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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遷理論與我國的改革實踐
制度變遷理論與我國的改革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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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度變遷理論興起的社會背景
  1987年諾斯的著作《西方世界的興起》在中國翻譯出版,諾斯的名字開始為中國經濟學界知曉。1991年他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譯本,由中國兩家權威學術出版社出版,并引起中國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1993年諾斯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表明他的理論在西方已得到相當程度的認可;而在中國,諾斯似乎成了最“大”的西方經濟學家之一,諾斯和他的制度變遷理論為什么能在西方獲得廣泛認可,特別是為什么能在中國迅速傳開?關于這個問題,當然要首先從諾斯的經濟理論本身去尋找答案:它的涵蓋面極寬,不僅是經濟學,而且涉及到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多個方面,因而對社會經濟現象有更強的解釋能力;另外,它雖不是“政策經濟學”,卻有極濃重的規范色彩;從新古典主義的某些原則出發,卻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諸多缺陷;強調制度分析,又不象制度學派那樣走極端,因而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然而,這并不是“諾斯熱”的全部原因。一個理論觀點的出現,可能出于學者長期觀察或偶然思考所得,但一個理論觀點的流行,被社會甚至被決策者所接受,就必須有一個廣泛的社會經濟條件。
  五六十年代,西方各國奉行凱恩斯主義,對經濟生活實行廣泛的干預,導致歷史上少有的高速增長。然而,根據諾斯的觀點,增長也是不穩定的根源,特別是這種增長導致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的出現。當七八十年代西方經濟普遍陷入“滯脹”的時候,凱恩斯主義對此無能為力,因而一些非主流經濟學應運興起,如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學派等。而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是在凱恩斯主義以及其他非主流經濟學派的政策藥方相繼失靈后出現的,它反映了西方世界的制度矛盾和普遍的變革心理。這是制度變遷理論在西方興起的根本原因。
  那么,中國的“諾斯熱”說明了什么?只要我們稍加注意和比較分析,就會發現,盡管所處發展階段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但“諾斯熱”的背景卻與西方頗為相似。可以說中國的“諾斯熱”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革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改革理論的貧乏。
  中國社會從鴉片戰爭起就處在劇烈的變革中,這次變革是公元前五世紀以來又一次根本性的社會變革。正因為如此,這場變革才歷經曲折,多次被“鎖定”,又多次重新啟動,直到黨領導的改革開放,才真正走上正軌。然而,這場變革發展到今天,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上,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歷史抉擇:即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著手進行產權制度改革以后,中國體制更深層次上的矛盾暴露出來,更艱難的改革任務也就被提了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改革迫切需要具體的,有針對性的理論來指導。
  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就是在上述實踐和理論背景下傳入中國并迅速被中國經濟理論界認同的。然而,對于我國的改革來說,諾斯的理論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可以參考的,其適用程度如何?應該怎樣看待諾斯的理論?這都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二、產權變革與私有化問題
  諾斯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產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定產權,以便對人的經濟活動造成一種激勵。而能夠產生激勵的產權是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產權,這種產權結構能夠使創新的個人收入與社會收益趨于一致,從而是激勵的源泉。
  可見,諾思理論的特點是將產權與激勵聯系在一起。而我國傳統體制的根本弊端就是缺乏激勵。事實上,傳統馬克思主義并不否認激勵,甚至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也非常重視激勵問題。但這種理論忽略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搭便車”行為,這種“搭便車”行為是導致公共產權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我國的改革者也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我國的改革一開始就從建立激勵機制入手,把個人和組織的利益與貢獻聯系起來,如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對國營企業實行放權讓利,并進一步實行承包制等。這種改革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仍未能解決搭便車行為。例如,農民對土地不是進行長期投入,反而是掠奪式地使用土地;國有企業在承包期內拼設備、發獎金、欠債等。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搭便車行為,即搭承包期外的便車,搭社會的便車。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就是承包制下的個人或組織的產權仍不完整式殘缺。要避免“搭便車”行為,還必須確定產權,完善產權制度。
  確定產權的目的是使組織有效率。根據諾斯的理論,建立有效產權的目的是使創新的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使產權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但事實上,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的產僅結構仍是理論上的假設,而現實的,可操作的產權模式就是盡可能地使產權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而競爭性和排他性產權的最好形式就是私有產權。它可以使資源的使用權,轉讓權以及收入的享用權集中于同一主體。然而,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改革是否一定要走向私有化,私有化是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選擇?
