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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古代文論研究學科性質的思考
關于古代文論研究學科性質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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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1927年陳鐘凡出版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起點,那么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論研究已有差不多70年的歷史。然而,令人驚異,或者說令人遺憾的是,盡管有這樣一個不算短的歷史,但我們對古代文論研究的學科性質仍不甚了然,在諸如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價值,以及與相鄰學科的關系等一系列基本問題上,仍存在不少的困惑,甚至誤解,就連學科的準確名稱,到目前仍未得到統一。我們對批評史的研究碩果累累,但對學科史的自省卻極為貧弱:陸海明在其《古代文論的現代思考》(北岳文藝出版社,1988年)中有一個統計,《古代文論研究叢刊》第一輯至第十輯共刊論文約200篇,其中最多的是對歷代文論家及著作的研究,占二分之一強,而關于學科建設的論文一篇沒有。這是1985年以前的情況,進入80年代后期,局勢雖有所扭轉,但仍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顯然,這與具有70年歷史的古代文論研究是很不相稱的,也是作為一門成熟的學科所不該有的。
  本文擬在總結70年古代文論研究的基礎上,就古代文論研究的學科性質、特點及相關問題略陳管見,希望能有助于對該問題的認識。
      學科定位
  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其科學的名稱究竟應該為何,這直接關系到我們對該學科性質的認識。
  按照有關機構的認定,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正式名稱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但在時下的教學與研究中,用來指稱本學科的,除中國文學批評史外,還有中國文學理論史、中國文學思想史、中國文藝美學史、中國詩學等名目,而所有這些,都可以籠而統之地稱為古代文論研究。究竟哪一個名稱更切合實際呢?似乎很少有人深究,反正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只要明白是在古代文論研究這個領域之內就成。這倒很符合中國古人的傳統態度,在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目下不斷地賦予新的含義,以至術語、范疇的內涵往往過于寬泛,難以準確界定。然而,古代文論研究在20年代之所以能成為一門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前提即是以科學的態度來考察分析、整理歸納,沒有這樣一種科學的態度或者說近代意識,則五四以后的古代文論研究與先前古人所為實無根本的區別。這種大而化之的態度,與建立學科所需的科學精神是背道而馳的,也是無益于科學的發展的。事實上,研究者自己也很清楚,一般說的文學批評史,與文學理論史、文學思想史、文藝美學史是有差異的,其外延并不完全吻合。例如蔡鐘翔在《中國文學理論史·緒言》中闡述該書的命名時即引陳鐘凡、羅根澤等人的看法,認為西方所謂“文學批評”一詞實與中國傳統詩文論不盡相同,故以批評史名之,并不符實。鑒于該書的主要內容著重于評述古代的文學理論,所以叫做《中國文學理論史》。羅宗強在其《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前言》中則提出,文學思想史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它與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史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對象較后兩者更為廣泛,除了研究理論與批評之外,還必須將創作也納入研究視野。將文學思想史理解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是否適宜姑且不論,這些意見至少表明,“中國文學批評史”并不是一個理想的學科名稱,它不能正確反映該學科實際的研究內涵。
  還有來自純粹理論研究方面的問題。盡管研究的對象是史,但未必就是史的研究,因為研究者的意圖并不在梳理史的脈絡,勾勒的輪廓,而在對理論術語、范疇、命題的內涵及意義作現代闡釋。換句話說,不是史的還原,而是理論的重建。再如關于古代文論體系、特色的研究,關于研究方法的討論等,目的都不在史。這類研究嚴格說來并不屬于理論史或思想史的范疇,當然也不屬于批評史的范疇,然而它仍是古代文論研究。一般說來,所謂史的研究,主要是縱向的研究,是對問題的發生發展、源流演變的考察與描述,在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我們仍沿用“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學科名稱,那么古代文論的橫向研究便很難納入其中。
