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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增長與收斂  ——一個基于索洛模型的分析框架
制度、增長與收斂  ——一個基于索洛模型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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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61. 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2-0033-07
  一、引言
  制度之于增長的重要性,早為經濟學家所認識。在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等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中,都曾強調過制度在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但是,近幾十年來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均把制度視為既定的并且不存在交易費用的,所以,沒有認識到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而諾斯[1] 認為,制度才是決定長期經濟績效的基本因素。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2]。
  或許是受諾斯獲得諾貝爾獎的鼓舞,近些年來,經濟學家對制度與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興趣日濃,而多數研究集中在制度與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分析上。這些實證分析基本上都支持制度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這一結論,如Barro[3], Hall and Jones[4], Acemoglu et al[5] 等等。
  雖然這些文獻以更有說服力的方式來提示制度與增長之間的關系,但是它們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缺乏對傳導機制的研究,沒能提示制度與長期增長之間的內在機制;第二,由于不把制度當作變量納入標準增長理論,因而也沒能揭示制度與條件收斂的內在關系,而“條件收斂是一條很強的經驗規律”[6];第三,人均產出數據的選擇具有較大的隨意性,而在進行跨國增長回歸的研究,特別是涉及到經濟收斂時,研究結果對用于計算增長率的人均產出數據相當敏感,也就是說,用某一套數據得到的結果,可能與用其他數據得到的結果截然相反。
  有鑒于此,以下嘗試把制度視為一個變量納入索洛模型,研究制度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以及制度對于經濟增長和收斂的意義,然后根據有關理論選擇對經濟增長最為重要、最為基礎的幾個制度變量,采用被現有研究廣泛使用的四種不同的人均產出數據,運用面板數據模型檢驗我們的增長模型的結論。
  二、投資、技術進步與制度
  諾斯把制度定義為“社會的游戲規則,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約束”[1]。它包括正式制度(如產權和法律)和非正式制度(如習俗和行為準則)。當然,判斷制度的有效性不僅要看這個國家的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是否完善合理,還要看這個國家制度的實施機制是否健全。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使外部利益內部化,使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會收益率。那么,什么樣的制度才是有效的呢?
  產權是有效制度的核心,是諾斯理解決定經濟績效的制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之一。可靠的產權保護人們的投資免受因沒收、偷竊等原因而遭受的損失,從而提高了人們投資的可預見性及預期收益。Aron[7] 認為,在產權不受保護的情況下,人們的投資欲望會遭到削弱,企業傾向于小規模生產,并采用適用低資本量的技術,其行為也傾向于短期化。
  既然降低交易成本是制度主要功能之一,那么,就不能不考慮交易的自由程度。事實上,各國在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金市場和外貿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管制。管制越嚴,交易成本就越高;管制越松,交易成本就越低。
  在交易過程中,如果有一方違反契約,勢必給另一方造成損失。這就需要法律系統來確保契約的履行。但是,如果一方違約了,另一方為了要求對方履約而進行訴訟所需的時間和金錢越多,交易成本就越高,從而阻礙交易的擴大。所以,有效的法律系統應該是公正且高效的,這樣才能讓交易者相信能以較低的成本及時地獲得契約的履行。
  交易成本越低,人們從交易中獲利就越大,交易的規模也就越大,社會分工以及專業化的水平也就越高,投資效率和投資回報率也就越高,從而刺激人們投資的積極性。
