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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起源芻議——兼論意識形態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
冷戰起源芻議——兼論意識形態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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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國都已公認,所謂的冷戰已經結束,但是冷戰思維及氛圍至今仍未徹底消散,并且爭論半個世紀的所謂冷戰問題再度沸沸揚揚,幾乎成為熱點(注:目前在Internet上僅在yahoo上有關“冷戰”的網址就有91個,網頁為117341個;其中關于“冷戰起源”的網頁有11432個(參閱http://search.yahoo.com/search?p=cold+war&hc=2&hs=91&h=s&b=59)。顯然其中還未必包括西方全部的有關信息,也未包括中國及俄國等國的有關信息。可見冷戰問題引起人們的廣泛興趣。以冷戰勝利者出現的西方相繼成立了一些學術機構,其中比較重要的是1991年開設的美國華盛頓的威爾遜學者國際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Scholars),國際研究部所開設的“冷戰國際關系史項目”——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參見http://wwics.si.edu/ABOUTWWC,其中相繼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冷戰的重要檔案,參見http://cwihp.si.edu/cwihplib.nsf;1997年美國哈佛大學戴維斯俄羅斯研究中心(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設立的哈佛冷戰研究計劃Harvard Project on Cold War Studies(HPCWS),參見http://www.fas.harvard.edu等。西方學者先后在歐美各國召開了若干次國際學術會議,研討冷戰問題。獨立后的大多數俄羅斯學者摒棄前嫌,轉變立場,與西方學者聯席研討冷戰問題,共同研究“斯大林與冷戰”等課題,挖掘了大量檔案資料,發表了許多論著。俄國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抽調了各研究機構的學者,專門組織了冷戰史研究組。參見俄國史學家丘巴里揚著《冷戰新史》,載《近現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 1997年第6期。關于西方冷戰起源的理論流派及其發展情況,美國哈佛大學的研究生理查德·維特進行了認真、詳細、周全地梳理和分類,是我們了解西方冷戰起源問題研究發展與現狀的有益的導讀和索引,參見那林斯基主編《冷戰:新方法和新資料》отв.ред.М.М.Наринский:Холодная воǚна:новые nодходы,новые маmерuалы,莫斯科1995年版,第11-47頁。近幾年,中國不僅引進并接受了“冷戰”概念,而且相繼出版了不少有關冷戰的著作和譯作,僅北京國家圖書館“冷戰”詞條所列的書目就有33條。參見http://www.nlc.gov.cn/cgi-bin/qry.pl。)。對于人類社會一段正常歷史的這種近乎不正常的反應,應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和認真反思。而對“冷戰”用語本身及冷戰起源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則是最基本的課題。
      一