  那么,為什么這樣一個并不十分確切的名稱會被采納,乃至一直沿用下來呢?這恐怕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歷史的原因。我們知道,中國古人并不熱衷于對體系的建構和對抽象問題的思辨,因此,歷史上大量存在的不是以純粹理論形態出現的論著,而是感性經驗的零散篇章,這些零散篇章主要討論的,是諸如創作、技巧、鑒賞等具體的文學理論問題,以及大量的關于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論。就中國古人的文學研究觀念而言,代替文學理論這一類別的,是典籍分類中的詩文評部分。正是有見于此,早期的古代文論研究者即便承認中國古代有自己的詩學理論,也不能不將研究的重心放在批評理論及實踐上。所以,早期的批評史編撰者大多也沒有意識到文學批評史一詞含義過窄的問題。羅宗強在為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所作的序中曾談到這一點,他說:“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創立之初,研究對象似未曾有過明確之界定。它既包括文學批評史,也包括文學理論史。就中國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之歷史狀況而言,這樣的研究對象的認定未曾不可。因為在中國古代,純粹的文學理論著作是少數,多數的文學理論著作,都包括著文學批評,即使體大思精,有完整理論體系如《文心雕龍》,也不例外地包含著大量的文學批評內容,更確切地說,它是在對于文的歷史(作品與作者)作評論的基礎上,建立它的理論體系的。……因此,從中國文學批評與理論之此種歷史狀況而言,文學批評史的對象并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而言之,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后來,隨著理論意識的逐漸增強,研究的日趨細密,文學批評史作為學科名稱才成為問題。
  再是文學批評作為術語本身內涵的寬泛。根據韋勒克、沃倫《文學原理》一書的劃分,文學研究包括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三部分。不過這種劃分并不是絕對的。正如該書所說:“文學理論不包括文學批評或文學史,文學批評中沒有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或者文學史里欠缺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這些都是難以想象的。”而我們實際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也不能僅僅歸屬于其中的某一部分,它既可以置于文學批評,也可以放到文學理論,甚至可以分屬于文學史。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則認為,上述三分法中的文學批評實際上指的是批評實踐,而一般說的文學批評往往包括了理論探討和實際批評二者,因此他贊成二分法,即將文學研究分為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兩大塊。在此基礎上,劉若愚對文學批評又作了進一步的劃分,具體如下:
    一、文學的研究
  A文學史
  B文學批評
  1、理論批評
   (Theoretical criticism)
  a文學本論
   (Theories of literature)
  b文學分論
   (Literary theories)
  2、實際批評
  a詮釋(Interpretation)
  b評價(Bvaluation)
    二、文學批評的研究
  A 文學批評史
  B 批評的批評
  1、批評的理論批評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criticism)
  a批評本論
    (Theories of criticism)
  b批評分論
    (Critical theories)
  2、批評的實際批評
     (Practical criticism of criticism)
  a詮釋(Interpretation)
  b評價(Evaluation)〔1〕
  劉若愚的這個劃分注意到了文學批評的各個層面,這種科學的精神是很值得稱道的。不過,從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角度看,這個劃分仍未表明批評史研究的具體內容。假如我們約定文學批評一詞包括理論探討和實際批評雙重含義,那么文學批評史無疑應該包括對理論史和批評史的研究,然而,將文學批評史與批評的批評同歸屬于文學批評的研究,與文學的研究相并列,似乎又將理論史的研究置于文學批評史之外。看來,不論怎樣約定,在具體使用時,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仍有不容混淆的一面,有其特定的意義。依我們之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實際上包括了上述劃分中第一部分B項“文學批評”的全部內容,同時還有第二部分B項“批評的批評”的全部內容,甚至文學史的研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外。