但在“創新”上尚為薄弱。且不說我們在對外文化貿易中鮮有稱得上是“創新”并引起世界關注的文化產品,就是我們的文化理論研究也沒有表現出一個泱泱大國所應有的理論思維高度。像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藝批評的話題,從存在主義、接受美學、后結構主義、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一直到后現代主義,基本上是西方話語;文藝新潮中被稱為創新的部分,也大都是對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種種形式、方法的襲用。哲學研究也有類似的情形,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的存在主義一直到今天的后現代主義討論,大多復述的是西方話語。這里絕對無意于否認這些問題研究的價值,也無意于一概拒絕借用西方某些話語,而只是想說明:我們的文化應當有自己鮮明的特點,應當有自己的原創。失去了這樣的特點和原創,有什么樣的東西可以走向世界,參與全球化的文化競爭?我們應當有自己的文化話語,有自己的思想創造,有自己的文化精品,全面尋回對中華民族創新能力的自信,這正是文化建設的希望、文化發展的希望!
   三
  提出問題的目的是解決問題。面對全球化,與其被動適應,不如主動出擊。如何出擊?關鍵不在于樹起一面旗幟,喊響一句口號,而在于腳踏實地地工作。為此,應當在民族文化的發展上正確地調整我們的思路并采取相應的對策。
  1.提高“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近年來多次提到過的一個概念,“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 (引自《光明日報》2000 年11月7日)有沒有文化自覺,對于回應全球化至關重要。 失敗與挫折往往落于那些無思想準備的民族手里。強調文化自覺,事實上就要求突出文化的“民族意識”或“主體意識”。民族意識不過是民族利益的抽象表達和觀念反映。只要有民族利益的存在,就有這種意識存在和發展的理由。現在無論在網上還是在市場上,文化戰所爭奪和捍衛的并非僅僅是純文化,而實質上是民族的經濟與政治利益。既然民族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就無需諱言文化的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作為文化自覺的要義,首先有賴于民族“自我意識”的增強。每一個民族當然是一個獨特的“我”,但并非任何民族都有一個清醒的“自我”。為什么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逐漸成為西方文化的附庸?為什么這些國家日益蛻變為西方文化的游樂園?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精神上喪失了“自我”。一旦失去這種“自我”,其結果必然是不知不覺地跟著西方文化隨波逐流,最后一步步走向文化殖民。如果此時再來談論民族文化的發展,不過是天方夜譚。當然,突出自我意識,并不是要排斥全球意識。正像一個人的“自我”只有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才能意識到一樣,一個民族的“自我”也只有借助于“世界歷史”之鏡才能得到真正認識。沒有對全球的充分理解和把握,就很難生發出關于“我”在世界的存在及其價值的自覺意識。
  增強民族意識,實現文化自覺,還有賴于“危機意識”的強化。全球化條件下的文化互動,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最大危機可能是文化的“認同危機”。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曾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癥”來形容那些文化上無所依歸的民族的精神狀態,不管其用意如何,這種狀況確實是存在的。從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分裂,將是這些國家、民族發展的最大悲哀。要走出這種困境,必須喚起民族的憂患意識;要喚起憂患意識,又必須從自我反省開始。因為真正可怕的不是西方文化的威脅,而是我們自身的麻木不仁。在文化上不能自覺發現問題,就不會有求改進;沒有改進,也就不會變被動為主動。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誰能發現問題,誰就先勝一籌。
  2.調整文化心態。面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人們的心態非常復雜。在我國,有人歡呼中國文化將進入新的繁榮,有人則悲嘆中國文化正在走向墮落,也有人認為中國當代的文化逐漸走向“后殖民文化”。不同的意見當然可以討論,但要引導文化健康發展,必須克服情緒化的偏見,健全文化心態。這就是要用一種理智的、客觀的眼光來看待全球化條件下的民族文化發展。健康的文化心態,應該是開放的、發展的、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任何以全人類的名義大行其道的“文化霸權”我們是堅決反對的,而一概拒斥西方文化的“唯我獨尊”也是需要克服的。我們必須堅持文化的民族性,這一點絲毫不能含糊,因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但是,對于民族性也要有一個正確的理解。何謂“民族的”?取消原有的民族界限固然荒唐,而固守狹隘的民族主義也非合理。民族化本身就含有世界化的規定。自覺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實際上就是一個將世界的東西民族化、把民族的東西世界化的雙向并進的過程。諱言“開放”、“融入”,無異于作繭自縛。
  在這里,應當正確區分文化封閉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界限。在近年來的文化討論中,這兩種理論傾向常常混在一起,以致模糊了人們的視線。其實,二者僅有表面的相似,實質上是不同的。后殖民主義的文化批評是在全球化語境中,從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出發為自身的文化特點尋求定位,旨在推翻西方文化霸權對發展中國家文化的殖民統治,像賽義德、斯皮瓦克等人為代表的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大致如此。文化封閉主義則是無視歷史的發展,無視全球化進程中各個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只刻求于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里修復、構造自己的文化原型。這樣一來,就必然導致文化上的排他性,排他的結果只能是回避挑戰,畏懼變革,最后導致本民族文化的停滯、衰微。因此,校正文化心態,增強文化上的心理適應能力,這是推進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一環。