  二戰以后,隨著國際關系的變化和發展,“冷戰”這一產生于西方的稱謂,隨著冷戰的結束而輸入東方并為所有國家所認可、使用,至今幾乎成為毫無異議的約定俗成的稱謂。然而,這一概念是否科學合理、切實得當,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對于二戰后首先使用“冷戰”一詞的第一人盡管尚無一致說法(注:有人認為二戰剛剛結束,英國作家喬治·奧韋爾于1945年10月首先使用“冷戰”一詞。也有人認為,1946年初美國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為美國參議員起草的演說中首先使用了“冷戰”一詞。最終,美國政論家李普曼以“冷戰”為題發表論著。),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這一用語是二戰及戰后時代的產物。厭惡戰爭、向往和平是戰后民眾的共同愿望和普遍心態。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大國之間利益爭奪的減弱和結束。為了概括或渲染這種大國之間潛在的爭奪,敏感、善于制造新聞的媒體人物或是別有用心的政治家,抑或其他某些人,創造了“冷戰”這一用語。最初這一具有某種色彩的用語對于戰后世界戰爭具有某種警示使用,反映了對戰后局勢發展的普遍担憂和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人們要求并珍惜和平、厭惡和預防戰爭的普遍心理。不過,“冷戰”這一曾被歷史埋沒,二戰后被賦予新涵義的用語,并非科學嚴謹的政治術語和概括當時大國關系的科學概念。
  “冷戰”在理論和邏輯上不科學、不嚴密,實際上也不能反映當時大國之間關系的實際狀況,而且,具有一定的負面效應。
  戰爭與和平是相互依存的:和平中潛伏著戰爭,戰爭促成和平。然而,它們又是兩個截然不同而對立的范疇和現象。它們之間是排它的,非此即彼。兩者之間存在模糊甚至膠著的現象:和平狀態下的局勢緊張、武裝對峙,乃至戰爭期間的近乎和平的休戰、停戰等。但是,它們之間的界線是清晰而毫不含混的:無戰爭即是和平。一旦發生武裝沖突,和平局面即被打破而轉為戰爭狀態。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和平是較長期的現象,而戰爭是相對短暫的和平間的插曲。這也反映了人類的普遍愿望。看來,首倡“冷戰”用語的人或許是為了以此警示人們防止戰爭。而后來的西方政治家和學者逐漸默認了這一概念并用來概括當時東西方和平對峙的局面。
  從所謂冷戰的整個時期來看,既沒有發生世界大戰,也沒有發生大國之間的直接大規模戰事。在此期間雖然沖突頻仍,小戰不鮮,乃至大國之間時有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緊張對抗,而且軍備、尤其是核軍備及競賽達到空前的地步,然而,這一時期最終沒有打破世界和平,仍然保持了全球的大致穩定,總的說來,屬于和平時期,是對峙的雙方之間兼有對話與對抗、緊張與緩和而趨向對話與緩和的時期,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國家或集團之間在和平狀態下,進行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科學技術)、思想文化、國民生活水平諸方面的較量,是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說世界總體處于和平狀態并不是否認國家之間在利益和安全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爭斗。至于備戰乃至戰爭,那是各國軍方始終考慮的永恒主題,是他們的職業,而不是國家對外政策的全面和經常的題目。另外,“冷戰”這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對以蘇美對峙為主的世界政治格局的概括,很難說明后期變幻復雜的國際關系格局。總之,“冷戰”這一狹窄、片面的用語,無法涵蓋戰后長期豐富的歷史內容,只強調了軍備競賽對峙的一面,而忽略了和平這一時代主流和主要現象。
  從戰爭的角度或是從和平的角度觀察、概括和界定客觀局勢,除了是否符合實際外,其影響和后果也大不相同。“冷戰”這一劃歸為戰爭或用戰爭來形容緊張關系的說法不免存在某些誤導作用,加重了戰爭式的對抗意識和氣氛,致使不少研究者動輒論證“冷戰的爆發”,追究挑起冷戰的責任——這一不存在戰爭罪犯和禍首的問題;而且,這種產生于“戰爭”角度認識世界局勢的用語使參與者潛意識地處于臨戰狀態而追求克敵制勝,加重了戰爭的氣息和氛圍。這不符合人們普遍的要求和平心理,也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新聞媒體以及政治家的思維和決策,而不利于維持世界和平。相比之下,所謂的“冷和平”或解體前夕蘇聯學者提出的“核和平”(ядерный мир)(注:參見札格拉金《蘇維埃外交成敗史》Н.В.Загладин,Исmорu усnхов u неудач совеmкоǚ дunломаmuu,莫斯科國際關系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頁。)從邏輯上和實際上更貼近于當時和平對峙的局面,也能從心理上減緩“戰”的情緒,而增加“和”的氣氛。因而,即便我們繼續使用冷戰這一概念,也有必要予以澄清和說明,清除用不符合實際、具有負作用的“冷戰”概念來概括當時和平對峙的非戰爭狀態所造成的誤解,阻止當今某些人繼續使用冷戰思維思考并處理國際問題——現在人們已經再度明顯感覺到了這一點。