具體些說,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包括:1、歷史上的文學本論和文學分論;2、歷史上的批評本論和批評分論;3、歷史上的批評實踐。這里說的文學本論,指有關文學本質的討論,而文學分論,則是諸如創作論、風格論、技巧論、鑒賞論等具體理論問題。批評本論、分論與此相類,指對批評本體的界定和關于批評原則、標準、方法等的探討。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如何劃分,而在如何界定。如果我們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使用文學批評,則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內容自然包括批評史的理論史,這似乎亦無不可。當年羅根澤著《中國文字批評史》就是這樣處理的,他將文學批評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情況,狹義的文學批評指“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包括批評理論和文學理論。依羅根澤的本意,中文的“文學批評”一詞,并不與西文的Criticism對應,且不雅訓,應改為“文學評論”,以“評”表示文學裁判,“論”表示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只是文學批評一詞已然沿用成習,故其書也就名為“文學批評史”了。不過,這畢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一種通融的辦法,由于學科分類越來越細,考慮到文學批評一詞在實際使用中可能造成的歧義和誤解,人們有理由要求學科名稱準確地反映出學科實際的研究內容,名實相符。既然客觀上存在著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乃至文學思想的差異,則以文學批評史囊括一切當然不是科學的辦法。
  還有一點必須提到,那就是文學批評史與文學史、文學理論的關系。盡管我們可以粗略地將文學研究劃分為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三部分,但若就文學批評史的實際研究內容而言,它很難完全歸屬為其中某一部分。不錯,從道理上說,文學批評史自然應屬于文學批評,然而細思起來,問題卻并不如此簡單。舉個例子,諸如文學風格學、文藝心理學,毫無疑問屬于文藝理論學科的研究范圍,但中國古代文學風格學、中國古代文藝心理學是否就應該劃在文學批評史的名下,不屬于文學理論呢?又如研究古人關于作家作品的評論,到底是文學史研究的對象,還是批評史研究的對象?文學理論著作在討論文學觀念或某個范疇時,免不了要追溯中國古人有關此問題的見解;而編寫文學史的人,也不會完全將古人的文學觀念(例如文筆之辨)和批評理論置于自己的視野之外。可見,在文學批評史和文學理論、文學史之間,并不存在一條明顯的界限,這種研究領域的相互滲透給文學批評史的學科定位帶來了困難,文學批評史既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又與文學史、文學理論密不可分。質言之,中國文學批評史既不能與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并列為文學研究的第四部分,又難以完全隸屬于文學史、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三者之一,這使得該學科常常處在一種不知所從的邊緣地帶。
  實際情況正是如此,近年來,屢屢會聽到這樣的意見,認為既然已有中國古代文學史、文藝學學科,再單設中國文學批評史似乎無此必要。這種意見不能說毫無道理,不能完全歸因于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輕視。因為,從古代文論研究隊伍的構成來看,純粹只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人并不太多,大多數研究者不是從文學史的角度,就是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研究批評史。而且這種現象由來已久(詳下),所以,盡管實際的研究成果足以與其它學科并列,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定位仍是一個未能徹底解決的問題。
  當然,我們指出文學批評史學科的跨界性或者說邊緣性,并不是要否定該學科的相對獨立性,而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特殊性,認識文學批評史特殊的意義和價值,從而更有利于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因此,由這種跨界性或邊緣性入手,結合對研究目的、對象與范圍的考察,將有助于我們在與相關學科的聯系與區別中確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個性,澄清以往在此問題上的若干困惑。同時,也只有當我們對古代文論研究的對象與目的進行考察,明確其特殊性所在之后,我們才有可能為該學科選擇一個能夠反映出學科特性、包容學科研究內涵的適當名稱。
      對象與目的
  一般說來,對某一學科性質的界定往往與其特定的研究對象、目的有著直接的關聯,某一學科之所以異于其它學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那么,中國文學批評史(姑且先用此名稱)特定的研究對象、目的是什么呢?
