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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突下的民族意識形態  ——論臺灣傳記文本《里程碑》和《無花果》
沖突下的民族意識形態  ——論臺灣傳記文本《里程碑》和《無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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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1590(2006)04—0090—07
  初版于20世紀60年代的《里程碑》① 和《無花果》② 為回憶與記錄日據時期臺灣知識者生存掙扎及精神困惑的有代表性的自傳體文本;作者張深切和吳濁流作為同時代人不但有著相同的殖民社會生活體驗和相似的教育背景,而且均擁有中日民族沖突激化時期的大陸經驗,這使兩部文本呈現出較高的同質性;它們均涉及殖民社會及戰爭狀態下的民族沖突及國家認同問題,《無花果》并將這一問題導致的困惑延續到戰后初期;在時間上共同完成了較為完整的對戰爭及沖突過程的回顧;空間上亦涉及臺灣、大陸和日本,③ 以及從臺灣立場出發對三者復雜糾葛的觀照。主人公在民族外部和內部雙重沖突中的不斷尋找與“突圍”也具有共同的精神特質,甚至其感懷抒情的方式也相類似:他們寄情詠懷的舊體詩均頻頻出現在文本中,其功能也基本相同。鑒于此,它們可以被當作殖民時代臺灣人,特別是知識者上下求索的精神歷程的代言者。④ 它們對歷史的記憶既是認識殖民時代的鑰匙, 也可能成為民族問題的資源被后人重新解讀;探索其中共同呈現的矛盾和困惑,以及民族意識的生成與變化,或可為民族問題的糾葛作出某種說明。
  一
  張深切曾明確表示:“筆者寫作本書的目的有二:一是欲使讀者明了臺灣的民眾,在日據時代經過了什么歷程,我們怎樣對付日本統治者,又日本統治者怎樣對待過我們。其次是希望讀者多了解臺灣的實際情形和性格,認識臺灣離開祖國五十余年,此間所受的政治教育,非獨和大陸同胞完全不同,就是語言、風俗、習慣等,都有相當的變化,連思考方法和感受性也不大一樣了。我們如果不作速設法彌補,促使雙方接近,我恐將來這微小的裂痕,會越離越開的。”⑤ 暫且不論其結論的預見性,張深切所要強調的一是殖民社會的民族矛盾,一是近現代臺灣與大陸不同的歷史命運。由于這種獨特的命運源于民族沖突和與沖突相伴的現代化進程,民族意識的復雜面向就成了探究這段歷史特質的重要切入點。
  兩部自傳文本均講述了主人公一代人所認知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沖突。他們都從父祖輩那里承續了自身的民族印記,萌生了出自血緣和傳統的漢民族意識。《里程碑》開篇以余清芳抗日和父輩在其間的經歷為記憶的起點;《無花果》也以“聽祖父述說抗日故事”開始,⑥ 民族沖突成為貫穿始終的中心議題,民族意識在沖突中被激發的歷程也與主人公的人生歷程相重合。這種民族意識源于漢民族的文化優越感,而優越感由傳統和記憶構成:民國前,“除科學和武器外,不論是衣食住,或風俗習慣,以至于倫理觀念,臺灣人還瞧不起日本人,這是使臺灣人不服日本人的最大原因:中國文化的遺產,使臺灣人保持著自尊心和驕傲。”⑦ “臺灣人以為自己是漢民族而比日本人的文化高,于是在潛意識中做了精神上的競爭。”⑧ 因此,雖然現代民族主義思想,如民族自決意識已經在吳濁流、張深切成長的時代為臺灣知識者所認知,⑨ 前現代時期早已形成的漢民族不受異族統治的觀念仍在民族意識的構成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余清芳抗日以“大明”為號;“臺灣人的腦子里,有自己的國家。那就是明朝——漢族之國,這就是臺灣人的祖國。”“臺灣人的祖國之愛,所愛的絕不是清朝。清朝是滿洲人的國,不是漢人的國,甲午戰爭是滿洲人和日本作戰遭到失敗,并不是漢人的戰敗。……臺灣人的心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而又偉大的祖國。”⑩ 吳濁流以反抗異族統治將反清和抗日相等同,把歷史和現實相連接,使歷史記憶成為民族意識的來源。由于不承認清朝是祖國,吳濁流所認可的民族傳統即需要到歷史的更深處去尋找,他心目中的祖國可能更加觀念化,想象程度更高。(11)