      二
  以往對冷戰起源的研究往往追究冷戰對峙雙方的責任。半個世紀以來,曾經相互指責的雙方先后改變了自己所指責的對象,而且,大有自我反思甚至異化逆反的趨勢:西方在冷戰起源問題上不斷自責(注:西方從系統的修正學派開始,經溫和修正學派、后修正學派到蘇維埃史學派,都把挑起冷戰的責任歸到美國方面。參見理查德·維特《冷戰起源的西方理論》Р.Узйтц,Заnадные mеорuu холодноǚ воǚны,引自那林斯基等主編《冷戰:新方法和新資料》,第38-39頁。),而蘇聯尤其是獨立之初的俄羅斯則批判揭露蘇聯的對外政策。這是不可避免的認識過程。不過,研究冷戰起源問題,不宜從某一當事國角度出發,更多地糾纏于某方的責任,而應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著重分析這種歷史現象的原因。
  所謂冷戰起源問題,實際上是二戰后的國際關系問題,特別是大國關系問題。在二戰的勝利使蘇美英三大國由熱戰中的盟友轉變為冷戰中的對手。這一轉變并非單獨某一方或某個人的作用或過錯,而是由諸多因素和條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種歷史的必然性。
  許多研究者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認為大國間意識形態的差別在冷戰起源和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固然,意識形態在冷戰起源過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并非意識形態,而是國際關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國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國家關系態勢。從這個角度講,二戰后,意識形態表面上把世界簡單地一分為二,實際上國家間的相互關系要復雜得多。
  毫無疑問,美蘇兩國是最終形成的所謂冷戰的主要對手,不過,在二戰后三國關系緊張過程中,歷來撥弄歐洲大國關系是非的英國是最先的發難者,而丘吉爾則是所謂冷戰的始作俑者。
  20世紀上半期,日趨衰落的英帝國在歐洲外交中仍然堅持其不變的“只有永恒利益”的外交原則,因襲其慣用的歐洲均勢的外交策略。二戰爆發前,在西方、希特勒和蘇聯復雜的三角智斗中,英國拙劣的綏靖政策招致蘇德聯手而引火燒身。當斯大林與強盜聯手而終受其害時,丘吉爾不啻松了一口氣。英蘇兩國的當務之急——共同抵抗大敵法西斯——暫時掩蓋著兩國之間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然而,他們之間的利益之爭和觀念之別并沒有化解,而是潛在地進行較量,甚至在戰爭緊急的時刻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國。丘吉爾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初援助蘇聯抗德的演講中沒有掩飾其對蘇聯的惡感;在開辟歐洲第二戰場問題上,他為了本國利益而百般拖延。二戰戰時外交過程中,丘吉爾那種大度的戰略膽識和他那斤斤計較的小動作典型地反映了英國外交精明清醒的商業意識,同時散發著紳士風度下的市儈氣息。
  當歐洲戰場形勢越來越有利于蘇聯時,英國政府首腦那種大戰略、小氣量的反差和弱點也日益顯露出來。從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磨磨蹭蹭的慢拳中,在歐洲第二戰場地點的選擇上,到希特勒崩潰前丘吉爾急于進攻柏林等問題上,無論丘吉爾如何巧言令色,其用心可謂昭然若揭。歷史也作弄了一下丘吉爾:希特勒滅亡不久,丘吉爾不得不讓出首相的位置。然而,他并不甘寂寞,以其獨具的戰略眼光,預言“鐵幕”,告誡世人防止蘇聯的威脅。希特勒促成的三國聯盟最終因希特勒的滅亡而瓦解。丘吉爾的促散作用在三巨頭中是首屈一指的。