  諾斯關于私有產權效率的結論,是通過對西歐國家歷史經驗的研究得出的。事實上,近代出現的私有制是作為中世紀封建共同體所有制的對立物出現的,它之所以是進步的,就是因為它界定了個體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塔便車”行為,從而提高了組織的效率。但事實上,諾斯所研究的這種“私有化”,真直接結果僅僅是小生產者的私有制,它與作為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的私有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所以,諾斯在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問題上,往往避免直接使用“私有化”一詞。他指出: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并不是絕對的,有時將國有資產繼續保持在政府控制下也是必要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公平的,有效競爭的市場。〔1〕
  諾斯進一步認為,確定產僅或實行私有制,并不是解決經濟績效問題的充分條件。他指出“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和實施特征共同決定經濟績效。雖然規則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但非正式規范通常只能逐漸變化,對一套規則提供“正統性”的就是規范。正因為如此,革命性變遷從來沒有象它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樣,它所帶來的經濟績效也不會象人們預期那樣。一種經濟采用其他經濟的正式規則會產生與后者完全不同的經濟績效特征。因為前者的非正式規范和實施特征不同。”所以,“私有化并非解決糟糕經濟績效的靈丹妙藥”。〔2〕此外, 諾斯還提出適應性效率問題。他指出“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是適應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效率。”〔3〕“適應性效率與誠實正直的行為規則一樣, 我們不知道它是如何建立的。”它“并非來源于正式規則,而是來源于構成正式規則基礎的穩定性和適應性”,“來自正式規則之下的行為準則。”〔4〕這就是說,決定經濟績效的因素不只是所有制, 而在一定所有制之外的大量非正式規則同樣起著決定性作用。正因為如此,諾斯特別強調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傳統、習慣、意識形態等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所以說,產權變革并不能以私有化一言以蔽之。特別是,在現有技術條件下,要確定產權,無論是所要確定的產權結構,還是確定產權的方式,都與幾個世紀以前作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前提的產權結構和確立方式,都是不可能相同的。所以,中國的產權變革并不一定要走向私有化。在培育社會主義市場前提下,一方面對國有經濟實行明晰產權的改革,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產權結構,這才是產權改革的方向。
      三、諾斯悖論與政治體制改革
  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比經濟體制改革有著更多的禁忌。但事實上大家都明白,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政治體制的相應變革。但是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突出,特別是當產權變革提到經濟改革日程上以后,政治變革差不多也就呼之欲出了。
  那么,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實質進程如何呢?一方面,不可否認,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緩慢地進行著,但另一方面,同樣也不可否認,政治體制改革相對于經濟體制改革來說存在嚴重的滯后。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的變化要晚得多。根據這樣的理論,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是正常的。但是,根據諾斯的理論,產權界定和高效產權設置,是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而“界定和實施產權的是政治體制”,“是國家界定產權結構,因而國家理論是根本性的。最終是國家要對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和衰退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5〕“政治形態對經濟績效有重大影響。 因為政治形態界定和實施經濟規則,因此,發展政策的一個核心內容是建立一種能夠創造和保護有效產權的政治體制。”〔6〕,可見,諾斯強調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從而把政治體制變革推到了制度變革的前臺。