  3.加強文化的調適與轉換。全球化的出現標志著一個時代的開始。新的時代要求新的文化。這種文化決不是對原有傳統文化的簡單修補,而是一場新的“革命”。所謂新的“革命”,就是要適應全球化發展的趨勢,自覺地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性的調適與轉換。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能否在未來的世紀里獲得新生與發展,關鍵在于能否實現自身的現代轉換。
  要實現文化的現代轉換,必須首先處理好轉換的歷史向度問題。在全球化浪潮中,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是處于前現代、現代、后現代三個歷史向度的交匯處。前現代的東西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現代化的步伐;在前現代的影響尚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時候,后現代的思潮又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洶涌而來。這幾種東西交織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轉換的難度:一方面是文化發展中前現代因素與現代因素的緊張。“前現代因素是作為一種原始依戀的民族認同,……現代因素是與啟蒙現代性相聯系的‘文明’傳統。二者構成了民族主義內部的基本緊張關系。”(轉引自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頁)另一方面是后現代因素與現代因素的緊張。后現代因素對現代性的“消解”與“解構”,使得現代性撲朔迷離,很難予以準確把握,因而現代因素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文化究竟怎么轉換?這不是隨意確定的,而必須從本國實際出發,從本國在世界歷史潮流中所處的歷史方位出發。就我國的情況而言,我們正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階段,實現現代化是當務之急,這一客觀現實正是研究文化轉換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文化轉換的基本方向、目標。按照這一準則,無論是對前現代因素的批判、繼承也好,還是對后現代因素的吸收、抵制也好,都要接受“現代化要求”的審視與裁決。在這里,民族文化與全球化的關系問題實際上又回到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上來。這種回歸自有它的必然性,因為今天所討論的全球化是和當代社會發展的現代化緊緊連在一起的。
  4.推進文化整合。在全球化條件下,各種文化蜂涌而至,不出國門就卷入了國際文化的“漩渦”。這種錯綜復雜的文化格局給民族文化格局給民族文化發展帶來了無序的干擾,客觀上要求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是:誰來進行整合?或者說,誰來“整合”誰?這實際上涉及一個整合的主體問題。應當說,不管全球化的形勢發生怎樣的變化,文化整合的主體絕不可能是西方文化,也不可能是所謂的“全球文化”,而只能是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主體的文化整合事實上不成其為“整合”,毋寧說是“被吞并”。正確的主張應該是以我為主,博采眾長,為我所用。
  與整合的主體直接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整合的標準,即以什么樣的文化標準來整合。雖然民族文化在任何時候都是文化整合的主體,但在不同時期、不同歷史條件下,民族文化又具有不同的內涵。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講的民族文化,決不是一般的傳統文化,而主要是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要說文化整合,只能按照這樣的文化標準來進行。凡是符合這種文化要求的就應該吸納,凡是與之對立的就應該拒絕,一切都要接受這一標準的檢驗。不如此,整合是難以順利實現的;即使勉強得到了整合,其發展也可能是跛足的。在這里,應當特別提起注意馬克思考察社會有機體的方法論思想。馬克思認為,社會“有機體制本身作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于: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236頁)這一思想實際上提出了社會有機體活動的兩條基本原則:一是使各種要素“從屬于自己”的原則,一是使“器官”不斷創造、完善的原則。這兩條原則同樣適用于文化整合。文化整合不是把各種文化因素(包括殘留的因素、外來的因素等)簡單地組合在一起,而是有主有從,突出消化吸收;文化整合不是一次性的行為,而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即文化結構不斷重組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各種文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得到新的調整,同時新的文化因素應運而生。研究這些特點、規律,對于把握和實施文化整合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往往是和文化沖突相生相隨的,并且是在不斷沖突中進行的。這樣,自然又遇到如何對待整合與沖突的關系問題。不容否認,目前的世界文化交流確實是不和諧的,其間充滿著文化沖突,但是,對于沖突也不能僅僅作消極的、否定性的理解。從一定意義上說,有沖突、有碰撞,才有文化的火花,才有思想的活力。正是在碰撞、交流過程中,可能包藏和萌發著民族文化新的發展生機。從文化交流史來看,民族文化的更新與創造往往是由外部的刺激引起的。異質文化的碰撞對于文化自身的發展有其重要的意義,有時還會催生新文化的降臨。我們要求以一種理性的方式來看待和應對文化沖突問題。正確的主張應該是:既要使文化沖突保持一定張力以求發展,又要警惕過分的沖突導致民族文化的萎縮。為使文化得以有效的整合和快速的發展,必須注意把握好這一分寸。
  
  
  
哲學研究京11~19G0文化研究豐子義20012001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 作者:哲學研究京11~19G0文化研究豐子義20012001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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