  張深切雖然也將反滿抗日相提并論,但對傳統的記憶顯然增加了一些內容。清朝的辮子本是異族統治的印記,可是在新的異族統治面前,它又轉化為傳統和漢民族的標記:“在要剃發當兒,我們一家人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今且剃頭受日本教育,權做日本國民,但愿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發以報祖宗之靈。”(12) 他的外祖父則抵死反抗剪辮,終于獲得赦免,“以這為終身的得意”。這表明漢民族早已接受了清帝國對自己國民身份的確定,剪掉辮子意味著改變身份和背叛傳統,這個傳統已經吸收了歷史上異民族的文化成分,即在中華民族的更高層次上,“構成這個‘民族’的不同部分、不同地區和不同地方的傳統,也都會被收編為全民族的傳統,就算其中的某些成員至今仍是世仇,他們早年的恩恩怨怨,也都會在更高層次的民族主義協調下,達成最終的和解。”(13) 同時張深切已經意識到民族傳統與現代社會的復雜關系,前述剪辮子發生于清廷滅亡、民國建立之后,臺灣人意識到維新“才能夠跟得上時代潮流”,然而“我們為要反對日本,一切的一切都要反對,連禁止裹腳、吃鴉片、留辮子都要反對。這以現代的眼光看,也許是幼稚可笑,但在當時,我們為要保持‘國粹’,民族精神,卻是很認真、很堅決的。”(14) 即當整個民族一致對外時,那些被民族內部精英視為阻礙發展的落后因素也會被當作民族表征而得到捍衛,生存和發展可能成為知識者的兩難境遇,文化傳統帶來的優越感可能在“現代”面前被削弱,被殖民者的現代化必然會面臨來自內部的壓力。
  民族意識還源于沖突下被壓迫者對自身處境的感知。直到張深切遭遇日本教官的毒打和被斥為“清國奴”以前,他雖然“在一位儒教徒,和一位典型的泛神教徒的養育之下,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國人。在異民族日本的統治下,……幼年期的生活,身穿中國衣服,嘴吃中國菜,口說中國話——閩南話,形神是十足的‘支那人’,決不能說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15) 但由于個人尚未具有明顯的民族沖突的記憶,他與生俱來的民族印記并未得到提醒,甚至在日本教育下被漸漸淡忘:“進入小學校以后,過不了半年,不僅在外觀上看不出我不是日本人,就心理方面來說,我和日本人也似乎沒有兩樣,所謂民族意識已不存在于我的腦里了。 ”(16) 然而沖突導致的損害促使他尋找解釋,“支那人”和“清國奴”的身份被再次喚醒:“打我的劍,叫醒了我的民族意識,指點我‘你是亡國奴’,亡國奴無論有多大的本領,或出類拔萃的學識,都是沒有用。亡國奴不該和有國家的國民平等,奴隸不該和主人平等。”(17) 民族意識由沉睡到被喚醒,昭示主人公的成長和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里程碑》主人公多次堅定地表白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這個民族主義者正是由殖民社會的民族沖突所造就的。誠如張深切自己所言:“也許國家民族思想,是由于國家民族對立而產生的觀念,撤銷了對立,自沒有差別的意識,沒有了差別的意識,自然不能有對立的思想。”(18) 《無花果》主人公也在具體沖突中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被殖民處境,無論是日本人和臺灣人在薪酬上的不平等,還是日臺之間異性交往受到干涉,以及無端遭受日本視學的侮辱,處處都在突顯被殖民者無可逃遁的被壓抑地位。在民族對立的客觀情境下,雙方都會把沖突歸結為民族問題,因為這是最有力的解釋方式。殖民者通過對被殖民者身份的提醒宣示自己的優越地位和壓迫行為的合理性;被殖民者則在提醒中徹底放棄對殖民者的幻想,認清自身被奴役的處境,從而強化民族意識。
  殖民地臺灣的民族意識同樣與其特殊的歷史處境相關。清帝國并未全境淪為日本殖民地,只是東南邊陲的臺灣被割讓,致使臺灣在近現代中國追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發展的進程中被迫與母體分離,被拋離了與祖國共同發展的軌道,原有地緣上即存在的與帝國中心的差異增加了變數,又因殖民宗主國的出現導致了多重的政治和文化版圖意義上的特殊性。政治上脫離祖國,但清帝國子民的印記既沒有被殖民者涂抹干凈,也沒有在被殖民者記憶中消失,清帝國和民國又與之同時共存,即同一時空下臺灣既已脫離母體,又與祖國維系著復雜微妙的關系,祖國的動向仍然對臺灣產生重大影響。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曾直接激發臺灣政治、文化抵抗運動,臺灣社會活動家和抵抗運動組織者常常到大陸積聚力量、等待時機、躲避迫害,祖國成為臺灣知識者擺脫殖民社會困境的重要選擇和精神寄居地,“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的知識分子、活躍在北平的臺灣文化人,乃至到大陸尋找出路的吳濁流,都曾把祖國當作施展抱負的舞臺。文化上宗主國文化始終未能全面取代傳統中國文化。