  然而,問題并不如此簡單。諾斯認為:“創造和保護有效產權”的國家,同樣有可能“造成無效率的產權”。這就是令人困惑的所謂“諾斯悖論”。諾斯本人對這一悖論的解釋是:“沒有國家辦不成事,有了國家又會有很多麻煩。”麻煩何在?諾斯認為“如果給國家權力,讓它強制執行合同成其他規章,它就會用自己的權力強制性施加影響,造成經濟效率不高的現象。”〔7〕這是因為, 政府也是一個獨立的利益主體,它的行為有兩個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8〕但是這兩個目的是有矛盾的, 是相互沖突的,而在競爭約束和交易費用約束下,政府的產權設置往往導致低效率;由于有競爭約束統治者不得不容忍“有勢力的選民”的低效率產權設置要求,而交易費用會減少稅收,迫使國家為短期財政要求而放棄高效產權設置。
  政府的這種雙重作用,使一個社會面臨兩難選擇:是建立一個硬政府,還是建一個軟政府?這也是困擾中國改革的一個難題。關于這個問題,諾斯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從他的國家理論看,他基本上繼承了新古典主義傳統,把政府作用限定在確定產權,提供保護與公正等公共服務上。實質上他主張建立一個“軟政府”。可見,諾斯強調國家的作用,但所強調的是國家在建立法制、規則和各種規范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國家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用政府的經濟力量促進經濟增長。不過,他的這一觀點僅僅被英美等少數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所證實,而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驗卻提供著反證。當然,對后一類國家的經驗,還需要接受進一步的,長期的實踐證明。但我們至少可以考慮它在“起飛”階段的價值。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在短期內走完發達國家用幾個世紀走過的發展歷程,不可能不強調國家的作用。當然,傳統計劃經濟中的國家角色肯定是不合適的,而究竟如何確定國家的位置,仍需要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探索。
  最后的問題是:政府的性質和行為是由什么決定的?既然國家在設置和實施產權方面起決定作用;那么政府究竟有可能建立和實施什么樣的產權?諾斯指出:“一個經濟包含著不同集團的活動,這些活動具有不同的生產函數,以反映一個政治—經濟單位的技術,資源基數和人口。”〔9〕這就出現了經濟集團問題。經濟集團, 一方面它是生產集團,另一方面是利益集團,作為生產集團有不同的生產函數,作為利益集團有不同的經濟利益。政府必須代表一定集團的利益,設置符合該集團利益的產權結構,然而,決定社會經濟增長和效率的卻是這個集團的生產函數,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講,就是這個集團或階級所代表的生產力性質,根據諾斯的研究,一個政府未必一定代表較高生產函數集團的利益。”如果勢力接近候選統治者的集團的財富或收入受到產權的不利影響,那么統治者就會受到威脅,因而,統治者會同意一個有利于這些集團的產權結構而無視它對效率的影響。”相反,一個具有較高生產函數的經濟力量不斷狀大的集團,也必然要求政府設置符合其利益的產權結構,否則,它也有可能威脅統治者,事實上,這正是政治變革的最根本原因。
  改革以來,中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原有利益集團有分化,有的重組,并出現一系列新的利益集團。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各集團的生產函數起了決定性作用,使它們有的興起狀大,有的衰落縮小。這種變化必然影響中國的經濟結構并進而影響中國的政治結構。反過來說,中國的政治結構也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來適應這種經濟結構和利益結構。但政治結構如何調整以適應經濟結構和利益結構,在調整過程中,如何避免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如何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目標的一致性,進一步講,如何保證社會主義方向和基本原則,這都是要進一步探討和實踐的問題。
      四、“路徑依賴”與改革路徑選擇
  由于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久攻不克,產權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仍存在某些理論上的禁忌和實踐上的困難,使我國改革整體處于“膠著”狀態。那么,中國改革下一步應如何選擇,出路何在?諾斯的理論能給我們提供哪些啟示?
