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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增加農民收入若干問題的思考
關于增加農民收入若干問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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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WTO后,增加農民收入的形勢將更為嚴峻和艱巨。必須結合農村實際,分析農民收入現狀,深入探討其癥結所在,采取行之有效的對策。
   一、農民收入的現狀
  農民收入狀況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的綜合反映,尤其是對發展中的農業大國來說更具典型意義。目前,我國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趨緩,進一步增長乏力。具體表現在:
  1.農民收入增幅連年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不斷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自1979年以來的十多年中穩定快速增長,名義年均收入增幅達14.30%。但是,進入“九五”以來,卻出現了連續4年增幅下降的現象。“九五”前四年下降8.79%,以后呈逐年下降的趨勢,特別是1999年增長幅度僅為2.22%,大大低于國民經濟增長速度。[1]
  2.農民名義收入和實際收入持續減緩。近幾年,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無論從名義收入,還是從實際收入看,都出現了持續減緩趨勢。1999年農民人均收入僅為2210元(阜陽市等農業大區僅為2100元),名義收入比上年增長2.2%,實際收入增長近3.7%,均是近幾年來增長幅度最低的。[2]
  3.農民收入增長越來越困難。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已連續3年下降,農村總體上已陷于農業減收,只能靠非農產業和外出打工增收的局面,多數純農戶實際已減收。而且農民人均家庭經營費用和生活消費支出已連續2年下降。從阜陽市調查來的資料更能說明這一情況。目前,農民收入結構較改革開放之初發生了變化,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糧棉收入下降(只占農民收入的23.4%),瓜菜收入微增(占農民收入的25.3%)。二是勞務輸出報酬收入增長較快,務農收入減少。這是因為個體私營經濟有所發展,用工量增加,加上外出打工人數迅速增加(其收入占農民純收入的20.4%)所致。三是畜牧業收入穩中有升。雖然畜產品價格近幾年下滑,但由于總量增長,畜牧業人均收入仍有所增長(占農民純收入9%)。四是個體私營經濟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當然,也應看到,不同縣、鄉、村農民收入懸殊較大,呈現兩極分化趨勢。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由1998年的0.31、1999年的0.32,上升到2000年的0.46,已超出國際上公認的合理范圍(0.3-0.4)。
  4.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如果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則城鄉居民收入之比1978年為2.56:1;1982年為1.82:1;1994年為2.86:1;1999年為2.56:1。[3]具體來說:(1)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之間始終保持一定差距。90年代前期這一差距明顯反彈,中期略有縮小,但1998年以后,在波動中呈現擴大的趨勢。僅以1999年為2.56:1為準,若按可支配收入計算,這一差距為3:1,若只考慮貨幣收入,這一差距則為4:1,若將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性補貼算進去,這一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到5-6:1。(2)生活消費差距擴大。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相當于農村居民的2.93倍。20年來,這種局面不僅沒有改變,差距還在波動中略有擴大,1999年這一比例上升到3.37倍。(3)儲蓄差距拉大。1998年底,占人口總量僅30%的城鎮居民儲蓄占到總儲蓄的80%,人均儲蓄達11324元,是農村居民人均儲蓄1201元的9.4倍,而1985年是6倍。[4]
