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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國家、地方、民眾相互關系的理論與研究概述
關于國家、地方、民眾相互關系的理論與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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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隨著史學界對社會史研究的日益重視,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關于國家、地方、民眾三者相互關系的研究已成為熱點。在研究過程中,學者們注重區域史研究與整體史研究相結合,采取跨學科研究的方法,大量借鑒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擬對近年來國內外史學界對中國近現代國家、地方、民眾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和研究狀況做一概述。本文中“地方”的概念包含兩個方面,一為地方政權,一為區域社會。
    一、國外關于國家、地方、民眾相互關系的主要理論
  國外學者在對西方本土社會以及中國社會的研究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有關國家、地方、民眾之間相互關系的較為成熟的理論模式,其中有一部分為國內史學研究者所借鑒。
  首先中國近代國家政權建設是幾乎所有的研究中都無法回避的一個重要的問題。近代國家政權建設基本通過國家政權的擴張來實現。國家政權的擴張意味著自上而下的控制的不斷加強和推進,同時也意味著自下而上的反控制也在不斷擴大。隨著社會的整合進程的推進,國家與社會在更多領域出現了對立與合作。這里值得重視的是克里福德吉爾茨(Clifford Geertz)關于“內卷化”(involution)的理論被引用到分析國家政權擴張的問題中來。
  在考察國家與地方(社會)的基本關系時涉及較多的是“公共領域”問題,也就是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問題。對此哈貝馬斯關于“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結構性變化的研究影響巨大。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是在西歐社會中伴隨著市場經濟、資產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是指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與資產階級私人領域與國家的公共權力相區別的。我們必須清楚的看到哈貝馬斯的這一概念是有一個歷史的范疇來限定的。哈貝馬斯提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可以被看作是“私人身份的人們作為公眾聚集一起的領域,他們很快要求擁有自上管轄的公域,用它來反對公共權力自身”(注:尤根·哈貝馬斯:《公域的結構性變化》,童世駿譯,鄧正來、J.C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72頁。)。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強調了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關于公共領域的研究者很多,例如羅威廉(William T.Rowe)主張公共領域自成一體,是獨立于國家與社會而單獨存在的。
  黃宗智根據哈貝馬斯的理論內核,結合自己關于長江三角洲(注: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版。)與中國司法制度的研究提出了“第三領域”的概念。這個第三領域處于國家與地方之間,并且國家與地方都參與到第三領域中來。黃宗智認為第三領域的存在推動了中國的社會整合與近代國家政權建設。他提出由于中國社會及政權的近代化并沒有產生像西歐社會那樣的民主進程,由國家和社會共同參與的第三領域顯得格外重要。他所提出的第三領域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最大的不同在于更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合作。
  在中國市鎮網絡體系以及晚清以來城市社會結構的研究方面。施堅雅(William Skinner)以對中國市場體系的研究為基礎,結合德國學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理論,提出了中心邊緣理論。他將中國的地域分為中心地與地區系統兩個層面,提出以經濟職能作為中心地的基本職能。按照不同的中心地在經濟職能上的差異而劃分了不同的級別,以中心地的級別形成了相應的地區系統。在地區系統中施堅雅提出了核心-邊緣結構理論,在各個地區系統中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社會管理職責核心區域輕于邊緣區域(注:施堅雅:《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葉光庭等譯,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63頁。)。施堅雅認為官僚政治主要集中于中心地,而地區系統則集中了非正式政治和亞文化群(注:施堅雅:《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葉光庭等譯,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27頁。)。國家對于社會的管理與控制是以這些地區系統為基礎的,也就是以一個個的市場體系為基礎,以經濟上的中心地為管理與控制的中心,強而有力的控制往往集中于級別較高的地區系統與中心地。而非正式官僚政治與亞文化群對于社會管理的影響則通過級別由低到高為順序的地區系統向上滲透與擴散,其最終也集中到各個中心地。