  諾斯承認自己不是中國問題專家,所以,關于中國改革并沒有提出太多的具體建議,我們更不能指望一個“局外人”來指點迷津。但他提出的一個十分原則,但的確是十分誠懇的建議,值得我們重視:即“了解周圍,認識自己,知道自己是如何走過來的,現在到了什么階段,然后再看有什么可供選擇的方案以及可以選擇什么方案,”他還反復強調:“你過去是怎樣走過來的,你的過渡是怎樣進行的。”這就是他的“路徑依賴”理論。
  什么叫路徑依賴?諾斯認為:制度變遷過程與技術變遷過程一樣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所以,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軌道迅速優化;也可能順著原來的錯誤路徑往下滑,甚至被“鎖定”在某種效率的狀態下而導致停滯。此外,“路徑依賴”理論還強調、社會文化路徑選擇,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有關”。路徑依賴中起關鍵作用的是文化—路徑依賴這個術語用以描述過去對現在和未來的。”〔10〕
  那么,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格局是怎樣形成的,中國的改革為什么是今天這個格局而不是另一種,如俄羅斯的那種格局?這個問題我們不可以用“存在就是合理”這一哲學定理來簡單地加以解釋。事實上,我們今天的改革格局,是改革以來一步步歷史決定的,是我國建國40多年歷史所決定的,往深遠里說,它是由我國近代以來一個半世紀歷史所決定的,并與我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著不可分的聯系。這就是諾斯所說的:“改革路徑的選擇是歷史在起作用,經濟的發展也是如此,無論是政治制度本身,還是信仰制度都與歷史密切相關;它們的產生和演變受過去的影響,同時也限制了當前和過去改革路徑方式的選擇。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過來的,就不知道今后前進的方向。這一點對我們研究過渡經濟學的人尤為重要。”〔11〕
  改革的發展取決于路徑選擇,錯誤選擇就可能導致“鎖定”。這個理論告訴我們,在改革過程中,有許多十字路口,一旦選擇錯誤,就可能造成惡性循環,甚至改變歷史的走向,所以,改革的每一步選擇都必須慎之又慎,如果真的被“鎖定”又該如何選擇呢?諾斯指出:“實際上路徑依賴簡單來說是對各種選擇進行了限制,而并非無法選擇。走哪條道路關鍵要了解自己當前所處的狀態以及問題所在,弄清所受的制約,然后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關鍵的問題,還是要了解自己的國情,了解自己的歷史,從理論模型回到現實的選擇中來。
      五、對諾斯理論的簡短評價
  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是對經濟學發展的一大貢獻,其重要意義在于它使我們從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世界中走了出來,并給了我們一個可供多維觀察的鏡頭。在諾斯的理論中,我們看到了制度隨時間變化而發生的變遷,并且,這個變化的制度對經濟績效有決定性影響。因此,經濟學不僅要研究人口、資源、技術等變量,還要研究制度,研究制度變革。
  諾斯的理論事實上是一種“改革”理論,它適應了西方世界興起的變革心理,對中國改革也有一定參考價值。所以,諾斯不僅在西方經濟學界引起廣泛的反響,在中國也獲得一定程度的認同。然而,對于我國來說,諾斯的理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中國改革?諾斯指出:“我們不能運用新古典分析工具來闡明蘇聯和共產主義世界的興衰”。〔12〕但事實上,諾斯的理論新古典仍然發達市場經濟的理論,他所研究的“變遷”,也是以西歐和北美的市場化為樣板的,而關于計劃經濟應該如何向有效的市場經濟過渡,他承認“目前尚沒有一個清楚的模型。”〔13〕所以,我們首先要對諾斯制度變遷理論本身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進而考察該理論對中國改革的適用性,簡單的“拿來主義”的方法是應當防止的。*
  注:
  〔5〕〔7〕〔8〕〔9〕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7,20,28,26
  〔1〕〔4〕〔11〕〔12〕〔13〕《諾獎得主諾思答京城聽眾問》,《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第一版。
  〔2〕〔3〕〔6〕〔10〕諾思《歷史經濟績效》諾斯在1993年12月9日于瑞典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的講演, 譯文載《經濟譯文》1994年第6期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
                    (責任編輯:王碧峰)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京43-46F11理論經濟學高德步19961996 作者: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京43-46F11理論經濟學高德步19961996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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