  5.地區間農民收入差距大。1997年東、中、西部地區收入差距是2:1.4:1(以西部為1),1999年收入差距比為2:1.3:1,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農戶收入差距反而擴大。[5]中低收入農戶和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農戶基本上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區。據測算,1999年全國近80%的中低收入戶和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純農戶或一兼戶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再者,農村購買力對國民經濟的市場貢獻仍然較小。中國農民約占全國人口80%,他們的購買力對于國民經濟的總需求水平,從而對宏觀經濟景氣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1996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農村只占43.5%,不僅與農村人口80%的比重不相適應,甚至與1978年農村消費品零售額占全社會總額52%的水平相比還有所下降。[6]
   二、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
  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
  1.農業結構不合理,結構調整緩慢,仍存在“三大三小”問題。一是在種植業結構中,糧田面積大,經濟作物面積小。以阜陽市為例,據初步匡算,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與經濟作物播種面積之比為7:3。然而,近幾年糧食產量上去了,市場價格卻下來了,加上國家為減輕財政負担一再調低保護價和定購價,農民種糧的收入出現了負增長。此外,其他農產品的市場供求關系也大都處于失衡狀態,價格全線下滑,基本都降到了1992年以來的最低點。二是在農業內部結構中,種植業比例大,林牧漁比例小。三是在農村經濟結構中,一、二、三產業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比重分別為55%、39%和6%,即第一產業比例大,第三產業比例小。
  2.農業經營性收入增長持續放慢甚至下降。農民收入主要由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財產轉移性收入三部分構成。從這三項收入變化看,工資性收入和財產轉移性收入雖然有所減緩,但仍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而經營性收入增長卻持續放慢甚至下降。究其原因,(1)主要農產品產量供給相對過剩。(2)農產品價格持續下降。受農產品產量供給相對過剩影響,農產品價格水平近幾年出現了持續下降趨勢,初步形成了買方市場。據調查,目前小麥、玉米市場價格分別比1999年同期下降0.34元和0.12元。糧食收購價格1997年比上年同期下降9.8%,1998年下降3.3%;棉花收購價格雖趕不上糧食價格降幅大,但也有所下降。(3)勞動成本較高,家庭經營費用增加。2000年比1999年柴油、農膜等商品價格均有所上漲,由于農業機械的增加和冬暖式大棚的發展,柴油、農膜使用量增加,農民為此每年人均多開銷近百元。再加上化肥、農藥及一些意外開支,大大增加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4)稅費負担較重。盡管部分地區實行的稅費改革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担,但農民稅費負担仍然較重,尤其是鄉鎮機構人員超編,靠對農民征收的各種費用支撐工資及活動費用很難以減下來。
  3.傳統的農業生產組織致使經營分散,形不成規模,且集約化經營程度低。(1)一家一戶分散生產,難以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率。農村人口多,耕地少,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經營耕地2畝左右(東中部多數地區還不到2畝),戶均耕地僅7畝左右。這就決定農業生產經營難以采用規模化的現代耕作手段,播種、管理、收獲各個環節有的仍處于原始狀態。(2)農業生產仍然沒走上良性循環。生產單位規模不經濟、農業投入能力差、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低、投入產出水平低的狀況仍然沒有很好解決。農民資本擴張和膨脹發展的能力十分有限,農業生產一直沒走上自我發展壯大的良性循環。
  4.農業科技含量低,加工增值率低,農民整體素質低。盡管近幾年實行了優質品種的更新換代,但優質品種更新率低,推廣面積小。且商品率低,形不成規模,產品附加值低,多為初級產品,很難使價格上去。此外,我國農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農民多數思想觀念比較陳舊,小富即安;文化科技素質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短;市場意識淡薄,商品意識不強,大部分農民在經營上隨大流,陷入了“什么賺錢種什么,種出什么都賠錢”的怪圈,找不到增收的門路。
  5.城市化滯后。1996年以年,農業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逐年減少,拖了農民收入增長的后腿。種種原因造成近幾年農民向農業外轉移的情況很不理想,甚至是“逆向運動”。我國城鄉二元化趨勢仍然嚴重,在某些地區和范圍有加大趨勢,城鄉間生產率差距比10年前明顯擴大。中國現有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也對城市化發展有明顯阻礙。再加上其他原因,致使我國在農村城市化發展上明顯滯后。目前實際城市化水平僅為20%,與世界同類國家相比尚落后20-30個百分點,使得大量人口滯留在農村,人地關系持續緊張,城鄉二元結構難以調整,農村消費啟動困難,公用設施難以發展,導致大量資源嚴重浪費。