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在時間上有傳統作支撐,空間上有祖國作后方,而無消泯之虞。然而臺灣社會畢竟因殖民統治走上了與大陸不同的發展道路,民族解放的目標亦與大陸不完全等同,“臺灣的統治者是日本人,中國的統治者(形式上)是中國人,我們要打倒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要打倒的是軍閥,中國把軍閥打倒了,便算統一,便算成功;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才能獲得解放。……臺灣的處境和祖國不同,自然我們的斗爭方策也和祖國不同。”(19) 臺灣人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因殖民統治而呈分裂狀態:“臺灣住民因是在日本統治下,所以是日本帝國之臣民或國民。但是,同樣是日本國民,日本人是統治者,臺灣人卻是被統治者。就另一方面而言,臺灣人是存在于中國的漢民族之一支流;雖然中國為臺灣人之祖國,臺灣人卻并非中國國民。”(20) 對不滿殖民統治的廣大臺灣民眾來說, 他們是有祖國而無國家的命運共同體,在反抗壓迫和尋求認同的過程中產生對祖國的期待和向往。所以,吳濁流、張深切盡管生于日據之后,受日本教育,但祖國已先于體驗存在于觀念之中:“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并不認識的父母一樣,那父母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只是以懷戀的心情愛慕著,而自以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過溫暖的生活。”(21) “我讀了祖國的歷史,好像見著了未曾見面的親生父母,血液為之沸騰,漠然的民族意識,變為鮮明的民族思想。”(22) 這種期待和向往恰恰是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相一致的大陸中國人所沒有的。張深切組織“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將臺灣反抗殖民統治的運動定義為“中國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呼吁“中國同胞們,請你們盡最大的力量,拯救處在帝國主義萬重壓迫下孤獨無援的四百萬同胞吧”(23),就是這種期待的情感表現。而當祖國期待難以實現之際,臺灣內部的凝聚力就會加強。由于意識到祖國內憂外患,無暇顧及臺灣,且“清政府已把臺灣當作戰敗的賠償品,割予日本,除臺灣自己獨立外,清政府無權收回”,(24) 張深切和他的同志們才會以民族主義的方式,把目標定位于尋求臺灣的自我解放;(25) 吳濁流戰后因對國民政府極度失望,轉而突出臺灣意識,也是這種期待幻滅后的心理反應。
  依托于對祖國的期待和想象,生發于被殖民者的切身體驗,來源于古中國的民族血緣和文化傳統,張深切、吳濁流等日據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就這樣與大陸中國人既一脈相承,又融入獨特內涵;既未完全脫離漢民族反抗異族統治的傳統特征,又吸收了民族自決、自由主義精神。更重要的是,這種民族意識或民族主義思想因臺灣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獨特經驗而凝聚了獨特的歷史記憶,既實現了張深切的寫作目標,又為今人認識日據臺灣民族意識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例證。
  二
  日據臺灣50年,既是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近現代歷史的一部分,也毋庸置疑地導致了臺灣異于大陸的特殊經歷,臺灣人在與日本和祖國的復雜糾葛中,在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分裂中,以自身共通的經驗和記憶逐漸形成民族內部的命運共同體,不但與殖民者構成沖突的雙方,也與民族內部的其他群體在歷史體驗和歷史記憶等方面產生差異,即張深切、吳濁流們所身處的正是大陸中國人不曾面對的困境;他們以臺灣人的眼光看到了只有他們才會看到的場景。《里程碑》、《無花果》中的臺灣知識者殖民時期的大陸經歷和戰后體驗正是對這種困境和場景的描述與記憶。
