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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學學科屬性新探
出版學學科屬性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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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378(2008)01-0100-07
  若想從學術上科學地探討出版學學科屬性問題,就必須從最基本的概念入手。具體地講,就是首先要弄清楚學科、屬性這兩個概念的準確含義,然后由此出發,才有可能進一步弄清楚出版、出版學及其學科屬性等問題。《辭海》(1979年版)“學科”條釋為:學術的分類。指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如自然科學部門中的物理學、生物學,社會科學部門中的史學、教育學。“屬性”條釋為:拉丁文attributum的意譯。(1)哲學名詞。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西方哲學中,一般指實體的本性即屬于實體本質方面的特性。如笛卡爾認為物質實體的屬性為廣延,精神實體的屬性為思維;斯賓諾莎認為實體具有無限多的屬性,但人僅知其二,即思維和廣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屬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質。如認為運動是物質的根本屬性。(2)邏輯名詞。指對象的特性、特征,包括狀態、動作、關系等。屬性分為本質屬性、非本質屬性。《現代漢語詞典》對這二個詞條的釋義基本上是對《辭海》上述釋義的簡化。
  依據《辭海》關于“學科”與“屬性”的上述釋義,下面就出版學學科的基本問題作一些探討,發表筆者的一得之見,以供同仁參考。
  一、出版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嗎
  從實踐方面看,出版實踐毫無疑問是成立的。如果從廣義出版的角度看,人類從事出版活動大約有萬年上下的歷史。如果從相對狹窄一些的出版角度看,那么至少從印刷術發明時起人類就開始從事完全意義上的文字出版活動了,至今也有1300多年的歷史了(從隋末唐初算起)。人類悠久的出版史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演進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甚至可以講,人類悠久的出版史其實就是一部人類文明史的出版記錄,而人類出版史本身又是人類文明的最基本的內容之一。
  然而,具有悠久的出版史及其豐富的出版實踐(累積)是否就同時意味著人類早已具有了出版學或出版學科呢?這顯然是一個尖銳的、極具挑戰性的、頗有爭議的問題。一般來講,我們現今意義上的學科——諸如物理學、化學、歷史學、文學、哲學、醫學、邏輯學等等,基本上都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之后,在近世資本主義的發展當中,淵源于西方(主要是歐洲)古代及中世紀的知識體系,從而確立起來的關于知識領域及學術領域的不同學科(包括學科分類方法等)。這種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學科分類成果主要在近代傳入中國,從而產生了中國現今的學科分類。盡管中國在先秦時代有過“諸子百家”(其中還有一家叫“雜家”),后來主要分“經史子集”四大類,但是無論與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知識體系相比,還是與西方近代的知識體系相比,中國原有的傳統知識體系及其分類都同西方不是一回事,不是一種“語言”。
  顯然,從近代資本主義知識體系及其學科分類的意義(或角度)上看,至少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之前,此一意義上的“出版學”或“出版學科”是不成立的。至于近代以前人類悠久的出版史上關于出版活動的卓越的思想、認識,特別是人類卓越的燦爛的出版實踐及其出版成果本身所蘊含的出版意義,均可以理解為人類古代出版史上的華麗篇章,而不可能命之為近世意義上的“出版學”或將其納入近世意義上的“出版學”這一范疇中來予以研究。
  那么,是否近代以來才產生了“出版學”或“出版學科”呢?如果這一問題是成立的,那么,此一立論意義上的“出版學”或“出版學科”又是近代以來什么時候產生的呢?顯然,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并作出思考及回答的基本問題。
  顯然,近代以來,人類出版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同時,人類的知識體系及學科體系也變得更加復雜、細化。在傳統學科的基礎之上,一批又一批新興學科、邊緣學科、交叉學科應運而生。大概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知識背景及學科背景下,“出版學”或“出版學科”才被自然地提上了學術研究的“議題日程”。