  面對蘇聯的輝煌戰績和咄咄逼人的發展趨勢,沒有精良陸軍、戰績平平的英國相形見絀。英國在戰時無力單獨對抗德國,在戰后更無力對付蘇聯,所以,英國外交部戰時曾建議滿足蘇聯的要求而爭取與蘇聯在戰后合作(注:參見奧·查列夫《蘇聯與英國:從合作到對抗(1941-1945)》О.И.Нарев,СССР—Англuя:оm соmруднuчесmва к конфронmачuu 1941-1945,載《近現代史》1998年。),其中包括制定了兩國關于巴爾干百分比劃分秘密文件。為了防止蘇聯打破歐洲大陸的均勢,英國極力爭取大洋彼岸美國的力量共同遏制蘇聯。均勢不僅是英國對歐洲大陸的外交原則,而且也成為歐洲國際關系幾乎公認的原則和經久不衰的規矩和習慣。然而,它卻是一個典型的二律背反:誰都想成為強國而反對它國強大起來。從這一角度講,即使蘇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英國也不容其坐大而使歐洲大陸均勢失衡。這是英國幾百年來一直屢用不爽的以不變應萬變的傳統外交絕技。表面上所謂冷戰似乎在意識形態上把歐洲劃分為對立的東西方,但它掩飾了大國在歐洲為各自利益而進行的爭奪。看來,意識形態在英國外交中更多的是一個幌子,是一種維護大英帝國利益與安全的手段。丘吉爾及英國政府是這樣,英國軍界也是如此,他們在沒有永恒朋友的信條下,不分國家制度而幾乎把所有國家都視為“潛在敵國”(注:帝國安全報告擺脫意識形態的干擾而把法國、美國也毫無例外地列入了潛在敵國之中。參見奧·查列夫《蘇聯與英國:從合作到對抗(1941-1945)》,載《近現代史》1998年,第99-105頁。)。
  聯合美國是丘吉爾對外政策的一個支點。與抱怨美國孤立主義外交的張伯倫不同(注:張伯倫先后于1937年和1940年指出:“最好和最安全的是不期待美國人除了空話之外任何東西”;“老天爺有眼,我可不希望美國人參戰到我們一方。因為,如果他們有權參與制訂和平條約,我們不得不付出過高的代價”。見德·雷諾德《英國的帝國外交》Велuкобрumанuя:Имnерская дunломаmuя,轉引自阿·丘巴里揚主編《戰時盟友:1941-1945,紀念勝利50周年》отв.ред.А.О.Чубарьян,Союэнuku в воǚне,1941-1945.к 50-леmuю nобеды,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頁。),主戰的丘吉爾不僅迅速地理順了與美國的關系,并將其希望整個押在羅斯福身上(注:1942年11月,丘吉爾向艾登透露“我的整個計劃都基于羅斯福的伙伴關系之上”。參見德·雷諾德《英國的帝國外交》,轉引自阿·丘巴里揚主編《戰時盟友:1941-1945,紀念勝利50周年》,第354頁。),而且,早在富爾頓“鐵幕”演講二年前,就預言英美之間若無“特殊關系”,將可能發生“另外一場奇怪而可怕的戰爭”(注:Churchill to Richard Law.16 Febr.1944,轉引自德·雷諾德《英國的帝國外交》和阿·丘巴里揚主編《戰時盟友:1941-1945,紀念勝利50周年》,第354頁。)。可見,二戰后丘吉爾的奔走呼號不是偶然的。他要緊緊拉住美國在歐洲對抗蘇聯。另外,早在蘇軍攻克柏林前后,他就力勸杜魯門對蘇聯采取強硬立場,并在1945年5月12日致杜魯門的信中提出在東西方之間“鐵幕已經降臨”(注:德·雷諾德:《英國的帝國外交》,轉引自阿·丘巴里揚主編《戰時盟友:1941-1945,紀念勝利50周年》,第357頁。)。
  丘吉爾的戰略遠見無法改變英國大勢已去、無能為力的現實。他清楚地意識到在“俄國巨熊和美國大象”之間“英國小獅”的被動地位(注:德·雷諾德:《英國的帝國外交》,轉引自阿·丘巴里揚主編《戰時盟友:1941-1945,紀念勝利50周年》,第364頁。)。在他被迫離開首相職位前夕,即1945年6月29日,帝國司令官委員會制訂了《英帝國安全》報告,正式稱蘇聯為主要敵人,提出了于日后為冷戰現實所證實的對策和措施(注:據俄國學者奧·查列夫稱,對于英帝國的這一安全報告,直到1996年在德國召開“蘇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包括英國學者仍未與聞。該安全報告認為由于蘇聯的龐大的軍事潛力而成為英國的主要威脅。防蘇的對策和措施主要是建立西歐集團和加強聯合國等。參見奧·查列夫《蘇聯與英國:從合作到對抗(1941-1945)》,《近現代史》1998年,第99-105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英國政府為了本國利益和安全導演了歐洲和世界上新的更大規模的均勢抗衡。
      三