  如前所述,臺灣知識者的民族意識中包含著對祖國的期待和想象,他們在強大的殖民壓迫下,迫切希望借助祖國的力量擺脫殖民統治的困擾。張深切的目標尤其明確,志向也十分高遠,他在大陸期間始終沒有放棄反抗殖民統治的精神理想,乃至直接從事抗日革命活動。大陸中國廣闊的土地和雄偉的城郭曾激發起他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上海、廈門的生活和商業活動、在廣州的政治活動和在北平的文化活動都加深了他對本民族的了解和思考。和吳濁流相比,張深切在大陸的活動空間較為廣闊,所經歷的多種勢力的較量和沖突也更為復雜。與在臺灣不同的是,赴大陸的臺灣人直接面對的不再是殖民壓迫,而是民族沖突下落后貧弱的祖國。他們生存在沖突的夾縫中而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歸屬,他們的臺灣經驗也無法適用于大陸,終于不免惶惑和無所適從。“一二八”淞滬之戰,張深切為逃離險境,不得不在中日兩大敵對陣營之間時而扮演日本人,時而扮演中國人,因為臺灣人的身份只能成為可疑的存在,得不到中日任何一方的信任和理解;在北平,他不希望以占領者國民的身份出現而申報為中國籍,以致不受領日人的戰時補貼,但其子卻被要求必須入日本小學,因而有了在上學路上更換制服以隨時改變身份的尷尬和悲哀。在渴望實現理想的祖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張深切還是不能恢復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而臺灣,這個民族內部的特殊存在,得不到包括臺灣人自己在內的任何力量的正視和證實。張深切只有在光復后以戰勝國國民身份要求日本當局送臺灣人回故鄉時,才真正實現了民族身份和臺灣人身份的復歸。
  從張深切在大陸不懈追求民族解放和身份認同的痛苦經歷可以看到,阻礙其理想實現的不但有直接的殖民壓迫,以及殖民統治導致的臺灣與祖國在政治、經濟、語言文化上的差異,而且還有身份模糊帶來的尷尬處境。臺灣人作為有著不同經驗的同胞和敵對國家的國民,構成了民族內部的“他者”,在沖突下難以被接納為“我們”中的一員。雖然這一切并未動搖《里程碑》的民族情懷,但其戰后記憶的缺位顯示張深切的民族主義思想可能遇到了民族內部的嚴峻挑戰,民族內部的沖突使他不愿或不能以民族沖突下形成的民族意識加以解釋。這種缺位在《無花果》中得到了彌補。
  與張深切充滿昂揚民族意識的記憶不同,吳濁流的大陸記憶略顯混沌和灰暗。當他向往著“那無限大的大陸,有的是自由”之際,迎接他的卻是祖國的滿目瘡痍,“戰禍的痕跡”,“洪水般的野雞,乞丐的奔流”,“日本人和西洋人的優越”使他“比高唱”國破山河在’的杜甫的心情更慘”,(26) “覺得大陸上的人比臺灣人更可憫”。(27) 他單純質樸的民族情感無法應對各種政治力量的角逐,不能辨析汪精衛政權和重慶國民政府的關系,又因語言障礙無法與大陸中國人溝通;他同樣需要隱瞞臺灣人身份,因為“番薯仔”得不到大陸同胞的理解,而“開戰后日本人再也不信任臺灣人,只是利用而已”。吳濁流的“來到大陸,我這才明白了臺灣人所處的立場是復雜的”(28) 感受,也又一次印證了沖突下民族內部“他者”的存在。
  按照民族主義研究的理解,這里涉及個人或群體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問題。民族歸屬和國家歸屬相沖突的臺灣人,難以獲得所屬民族和國家對其忠誠度的絕對信任,而在要求個人或群體忠誠的背后,是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如此至高無上的利益面前,臺灣人的情感和痛苦已經被忽略,誠如吳濁流所言:“那是可悲的存在。”(29) 甚至,民族沖突的結束并不意味著這一問題能夠迎刃而解。光復后, 臺灣人從殖民統治下獲得解放,長期被壓抑的政治欲望被充分釋放,迫切希望當家作主,分享權力,在這方面對祖國和國民政府的期待比戰前更高,以致“不管張三李四,都焦急著想當個政治家”。(30) 然而在吳濁流的記憶中,殖民時期遭遇的不公正延續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不平等,同時因被認為接受“奴化教育”,臺灣人的忠誠度仍然受到質疑而無法獲得他們希望獲得的足夠的權力。“民族乃是全體公民的集稱,他們擁有的權力使他們與國家利害相關,因此公民才會真心覺得國家是‘我們自己’的。”(31) 吳濁流的戰后體驗恰恰與此相反, 祖國并沒有實現他認為在擺脫異族統治后理應實現的理想,國家也沒有成為“我們”的。因此他動員歷史記憶和現實體驗訴說臺灣人的“特異性”,找尋各種共同特征,以“共同的地域、習俗、個性、歷史記憶、符號與象征等”(32) 作為臺灣人的通性, 一方面確立臺灣人與外省人的區分標準,一方面凝聚臺灣人意識,形成民族內部的“臺灣人認同”。“族群認同的情感渲染力的確很難否認,它可以為‘我們’貼上特定的族群和語言標簽,以對抗外來或具有威脅性的‘他們’。”(33) 這里的“我們”與“他們”可以視作互為“他者”的存在,即民族沖突結束后,“他者”并未消失。可以說,從意識到臺灣人是“可悲的存在”始,吳濁流原有的漢民族意識因“我們”和“他們”的存在而出現裂痕,并在戰后社會理想的幻滅中繼續擴大、加深。