  在考察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對象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明確研究內容、研究對象、研究范圍這三個詞的具體所指。依我之見,這三個詞雖然常常混用,但實際所指不外兩個方面:一是學科涉及的理論范圍,二是研究所據的材料范圍。當我們說古代文論的研究包括古代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思潮時,我們實際上是在說古代文論研究的理論范圍;而當我們說古代文論研究包括先前文論著作中以理論形態出現的材料、以經驗形態出現的材料,乃至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的文學思想、審美價值取向時,我們實際上是在說古代文論研究所據的材料范圍。就前者而言,使用研究內容一詞似乎更為適宜,研究對象固然也包含這層意思,但容易與后者相混,不如研究內容明確;就后者而言,則不妨就用研究材料來指稱,這樣不至于與研究內容相混。不過,在實際的表述中,人們常常以研究對象一詞兼指上述兩個方面,既以相沿成習,亦不必強求一律,此處說明這一點,只是為了有助于我們區分問題的不同層面,將學科特性認識得更清晰一些。
  基于這個認識,總結古代文論70年來研究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將該學科的研究內容與研究材料臚列于下。
    一、研究內容
   1、中國古代文學批評
   A 批評理論(批評本體、原則、標準、方法)
   B 批評實踐(作家作品評論)
   2、中國古代文學理論
   A 文學本論(文學觀念、文學功用)
   B 文學分論(創作論、技巧論、形式論、通變論、鑒賞批評論)
   3、中國古代文學思想
   A 文學思潮
   B 文藝論爭
   4、中國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
   A 古代文論體系
   B 理論傾向、形態等諸方面的特征
  這只是一個一般性的劃分,從研究手段或側重點著眼,我們還可以有另一種劃分:
  1、資料整理
   A 原著的校點、注釋、翻譯
   B 索引、類書、辭典等工具書的編撰
   2、理論研究
   A 史的研究
   a綜合性的文學理論批評通史
   b側重某一方面的通史,如批評史、理論史、思潮史
   c斷代史
   d分體文學理論史
   e專題史
   f范疇史
   B 論的研究
   a專人、專著研究
   b重要命題、范疇研究
   c中外比較文論研究
   d跨學科研究
   3、學科史研究
  兩種劃分,雖然角度不同,但都屬于古代文論研究的內容。顯然,古代文論研究的內容是極為豐富的,所涉及的研究領域也是異常寬泛的。
    二、研究材料
  1、具有較強理論色彩的文論專著
  2、收入傳統詩文評中的,包括詩話、詞話等評論性論著
  3、散見于別集中的談論詩文及其它文學樣式的書信、札記、隨筆
  4、詩文詞曲專集和小說、戲曲的序、跋、評點
  5、體現在總集、選本中的文學思想、批評觀念
  6、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存在、直接表現作者文學主張的作品
  7、間接表現作者文藝思想的文學藝術作品
  8、散見于歷史、哲學、宗教、文化典籍中的相關材料
  9、口頭流傳的民間故事、傳說中隱含的文學思想
  10、代表一定時期審美觀念、趣味、風尚的藝術品
  這也還說不上就是全部研究材料,只能說沒有大的遺漏。總之,無論從研究內容還是從研究材料來看,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學科名稱實在不足以包舉上述這一切,尤其是經過70余年的發展,學科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材料較之早期有了明顯甚至是巨大的拓展,遠非昔日可比。就現實的研究而言,不要說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學科名稱過窄,就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也難以完全涵蓋。
  我們再看研究目的。
  在早期古代文論研究者的心目中,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目的,首先是作為文學史研究的一個分支,用來印證文學史。譬如郭紹虞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初版自序中便表示:他屢次想編著一部中國文學史,考慮到這是一項巨大的工作,故先寫《中國文學批評史》。“我只想從文學批評史以印證文學史,以解決文學史上的許多問題,因為這——文學批評,是與文學之演變有最密切的關系的”。王瑤在50年代初也表示過類似的意見:“我們現在研究批評史,不但不能把它和文學史的發展脫離來看,而且文學批評史正是一種類別的文學史,象小說史、戲曲史一樣,因此,不能只從形式上找相當于文學批評的概念的材料,而須考察在歷史發展中文學所受的相當于批評的影響。”(見1950年5月10日《光明日報》,《中國文學批評與總集》)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目的,那就是通過對古代文論的研究進而探討一般的具有普泛性的文學原理。