  那么,“出版學”或“出版學科”究竟是否成立呢?客觀地講,學術界至今對這一問題尚存在明顯的爭議,有人認為成立,有人認為值得商榷,或干脆不成立。即使在認為成立的學者的論證文字中,也客觀地存在著立論視野只局限于國內出版及其認識狀況嚴重的不足或疏漏。
  筆者認為,確認一門學科是否客觀存在(或客觀成立),必須從世界范圍內來加以考察。簡單講,如果認為在中國是存在(成立)的,可是到了國外都不承認;反之亦然。那么,這樣的“學科”還算不算“存在”?例如,物理學、歷史學,世界上均承認它們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雖然一門獨立學科的創建需要一個客觀過程,但是我們也必須得堅持這一研究方法,而不能犯“自以為是”的大忌。但凡一門學科的創立,大致需要具備四個基本的前提條件:一是該學科的歷史,二是該學科的實踐,三是該學科自在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客體”,四是該學科的研究方法。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前二個前提條件是不成問題的,人類具有悠久的出版史,累積了大量的出版實踐,現實的出版實踐更是有目共睹,此不多論。第三個條件,主要涉及“出版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應該講,出版業發展至今,比起其他行業來,早已經成為了一個相對獨立的部門(或領域)。換言之,“出版”作為一個研究的獨立的“客體”是成立的。第四個條件,即對于“出版學”所作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在世界范圍內是否具備了使此一研究基本上構成為一門有別于其他學科的相對獨立的學科。關于外國及中國關于“出版” (包括出版史)的大致的研究情況,讀者可參閱《現代出版學》(張志強主編)一書的第一章《出版與“出版學”》,此不贅述。在筆者的印象中,國外有三本關于出版的書令我記憶猶新,深信出版有學。一本是美國出版人J·P·德索爾的《出版學概說》(姜樂英、楊杰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88年版),一本是日本學者清水英夫的《現代出版學》(沈洵澧、樂惟清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版),還有一本是美國出版人小赫伯特·S·貝利的《圖書出版的藝術與科學》。這三本書各有千秋,均為上乘之作,特別是清水英夫的《現代出版學》更接近中國文化一些。筆者以為,國際上有這三本研究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則出版之為學可矣!國內研究出版(包括編輯)的論著也有不少,其中不乏精品,但實事求是地講,關于“出版學概論”這樣的書,盡管一些學者作出了可貴的開創性工作,但迄今為止尚無有出《出版學概說》、《現代出版學》其右者,主要是因為我國學者撰寫的“出版學概論”之類的書缺乏世界性。
  總之,從世界范圍來看,出版學已經具備了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基本條件。因而,出版學應該是成立的。當然,從學術建設及學術研究上講,出版學還無法與歷史學、哲學等大學科、老學科相比,需要一步步地發展。
  二、出版學主要研究什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特有的(或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及其研究領域。出版學自然也不例外。一般而言,某學科的研究對象均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即使是思維與意識,也是已經客觀化了的“現在”事物。例如文化,既有物質文化,又有思想及意識層面的文化——大多以諸如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深層心理、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乃至日常交往等等符號象征的形式存在。
  出版學若作為一門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立學科,也必定有其特有的(或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及其研究領域。那么,它的這一研究對象及其研究領域究竟是什么呢?換言之,出版學主要研究什么呢?
  筆者認為,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已有的出版存在,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人類現有的出版存在。也就是說,舉凡人類迄今為止的一切出版活動、行為、現象、思想與意識、文化等均是出版學的研究對象,并且客觀上構成為出版學獨有的研究領域或研究范圍。如此一來,客觀地講,則出版學研究的歷史之悠久、內容之豐富、文化之燦爛,足以支撐起出版學這門學科的大廈。