  導致歷史記憶中“我們”和“他們”繼續在戰后存在的還有臺灣與大陸分離帶來的陌生感和“殖民現代性”等因素,這些因素使現實的中國與臺灣人想象的中國產生了相當的距離。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并沒有帶給他深入了解大陸的機會,與張深切相比,他更像一位旁觀者。在戰后迎接國軍到來的一刻,他所希望見到的與他實際見到的產生了落差,他無法真切設想祖國軍隊可能有的面貌,而“殖民現代性”的影響也清晰可見:經由殖民統治,殖民者已經借助其“現代”的力量逐漸成為被殖民者模仿的對象,吳濁流希望國軍能像日軍那樣裝備齊整,紀律嚴明。無論如何,這說明“現代”的日本已經給被殖民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殖民統治及其結束提供了被殖民者有意無意間比較殖民者和祖國的可能。在《無花果》多次表示臺灣人期待在道德和文明水準上不輸與日本人后,日本更成為某種值得效法和超越的指標,似乎只有在文明和現代方面至少不低于日本,擺脫殖民統治才是令人振奮的。而國民政府令臺灣人大失所望的種種表現更加重了這種心理暗示。對祖國期待的落空和對其落后或非現代性因素的不滿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我否定,這又與對“殖民現代性”一定的傾慕有關,恰恰是被殖民者矛盾心態的集中表現。此時,如果祖國期待得以實現,祖國就可以轉化為被殖民者的自豪和驕傲,民族內部的“他們”就自然成為“我們”;如果期待落空,“他們”就依然是“他們”,而與“我們”相區隔,甚至促使“我們”“看輕”或“鄙視”祖國,直至對祖國是否有資格接收臺灣產生疑問,而對殖民者的質疑逐漸成為第二位的。由于殖民統治的解除,民族沖突在大范圍內已經緩解,所導致的苦難和不公正已轉化為記憶,不再是現實體驗;而祖國來的“他們”則因統治權的取得而取代日本殖民者,填補了殖民者遺留下的權力空間,在臺灣人心中扮演“壓迫者”的角色,使他們當家作主的期待落空,加之壓迫的現實體驗性,民族內部的沖突開始取代民族沖突,內部的“他們”可能成為外部的“他們”。這樣,原有民族沖突下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就可能在現實的不滿面前減弱,“我們”的自我認同可能增強。(34) “一旦得到好的象征以及能夠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特權者和無特權者的方法,政治沖突就會成為現實。”(35) “二二八”的出現和吳濁流對此的記憶就是證明。
  由于“我們”和“他們”的存在,吳濁流式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仍然不能歸于統一,或者說,國家、民族、政府三者并未形成共同的指向,國家的代表者因偏安一隅而合法性降低,民族內部則有了區分本省和外來兩大群體的標準,政府因“暴政”和其“外來”性質而被質疑。因此,其國家認同仍然失之混亂,民族沖突下形成的民族意識或民族主義思想并未轉變為民族國家基礎上的愛國主義情懷。“愛國主義,即對一個人所屬的國家或群體的愛,對其制度的忠誠和對其國防的熱情,”這種“所有不同種類的人所公認的思想情感”,(36) 在吳濁流的心中并未產生。事實上,民族解放并不等同于政治自由,前者也并不是后者的絕對保證,因為“民族主義和政治自由也是難以相互協調的。在任何情況下,民族政府和憲法政府都未必能夠走到一起”。(37) 期待民族解放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或簡單地比較殖民者與內部統治者的優劣,在殖民統治剛剛結束,各類沖突交織的情形下,既是被殖民者單純自然的情感反應,又可能是過于理想主義的思維。即便在今日臺灣,當原有“他們”的壓迫也已經成為記憶的時候,是意味著新的替代者的出現,還是“我們”和“他們”界限的消失,即一個理想社會的形成?
  僅從《里程碑》和《無花果》的文本呈現來看,在民族沖突下對民族意識的堅持是毫無疑問的。前者一方面相當堅決地表明其民族主義思想,在具體細節上也絕不放棄;(38) 一方面由于不涉及戰后記憶,其民族意識并未遭遇《無花果》戰后記憶所面對的困惑。后者較多地涉及殖民統治下的隱忍和無奈,以及戰后民族內部沖突下的不滿和焦慮,更突出了臺灣人的立場和民族意識的復雜面向。這里所闡釋的僅僅是歷史記憶本身,或者說僅就文本所展示的作出分析和說明,并未著力探討由情感化因素和特定立場導致的“洞見與不見”,以及這些記憶對后世的影響;借鑒對民族主義的分析來解說民族意識形態,并不意味著將歷史記憶中的民族意識等同于當下的臺灣族群民族主義,更不意味著不加分析地肯定各類民族主義主張。當《無花果》的戰后記憶被族群民族主義思潮所承續,在多次敘述中被不斷重復、擴大和演繹;《里程碑》戰后的空白也得到了“臺灣民族”想象的填補之際,文本中原有的民族意識形態已經成為新興的族群民族主義的注腳。這一現象倒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民族主義利用過去是為了推翻現在”。(39)