與郭紹虞由文學史而治批評史不同,《中國詩學大綱》的作者楊鴻烈撰寫該書的動機,本是想編一本《文學概論》,同樣是因為范圍過大,最后才縮小為中國詩學。他自稱“最崇信摩爾頓(Richard Green Moulton)在《文學的近代研究》所說的:普遍的研究——不分國界,種族;歸納的研究,進化的研究”。可見,尋求古今中外共通的文學規律是楊鴻烈的最終追求。羅根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則兼有上述兩種意圖。他在該書的《緒論》中寫道:“我們研究文學批評的目的,就批評而言,固在了解批評者的批評,尤在獲得批評的原理;就文學而言,固在借批評者的批評,以透視過去的文學,而尤在獲得批評原理與文學原理,以指導未來文學。所以我們不能只著眼于狹義的文學批評的文學裁判,而必需著眼于廣義的文學批評的文學裁判及批評理論與文學理論。”同時,批評史研究之于文學史也有重要意義,“欲徹底的了解文學創作,必借助于文學批評;欲徹底的了解文學史,必借助于文學批評史”。
  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這兩個基本目的——印證、了解文學史和幫助、促進文學理論建設,到了50年代以后有了一些變化:一是理論建設的重要性逐漸超過了印證文學史,二是于理論建設中強調理論的民族特色。這種變化一方面意味著學科重心的轉移,另一方面也是學科趨于獨立的標志。郭紹虞在談古代文論研究時曾經指出:“當某種學科尚未成為一種獨立學科時,它常是附在它的鄰近學科中的。”〔2〕文學批評史正是如此,早先的詩文評在圖書分類中只是排在集部的后面,就是在批評史的草創時期,也還尚未完全與文學史分離,不但其目的在于印證文學史,而且在歷史分期問題上也與文學史相一致。由文學批評史轉向文學理論史,學科的獨立性才日趨明顯。
  從70年代末開始,古代文論的研究目的又多了一項新的內容:提高民族自信心。不過,這與其說是古代文論的研究目的,不如說是研究意義或作用。順帶說一句,正如我們混用對象、范圍去指稱研究內容和研究材料一樣,我們也很少有意識地區分研究目的和研究意義,而實際上這兩者是不宜等同的。大量的西方文論的譯介所造成的沖擊和震撼,使我們繼50年代之后再次感到有必要大力弘揚本民族的文學理論遺產,以避免文學理論上的失語癥。1979年,郭紹虞在《關于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研究古代文論不只是建立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徐中玉《研究古代文論的作用》(1983年)則認為,即便研究的結果只是證明某些西方文論的見解在我國古已有之。這種研究仍有必要,因為它可以給那些對自己民族文化歷史缺乏了解,缺少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人擺出真憑實據。〔3〕此后,強調古為今用,強調文學理論的民族特色,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學,以及增強民族自信心便成為古代文論研究的一致的指導思想。
  然而,到了80年代末,開始有人對這種單一化的研究目的提出質疑。羅宗強、盧盛江發表于1989年第4期《文學遺產》的《四十年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反思》開篇就討論研究目的,該文認為,研究古代文論對于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無疑是有益的,但研究目的并不止于此,它還可以幫助我們更真切地理解古典文學的特質,把審美情趣和自己民族悠久的審美傳統銜接起來,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研究歷史。簡言之,古代文論研究的目的不止在于現代,同時也在于歷史,“有時候,對于歷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目的”。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是值得重視的,其所以值得重視,一是主張研究目的的多元化,打破單一封閉的研究格局,而這與新時期以來古代文論研究領域的拓寬是相一致的;二是強調古代文論研究與文學史的關系,強調研究的歷史性,這實際上應該看作是在更高層次上的對早先批評史研究目的的一種回歸。當然,文章并不是要人們放棄從理論角度的研究,而只是指出過分強調純粹從理論角度研究、古為今用的偏頗。
  綜上所述,古代文論的研究目的主要有:
    一、面向歷史
   1、印證文學史及幫助了解其它相關學科的歷史
   2、描述古代文論的歷史面目
    二、面向當代
   1、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
   2、探求古今中外共通的文學規律
  通過對古代文論研究對象與目的的梳理,我們發現,與學科發展伴隨而來的,是研究領域的拓寬,研究目的的多元化,而這必然導致了學科的裂變,正如當年由文學史中分化出文學批評史一樣,若干原屬于批評史(廣義)的子學科也分化出來,形成與批評史(狹義)并駕齊驅的局面。縱的研究與橫的研究雙峰對峙,批評史、理論史、思想史三足鼎立,這的確是到了該給學科正名的時候了。可是,我們能將這些縱橫交錯且不斷擴展延伸的研究內容完全囊括在一個有限的名目中嗎?如果不能,那我們就必須選擇:要么仍沿用舊名,或略作改變,稱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衣服雖然窄小了些,勉強也還能穿上;要么就干脆去掉總稱,量體裁衣,分為批評史、理論史、思想史三個或更多的學科,這也未嘗不可。