  有效的制度不僅能促進投資,還能加快技術進步率。正如諾斯[8] 所言,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的實績及知識和技術存量增長速率。技術進步主要來源于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具有高度外部經濟性,主要表現在一個企業開發一種新技術后,其他企業可在較少研制經費的情況下模仿出來,從而損害了技術創新市場利益,降低技術創新的預期收益,打擊人們進行技術創新的積極性。而“一項專為包括新思想、發明和創新在內的知識所有權而制定的法律則可以提供更為經常的刺激。沒有這種所有權,便沒有人會為社會利益而拿私人財產冒險”[2]。
  但是,產權及其它與經濟活動有關的規則是由政府界定并實施的。而政府不一定是中立的。作為經濟人,統治者(或統治階級)的目標是壟斷租金的最大化。當壟斷租金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與促進經濟增長所需的制度安排發生沖突時,那么統治階級可能會濫用手中權力,做出不利于經濟增長的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因此,有效的制度還應該包括能有效約束統治者權力的政治制度。
  綜上所述,有效的制度應該能確保產權安全、司法公正、交易自由以及對統治者的有效約束。有效的制度能夠提供一個更好的激勵結構,激勵人們致力于物質資本投資和技術創新等經濟活動。或許說,資本積累率和技術進步率是制度的函數。一些實證研究也支持這樣的論點。Gwartney et al. [9] 檢驗制度質量對投資進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后得出這樣的結論:制度質量越好,私人投資率越高,投資的生產效率也越高;Tang et al. [10] 的研究證明,制度質量和技術變遷具有極強的正的因果關系,更好的制度質量可以加速技術變遷;Bloom et al.[11] 的研究則找到“強有力的證據”證明技術擴散并不具有完全的收斂趨勢,技術落后國家的技術進步還受制度的影響。
  三、包含制度的增長模型
  (一)生產函數及假設條件
  包含制度的增長模型包含五個變量:產出(Y)、資本(K)、勞動力(L)、技術(A)和制度(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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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2:f(k)滿足稻田條件,即
  F11R7124.jpg
  F11R7125.jpg
  也就是說,在儲蓄率不變的情況下,制度質量越好,投資率將越高,但隨著制度變量值的增大,制度質量對制度的影響越來越小。同樣,因為0<μ<1,所以制度對技術的影響與其對投資的影響類似。
  很顯然,如果Z(t)=1,就變成了索洛-斯旺模型。或者說,可以把索洛-斯旺模型看作包含制度的增長模型的特例。
  (二)動態分析
  1. K的動態分析
  根據式(3)-式(5)代入式(2),可以證明:
  F11R7126.jpg
  F11R712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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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結論說明,不管經濟最初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它最終都會向平衡增長路徑收斂。在平衡增長路徑上,單位勞動力產出增長率決定于技術進步率。當然,技術進步率是隨著制度質量的變化而變化的,所以,如果不存在制度變遷,那么單位勞動力產出增長率就是一個常數。這個結論也說明,制度質量越好,均衡增長率就越高;制度質量越差,均衡增長率就越低。
  命題2:當經濟未達到平衡增長路徑時,單位有效勞動力資本存量越小,單位勞動力產出增長率越大,即
  F11R7129.jpg
  命題2說明,與索洛-斯旺模型的結論一樣,一個國家離平衡增長路徑越遠,單位勞動力產出增長速度越快。由于
  [Y(t)/L(t)]=A(t)f(k(t)),k越小,單位勞動力產出也就越小,因此,可換一種方式說,當一個國家未達到平衡增長路徑時,單位勞動力產出越小,其增長速度越快。
  3. 制度質量對單位勞動力產出增長率的影響
  命題3:制度質量越高,單位勞動力產出增長率越快,但隨著制度的改善,制度對單位勞動力產出增長率的影響越來越小,即
  F11R755.jpg(證明略)
  命題4:當制度質量低于某一程度時,單位勞動力產出增長率將為負。(證明略)
  根據命題3和命題4,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么歷史上有些國家能較早地獲得更快的資本積累速度和技術進步率從而率先走向現代化而有些國家卻做不到,為什么有些落后國家能夠在某些歷史階段創造經濟奇跡而有些落后國家至今仍徘徊在零增長的邊緣,為什么有些國家能獲得持續的增長而有些國家在某些時期會經歷長期的經濟衰退,其主要原因都在于制度質量的優劣。
  4. 制度與收斂
  假設兩個國家在初始時刻所有變量完全相同,但A國的制度先于B國得到改善,B國經過一段時間的制度改善,最終制度質量與A國一致。那么,根據
  F11R7130.jpg
  可以證明,B國技術水平進而單位勞動力產出不可能趕上A國。這是否意味著,對于制度后發的國家來說,其人均產出永遠不可能向制度先行的國家收斂呢?