  二戰爆發前后,蘇聯的對外政策基本原則未必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其急劇地調整了對外政策的觀念和手段。這一時期蘇聯對外政策和外交的突出要點就是擺脫了意識形態和既定政治觀念的束縛,緊緊抓住國家安全和利益不放,并為此目的不惜一切。斯大林這種外交思想和策略的轉變和調整是符合當時復雜、險惡的國際局勢的,有利于蘇聯的安全和利益。難怪有人著重評價斯大林的這種冷靜、清醒與現實(注:著名學者兼外交家基辛格博士比其他西方學者更加清楚地認識斯大林:“斯大林的確是個難猜之謎:但在處理國際關系上他是個極端的現實主義者——耐心、精明、不妥協,可謂他那個時代的黎塞留”。基辛格對于斯大林在外交上的現實冷靜頗有認識:“斯大林冷靜的算計中有一個不變的原則:絕不為可疑的動機打沒有把握的戰爭”;“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不愧是最冷靜的算計者,并極以不受挑撥不輕舉妄動而自傲”。參見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1、294頁。),若非如此,蘇聯不待在戰后冷戰中自行解體,可能早在二戰的熱戰中滅亡。
  蘇德戰爭爆發前,斯大林嚴格地堅持防止卷入戰爭的外交方針,謹防資本主義的綏靖及與法西斯主義聯合反蘇,并在關鍵時刻,果斷地采取了“與強盜聯手防賊”的策略,隨后采用了“以侵略防侵略”的非常措施。最終斯大林為此受到了相應的懲罚并付出了相當大的政治和道義代價,換得了蘇聯比綏靖的西歐晚卷入戰爭20多個月的時間。“我們只能從蘇聯立場出發。如果蘇聯利益要求與這些或那些不愿意破壞和平的國家接近,那么,我們就毫不動搖地這樣做。”(注:《斯大林全集》(俄文)第13卷第280頁。轉引自札格拉金《蘇維埃外交成敗史》,第92頁。)斯大林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所幸的是蘇聯為擊敗希特勒德國作出了巨大貢獻,否則,真不堪想象斯大林外交會得到什么樣的惡名。
  蘇德戰爭的爆發最終把蘇聯拖入戰爭。蘇聯政府根據新的形勢盡快調整了自己的對外政策,爭取與盟國進行了反法西斯的合作。在英美的諒解和配合下,斯大林順利地完成了從與希特勒聯手到與英美握手的外交急轉彎,開創了二戰期間盟國聯合抗德的新局面。然而,即使在這種時候,斯大林與西方一樣,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因而,他與盟國,主要是與英國之間在某些利害關系上存在著難以掩蓋的矛盾,這種矛盾隨著勝利的接近而日益明顯和尖銳。
  首先是蘇英在歐洲第二戰場問題上的計較。斯大林對丘吉爾在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表現不滿并担心英國政府舊習不改,仍企圖日后與希特勒聯手“陰謀算計”蘇聯(注:葛羅米柯等著《蘇聯對外政策史1917-1945》подред А.А Громыко,Б.Н.Пономарева,Исmорuя внешнеǚ nолumuku СССР.mом вmороǚ 1945-1985[,п],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48頁。)。其次,兩國在東歐和巴爾干的利益范圍上明爭暗斗。這是影響至今的歷史陳案。蘇英兩國在爭取各自的利益上既有矛盾,也有默契聯手。從中可以感覺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國際關系上那種傳統的均勢思想以及維系這種均勢的犧牲它國利益的“補償原則”沒有改變。這是導致二戰后歐洲大國關系惡化的重要且根本的因素。在這里,意識形態表面上似乎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實際上它是一種類似輿論的工具和手段,掩蓋不了爭奪國家利益的實質。在三巨頭安排戰后世界的交涉中,斯大林得到了所希望的大部分東西,如同俄羅斯權威學者薩哈羅夫所說,“實質上,勾勒歐洲未來政治狀況的雅爾塔會議文件歸還了蘇聯1939年8月與希特勒‘秘密協定’所得到的一切”(注:安·薩哈羅夫《1939-1945年的戰爭與蘇聯外交》А.Н.Сахаров,Воǚна u совеmская дunломаmuя:1939-1945,《歷史問題》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年第7期,第44頁。)。斯大林希望實現和維護這種戰后世界的安排。他握有以軍事勝利為基礎、實際控制的主動權以及幾乎是如日中天的國際聲譽,因而不太介意一慣玩弄手段的丘吉爾。他所担心的是英美兩國先后易主、三巨頭去二剩一的情況下,所達成的對蘇聯有利的協議能否兌現落實。另外,戰爭勝利曙光進一步激發了蘇聯上下的斗志和革命熱情。