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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濟·兼容·兼美  ——姚鼐古文理論及其文化背景概說
兼濟·兼容·兼美  ——姚鼐古文理論及其文化背景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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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109.4;I207.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608(1999)06—0109—05
  中國的散文發展源遠流長,但作為藝術散文的自覺創作,則是自韓柳古文運動始。韓柳雖以其卓越的藝術實踐,完成了對散文這種藝術形式的確立和建設,但他們對這種新文體的藝術特征,尚乏清晰的認識,因而也就提不出明確系統的藝術理論。歸有光雖在散文創作領域“開辟了一個新境界”(聞一多語),但也終未完成這一歷史使命。“桐城派”作為中國古典散文的終結,其在創作方面雖是強弩之末,無法與唐宋古文運動比擬,但在散文創作藝術理論方面,卻是集大成者。它繼承了中國的傳統文論,尤其是對唐宋八大家和歸有光的文論,加以總結和發展,建立了比較系統的散文藝術理論。僅此一點,就值得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書一筆。可惜學術界過去對桐城派文論視之過低,直到近年方有好轉。筆者認為:方苞把前代古文家關于語言修辭、章法變化的理論予以系統化,提出了散文創作的藝術技巧論——“義法”說;劉大@①繼方苞以后,深入到散文創作個性和藝術意境的領域,提出了“神氣”說;姚鼐集方、劉之大成,在綜合各種藝術因素的基礎上,論述了散文藝術的總體美——“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的交融。由藝術技巧論,到藝術意境論,再到藝術風格論,這就是桐城派散文藝術論發展的主要脈絡。
  這是拙著《戴名世論稿》(黃山書社1985年版)中的一段話,旨在勾勒戴名世在這一發展脈絡中曾起著重要的先導作用。限于篇幅,對這一“發展脈絡”本身卻未作詳細論述。為補此闕,筆者對方苞散文藝術技巧論、劉大@①散文藝術意境論已分別撰文言之,此篇則對姚鼐散文藝術理論略事解說,以了前愿。
  姚鼐散文藝術理論之核心自然是其風格論,但風格并非空中樓閣。無有效的創作途徑,創作的不是真正的藝術散文,更無散文之藝術風格可言。因而在姚鼐,創作論、文體論、風格論不是平行并列的關系,而是逐步升級的三個臺階,是層層遞進的一個較完整體系。遺憾的是,以往的有關論著對姚鼐文論似未作為一個完整之體系進行梳理,而多為零散的敘說,從中國古文論研究之先驅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到近來多種文學理論批評史莫不是如此。因而拙文論述雖極其簡略,卻力圖著眼姚氏文論之體系。
      一、三者兼濟的創作論
  姚鼐創作論的核心為義理、考據、詞章合一說。他在《述庵文鈔序》中有云: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據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據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過,而智昧于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之貴。
  姚氏生活的乾、嘉之際,漢學與宋學各立門戶,相忤甚激。兩派雖都宗經崇儒,但又都輕視詞章,如姚氏所謂“言義理之過者”,其空疏不文為宋學之弊;“為考據之過者”,其繁碎不當為漢學之病。兩者均屬“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對義理、考據、文章三者關系處理不當。方苞之“義法”說也有這種不當,所以姚鼐說:“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鑒于此,姚鼐則主張在古文創作中,將義理、考據、文章三者兼收并用,以期“能兼長者之貴”。
  就義理與詞章的關系而言,前者為精,后者為粗,精攝于粗,而粗飾于精。姚氏有云:“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與翁方綱》)因而為文不可單純“飾其辭而遺其意”。但為文若徒有精干主軀而無粗枝大葉,也會“索然無生氣”,因而姚氏又云:“達其詞則道以明,昧于文則志以晦”(《復汪進士輝祖書》);古文詞章美者,“即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閎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御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而橫出焉”。只有這樣,才能使古文獲得藝術素質,以自立于文學之林。
  就考據與詞章的關系而言,姚氏既反對繁瑣考證,又反對言之無物,他說:“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又云:“以考證累其文者,則是弊耳;以考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議證考核,其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于竭盡”——正是文之佳處。
  姚氏之“義理、考據、詞章”合一說,就作家的修養而言,是要才、學、識俱佳;就古文的創作而言,是要三途并進。有人稱“義理、考據、詞章”為古文的三要素,也有人僅視之為“學問之途”(當然也不排斥“學問”之途,此留待后文言之)。我則不以為然,而以為其為創作三途徑或程序:確立命題、發掘素材、行文章法,故稱之為創作論。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云:“惜抱自守孤勞,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于醇雅。”是對其創作論的贊賞。
      二、諸體兼容的文體論