  具體地講,在我們確立了上述出版學研究的基本對象及其基本領域之后,出版學似乎主要應當研究三方面的基本的(或骨干的問題)學科問題:一是人類出版史;二是出版現狀,三是出版思想及出版文化。
  關于出版史的研究,起碼也得從文字的產生開始,并且涉及幾乎所有人類文明演進中的所有基本方面(因素),諸如政治、宗教、社會、制度、戰爭、物質、技術、思想、觀念、文化等等。例如,若想研究透徹孔子的編輯出版思想,恐怕僅僅分析他的編輯技巧是不行的,而必須對上古三代的文化均有所認識才有可能。再例如,學術界現在認為中國雕版印刷術發明于隋末唐初,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個簡單的時間判斷問題,其實不然,里面涉及很多方面的文化問題,諸如佛教的傳播、民間的信仰、生產技術與物質條件等等。若從世界史的角度考察,問題就更其復雜了。例如兩河流域時期即已出現的滾筒式印章文化,究竟該怎么去進一步認識。完全可以這樣講,一部人類出版史,不啻就是一部人類文明史的縮寫版。中國宋代的太宗皇帝趙光義,以天子之尊,主持編撰了《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三部大類書,用現在的話講,宋太宗當是名副其實的大出版家,更毋論什么總策劃、總主編這些頭銜了。明代永樂帝主持編撰《永樂大典》也是一樣。清代乾隆帝一生寫了幾萬首詩文不說,還主持編撰了《四庫全書》這一空前絕后的巨帙。若單從出版史上立論,這三位皇帝僅此出版業績,就足以彪炳史冊,垂范萬世。在論述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從一個側面談到了西方出版業的近代化變革,他說:“十八世紀,出版業的發展和市場的形成不但使作家獲得了獨立,而且讓其中一些人,如亞歷山大·蒲伯,變成了富翁。”他引用了本杰明·貝爾杰《文學家與十八世紀英國公眾》一書中某人說過的一段話:“現時英國有一批不再依附權貴生活的詩人,他們的庇護人不是別人,只是大眾。從整體上看,大眾可是一位好主人。……群體的每一位有教養的成員,通過購買文人的圖書,都在無形中贊助了作者。以往的世紀里,藝人在夾縫里謀生靠的是機智滑稽,然而這種可譏諷的方式現在再也看不到了,因為事實并非如此。”[1]這使我們充分理會到了西方出版業在近代的深刻而微妙的變化。所以,人類出版史的研究,實際上是關于人類文明演進史的研究。
  關于出版現狀的研究也很重要。現今的出版業,得材料與技術進步之賜,聲光電磁紙一應俱全,在知識經濟時代與數字技術時代如日中天,無論是從經濟、產業的角度而言,還是從精神、文化的角度而言均體現為一個技術與文化的軸心“產業”。關于現代出版業,生產與作用是它的二大主題,也是研究的二大基本問題。所謂生產,就廣義而言,包括出版產業的整合、銷售等等。所謂作用,在此主要指出版產業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它對人類社會現代化、后現代化所起的一切作用。不過,在世界范圍內對現當代出版業的研究似乎把主要的注意力以及研究的主要篇幅都花(落)在了對生產本身及其發展規劃、發展預測的研究上。至于對現當代出版業純經濟意義以外的社會作用、文化作用的研究,倒只是散見在其他學科(諸如傳播學、政治學、文化藝術)學者的論著中。對現當代出版業的研究,顯然不能僅僅局限于應用(實用)層面或生產層面,更應著重于從社會及文化的層面作出學術上的梳理與考察。遺憾的是,這方面純粹的優異的專門論著似乎并不多見。
  關于出版思想及出版文化的研究,應視同為與研究出版史同等重要的核心研究內容。當然,這二者之間客觀上存在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例如出版史上的出版思想與出版文化就非常豐富,構成為出版史研究的基本內容之一。出版思想與出版文化,理應視之為出版學研究的“核心”和“靈魂”。設想研究者如果舍棄了出版思想與出版文化的研究,那么可以肯定地說,出版學將無以為學,也根本就不可能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例如,張元濟先生堪稱中國近代出版業的奠基人之一,那么他的出版思想及出版文化究竟是什么呢?對這個問題,恐怕至今無人敢說他(她)已經研究清楚了。在研究領域,我們已經出版了一些論著,但是完全意義上清楚的研究是不可能的,達到相對“接近”的地步就已經很不錯了。打個比喻,螞蟻不妨礙去研究恐龍,但是永遠不可能研究“清楚”,因為螞蟻只能是螞蟻,它不是恐龍。再例如,在當代我國出版業中,有幾個出版家?或者講,真正具有出版思想的有幾人?這些問題都是從學術上值得大膽考量的。一些業內媒體不斷地“炮制”出一些所謂的“出版家”,我看就不是,充其量也只能是“出版商人”而已。至于出版文化,更其為復雜。北京的印刷博物館,其實就是物質形態意義上的出版文化。若從形而上的意義上講,出版文化就更深刻玄乎了。例如孔子講“述而不作”,就十分深奧,不僅不是一次就能從字面上“認識”的問題,而是需要每一個出版人終身“認知”與“體驗”的問題。