二戰前夕斯大林在內部指出,積二十年之經驗,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在和平時期不可能強大到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的程度,“這個黨的專政只能通過大的戰爭取得”。他進而指出:“世界革命是唯一的行動,這是瞎說。世界革命發生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度。紅軍的行動同樣也是世界革命。”(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政治局和共產國際領導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歷史問題》1995年第6期。對此,季米特洛夫也曾回憶道,1940年1月斯大林在紀念列寧大會之后向政治局成員講話。轉引自《近現代史》1995年第6期。)莫洛托夫1940年6月也相應指出天才的列寧沒有錯,他相信我們,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我們奪取了俄國的政權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使我們奪取全歐洲的政權”(注:安·薩哈羅夫:《1939-1945年的戰爭與蘇聯外交》,《歷史問題》1995年第7期,第29頁。)。斯大林在蘇德戰爭爆發后有所收斂,突出的例證是解散共產國際。然而,隨著戰爭勝利的到來,隨著蘇聯在東歐的勝利,斯大林最終無法掩飾自己的真實思想,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大談特談資本主義必然引起世界戰爭,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且不可戰勝。
  在三國之中,美國最初較之蘇英兩國為超脫。這并非美國政府不關心自己的利益,而是由于美國與歐洲大洋相隔的特殊地緣,并且必須顧及其亞洲戰場及利益等特殊環境以及傳統外交觀念影響所決定。美英兩國元首關系固然密切些(注:有人對戰時三巨頭之間的通信作了統計,從中可以反映他們之間書信往來的情況:丘吉爾致羅斯福信函1161件,后者回復788件;丘吉爾與斯大林之間交換信件504件;斯大林與羅斯福之間290件。),但羅斯福時常起著斯大林與丘吉爾之間的調解人角色,而且羅斯福與斯大林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系。蘇美之間確實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注:諸如伯爾尼單方面授降問題、美國中止對蘇聯貸款問題、關于原子彈控制問題等,以及斯大林2月9日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講話及美國方面對此的反應等。),對于戰后蘇美關系產生不良影響。在美國政界反蘇遏蘇的政治派別也的確曾活躍過并最終占據主導地位。不能否認,也不應只強調丘吉爾最初在煽起冷戰對立情緒方面的作用。他固然一方面宣揚蘇聯威脅,另一方面以巴爾干和西亞的一些利益吸引美國參與歐洲與蘇聯對抗。然而,美國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至死關注美蘇關系的羅斯福的逝世帶走了戰時蘇美之間空前的良好氣氛,新任總統杜魯門最終選擇了丘吉爾安排的路子,聯合遏制蘇聯。
  美國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了美國發展的外向性。20世紀上半葉,美國擺脫了傳統的孤立主義外交原則,形成了更加積極的對外政策,并隨著實力核裂變似地急劇增長而要求日益擴大外向空間。難怪美國第26屆總統西羅德·羅斯福自稱“我是一個擴張主義者。我簡直不明白一個人怎么能夠不成為擴張主義者”(注:參見陳樂民等主編《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頁。)。二戰后損失小而收獲大的美國這種領導世界的責任心有增無減。杜魯門比羅斯福雄心更大,不愿意與蘇聯合作,共分天下,而決心在與蘇聯的對抗中爭奪和擴大勢力。以天下為己任的美國政府越過大洋來到蘇聯周邊,與之發生了防范后者威脅的較量。戰后的蘇聯,雖然聲名大振,然而終歸遭受了巨大損失,很難與美國對抗。不過,斯大林不怕杜魯門拋過來的手套。當時的蘇美兩國大使各自給本國政府的報告集中地反映了兩國關系的這種變化(注:許多學者認為美國駐蘇聯大使凱南的報告提出了遏制蘇聯的理論。不過,蘇聯駐美國大使諾維科夫也毫不遜色于凱南。他在報告中認為戰后美國壟斷資本“追求世界霸權”,視蘇聯為其“控制世界”的“主要障礙”。參見The Novikov Telegram Washington,September 27,1946:http://cwihp.si.edu/cwihplib.nsf/16c6b2fc。)。