  姚鼐在《古文辭類纂序目》中說:“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于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于古雖遠,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于時。”可見有無精當的文體論,有關古文之命運;而精當的文體論,源于正確的古文觀念。
  姚鼐的文體論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其一,以“為用不同”,分古文為13類,即: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志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姚鼐對每類文體的源流、功能及其規范都有簡明的論述,如在論辨類中指出,其“源于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后世”,其流則“退之著論取于六經、《孟子》,子厚取于韓非、賈生,明允(蘇洵)雜以蘇(秦)、張(儀)之流,子瞻(蘇軾)兼得于《莊子》”。碑志與雜記雖均屬歌功頌德,但有記事大小與是否施之金石之別,這樣就各司其職了。序跋與贈序,似皆為序類,但前者系對正文“推論本原,廣大其義”,后者則為“致敬愛,陳忠告之誼”。奏議自漢以后雖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卻與書說有別:“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書說)。”是為各有規范。就具體類別而言,姚鼐枉正了歐陽修、茅順甫對墓志、墓表司職不明之誤,糾正了司馬遷、劉向對辭賦虛實不辨之弊,使各類文體有了嚴格的界說。就整體而言,姚鼐的13類分法不簡不繁,既不像《文選》那樣“分體碎雜”,他不錄子部、史傳以及六朝古文,以純潔古文家族(錢基博云:“此分文體為十三類,每類必溯其源而竟其流,以視《昭明文選》分類碎瑣、立名可笑者,為簡當矣。”);也不像方苞《古文約選》之偏狹(方僅選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且謂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垂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不可入古文)。姚鼐不墨守唐宋古文的樊籬,而對上自秦漢下迄本朝的古文都兼收并蓄,甚至對詩歌化的散文如辭賦,以及小說化的散文如韓愈之《毛穎傳》等,都納入古文王國。使后學既有章可循,又能自由馳騁,有著廣闊的用武之地。誠如錢基博所言:“此書之善在于既分攝其英華”又“歷代文章質變,各家面貌風格,罔不可以分別體認”,“薈斯文于簡編,詔來者以途徑”。[1](p.114)
  其二,以“所以為文”,立古文“八要”說,即“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其精者指作品的內在因素:神(神韻)、理(事理)、氣(氣勢)、味(韻味);粗者指作品的外在形式:格(格局)、律(法度)、聲(音節)、色(文采)。只有精粗結合,內在因素與外在形式相輔相成,古文才能成其為古文。這八要素不僅綜合、發展了方苞之“義法”說、劉大@①之“神氣”說,而且校正了他們各自的偏頗。一般論者多易舍粗而取精,忽視藝術形式,姚鼐則認為“詩文,皆技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與翁方綱》)13類中的文章,都以此八要素組成;“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因而以此八要素為標準,對13類中文各有取舍。如奏議、詔令、箴銘等,似難成藝術散文,但由于它們或“誦忠而辭美”,或“意與辭俱美”,或“辭尤質而意尤深”,符合上列精粗八要素,所以不僅可稱為藝術散文,而且列入古文規范。而“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如此取舍,方能使古文得其“當”。
  姚鼐將13類與八要素相結合,而成《古文辭類纂》,收文700 余篇,橫呈古文家族全貌,縱顯古文發展全程。其“sōu@②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不僅是姚氏文體論的實踐產物,更成為桐城文派延綿久遠、傳薪接火之圭范。曾國藩說:“嘉、道以來,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謂學古文者求諸是而足矣,國藩服膺有年。”(《曾文正公雜著上》)吳汝綸更說:“姚選古文為古今第一善本。”(《與裴伯謙》)并一再倡言,盡廢古籍,惟保存《古文辭類纂》一書為國粹精華。
      三、陰陽兼美的風格論
  古文既有八要素,其精者構成古文內在美,其粗者構成古文形式美,兩美并存而構成古文風格美。姚氏將古文風格分為兩極: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
  其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liú@③鐵;其于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
  其得于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云,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于人也,@④乎其如嘆,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復魯xié@⑤非書》)
  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雖為古文風格美之兩極,但在姚氏看來,這兩者非但不相互對立,反倒辯證統一。姚氏雖未掙脫陽上陰下的傳統觀念,以為“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于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以為“天地之道,協合以為體”,“陽剛陰柔并行而不偏廢”,“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皆不可以言文”:損害了和諧就無所謂美。他所說的“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語遺意,有若自然生成者”,就是陰陽相濟、剛柔浸透的自然中和之美。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僅是古文風格美最基本的兩極,而非古文風格美之全部。在姚氏看來,由于陰陽剛柔的配伍不同,浸透不齊,偏勝不一,又能生成多種多樣風格的古文。他說:“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于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為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