  一般而言,任何一門學科,在明確了它的研究對象及研究領域之后,還存在一個研究理論及研究方法的問題。那么,作為出版學,它的主要研究領域及研究方法是什么呢?筆者認為,出版學的研究,從當今學術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三分法來看,應屬于人文科學。從出版史上來看,特別是近代以來,出版了大量的近代學科意義的著述(也可以說,近代各門學科的主要著述都是以公開出版的形式存在于世的),甚至也可以這樣講,如果沒有出版業,那么至少近代以來各學科是無以成立(或存在)的。出版就是如此特殊的一門行業——主要以語言文字的符號形式出版一切的認識(認知)成果、知識成果、思想成果、文化成果及理論成果。鑒于出版的歷史、特性及現實,可以概括地講:出版學研究的理論主要應是人文主義的理論,出版學研究的方法,也主要就是人文主義的方法。也就是說,出版學研究可以運用一切人文科學的方法,諸如哲學的方法、史學的方法、文化分析的方法、經濟學的方法等。另外,出版學研究還可以運用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例如出版史的研究,如果研究其中的造紙問題,就必須運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從科技史的角度予以考察。又例如研究當代我國通俗圖書的出版問題,就不得不運用(利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在出版學的研究理論中,筆者認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應當作為主要的理論,因為這一理論是迄今為止研究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最接近客觀、最講究本真、最能說明問題本質、最合乎科學的理論。當然,其他的各種理論和方法也都自有其合理性及優點,因而也完全可以運用。例如結構主義的方法,對于分析文本本身的內在意義及豐富性就很有用處。
  總之,出版學的研究,應當以人文主義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為其主要的理論及方法。
  三、出版學的學科屬性是什么
  出版學主要研究人類的一切出版實踐、出版活動、出版現象、出版思想、出版理論及出版文化,探求出版規律,總結出版經驗,揭示出版在人類社會及人類文明演進中的作用,展示出版的多樣性、豐富性及深刻性。
  誠如前述,出版學研究的客體對象就是人類已有的出版存在。研究的基本問題不外有三:一是人類出版史,二是出版現狀,三是出版思想及出版文化。
  針對出版學的研究領域及其研究客體對象,筆者認為,出版學的本質屬性有編輯性、累積性、文化性、傳播性。其他的一些屬性(如有的學者探討并指出的)諸如信息特性、創新特性等等,筆者認為并非出版學的本質屬性,而是屬于寬泛的為其他學科所共有的一般屬性,或已包含在了出版學的上述本質屬性之中。
  編輯性。這是出版學賴以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最基本的特征。一般來講,出版就是將作者的作品經過編輯工作予以公開出版的過程及結果。世上處于自然狀態的作者盡管有許多,作品也無數,但是只有經過編輯并公開(對于“公開”一詞,應予以歷史的相對的理解)出版的作品才算得上是出版。編輯是整個出版工作(過程)的核心環節。完全可以講,沒有編輯,也就沒有出版。編輯的要義(或要素)有:價值判斷、選擇、加工(優化)、規范化、主體投射。編輯過程從始至終均體現為一個價值判斷過程。從作品的選擇、選題的制定、作者的選擇、關系媒體的選擇、銷售方式的選擇(依照“全程策劃”的理論而言)到封面的選擇、內文版式的選擇等,莫不是一種思想判斷行為。大而言之,可以說也就是一種價值判斷。此處所謂的“價值”,既是哲學意義上的,又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而主要指哲學意義上的。例如三聯書店譯介國外的學術著作,顯然在國外浩如煙海的學術著作中需要在一定的價值觀指導下進行選擇。對出版業的實際而言,這一價值因社會變遷、制度的不同、時代的演進以及學術文化的風尚而呈相應的變化。我國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先生既主張大量譯介西學著作,同時又創辦涵芬樓,出版《四部叢刊》等中華古籍,這就是他偉大而卓越的價值判斷的結果。應該講,價值判斷在出版工作中居于首要地位。價值判斷的關鍵又在于出版人自身要有“價值觀”,忌諱沒有眼光、沒有頭腦、沒有思想、沒有文化、沒有品位。偉大的出版家具有偉大的“價值觀”,一般的出版人都應朝這個方向努力。客觀地講,價值及價值判斷涉及許多方面,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但是價值及價值判斷確實是全部出版工作的靈魂,實質上統帥并指導著全部出版工作的進程。至于選擇,則是基于出版工作內在邏輯要求的具體體現價值判斷的必然步驟。價值及價值觀不同,選擇也就必然不同。換言之,有什么樣的價值及價值判斷,也就會有什么樣的選擇。現實中可以看到具有科學文化品位的書,也可以發現庸俗下流的書,凡此,皆出版人價值及價值判斷使然也。也可以講,出版工作的全過程是一個充滿了選擇的過程,也就像唐代詩人的“推敲”一樣。加工,這是編輯工作的基本內容。簡單講,加工就是使存在于自然狀態的原稿(乃至草稿)改變為達到正式出版要求的出版稿。加工大致可分為“技術性”加工與“思想內容性”加工兩方面。編輯加工的顯著特點是“改錯”。