  注釋:
  ① 張深切《里程碑》最初于1961年由圣工出版社出版。本文參照《張深切全集》卷1、2,文經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吳濁流《無花果》最初發表于《臺灣文藝》第19—21期,1968年4月、7月、10月;1970年由林白出版社出版。本文參照臺灣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吳濁流日據期間并無日本本土長期生活經驗,但《無花果》中日本作為空間的出現是毫無疑問的。
  ④ 張深切在《里程碑·序》中談到:“世人多認為一篇有價值的小作品,或真實的小傳記,能勝過大幅偽作的時代史”;(《張深切全集》卷1,第62頁。 )《無花果》日文本加了副題“臺灣七十年的回想”,表明文本存在書寫時代史的動機。
  ⑤⑩ 張深切《里程碑·序》,《張深切全集》卷1,第62頁、第35、39頁。
  ⑥ 安德森關于“民族的傳記”的論述也非常切合這兩部傳記文本, “他們的架構是歷史的,而他們的背景是社會學的。這就是為什么有這么多的自傳是以自傳寫作者只能擁有間接的、文字上的證據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情況開始的”,“適用于現代人物的‘敘述方式’,同樣也適用于民族。”見[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體》,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3頁。
  ⑦(12)(14)(15)(16)(17)(18)(19) 《里程碑》,《張深切全集》卷1,第119~120頁,第84頁,第118頁,第140頁、第156頁、第118頁、第318頁。
  ⑧ 《無花果》,第161頁。
  ⑨ 兩個文本不約而同地多次提及民族自決、自由民主思想對臺灣人精神的啟蒙。
  (11) 按照霍布斯鮑姆的分析,“這種身為某個在歷史上曾經存在或依然存在之國家一員的成員感,很容易被轉化為民族主義原型。”存在原型的地方,民族主義的發展可能比較順利,因為“可以以近代國家或近代速求為名,來動員既存的象征符號和情感。”但二者并非同一件事。見[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88頁。
  (13)(31)(32)(33) (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第107頁、第104頁、第107頁、第203頁。
  (20) 黃英哲《張深切的政治與文學》,《張深切全集》卷1,第46頁。
  (21)(22)(23)(24)(26)(27)(28)(29)(30)《無花果》,第40頁、第166頁、第320頁、第282頁、第122頁、第132頁、第125頁、第211頁。
  (25) 張深切曾就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提出臺灣獨立的口號作出這樣的解釋:“因為當時的革命同志,目睹祖國的革命尚未成功,夢也做不到中國會戰勝日本而收復臺灣。所以一般的革命同志提出這句口號的目的,第一是要順應民族自決的時潮,希求全世界的同情;第二是表示臺灣人絕對不服從日本的統治,無論如何絕對要爭取到臺灣復歸于臺灣人的臺灣而后已。”張深切《在廣東發動的臺灣革命運動史略》,《張深切全集》卷4,第95頁。黃英哲的解釋是:“因為臺灣‘回歸祖國’是絕無希望的事情,因而退而求其次地主張臺灣獨立。”見注20,第35頁。
  (34) “人有多重認同——家庭的,性別的,階級的,地域的,宗教的,族裔與民族的。環境不同,在不同的時候這種或那種認同會優先于其他的認同。”見安東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龔維斌、良警予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7頁。
  (35) [英]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民族與民族主義》, 韓紅譯,中英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98頁。