  6.農業發展環境有待于完善,有關政策有待放寬。近幾年農產品普遍過剩,農民增產不增收的問題十分突出。究其原因,農業發展環境惡劣和有關政策的負保護效應不可低估。由于缺乏可靠的市場信息和通暢的流通渠道,農民飽嘗“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苦果。另外,土地貧瘠化、農產品科技含量低、農村基層組織日益削弱等問題都可以從工農不平等的政策取向中找到根源。長期以來,我國推行工業傾斜發展戰略,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業和農民手中取得了大量的資本積累,導致農業生產部門的比較利益偏低,農副產品價格與農用生產資料價格的變動矛盾導致農業生產成本上升,工農產品比價不合理致使農業生產投入大,等等。
  7.農產品銷售不暢,產銷脫節,市場信息化程度低,缺少大型農貿批發市場,致使農產品積壓或耗費。長期以來,我國流通體制存在嚴重問題,使農產品流通處處受阻,制約了生產的發展。在農產品貿易上零售網點過少,往返運輸頻仍,購銷渠道單一,有時價格統得過死,加之地方保護主義作祟。另外,農村特殊的客觀條件決定農民獲取市場信息慢,盲目經營、盲目銷售現象時有發生。
   三、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和建議
  (一)狠抓農業結構調整,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1.重點突破畜牧業。我國已加入WTO,糧食在價格和品質上都沒有競爭力,畜產品和蔬菜國內市場價格低于國外市場價格,具有競爭優勢。世界上農業發達的國家往往畜牧業產值都超過種植業。我國有豐富的農業資源和飼料資源,農民有飼養畜禽的習慣,要在家庭飼養的基礎上積極推行適度規模飼養。
  2.繼續擴大蔬菜種植面積。進一步壓縮糧田,優化品種,提高效益。今后,糧食生產的方向是推廣高蛋白專用小麥為主,擴大豆類、谷類等雜糧面積,發展高油玉米和飼料玉米。同時,擴種瓜菜菌等經濟作物,尤其是冬暖式大棚蔬菜等反季節作物。
  3.加快發展林業和漁業。要根據各地實際,宜林則林、宜漁則漁。繼續完善農田林網化,搞好“三邊”(路邊、溝邊、田邊)綠化。加強果園技術管理,改善果品質量。大力推廣漁業新技術,發展多品種,以提高養殖效益。
  (二)跳出“農”字,從非農領域尋找增收突破口
  1.加快城市化進程,積極推進小城鎮建設。改革開放以來,許多農村勞動力棄農進城,尋找工作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但隨著國企職工下崗問題日益突出,農村勞動力的低成本和較廣的擇業意愿等優勢正在逐步喪失。因此,單靠進城增收路子愈加狹窄,長遠之計在于農村城鎮化,即推進小城鎮建設。小城鎮可以成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使一產人口下降,二、三產人口增長。它還可以搞活城鄉流通,打破農村的封閉性,并使商場與農戶直接組合,啟動農村消費市場,進而加快農業結構調整和農產品質的提高。
  2.促進鄉鎮企業的第二次創業,大力發展農村第三產業。目前我國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剛剛起步。要實現農村現代化,鄉鎮企業的歷史使命還遠未完成,新世紀必須搞好鄉鎮企業的第二次創業,與此相關,在農村發展以第三產業為主的非農產業,吸收部分農民專門從事這些產業,并允許他們在小城鎮定居,讓他們以非農產業為終生職業,這樣他們就可以把承包的土地轉包或租賃給其他農民經營,有意識地促進土地規模化經營。只有實現了土地的規模經營,農民的人均收入才有可能大幅度地增長。
  (三)營造寬松環境,放寬相關政策,為農民增收提供各種便利
  1.改進行政領導方法,狠抓工作落實。當前,農村經濟體制、經營方式和市場供求關系等與以前不同,而且領導對象,工作內容也有了很大變化。這就要求各級政府在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中要面對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拿出新思路,用改革創新的辦法解決前進中出現的問題。各級政府要強化服務職能,擴大服務范圍,提高服務質量,在如何搞好服務上動腦筋、做文章。要完善市場體系,建設、發展市場中介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降低市場風險,以增加農民收入。要充分尊重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采取典型示范的方法,引導農民致富。
  2.進一步加強以水利、交通為主要內容的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強本固基。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完善多元投資體制,改善農民生產和生活條件,提高農業抗御自然災害能力和綜合生產能力。對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應根據農民承受能力籌資,不足部分或大頭應由財政撥付;應根據目前農村具體情況,適當降低化肥、農藥、柴油、農膜等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以引導農民走科技興農之路;對具備養植條件的,政府要提供各種便利,政策上要引導,技術上要指導,資金上要資助,在可能的情況下發揮農業銀行、信用等金融機構的幫扶作用,為農民致富提供資金上的支持。與此同時,繼續抓好扶貧攻堅,努力改善貧困地區的生產條件,提高群眾生活水平。各行各業要加大對“三農”特別是貧困地區的支持、保護力度,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支農、惠農、助農、富農的政策措施。