  綜上所述,隨著二戰中戰局的相繼好轉,英蘇之間始終未消除的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的舊病復發。除了第二戰場糾葛之外,1945年6月29日英國針對蘇聯的《英帝國安全》報告可以被視為戰后敵對關系的信號。它不僅意味著英國敵對蘇聯計劃的形成及為此而做的行動部署,而且,不免引起蘇聯的警惕,刺激斯大林的情緒(注:斯大林通過蘇聯在倫敦的諜報組織“劍橋校友會”(Кембриджская Группа)在英國要害部門的人員于1945年11月6日獲悉《英帝國安全》報告。這一報告難免加深斯大林對英國外交的一貫不滿,也不能排除斯大林在1946年2月莫斯科選民大會上的講話與此的關系。)。而斯大林的激昂則連鎖式地刺激了美國政界。美國對蘇遏制戰略的確定,意味著它將替代衰落的英國主持與蘇聯的對抗。這種大國關系態勢的歷史趨勢已經形成,余下的只是進程和方式問題(注:與所謂冷戰起源有關的事件除了二戰期間的糾葛外,自戰勝德國后大致可以勾勒出如下脈絡:1945年5月12日,丘吉爾提出“鐵幕”說法;同年6月29日,《英帝國安全》報告出籠;斯大林莫斯科選民大會講話;凱南電報;丘吉爾富爾頓演講;斯大林在報界對丘吉爾演講反應;1947年9月諾維科夫報告。上述一系列務虛之后,相繼開始了實際運作:馬歇爾計劃與莫洛托夫計劃,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最終北約與華約的成立等。)。這樣,在蘇美之間促成由之、促散由之的丘吉爾政府把英蘇在歐洲的矛盾與對立轉變為美蘇為主的全球性的對抗。
      四
  有兩個與二戰后以蘇美為首的東西方對抗密切相關的問題,即意識形態的對立和原子彈的作用。如果說,前者是進行冷戰的軟件,那么,后者則可視為形成和保持冷戰狀態的硬件。
  意識形態在戰后國際關系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丘吉爾始終堅持的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惡感,斯大林二戰勝利后堅持的資本主義必然引起世界戰爭的批評,充分說明了這兩位意識形態上的死對頭在思想觀念方面水火不相容。盡管它不免影響和妨礙兩國關系,但是并沒有根本破壞戰時兩國合作的關系。這兩位國務活動家都識大局,掌握著分寸。
  意識形態作為一個與社會存在相區別、相關聯,涉及政治、法律、哲學等重要領域的范疇,必然與國家對外政治具有密切的聯系。在國際關系中引入這一概念,是為了說明國家在意識形態(注:作者認為,隨著改革開放和對外交流的發展,東西方不同背景、不同淵源的觀念和基本概念交錯、碰撞,需要磨合。不僅對于冷戰概念,而且對于諸如“意識形態”這一馬列主義哲學的基本范疇、“國家利益”這一西方有所約定的概念等,都需要在國際關系領域中進行必要的重新界定或者更新,以統一和規范這一領域中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上的異同。從國際關系歷史和實踐角度看,意識形態在國家關系中必然有所反映,是影響國家關系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首先,作為國家,或者說是國際關系中的主體的基本條件或資格,首要的不是國家體制或意識形態,而是作為國家的基本條件國家機構、地域、人口等實在的因素。其次,在國際關系中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意識形態的優劣,而是國家實力的強弱。當年強力推行先進資本主義的拿破侖最終敗于封建的亞歷山大一世并非因為其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而資本主義世界最終承認蘇聯也并未肯定社會主義制度。意識形態潛在地、有時作為一種手段而影響國家關系。最為鮮明的例證大概可屬希特勒充分利用東西方意識形態的矛盾而左右其手。在所謂冷戰時期,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這種非武力的東西竟然也能夠從某種角度整齊地把人類社會劃分為兩個部分,可見它的作用。意識形態往往作為一種對外政策的工具、時常用于宣傳手段在不正常情況下突出出來,也往往作為一種超然無形的東西而長期潛移默化。前者常常是在國家實力不逮而呼吁國際同情和支持的危難時期,或者國力強大得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而需要輸出價值觀念時。