  (36)(37)(39) [英]埃里·凱杜里(Elie Kedourie)《民族主義》,張明明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8頁、第102頁、第70頁。
  (38) 《里程碑》所有記憶均采用民國年份編年,絕不使用日本編年;民國前的年份采用“民國前×年”、“余清芳起義前十一年”或公元紀年方式。

臺灣研究集刊廈門90~9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計璧瑞20072007
《里程碑》與《無花果》/民族意識/“我們”和“他們”/歷史記憶
  Milestone and Fig/ national consciousness/“we”and “they”/historical memories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y way of using the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 on nationalism. the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aspects and changes 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ere presented with Milestone and Fig they are two autobiography texts in Taiwan. The aspects and changes include: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formed in confrontations was from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especial history situatio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erhaps not only becomes a spiritual force to resist oppression from other nation, but also was weakened in confrontations made among same nation; The complexity in colony Taiwan led to “others”formed among same nation;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of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robably change their intentions owing to nationalism ideology.
《里程碑》和《無花果》為回憶與記錄日據時期臺灣知識者生存掙扎及精神困惑的有代表性的自傳體文本,均涉及殖民社會及戰爭狀態下的民族沖突及國家認同問題,《無花果》并將這一問題導致的困惑延續到戰后初期。兩部文本在時間上共同完成了較為完整的對戰爭及沖突過程的回顧;空間上亦涉及臺灣、大陸和日本,以及從臺灣立場出發對三者復雜糾葛的觀照。本文擬引入對民族主義的分析和研究成果說明上述文本呈現的民族意識的多重面向和變化,包括:在對抗和沖突中形成的民族意識來源于民族文化傳統、個人體驗和臺灣獨特的歷史境遇;這種民族意識可以成為抵御異族壓迫的精神動力,也可能在民族內部政治文化沖突中被削弱;臺灣殖民社會復雜性導致民族內部“他者”的形成;由于特殊的歷史政治狀態,在民族沖突下形成的民族意識或民族主義思想并未發展為愛國主義;民族意識的歷史記憶可能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下改變意義。
作者:臺灣研究集刊廈門90~9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計璧瑞20072007
《里程碑》與《無花果》/民族意識/“我們”和“他們”/歷史記憶
  Milestone and Fig/ national consciousness/“we”and “they”/historical memories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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