加工的過程及其最終目的,無外乎就是對原稿的優化。編輯(主要指傳統意義上的案頭編輯)的主要精力、大量時間、實際工作一般均花在了“加工”上了。但不是每一個編輯每一次都能經其“加工”而促使原稿“優化”的。平庸的編輯或一次平庸的“加工”往往會使原本光輝的稿件顏色盡喪。相反,優異的編輯則往往能夠做到點石成金,去蕪存菁,乃至化腐朽為神奇,就像神奇的魔術師一樣。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此不列舉。總之,“優化”就是經編輯“加工”后的稿子比原稿的質量要有提高。所以,客觀上編輯一定要比作者“高”才行。規范化,就是編輯通過其“編輯”工作,使原稿不符合出版規范(包括格式、語言文字、注釋、引用等方面)的地方變得基本(完全)合乎國家的出版規范。有意思的是,一般而言,編輯工作只能使原稿變得“相對”(或大致)規范,而不可能完全規范。一些常識性的錯誤,甚至編輯也不在意,因錯就錯,屢見不鮮。例如,在書面文字或正式出版物中,內蒙古常常被略稱為“內蒙”,這就是一個明顯的錯誤。當然,在編輯“規范化”的過程中,還應注意諸如語言文字的變遷或發展的問題,也就是“規范”的相對性的問題。主體投射,簡言之,就是編輯者的主體信息(價值觀、思想、情感、意志、氣質、修養、文化類型、愛好等)必然地(或自覺或不自覺)轉移到編輯作品之中的客觀現象。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值得專門予以深入、系統的研究,富有挑戰性而又很有趣味兒的問題。盡管主體投射在實際編輯工作中是客觀的,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編輯者也理應切忌越俎代庖、自以為是以及順我者“取”、逆我者“舍”等非科學行為,應充分認識到,編輯者的編輯“語言”及“權力”是有限度的,而不是無限的。
  無論在什么時候,編輯工作(在此主要指傳統意義上的文字工作或案頭工作)的重要性都不能放棄、不能忽視,因為它是以語言文字為出版的基本象征符號之出版工作的核心。現今我國出版界由于片面強調“全程策劃”、“策劃編輯”、“銷售編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等思想及概念,從而嚴重忽視了編輯的“文字”職責,不僅造成了以圖書出版為主的包括其他媒體出版在內的各種出版物中大量的乃至令讀者(觀眾)慘不忍睹的“文字”差錯,而且也造成了編輯處理文字的能力嚴重滑坡,即為顯證。
  累積性。出版學也像地質學一樣,具有逐年相“加”相“生”的累積性。從縱的方面來考察,一是指任何“現在”的出版活動,都是以以前的出版經驗、出版成果、出版思想及出版環境為基礎的,二是指該“現在”的出版活動同時又為后續的出版活動提供了上述意義的“前提”或“基礎”。這就構成了出版活動的演進歷史——一部從古至今累積生成的出版史。累積并不是簡單的機械的“相加”,而是一種演進的出版生態,其中既有遺傳,也有變異。例如中國商代使用漢字出版,現在也在使用漢字出版。甲骨文、金文中的“田”字至今都是一樣的寫法。變異者,如宋代的主流出版技術是雕版印刷術,而現在則是計算機照排及膠印等。遺傳中有變異,變異中含遺傳。例如計算機排版與古代的手工雕版,均依據于對“文字”(漢字)的逐個“處理”。從橫的方面來考察,出版是一種主要采用編輯手段以語言文字符號來“整理”并“優化”人類認識與文化經驗及其成果的網狀活動。它涉及政治、時代、作者、編輯、文化、技術等各種社會的與個人的因素。正是通過這種流動的、即時的“網狀”出版活動,才完成了現時的一切出版積累。例如,清代乾隆帝修《四庫全書》,從皇帝、皇子、軍機大臣,到總編撰官紀昀和總校官陸費犀,先后任命正副總裁以下官員360人,參加抄寫、裝訂的即有3466人,遍“檢”歷代之書,可謂傾乾隆帝時全國之智力,集知識界、文化界及出版界之精英,而實施的一項浩大的出版工程。無論從“縱”、“橫”哪方面看,都體現了出版的累積性。出版“累積”的本質不是別的,正是文化。縱觀人類歷史,其文化累積(生成)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出版。從古代西亞兩河流域的泥版文書到現今各種書店里琳瑯滿目的圖書,都顯示了出版“累積”文化的特性。
  文化性。出版的本質是文化。出版的產生也是文化演進的結果。出版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行為。從史的方面看,歷史上出版了浩如煙海的圖書,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演進,那些文化性較弱的圖書大量的被“文化”無情地淘汰了,而能夠流傳下來的(應該講,流傳下來的僅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基本上都是文化性很強的圖書。當然,在此也不排除歷史上由于政治斗爭、宗教斗爭以及戰亂所造成的對大量“文化性”優秀圖書的毀損。現在出版界對“垃圾書”及“庸俗書”的貶稱,實質上就是在嘲諷這些(大量的)“垃圾書”及“庸俗書”的“文化缺失性”,亦即沒有什么文化價值,或者質量低劣,嚴重破壞了(歪曲)了原有(原著)的文化價值。文化性始終是出版的靈魂與旗幟,也是判斷出版活動優異與否的絕對標準及最終標準。記得在第九屆中國編輯學會年會上,邵益文先生針對我國出版現狀中存在的“低俗”出版問題講過這樣一句話:編輯編的書究竟好不好,最簡單的一個判斷方法是你敢不敢拿回家讓你的兒女看。