  更好一些的辦法或許是,仍舊根據文學史、文學批評、文學理論這個通行的劃分,將批評史、理論史、思想史分別歸屬于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文學史研究。這是否意味著取消學科的獨立性呢?并非如此。實際上,正是由于這種取消,具體學科才得到相對的獨立,從而更有利于學科的發展與深化。
      研究主體
  關于研究主體還有必要再說幾句。
  首先我們必須正視一個基本的事實:目前從事古代文論研究的,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部分,即由文學理論研究轉向古代文論研究的理論型人材,和由文學史研究轉向批評史研究的史實型人材,就是那些一直從事批評史或理論史研究的,實際上也有各自的側重,不是偏于史,便是偏于論,真正史、論皆長者畢竟罕見。這種隊伍構成的雙重性還可從其所屬部門看出:大多數科研單位和高校極少設置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室或教研室,相當一部分古代文論研究者不是隸屬于文藝理論,就是隸屬于古典文學。當然,隸屬于文藝理論教研室者未必不能從事史的研究,隸屬于古典文學教研室者未必不能從事論的研究,然而,這種研究部門的分別多少會對其研究方向、手段產生一定的影響,并進而影響到學科的性質和特征。我們前面討論研究對象、目的、方法時曾一再提到多元化,這應該說和隊伍構成的雙重性不無關聯;另一方面,學科的跨域性、交叉性,似乎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此得到解釋。所以,古代文論研究隊伍的構成,是我們討論學科性質時不能忽略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早期的古文論研究者大多具有較好的理論素養和扎實的國學根底,這為他們從事古代文論研究、開創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人們或許會有這樣的看法,認為早期研究者主要憑借的是對史料的熟悉,其成就也主要是在古文論資料的爬梳整理上,這其實不確。客觀地說,早期古文論研究者對于當時流行的西方文藝理論都有相當的了解,而且這種了解還不是根據翻譯過來的二手材料,正如陸海明《古代文論的現代思考》一書指出的:“這門學科的奠基者和開拓者在當時正是一批勇于接納新思潮的中青年學者。劉永濟、陳鐘凡、郭紹虞、羅根澤、方孝岳、朱東潤等前輩學者,都是對文學理論采取開放性眼光的探索者。”他們在開始編撰中國文學批評史之前,已有一個“充分的理論準備階段”。我們看這一時期編著的文學批評史,會發現一個共同之處,即大多辟出專章,討論、界定諸如文學、文學批評、中國文學批評這樣一些基本的范疇、概念,而決定如此安排的,是一種強烈的科學意識,和借鑒西方文學理論來考察分析中國傳統文學思想的研究思路。譬如陳鐘凡提出“以遠西學說,持較諸夏”,而其論文學批評所附之參考書目,則有溫切斯特的《文學批評原理》(Winchester: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摩爾頓的《文學的現代研究》(Mouldon:The Mor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哈德遜的《文學研究導論》(Hudson:An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等。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追溯西方詩學史,提到了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中世紀的普羅提諾斯、朗吉弩斯、賀拉斯,文藝復興時期的丹納,以及近代英國的阿諾德(Arnrld)、布卻爾(Butcher)、柯爾文(Colvin),美國的蓋耶勒(Gayley)、司克特(Scott)、阿爾丹(Alden),法國的格魯(Geruzez)、布格得(Bourget),德國的哈德曼(Hartmann)、黑格爾等。羅根澤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緒言》中不滿于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對文學批評種類的劃分,作了更為詳盡的剖析,并將中國之文學批評與西方文學批評予以對比,指出二者的差異。這些都表明古代文論研究的先驅者們的確盡可能站在當時文學理論所達到的高度,而非只是一般地編排羅列材料。至于說在今天看來觀點陳舊,那并不足怪,這畢竟是學科的草創時期,體系的建構與材料的梳理難免會有樣或那樣的缺憾,何況所謂陳舊,不過相對于西方現代文論而言。平心而論,在當時能有這樣的理論修養,已屬不易。
  同樣,古代文論研究在八十年代的長足發展,固然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政治和學術因素,也與研究者知識結構的變化相關。如果說早期的古代文論研究主要借鑒的是西方古典文論和近代文論,那么新時期以來的研究在觀念和方法上都是現代西方的,這種理論的更新和視角的轉換直接促進了研究的深入與拓展。另外,在材料的占有上,新時期的研究者也較先前有明顯的優勢,盡管這種優勢不一定表現為研究者自身的學養。