  意識形態的這種影響并不能最終決定國家利益關系的屬性其實早為政治家所認識。在反對拿破侖法國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與最為反動的封建俄國聯手合作。著名國際關系學者基辛格針對二戰時的蘇德關系指出:“如果意識形態能夠決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與斯大林就絕不可能聯手,這跟三百年前黎塞留與土耳其蘇丹的情況類似。但地緣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強大的結合力量,促使希特勒與斯大林這兩個往日仇敵唇齒相依地結合在一起”(注:參見基辛格《大外交》,第290頁。)。二戰前蘇聯與西方國家先后建立了外交關系。二戰后,斯大林十分清楚并不亞于丘吉爾有意地利用意識形態的作用。所謂冷戰時期,對立的雙方并沒有因為意識形態矛盾而發生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冷戰結束后,人們更加聰明、務實,妥善處理意識形態與國家關系,并有所發展創新。回眸所謂冷戰,人們似乎可以透過彌漫著惡劣氣氛的意識形態對立,感覺到為之所掩蓋的美蘇兩個大國維護自己利益、以己為首的集團利益的爭奪與較量的實質。
  冷戰之所以冷而不戰,即對峙的雙方主力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核武器的威懾作用。這是典型的異化現象。發明和生產這種可怕武器原本是為了戰勝對方,結果事與愿違,成為相互震懾、無法動手的制約因素。從這個角度講,原子武器這種熱戰武器是制造冷戰的促進劑,也成為抑制冷戰轉變為熱戰的阻斷器。設若沒有核武器的這種強大威懾及其所逼出的人們的冷靜與明智,很難想象如何在對峙中維護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世界和平。此外,還應該看到,正是這種威脅人類生存的核競賽除了給人類帶來惡果外,也促進了20世紀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
  回顧冷戰起源,它不是某國某人的過錯,而是當時各種因素及各種力量共同推轉了歷史車輪,而后者的走向未必符合所有推動人的初衷。反思冷戰的過程,應該慶幸當事者的節制,沒有釀成世界大戰。這是人類社會在空前的戰爭之后維護世界和平的探索中不可或缺的一步。從這個角度講,所謂冷戰史是一段人類在危險中追求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和平史。
歷史研究京27~37K5世界史霜木20002000“冷戰”這一概念并不能涵蓋戰后世界歷史,它只強調了軍備競賽對峙的一面,忽略了和平這一時代主流,應該說“冷和平”或“核和平”可能更貼近于現實。冷戰的產生并不是某一方某個人的作用或過錯,而是諸多因素和條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種歷史必然性,國家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家關系態勢起著根本作用。在東西方對峙中,意識形態的對立和原子武器的威懾作用也是不應忽視的重要因素。作者霜木,1948年生,教授。北京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 100037 作者:歷史研究京27~37K5世界史霜木20002000“冷戰”這一概念并不能涵蓋戰后世界歷史,它只強調了軍備競賽對峙的一面,忽略了和平這一時代主流,應該說“冷和平”或“核和平”可能更貼近于現實。冷戰的產生并不是某一方某個人的作用或過錯,而是諸多因素和條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種歷史必然性,國家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家關系態勢起著根本作用。在東西方對峙中,意識形態的對立和原子武器的威懾作用也是不應忽視的重要因素。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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