  在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結構的研究中,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蕭鳳霞(Helen Siu)(注:Helen,Siu,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1989.)的研究有著較大的影響。特別是杜贊奇在對近代華北農村的研究(注: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中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的理論模式。杜贊奇認為:“文化網絡指包括不斷相互交錯影響作用的等級組織和非等級組織”(注: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杜贊奇所定義的“文化網絡”包括了幾乎中國鄉村中所有的組織,也就是說包括了所有的資源。那么無論是國家政權還是地方社會想要在公共目標上或在個別利益上取得合法性的權威,就都必須通過文化網絡來實現。這就為我們研究中國國家與地方包括民眾在內的相互關系提供了一個研究平臺。
  在國外社會學研究中,馬克斯·韋伯享有較高的地位。韋伯關于中國有其獨到見解。韋伯認為中國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獨立的市民社會,而過分依賴祖籍淵源以及親屬關系。他提出儒教承担了調節與平衡國家與地方社會關系的大部分職能,從而維持了社會運作的正常秩序(注: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王容芬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在地方社會中儒教是由士大夫與士紳控制的。有些學者如瑪麗·蘭欽(Mary B.Rankin)把士紳看作是調節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能動階層(注:瑪麗·蘭欽:《早期的中國革命黨人,上海與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1902-1911》,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中國的精英行動主義與政治變革:浙江省,1865-1911》,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魏裴德(Frederic.Wakeman. J r)、孔飛力(Philip A.Kuhn)(注: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謝亮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等學者也從近代士紳權力的擴張考察了村莊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注:轉引自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9頁。)。
  國外有關于中國近代國家、社會、民眾互動關系的理論還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在英國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中,英國人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注: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劉曉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關于中國宗族的人類學研究是具有開創性的。對中國民間宗教的研究貢獻較大的有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注:Stephan,Feuchtwang,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1978;Arthur,Wolfed,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1992.)、桑格瑞(StevenSangren)(注:Steven,Sangren,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Chinese Comunity,1987.)等。
    二、國內關于國家、地方、民眾相互關系研究的主要狀況
  改革開放以后,關于國家、地方、民眾相互關系的研究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并在眾多史學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下面便對國內學者關于這個問題研究的幾個具體領域做一個簡單的概述:
    1.市民社會(公共領域)
  目前國內關于市民社會的研究,大多借鑒了哈貝馬斯、黃宗智等有關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理論,但在運用這些理論的方法上存在著差別,形成了研究近代市民社會問題的兩大派別:一是以蕭功秦、夏唯中等人為代表的“思辯派”;二是以馬敏、朱英等人為代表的“實證派”。
  “思辯派”主要在文化領域考察市民社會,如蕭功秦認為國家政權嚴重阻礙了市民社會的發展(注:蕭功秦:《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的三重障礙》,《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3年第4期。)。夏唯中認為從歷史上看,中國中央高度集權為基礎的大一統,始終是構建市民社會的強大障礙(注: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3年第4期。)。
  以馬敏、朱英等人為代表的“實證派”主要運用西方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理論、框架來進行商會實證研究,并進而提出自己的中國近世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理論模式。他們提出了“在野市政權力網絡——市民社會雛形”一說,并探討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