的確,現實中一些編輯編的書(特別是色情書、庸俗書及錯亂書),根本就不敢往家里拿,生怕自己年輕的孩子看了中“毒”。一般而言,編輯及出版社在公眾及社交場合展示與炫耀的,都是具有文化價值,具有文化品位,且質量優異的圖書,絕對不會把那些質量低劣、庸俗不堪的圖書展示出來一邀聲名。從中外出版史上看,但凡一位編輯家、出版家乃至著名的出版組織,都是靠編輯并出版了具有相當文化價值的圖書來成就“功名”,獲得社會一致推許與認可的,并且名垂青史。反之,那些違背出版的“文化性”者,不僅得不到人們的“文化”認可,而且備遭嘲諷、批判,成為出版“文化性”的反面教材,絕大多數一時煙消云散。近現代以來,如美國的《花花公子》、香港的《龍虎豹》等色情雜志,雖然登上了色情期刊的“巔峰”,但終究還是“色情”(黃色)雜志,一語定位,始終登不上文化的“大雅之堂”,一直被視為文化與出版的“異途”。即使在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些雜志也被視為出版業的“末流”,根本無法與諸如《讀者文摘》、《國家地理》、《時代周刊》、蘭登書屋、哈佛大學出版社等期刊及出版組織相提并論。
  出版的“文化性”問題當然涉及對“文化”的定義及理解。盡管關于“文化”的定義與理解多種多樣,但是從一般認為的“文化”意義上來講,無論是高雅文化、知識文化、科學文化、精英文化,還是主流文化、大眾文化乃至通俗文化等等,總之,它必須是“文化”。至于那些打著“文化”旗號,掛羊頭賣狗肉,偷梁換柱,實質上是在破壞“文化”的出版行為,則一概不在出版的“文化性”之列。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及消費社會盡管對出版的“文化性”、經典價值觀、傳統價值觀造成了巨大的沖擊與挑戰,乃至改變了傳統出版的內在結構及結構意識,但它并未也不可能改變出版的“文化本質”。總觀現今歐美出版界,一目了然,其出版的“文化性”不僅客觀上延續了下來,而且做得十分出色。
  出版的“文化性”乃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本質規定。
  傳播性。“出版”一詞,本意就是傳播。出版圖書,無論是給本人閱讀(特權閱讀,例如皇帝。又例如,建國初出版了幾百部《金瓶梅詞話》專供省部級以上行政級別干部閱讀),還是賞賜、贈送他人閱讀,乃至以出售商品的經營行為供任一購買者閱讀,凡此種種,不論閱讀范圍大小(小自一人,大至無數),均屬傳播行為。出版的目的,也主要是為了傳播。在西方語言中,作為原語言的拉丁語,其“出版”一詞——pūblicāre、publicus,意即公之于眾、公眾的之義。美國傳播學者彼得斯在其《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一書中講:“拉丁詞publicare有三個意思,既可以是出版,又可以是沒收,還可以是賣淫。”總之,公之于眾是其本義,而“沒收”則不過是基于“公之于眾”這一本義基礎上的逆向延伸義。出版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思想、文化、科學、知識、內容、意義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載體與媒介。出版也是人類文明最公開的形式之一。傳播學出現以后,西方傳播學者在其論著中對出版內容多有涉及,對出版的傳播意義也有極高的評價與論述。例如加拿大學者哈羅德·伊尼斯的《帝國與傳播》(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基本上就是一部帝國出版史。我國傳播學界截止目前對出版的傳播價值及傳播意義在認識與研究上總的來看還很薄弱,遠遠不夠,僅有極少數學者有所發掘。再者,我國的傳播學教育(主要指高校)中,現時因教育體制及學科審批方面的原因,一般認為應把編輯出版專業列為傳播學的下屬學科,更具體地講,列為文化傳播之列。但是,在世界學術界,傳播學究竟是否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目前尚有爭議,而把出版學列為傳播學的范疇則另當別論。筆者認為,盡管出版學同傳播學具有內在的密切聯系,但是把整個出版學納入傳播學的學術范圍中是值得商榷的。出版學的歷史遠比傳播學的歷史悠久。出版學具有明確的認識與研究客體對象。出版的各種媒體(媒介、載體)及其傳播與人類文明的演進同步。出版的歷史甚至可以說就是人類文明史的記錄史、折射史與文字表現史。不能因為某一學科具有傳播的顯著功能、特性、價值及意義從而就把該學科納入傳播學的門庭之中,從而抹殺了該學科自身的獨立性與多樣性。若果真這樣的話,那么世界上幾乎所有學科均可以被傳播學所“收編”。這顯然是荒謬的!顯然,傳播性是出版學的最基本的特性之一,但出版學并不就是傳播學,出版學自有其悠久的出版歷史以及體制、機制與內容諸方面的邏輯結構及無限的豐富性。落千丈  收稿日期:2007-09-27
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保定100~106Z1出版工作田建平/黃麗欣20082008
出版學/編輯性/累積性/文化性/傳播性
  publishing/editorial/accumulative/cultural/communicating