  幸運的是,有一些機制保證了技術欠發達國家可以獲得比技術發達國家更快的技術進步率。Romer[13] 假設技術是非競爭性的,并假定技術落后國的技術模仿成本遠遠低于技術領先國的技術創新成本,因此推導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模仿和技術引進實現經濟趕超。林毅夫和張鵬飛[14] 也認為,如果欠發達國家遵循按照自己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的話,那么欠發達國家有可能在技術上進而人均產出上趕超發達國家。
  然而,大量實證研究并不支持普遍的技術趕超效應的存在(Durlauf and Quah[15])。所以,應該強調,技術趕超僅僅是一種可能,至于能否使這種可能化為現實,則受制于制度等因素(Grossman and Helpman[16]; Boulhol[17]),這正是為什么有些欠發達國家可以獲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技術進步而有些國家則不能的原因。所以,欠發達國家能獲得的“更快的技術進步率”應該是指“潛在的技術進步率”,而不是“實際的技術進步率”。關于技術擴散,巴羅[18] 假設跟隨國(欠發達國家)和領導國(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越大,技術增長就越快,在穩態中,兩者以同樣的速度增長。根據這一陳述,可做出如下的假設:
  F11R7131.jpg
  其中A[,A]和A[,B]分別代表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g[,A]和g[,B]分別代表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潛在技術進步率,g[,A]是常數。
  命題5:如果兩個國家制度質量相同,則欠發達國家的人均產出最終向發達國家收斂,即各國經濟存在關于制度的條件收斂。(證明略)
  也就是說,如果欠發達國家具有良好的制度或者能持續地改善其制度的話,那么它就能獲得后發優勢,否則欠發達國家就無法利用技術的后發優勢趕超發達國家。
  或許有人會問,有些國家例如俄羅斯(前蘇聯)在世界上其技術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好像并不相稱,既然技術水平是制度的函數,那么,俄羅斯(及前蘇聯)在技術方面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應該歸因于良好的制度,但為什么這樣“良好的”制度并沒有帶來人均產出向歐美等國家的收斂呢?
  實際上,前面已經提到,I=(I[,1],I[,2],…,I[,n])。假設不同的制度維度對投資和技術進步的重要程度一樣,那是不現實的。對技術進步影響大的某種制度維度,不一定就對投資等活動具有同樣大的影響。譬如,專利制度對技術進步的影響可能要大于對投資的影響,而金融制度的影響可能恰好與專利制度的影響相反。也就是說,假設某個國家的某個制度維度較好,但其他制度維度并不是很好,而恰好對技術進步有重大的影響,那么,從總體上看,衡量整個制度的指數Z=F11R764.jpg(I)的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這樣的制度確實對技術進步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也就是說,如果制度對投資和技術進步的實際影響函數為U(I)和V(I)時,那么u(Z)、v(Z)只是上述函數的估計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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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會存在技術水平不高,但人均產出較高;技術水平很高,但人均產出不高的特殊情況。
  因此,可得出如下的結論:制度質量越好,人均產出增長率越快;經濟存在關于制度的條件收斂。
  四、經驗研究
  (一)模型
  在經濟增長經典文獻中有很多分析模型,如Baumol[19]、Barro和Sala-i-Martin[20] 以及Mankiw[21]等,這些被廣泛使用的基本模型都包含了初始變量y[,0]和經濟增長率,通過在模型中加入不同的控制變量可以檢驗條件收斂。我們的模型就是在這個經典模型中加入了三個制度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它們分別是交易自由(tran)、產權和法律結構(prop)和政治約束(poli),模型如下:
  F11R7133.jpg
  (二)數據來源及其描述統計
  自從Barro[22] 在增長的跨國研究做出開創性的研究之后,對跨國增長回歸的估計就成了一項欣欣向榮的產業,但是關于增長的決定因素的研究,其結果對數據的選擇——不管是用于計算增長率的數據還是用于解釋增長的數據都相當敏感,特別是涉及經濟收斂時更是如此(Hanousek et al. [23])。如果現有可用的數據都缺乏可靠性,那么,如果用不同來源的數據得到的結果迥然不同或差異甚大時,就有理由懷疑研究結果的可靠性。為了消除這種疑慮,分別用來源不同的人均GDP(單位勞動力GDP)對模型進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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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約束”數據用Freedom Hause[26] 的政治權利來代替,在這里假設人民的政治權利越大,則政府官員受到的約束就越大。該指標取值介于1~7之間,數值越小,說明政治權利越大。取該指標的倒數,這樣一來,數值越大,代表政治權利越大,制度質量越好。“產權”數據來源于Gwartney[27] 等發布的《世界經濟自由(2005年)》中的“法律結構及產權安全”這一指標,該指標是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司法獨立程度、法院公平程度、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軍事干預程度及法律體系完整程度進行評價之后進行綜合而得到的。“交易自由”數據也來源于Gwartney等發布的《世界經濟自由》(2005年)。取該報告中的“健全貨幣的可獲得性”、“與外國人交易的自由度”以及“對信貸市場、勞動力市場及商業市場的管制”三個指標的平均數。
  上述兩個指標的取值均介于0~10之間,數值越高,說明質量越好。
  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此處只采用了四個時段、98個國家的數據。四個時段分別是1981~1985、1986~1990、1991~1995和1996~2000年。98個國家中,既包括了美國、新加坡和香港等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也包括剛果、贊比亞和尼日爾等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
  (三)方法和結論
  使用的數據混合了98個國家在整個樣本期間的橫截面數據以及時間序列數據,采用面板數據進行分析。采用面板數據有許多優點:消除個體的變異、增加樣本、更多的信息、更多自由度、更少共線性、能估計某些被遺棄的因素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估計值更加趨近于真實值等等。