  在《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一書中,馬敏、朱英指出弄清楚近代商會組織的實際運行情況,尤其是商會與行會組織和其他新式社團之間的關系,可能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他們通過對晚清蘇州商會的研究,認為晚清商會組織已經把自己的影響力滲透到城市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以商會為核心,眾多民間社團組織縱橫交錯,從而形成一個官府以外的在野市政權力網絡,控制了相當一部分市政建設權、司法審理權、民政管理權、公益事業管理權、社會治安權以及工商、文教、衛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城市經濟和社會生活。他們認為如果不拘泥于字面意義的話,可以將此在野城市權力網絡稱之為“公民社會”(或許稱為“民間社會”更為恰當)的雛形,其背后的推動者,則正是新興的近代資產階級(注: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巴蜀書社1993年版。)。馬敏在《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一書中,進一步指出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與西方相異,因為西方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是作為國家的對立面出現的,而中國早期市民社會建成的初衷,并不是與專制國家權力相對抗,而是諧調民間與官方的關系,以民治來輔助官治。晚清市民社會雛形與封建國家之間形成的,是一種既互相依賴,又互相矛盾、摩擦的復雜關系,其中,依賴的一面又占據著主導地位(注: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朱英在《關于晚清市民社會研究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清政府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推行具有近代化特征的新政改革。它的實施需要民間社會的參與,清政府在很多方面不同程度地依賴于市民社會的運作,而市民社會雛形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著對國家的特殊依賴性,國家與社會之間保持著較好的良性互動關系;另一方面,社會對國家也不僅僅只有正面的積極回應,同時也一定程度地發揮了制衡國家的作用,如在對待清朝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加征稅收的問題上,商會除了調停外也會領導商人予以抵制,使清政府加征稅收的計劃不能付諸實行(注:朱英:《關于晚清市民社會研究的思考》,《歷史研究》1996年第4期。)。
  無論是“思辯派”,還是“實證派”都認為中國近世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主要是一種良性互動關系,與強調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近代歐洲市民社會模式有著根本區別。
  此外,虞和平提出“超法的控制與反控制”的解釋框架,他認為,中國近代商會與政府的實際關系,主要是超法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注: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頁。)。但張東剛認為商會與政府的關系并非單純的“超法的控制與反控制”,處于從屬地位,而是一種獨立于國家正式權力之外的自發組織(注:張東剛:《商會與近代中國制度安排與變遷》,《南開經濟研究》2000年第1期。)。
    2.士紳階層
  一些學者通過對士紳階層的研究,來探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張仲禮認為紳士同國家的關系有雙重性質,既支撐著國家,又為國家所控制(注:張仲禮:《中國紳士》,李榮昌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王笛則引入了“公共領域”概念,認為地方士紳充分利用了國家對發展公共領域的支持擴大自己的影響,接管了部分國家權力,但雙方的沖突依然存在(注:王笛:《晚清長江上游地區公共領域的發展》,《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郝秉健通過對清代紳權產生原因的探討,認為主要是因為明清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的低度滲透為紳士提供了空間,同時也是鄉里社會所需。紳權的建立將標志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進一步強化,同時也在官民之間建立一個“緩沖”(注:郝秉健:《試論紳權》,《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高鐘則從系統論角度探討士紳在協調國家與社會關系中所起的作用(注:高鐘:《文化激蕩中的政府導向與社會裂變:1853-1911年的湖北》,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王先明認為在傳統社會中,紳士的權勢本質上是對皇權的分割。紳士對于地方社會的權勢影響,總體上是皇權的延伸或變形,是權力系統以外的社會控制力量。雖然皇權必須借助于紳權階層的社會力量才能完成對于基層社會的控制,但以保障“以一人治萬人”的社會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體系,卻始終高揚著唯一的“皇權”旗幟(注:王先明:《論“民權”即“紳權”——中國政治近代化歷程的一個側影》,《社會科學研究》1995年第6期。)。馬學強則通過對地方政務、賦役財稅這些具體問題的研究,認為鄉紳與政府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既有合作的一面,亦有沖突的一面(注:馬學強:《鄉紳與明清上海社會》,《學術季刊》1997年第1期。)。趙世瑜還通過對明末清初的山西陽城陳氏的個案研究,探討了地方士紳在協調國家與地方關系上所起的作用(注:趙世瑜:《社會動蕩與地方士紳——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陽城陳氏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徐茂明在其博士論文《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中,通過長、中、短時段的結合,從“文化權力”的視角,探討了在傳統社會中江南士紳文化權力獲得的渠道,以及其在維護文化秩序方面所發揮的功能(注:徐茂明:《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博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歷史系,2001年。)。
    3.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
  國內一部分學者對國家權力擴張問題做出了回應,這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為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擴張和滲透;一為地方社會的反控制乃至地方自治。