  尤為可貴的是,姚氏不僅對古文風格美之兩極和它們的交融、變化有精湛而形象的描寫,更對其起因與形式有著較正確的論證。他說:“文章之原,來乎天地。天地之道,陽剛陰柔而已。茍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為文章之美。”而作家得乎陰陽剛柔之精而為文,“必由其人胸臆所蓄,履行為止,率然達之翰墨,揚其菁華,不可偽飾,故讀其詩如見其人”。簡而言之,“其詩即其人”;詳言之,則風格即由自然因素(天地陰陽)與社會因素(作家其人)、精神修養(胸臆所蓄)與生活實踐(履行所止)相結合的產物。
  姚氏“陽剛陰柔”說,遠可追溯到《周易》與《文心雕龍》,如《易·說卦傳》云:“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文心雕龍·róng@⑥裁》云:“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定勢》云:“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近則在一定程度上綜合和發展了方、劉之論,如劉大@①有“品藻之最貴者,曰雄、曰逸”之見,近似陽剛陰柔說;方苞有“古之作者,其人格風規,莫不與其人性質相類”之論,也近似“其詩即其人”說。只是他們都未將自己的觀點系統化,亦不似姚鼐論述精湛。因而明確而系統地提出“陽剛陰柔”兼美的風格論,是姚鼐之首創。姚氏此論亦為爾后的桐城派作家廣為接受,影響極大。如曾國藩之“古文四象”、“八字之贊”;張裕釗以“神、氣、勢、骨、機、理、意、識、脈、聲”與“味、韻、格、志、情、法、詞、度、界、色”20字分配陰陽,均為姚氏之論的推衍,然他們化系統為瑣屑,有失其精彩。
      四、了得一個“兼”字
  姚鼐古文理論之特征與魅力顯然一個“兼”字:兼濟的創作論、兼容的文體論、兼美的風格論,真可謂了得一個“兼”字。然這“兼”字的獲得,自有其文化淵源。首先就師道而言,姚鼐為學是私淑方苞、親炙姚范、劉大@①,可謂轉益多師。姚鼐有《望溪先生集外文序》言及與方苞的關系,說:
  計鼐少時,亦與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寧,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年鄉試,一至江寧,未及謁,其后遂入都。又數年,先生沒,遂至今以不見先生為恨矣。
  可見姚鼐并未曾見過方苞,只是私淑之。而姚鼐之父季和同伯父姚范,皆與劉大@①友善。姚范曾為翰林院編修,以貫通經史著名,于諸子侄中獨愛姚鼐,每談必令姚鼐傍侍,稍長即授以經學。姚鼐從18歲開始同時從劉大@①學詩與古文辭,他有《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云:
  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為戲。及長,受經學于伯父編修君,學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于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
  劉氏亦有《送姚姬傳南歸序》稱道姚鼐:“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足見師徒情深。
  姚鼐生活的時代,漢學、宋學壁壘森嚴。姚鼐卻無門戶之見,他曾欲拜漢學大家戴震為師,不意遭拒。戴震有《與姚孝廉姬傳書》云:“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作為漢學代表人物戴震婉謝姚鼐,是視之為宋學中人,道不同不相謀。然姚鼐即使未入戴氏之門,但對戴氏之治學方法卻能“兼收之”。戴氏治學之道:“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核之學。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后能考核、文章。”(《戴東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對此,姚鼐能融合并加以改造以為己所用。姚氏云:“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據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必兼收之,乃足為善”(《復秦小峴書》)。相對而言,戴氏重考核,輕文章,以為“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有所偏廢。姚氏則倡三者統一,相得益彰。誠如曾國藩所云: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以義理為質,而后詞章有所附、考核有所歸。(《歐陽生文集序》)
  其次,就其司職而言,姚鼐乾隆二十八年以32歲中進士,三十八年入“四庫全書”館。然到館不到兩年,即于冬季辭官歸里。其辭官的原因是與同僚意見不合。姚瑩《惜抱先生行狀》云,當日四庫館內“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為空疏,掊擊訕笑之不遺余力。先生往復辯難,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為敘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館內戴震、紀昀為著名漢學家,視姚鼐為宋學派代表而排斥之。葉昌熾云:“乾隆中開四庫館,姚惜抱鼐與校書之列,其擬進書題,以今《提要》勒之,十但采用二三。惜抱學術與文述(紀昀)不同,宜其枘鑿也。”(《緣督廬日記》卷四)姚鼐自43歲乞歸,至85歲去世,執教鞭長達40多年。先后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徽州紫陽書院,實則淡泊功名,只以文章傳授弟子。以“惜抱”自名其軒,即取陶淵明《飲酒》“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詩意,作為精神寫照。