New Research on the Attributes of Publishing  TIAN Jian-ping HUANG Li-xin  (Fditorial and Publishing Department,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To probe the attributes of publishing academically, we must start with the most basic concepts. Specifically speaking, it'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ncepts of discipline and attribute firstly and then to get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publication, publishing and their discipline attributes, etc. There are four basic precondition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ach discipline: First,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second, the practice of the discipline; third, the discipline exists 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bject"; fourth,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the discipline. The research subjects of publishing are the existing publications including the contemporary ones. In other words, so far, all the humanity's publishing activity, behavior, phenomenon, thought,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are the subjects of publishing research and they objectively constitute the unique research field and range of publishing. To study the research field and the subjects,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publishing are editorial, accumulative,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ng. Other attributes that some scholars mentioned and discussed, such as informative, innovative and so on, are not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publishing, but the general attributes owned in common by other disciplines.
若想從學術上科學地探討出版學學科屬性問題,首先要弄清楚學科、屬性這兩個概念的準確含義,然后才有可能進一步弄清楚出版、出版學及其學科屬性等問題。但凡一門學科的創立,大致需要具備四個基本的前提條件:一是該學科的歷史,二是該學科的實踐,三是該學科自在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客體”,四是該學科的研究方法。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迄今為止的一切出版活動、行為、現象、思想與意識、文化等,在客觀上構成出版學獨有的研究領域或研究范圍。針對出版學的研究領域及其研究客體對象,出版學的本質屬性有編輯性、累積性、文化性、傳播性。其他的一些屬性(如有的學者探討并指出的)諸如信息特性、創新特性等等,并非出版學的本質屬性,而是屬于寬泛的為其他學科所共有的一般屬性。
作者: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保定100~106Z1出版工作田建平/黃麗欣20082008
出版學/編輯性/累積性/文化性/傳播性
  publishing/editorial/accumulative/cultural/communicating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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