  國家權力擴張的過程中,自上而下的控制總是不斷的加強。部分學者運用人類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廣泛開展田野調查,通過國家頒布的一些制度來探討國家權力如何向地方社會進行擴張和滲透。王先明認為保甲制是清王朝實施鄉村社會控制的主要制度,但在鄉土社會權力制約下,國家政權向鄉村社會的延伸屢受挫折(注:王先明:《晚清保甲制的歷史演變與鄉村權力結構——國家與社會在鄉村社會控制中的關系變化》,《史學月刊》2000年第5期。)。張研也談到了清朝統治者用強化保甲制度的辦法加強其在社會的統治,造成了國家在地方上“唯保甲是賴”的局面,她認為保甲除了具有維護封建治安的主要職能外,還有代里甲督催錢糧賦稅的職能,并且還參與基層司法等地方上其他事務的管理(注:張研:《試論清代的社區》,《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鄭振滿通過考察明后期福建的財政危機,認為就國家與社會關系而言,明代地方政府的行政職能趨于萎縮,因而導致了社會控制權的下移,促成了基層社會的自治化(注:鄭振滿:《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變——兼論明中葉的財政改革》,《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1期。)。劉志偉則通過考察明清時期里甲賦役制度在廣東地區的實行情況,探討了代表國家力量的地方政府與基層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變動趨勢(注: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謝俊美通過對捐納制度的研究,認為捐納制度的開辦造成吏治的嚴重敗壞。吏治的敗壞引起了下層民眾的不滿,直接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注:謝俊美:《捐納制度與晚清吏治的腐敗》,《探索與爭鳴》2000年第4期。)。
  梁治平的《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研究了法律制度在基層社會的運行、實施情況。他運用了大量法律社會學的理論,認為黃宗智基于“清代民事法律”研究而提出的“第三領域”并不存在。他認為黃宗智套用的西方概念,夸大了民間調解與衙門判決之間的對立,事實上二者之間并非截然對立。既然并沒有截然對立的二元,第三領域就不存在。他還在文中重點探討中國傳統社會的習慣法與國家法的關系,以此作為切入口來分析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認為二者之間既存在著和諧統一,又存在矛盾沖突(注: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在國家權力擴張過程中,自下而上的反控制也在不斷擴大。這方面的研究較為集中的是地方自治。高旺通過對清末地方自治運動興起的原因及其對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這一問題的研究,探討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他認為地方自治是民間力量與政府權力互動的結果。地方自治就是地方分中央之權,中央放棄部分權力而由地方獨立行使,而清末新式紳商通過地方自治掌握了一些權力,社會影響力大大增強,又形成了對政府權威的強有力的制衡力量(注:高旺:《清末地方自治運動及其對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劉小林等談到了地方自治的影響,他們認為地方自治思潮是參政意識的產物。人們可以通過地方自治鍛煉政治能力,進而能通過自治來治理國家(注:劉小林,梁景和:《論清末地方自治思潮》,《學術論壇》1998年第2期。)。馬小泉則認為清末地方自治運動是封建統治者挽救清王朝垂危統治的一項自救措施。清政府的目的并非為了賦予人民參政議政的權利,而是為了調適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確立新的紳商“輔治”地位,以官辦自治的形式達到穩固專制政權基礎的目的。這樣地方自治不僅應以輔佐官治為指歸,而且要受政府的嚴格監督和控制,地方官員不僅可以隨時檢查監督其活動,甚至有申請督撫解散城鎮鄉議事會、城鎮董事會及撤消自治職員之權,這就決定了清末地方自治難以擺脫官治羈絆,也就難以實現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地方自治(注:馬小泉:《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紳商的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天津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梁景和還對自治機構、自治研究所、自治范圍、選舉、自治功績等方面進行探索,認為地方自治運動既得到政府的支持,又受到政府的控制,自治團體的參政活動只能在政府的框定下進行(注:梁景和:《清廷督導下的地方自治運動》,《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還有學者認為,地方自治運動促進了中國城市近代化進程(注:余子明:《清末地方自治與城市近代化》,《人文雜志》1998年第3期。)。
    4.民間信仰和傳說
  近年來,社會史研究十分注意吸收相關學科的學術方法,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也出現了學科聯合、課題整合等趨勢。如一些學者借鑒西方研究者如王斯福、桑格瑞等人的理論從民間信仰和傳說的角度探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這方面的論文很多,像陳春聲對樟林地區三山國王的系列研究、劉志偉對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北帝信仰的研究等,他們研究的區域是華南這一“邊陲社會”,主要通過對這一地區的一些神明的研究,探討中國傳統國家通過何種渠道來達到國家權力向地處邊陲地帶的基層社會滲透(注:趙世瑜:《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如陳春聲的《三山國王信仰與清代粵人遷臺——以鄉村與國家的關系為中心》一文指出,與三山國王有關的廟宇已成為跨村社的地域聯盟的標志,發揮著極強的社會功能,而地方政府也默認和利用其社會功能,又擴大了其影響,反映出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復雜的互動關系(注:陳春聲:《三山國王信仰與清代粵人遷臺——以鄉村與國家的關系為中心》,《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趙世瑜則通過對明清北京“頂”和東岳廟的個案研究,探討了在不同的地方,通過民間信仰表現出來的國家——民間社會關系會有相當不同的表現:在京師,民間社會利用了國家,國家也利用了民間社會。