  3.精簡鄉鎮機構,繼續實施和進一步完善稅費改革制度,防止農民負担反彈。鄉鎮機構不精簡,減輕農民負担就很難實現。精簡鄉鎮機構,首先是減人、減事、轉變政府職能。一個事無巨細的政府與官員尋租行為相結合,只能是一種被扭曲的市場,窒息農村經濟發展的生機與活力。歷來減人減事阻力重重、積重難返,要順利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就必須釜底抽薪、斷其財路,逼其減人減事。在機構改革、人員分流上,要按照“少而精”的原則,采取統一考核、競爭上崗的辦法,擇優使用。逐步使富余人員走上專業對口,人盡其才的崗位。其次,要進行鄉村教育經營財政支付調整,建議將中小學教師工資發放權上報到縣,在縣級財政預算中專項安排。要加大對困難鄉鎮的轉移支付力度,充分發揮鄉鎮財政職能作用,進一步規范鄉鎮財政分配行為,以收定支,按收支平衡原則統籌安排,專款專用,厲行節約,并加強對鄉鎮財政資金的檢查與監督,保障資金運行安全、高效。在稅收上,除了必要的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和農業稅附加外,不應再有其他針對農民征收的稅費項目。
  (四)更新觀念,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以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
  1.要不斷解放思想,深化對個體私營經濟的認識。要打破舊的思維方式,沖破傳統的所有制界限,從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爭論中解放出來,一切按照“三個有利于”的標準。為此,必須真正認識到:個體私營經濟在性質上,不再是游離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外的其他經濟成份,而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中”的一種所有制經濟成份;在地位上,不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而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作用上不再是“拾遺補缺”,而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有重要作用”;在存在期限上,不再是“權宜之計”,而是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與公有制經濟、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存在,共同發展。
  2.不斷加強、改善對個體私營經濟的管理和服務。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是在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到目前尚未完成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和過渡,不能適應個體私營經濟迅速發展的要求。有的地方和單位對個體私營經濟管得過嚴過死,“三亂”嚴重;有的地方和部門片面強調無為而治、撒手不管,放任自流;有的地方和部門分工不明,政出多門,都管又都不管,形成管理的空檔。因此,必須盡快扭轉目前這種局面,需要從有利于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理順政府管理體制,強化對個體私營經濟的管理服務職能,以便搞好有關的規劃、指導、協調、監督和服務等工作,形成一套適應市場經濟要求、有利于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新體制、新機制。
  3.不斷優化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環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間經濟發展的競爭主要取決于地方政府間政策環境的競爭。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快慢與環境優劣關系密切。應當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制定和完善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真正達到個體私營企業在公司的設立、各種稅費的收取、金融信貸、市場準入、對外交往、生產經營、用地等方面,與國有、集體企業享有同樣的待遇,有的要更加優惠。當前要特別重視規范收費行為,加大治理“三亂”和查處侵害個體私營業戶權益行為的工作力度,清除影響和阻礙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人為”因素。在上述措施的基礎上著力培植個體私營大戶向規模化發展,對初具規模的個體私營企業要重點扶持、重點保護,促其膨脹發展。同時,要積極鼓勵和支持個體私營企業與國內外大企業、科研單位聯姻,對中西部地區來說要吸引沿海地區乃至海外企業家來內地投資,并給予政策優惠和扶持,吸納各類優秀人才,開發名優產品,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由低水平、作坊式向規模化、高科技、外向型發展。