  以教書為終身職業的姚鼐,有憾于“四庫全書”館內門戶之見,長期在其教席上堅守“有教無類”之準則的同時,對大江南北之文化從善如流,廣為吸收,表現為極為廣闊的文化視野,這對其文論也有積極影響。如其在揚州梅花書院執教時,受“揚州八怪”遺風余韻熏陶,而提出“陽剛陰柔”說。因為藝術大師鄭燮就有近于“陽剛、陰柔”的藝論(參鄭燮《贈潘桐岡》詩)。
  再次就其學風而言,姚鼐所處的乾隆時代是個“十全大武”的“極盛”時期。學界雖有漢、宋之爭,朝廷卻采取漢、宋調和政策。如《清史稿·儒林傳序》云:“崇宋之性通,而以漢儒經義貫立。”文壇雖派別林立,但朝廷所要求的還是高文典冊、炳炳瑯瑯的大塊文章。姚鼐雖長期遠離廟堂,卻不能不受由朝廷倡導的文化大氣候的影響。固而姚鼐為學就不同于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后”,而能“上究孔、孟,旁參老、莊,百氏之書,諸家之作,皆為咀含其精蘊,而外沈浸其辭章。是以詮經注子,纂言述事,刻峭簡切,和適齋莊。淡泊乎若無酒之@⑦蘊,希夷乎若古琴之抑揚。瀏然而來,若幽泉之出于深澗;飄然而逝,若輕云之漾于大荒”(管同《因寄軒文集·公祭姚姬傳先生文》)。其為文也不同于方苞“文章介韓、歐之間”,而認為“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有定者,所以為嚴整也;無定者,所以為縱橫變化也。二者相濟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窺吾才,乃所以達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必不能見古人縱橫變化,所以為嚴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見之矣,而操筆而使吾手與吾所見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與張阮林》)。以思深功至為根本,抒寫性靈,法有定而又無定。有定者,為一派之總脈;無定者,方顯示作家之獨創。
  可見,姚鼐有開放之胸襟,有廣闊的視野,轉益多師,虛懷若谷,為學為文故能兼收并蓄。唯其能兼收并蓄,姚鼐才能繼方、劉之后成為桐城文派之集大成者。姚瑩《惜抱先生行狀》云:
  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為文章正軌,劉海峰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于海峰,海峰贈序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為文,又不盡用海峰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恒以理勝;海峰以才能,學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文章者稱桐城云。
  可見姚鼐既兼方、劉之長,又能超越之,如吳德旋《古文緒論》云:“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劉海峰,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峰之上,故當代罕有其倫;揀擇之功,雖上繼望溪,而迂回蕩漾,余味曲包,又望溪所無也。”而桐城后學多出姚門,桐城文派之門庭實亦自姚鼐而日益擴張。曾國藩于《歐陽生文集序》中更說: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所為,而受法于劉君大@①,及其世父編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田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金天翮在《皖志列傳稿》中更突出了姚鼐作為通博之鴻儒、文章之泰斗的形象。他說姚鼐“賓接后進,氣凝色怡,士守其教,咸端愨有文。桐城家法,至是乃立。流風余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然鼐于文章、經術、義理之外,詩詞書畫,無不精究,尤精力之過絕人”。
  凡此種種,足見那了得的一個“兼”字,不僅是姚鼐古文理論特色與基礎,也造就了姚鼐作為一個集大成古文家的形象,更為姚鼐在桐城派發展史上爭得一席何等重要的地位。
  收稿日期:1999—04—15
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09~11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鐘揚20002000作為桐城派集大成的作家——姚鼐的古文理論實為一較完整的體系: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兼濟的創作論,諸體兼容的文體論,陰陽兼美的風格論。姚鼐古文理論之特征與魅力顯然在一個“兼”字,而這“兼”字的獲得,自有其文化淵源。參透這富有魅力的“兼”字,會給我們諸多有益的啟迪。姚鼐/桐城派/古文理論/文化背景鐘揚:男,1948年生,安慶師院副教授;安慶 246011。 作者: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09~11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鐘揚20002000作為桐城派集大成的作家——姚鼐的古文理論實為一較完整的體系: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兼濟的創作論,諸體兼容的文體論,陰陽兼美的風格論。姚鼐古文理論之特征與魅力顯然在一個“兼”字,而這“兼”字的獲得,自有其文化淵源。參透這富有魅力的“兼”字,會給我們諸多有益的啟迪。姚鼐/桐城派/古文理論/文化背景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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