他認為民眾社會這樣做的目的依然是為了自己的壯大,國家能夠這樣做的目的則是為了控制民眾社會,只不過表現出來的不是激烈的沖突,而是溫和的互動而已(注:趙世瑜:《國家正祀與民間信仰的互動——以明清京師的“頂”與東岳廟為個案》,《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8第6期。)。此外,一些學者嘗試用人類學的方法,將文獻文本與口述文本進行比較,然后將其情境化,從而用新的話語系統來解釋民間傳說的文化意義,這樣有助于站在社區傳統的本來立場上達到對它的文化理解。如劉志偉的《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墳”及其傳說》一文,闡述了當嶺南文化逐漸歸化到統一的“中國文化”體系時,作為正統文化向地方社會滲透的教化手段之一——對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即廣州地區流行的“姑嫂墳”及其傳說,是如何具體展示這一歷史和文化的全過程的(注:劉志偉:《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墳”及其傳說》,《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宗族社會
  也有一些學者以宗族社會為具體研究對象,探討了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唐力行的《徽州方氏與社會變遷——兼論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一文以徽州方氏為個案研究,深入考察了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的關系。他認為傳統中國社會的變遷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周期性的治亂興衰、傳統農業社會處于相對的靜態、傳統社會轉型。而千百年來傳統中國每一次動亂都會在徽州引起回響。徽州與其他區域社會有共同點,它們都受社會整體的制約;徽州的不同點在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其具有特殊的應變力。在傳統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它以“靜”制“靜”,以“變”應“應”,始終保持著自身的穩定(注:唐力行:《徽州方氏與社會變遷——兼論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
  陳柯云也將目光投向徽州的宗族社會,探討了宗族社會與封建國家在鄉村事務管理上的關系。她通過對宗族在鄉村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影響力及其在鄉村事務中的仲裁權等問題的探討,認為宗族統治與封建政權相互支持、相互補充,使中國封建社會具有不斷自我修補、自我完善的機制。宗族統治,比較單純封建政權的統治更細密、更有效,而且鄉人在思想感情上更易于接受。宗族有效有力地控制了某些地區的鄉村,成為那里實際上的管理者和統治者,維護了封建秩序,使封建社會的基礎更加強固(注:陳柯云:《明清徽州宗族對鄉村統治的加強》,《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
  英國學者科大衛與劉志偉考察了宗族意識形態向地方社會擴張和滲透的渠道,宗族禮儀在地方社會的推廣,以及地方認同和國家象征結合起來的過程。他們認為明清華南宗族的發展,是明代以后國家政治變化和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是國家禮儀改變并向地方社會滲透過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擴展。這個趨向,顯示在國家與地方認同上整體關系的改變(注: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有學者將視線轉移到了近代宗族社會與國家的互動關系上。林濟指出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宗族社會的變遷呈兩種迥然不同的態勢:一方面,宗族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發生趨新性變化,宗族一定程度上得以改良;另一方面,小農經濟固有矛盾推動宗族社會陷入衰敗崩潰之中。這兩種旋律交相變化,最終導致以革命方式完成近代宗族社會的變遷。與此同時,宗族社會也同樣對近代國家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反作用(注:林濟:《論近代宗族社會的變遷》,《光明日報》1996年1月9日。)。
    6.民間社團
  近年來,學者們也越來越重視將民間社團作為具體研究對象,考察國家、地方、民眾互動關系。除了前面提到的商會研究之外,這里僅以會館、公所為例,略作介紹。
  王日根在他的《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一書中通過對會館的研究,為我們考察明清時期國家和社會的互動關系提供了一個新視角。作者在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現在對會館在地方社會中的作用及國家與會館的關系的討論上。作者認為明清會館在地方社會中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上,而且也體現在其對地方公共建設的捐助和支持上。他認為此時的會館實際上在執行部分的“市政”管理權。到清末民初,會館活動已和地方自治運動融為一體。同時,作者也專門探討了會館與政府的關系,并更為深入地指出會館還是明清政府與重要新型社會成分建立互動關系的聯絡紐帶和溝通橋梁(注:王日根:《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張忠民在《清代上海會館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務中的作用》一文中以清代上海的會館公所為研究對象,用了相當的筆墨探討了其與地方政府乃至清政府的關系。作者認為清代上海的會館公所與地方政府彼此之間具有一種互相依傍的關系,其在地方事務中的作用隨著清政府管理危機的加深而與日俱增,不斷擴大。到清王朝最后10年的20世紀初,上海會館公所的頭面人物已成為地方自治中最主要的中堅力量,而地方自治機構在地方事務中所起的具體作用,甚至已經超過了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注:張忠民:《清代上海會館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務中的作用》,《史林》1999年第2期。)。