  首先,用Breusch-Pagan LM檢驗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和隨機效應模型(RE)之間進行選擇;然后,又用Hausman檢驗在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FE)之間進行選擇。四個模型最終都選擇了固定效應模型。再用White檢驗和Durbin-Watson檢驗四個模型是否存在截面異方差或自相關,結果發現都存在嚴重的截面異方差,但幾乎沒有自相關現象或自相關現象不太明顯。所以,最后用cross sections weights對四個模型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以消除截面異方差,估計結果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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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表示在0.0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示在0.0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示在0.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從表1可看出,四個模型中,人均產出初始水平的系數皆為負,而三個制度變量的系數皆為正,與預期完全一致。在所有模型中,四個系數都在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各個模型的系數懸殊也不大,這充分說明,結論具有高度的穩健性,從而驗證了假設。
  五、結論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的結論:
  第一,在經濟未達到平衡增長路徑時,技術進步以及資本積累都是人均產出增長的直接原因,而在經濟達到均衡路徑時,資本積累對人均產出增長沒有影響。因為技術進步率及資本積累率為制度質量的函數,所以,制度質量越好,經濟增長越快,反之亦然。
  第二,不存在絕對收斂,但存在關于制度的條件收斂。這是因為欠發達國家可以通過一些途徑獲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潛在的技術進步率,但由于技術后發優勢受制于制度質量,故制度質量較差的經濟無法向制度質量好的經濟收斂。
  這就意味著制度質量較差的國家,可以通過持續地改善其制度質量獲得“后發優勢”,趕超制度質量較好且比較富有的國家。但是,“后發優勢”并非存在于所有的貧困國家。如果制度質量太差且無法得到改善時,不僅無法獲得“后發優勢”,還有可能長期陷入低收入陷阱中,導致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
  這樣的結論應該說與現實較為吻合。不管是亞洲四小龍、中國大陸,還是非洲的博茨瓦納和毛里求斯,其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都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制度先行(Haggard[28]; Bennedsen et al[29])。在1970~1999年全世界人均GDP增長率最低的國家,如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塞俄比亞、利比里亞、羅馬尼亞等國家,都屬于制度質量最差的國家行列,至于巴基斯坦、印度以及玻利維亞令人沮喪的經濟績效,也是由于糟糕的制度所造成的(Bennedsen et al)。另外,關于人均產出存在基于制度的條件收斂的結論,與Knack[30] 的經驗研究是一致的。Knack分別用ICRG(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指數和BERI(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指數作為制度的度量,并把制度作為控制變量,結果發現國家間存在很強的基于制度的條件收斂。
  雖然如此,本文的缺點也是很明顯的:第一,關于制度影響投資和技術進步缺乏微觀基礎;第二,制度具有很強的內生性,而我們的模型實際上假設制度完全外生。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財經理論與實踐長沙33~39F11理論經濟學王澤填/盧二坡20072007
制度/經濟增長/條件收斂/后發優勢
  Institutions/Economic Growth/Conditional Convergence/Panel Data
Institutions,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A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low-Swan Model  WANG Ze-tian, LU Er-po  ( School of Econom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Standar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ssumes that institutions are a bundle of given policies, and no trade-off cost are incolved, and thus they are not important for economic growth.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variable of institutions into Slow-Swan model and assumes physical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re the function of institutions. We find from the model that the higher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the higher growth rate of output per capita an economy has. We also find the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among the countries with the institutions.
標準的經濟增長理論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變的并且不存在交易費用的,所以無法認識到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將制度作為一個變量引入索洛模型,可以構造一個包含制度的、技術內生的增長模型。通過模型的推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制度質量越好,人均產出增長率越高;人均產出存在關于制度的條件收斂。并進一步得出這樣的推論:欠發達國家想獲得“后發優勢”趕超發達國家,前提條件是具備良好的制度或能夠持續改善其制度。
作者:財經理論與實踐長沙33~39F11理論經濟學王澤填/盧二坡20072007
制度/經濟增長/條件收斂/后發優勢
  Institutions/Economic Growth/Conditional Convergence/Panel Data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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