  對于今天的古代文論研究者來說,更應該強調提高自身的研究素質。說句實在話,古代文論研究發展到今天,要想再有重大的突破,堪與前人比肩的創獲,的確具有相當的難度。在經歷過昨日的輝煌之后,人們普遍有一種學問已經做完的感覺。批評史已出至八卷本,三、四流的理論家、論著也差不多刨了一個遍,視角一再更換,方法不斷翻新,材料的收羅雖不敢說詳盡,但起碼已沒有重要的遺漏。這頗有些象從前宋人面對唐詩時的感受,但詩歌創作還可以另辟蹊徑,別出手眼,唐詩以情、韻見長,宋詩則以理、味取勝,古代文論研究又如何超越前人,超越自身呢?靠補缺檢漏,在前人沒有涉足或較少論及之處“填補空白”不失為一條路子,也確屬必要,但那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今天的研究者若想超越前人,拓寬研究領域,深化研究課題,恐怕首先必須在研究素質上高于前人,具備更高的視點,更為寬闊的眼界,或者說,不論是理論素養還是治學方法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這才可望傲視前人。
  遺憾的是,實際的情況并不那么樂觀。與早期的研究者相比,年青一代學人在理論知識上或許不無優勢,但若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對文學史、作品的熟悉,則相去甚遠。普遍輕視材料的考訂梳理,缺乏認真踏實的學風,成為這一代研究者的通病。就是在了解掌握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方面,也未能真正消化吃透,一知半解、生吞活剝的現象時有發生。相應地,在借鑒西方文學觀念、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時,簡單比附、褒貶失據的毛病也不鮮見。所以,自80年代初以來,學風問題就引起有識之士的注意,若干回顧古代文論研究史、考察現狀或討論研究方法的文章都特別談到這一點。如牟世金《古代文論研究現狀之我見》(《文學遺產》1985年第4期)一文指出:當前研究隊伍存在的矛盾是:“精于古者拙于今,長于論者失于史,偏者多而兼者寡”,“這種狀況不僅在短期內難以完全改變,且有繼續擴大的傾向”。張少康在其《古代文論研究的現狀和發展問題》(《求索》1988年第2期)中概括了學風不正的四種表現:輕率概括、實用主義、輾轉引用、望文生義,以之為影響研究深入的主要障礙。
  學風不正,根源在于研究者素質的低下,而要提高研究者的素質,除了在理論修養和國學根底兩方面下大功夫外,還必須有一種通才意識。一般說的理論修養,主要指文學理論方面的修養;而所謂國學根底,則主要指傳統的小學,即文字訓詁和版本、材料的考證之類,但實際上這只能說是基礎的基礎,研究古文論的入門條件而已。對于當今的研究者,應該還有更高的要求。就知識結構而言,在傳統方面,他必須較為深入、廣泛地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和整個文化構成,包括歷史、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在現代方面,則必須熟悉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西方自古希臘以來文學、藝術理論和審美思潮的發展流變,乃至世界文學史、藝術史,以及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等等,就治學方法而言,首先是思維方式的現代化,其次是研究手段的現代化。這樣,古代文論研究才有可能在縱向上打通古今,在橫向上融匯中外,成為一種綜合的、立體的研究,克服古今斷裂、史論脫離等不足,實現古代文論研究自身的超越。
  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必須提到,那就是研究者應該有一種學術研究的自主意識。70年的古代文論研究給我們留下很多深刻的教訓,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缺乏學術研究的相對獨立性。作為一門學科,其研究往往與一定時期的政治關系過密,削弱以至喪失了研究的學術品格;作為研究個體,則不免趨風逐流,人云亦云,因而盡管熱鬧一時,卻未能留下多少真正具有學術價值的成果。清人葉燮論詩人素質,有“才、膽、識、力”之說,移以論治學,我們的研究者并不乏才、力,但于膽、識二字則多少有些欠缺,這對于學科發展是非常不利的。缺少膽識,也就難以產生學術上的真知灼見,難以形成研究者本人的學術個性。前車之鑒,我們不該再重蹈覆轍。
  注釋:
  〔1〕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版,第2—3頁。
  〔2〕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下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0頁。
  〔3〕郭、徐文見華東師大文學所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方法論集》,齊魯書社1987年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蒸下半部
    @②原字為亻右加廖下半部
  
  
  
文學遺產京10~19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海明19981998 作者:文學遺產京10~19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海明19981998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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