  以上我們對國內關于國家、地方、民眾三者相互關系的研究狀況做了簡略的介紹,從中可以看出國內學者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的研究領域有待于擴大,思考有待于深化。我們在借鑒西方的理論進行本土研究的時候,應注意發展和形成自己的理論模式。
  收稿日期:2002-08-18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67~73K3中國近代史徐松如/潘同/徐寧20032003近年來,隨著史學界對社會史的研究日益重視,關于國家、地方、民眾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已成為熱點。國外學者在對西方本土社會以及中國社會的研究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有關國家、地方、民眾之間相互關系的較為成熟的理論模式,其中一部分為國內學者所借鑒。改革開放以后,國內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在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是對近年來國內外史學界關于中國近現代國家、地方、民眾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和研究狀況的概述。國家、地方、民眾/相互關系/理論/研究狀況/概述  "state,locality,people"/correlation/theories/condition/summaryA General Summary of the Theories and Studies of the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State,Locality and People  XU Songru,PAN Tong,XU Ning  (Humanities College,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paid to the research of social history in the historiography circle,the research for correl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e,locality and peopl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es conducted by foreign scholars on Western society and Chinese society,a series of relatively mature theoretical modules have been established,some of which have been borrowed by our scholars.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the domestic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is problem have achieved substantial fruits under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numerous scholars.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theories and research statu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y circle 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s of modern china.徐松如(1978-),男,安徽巢湖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近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200234  潘同(1979-),男,上海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近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200234  徐寧(1978-),女,安徽蕪湖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近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200234 作者: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67~73K3中國近代史徐松如/潘同/徐寧20032003近年來,隨著史學界對社會史的研究日益重視,關于國家、地方、民眾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已成為熱點。國外學者在對西方本土社會以及中國社會的研究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有關國家、地方、民眾之間相互關系的較為成熟的理論模式,其中一部分為國內學者所借鑒。改革開放以后,國內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在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是對近年來國內外史學界關于中國近現代國家、地方、民眾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和研究狀況的概述。國家、地方、民眾/相互關系/理論/研究狀況/概述  "state,locality,people"/correlation/theories/condition/summary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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