  (五)搞活農產品流通,促進產銷銜接
  1.強化農村信息服務,加快建設農村信息網絡。盡快建立健全縱橫交叉的信息采集、處理和發布體系,加強信息綜合分析,必要時建立信息會商制度。各級涉農部門要本著一切為“農”的理念開辟固定的信息發布窗口,定期發布宏觀性、指導性、預測性信息。有條件的地區可啟動信息入鄉工程,鄉鎮以上涉農部門利用上網將信息向村、中介組織、農村大戶和企業延伸。
  2.加快農產品批發市場建設。圍繞大宗農產品的銷售加強專業批發市場建設,采取租賃、承包、買斷等形式發展銷地批發市場。同時要注意避免批發環節和零售網點失衡的現象,不至于使商品積壓,往返運輸重復。
  3.開通鮮活農產品運銷綠色通道。當鮮活農產品出現賣難現象時,各地要開通綠色通道,憑相關部門核發的綠色通行證,或結合本地實際見貨放行,免收所有過路、過橋費,交通部門要為此提供運銷便利,保護通行。
  4.發展農村營銷隊伍。鼓勵個體私營企業、各種龍頭企業和中介組織進入農村流通領域。放手發展一批農民經紀人和運銷大戶,加強對專業流通協會建設的扶持和對農民經紀人、運銷大戶的培訓。其中,供銷系統要進一步放活機制,加強與農戶的產銷聯系,積極發展訂單農業,鼓勵境內外企業和經營者與農戶簽訂農產品產銷合同。
  5.優化農產品品種品質結構,培育農產品知名品牌。農產品品種品質如何,直接影響著農產品的銷售,因此,必須加快優良品種的引進、繁育和推廣。與此同時,建立優質安全農產品生產示范基地,建立和完善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與檢測、檢驗體系,進而加大對農產品品牌整合和名牌農產品開發力度。
  增加農民收入是新時期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戰略任務。增加農民收入已經日益關系到農業和農村能否順利發展,是關系到國內市場從而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前提性問題。從理論上講,農業發展的三個基本目標即產量目標、收入目標和環境目標各自的重要性會因農業發展階段的變化而變化。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增加產量是農業生產的主要任務,收入目標和環境目標都服從于產量目標;當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農產品供給全面絕對短缺的狀況結束后,收入目標成為農業發展的主要目標,產量目標則服從和服務于收入目標。從現實講,收入水平直接影響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進而影響經濟及社會的健康順利發展。如果農民的收入長期增長不上去,城鄉差別過大,農民的務農積極性就會受到挫傷,新階段農業的健康順利發展就會遇到最大的障礙。況且,我國農村人口多,農業需求量大,開拓農村市場具備更為有利的條件。因此,應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放在農村市場,采取有效措施,切實增加農民收入,以刺激農民消費,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
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5~8F2農業經濟導刊李金龍/賈德豐/李元華20022002本文深入分析了當前農民收入的現狀:增幅連年下降,名義收入和實際收入持續減緩,收入增長更加困難,城鄉居民收入和地區間收入差距拉大;探討了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農業結構不合理,經營性收入增長下降,生產經營分散,農產品科技含量較低,城市化滯后,農業發展環境惡劣,農產品產銷脫節。據此提出了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和建議:狠抓結構調整,拓寬農民增收渠道;跳出“農”字,從非農領域尋找增收突破口;營造寬松環境,為增收提供各種便利;更新觀念,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搞活農產品流通,促進產銷銜接。農民收入/制約因素/對策李金龍 賈德豐 李元華 中共安徽省阜陽市委黨校 安徽 阜陽 236034 作者: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5~8F2農業經濟導刊李金龍/賈德豐/李元華20022002本文深入分析了當前農民收入的現狀:增幅連年下降,名義收入和實際收入持續減緩,收入增長更加困難,城鄉居民收入和地區間收入差距拉大;探討了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農業結構不合理,經營性收入增長下降,生產經營分散,農產品科技含量較低,城市化滯后,農業發展環境惡劣,農產品產銷脫節。據此提出了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和建議:狠抓結構調整,拓寬農民增收渠道;跳出“農”字,從非農領域尋找增收突破口;營造寬松環境,為增收提供各種便利;更新觀念,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搞活農產品流通,促進產銷銜接。農民收入/制約因素/對策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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