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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與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歷史研究與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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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的開發利用
  文化資源是個寬泛的概念,文化遺產是其中一部分;文化遺產包含的對象也很多,文物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文化遺存”。文化資源有無形與有形之別。文物是有形的,它是特殊的文化信息的載體,或者說是人類文明的見證物。
  開發利用是可以從多角度多層次來說的,開發的對象不同、利用的目標不同,使得開發利用往往成為一個具體的課題。
  文物的開發利用是有前提的。首先,文物本身的價值必須得到絕對的尊重。文物之區別于一般的物,是因為其具備了特殊的價值,而且,這種價值往往是多方面的,如藝術的、科學的、歷史文化的、使用的等等,如果開發利用詆毀了這些基本價值,那就不能稱之為開發利用了。其次,開發利用不能違反國家的《文物保護法》。這點是文物的開發利用區別于其它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原則所在。在《文物保護法》中,對文物保護單位的開發利用行為作了很具體的規定,這意味著開發利用不僅要有內容上的合理性,還要有操作上的合法性。從目前我國文物保護單位的現狀來看,不乏違反這兩點前提的“開發利用”。保護工作仍然是個大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開發利用更應慎之又慎。
  文物的開發利用還應被理解為保護工作的一部分,是大有可為的。以往我們提到文物保護,往往局限于“物的保護”這個層次,這是一種消極的保護觀,也是偏面的文物觀。文物與其他文化遺產、資源一樣,既具有歷史文化的沉淀,又具有時代性。有些文物,在它誕生之前,就注定了它的地位和價值足以成為“見證物”,因為人們對它的創造付注了超乎尋常的努力,宮廷文物就具有這種特點。還有一些文化遺存,其“出生”十分普通,但在它的沿用過程中附上了不同尋常的意義,所以成為文物。許多名人故居,紀念地就屬于這種情況。可見,文物價值的形成有不同的特點,但一旦它們成為文物,便具有共同的社會文化功能,它們一般都脫離了原有的使用狀況,脫離了原來賴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同時,它們成了參觀物、研究對象,甚至是保值財產,這意味著它們具備了一種新的價值,一種具有時代性的價值。隨著時代的變化,文物或非文物的劃定會有變化,文物的價值大小也會發生變化,所以,對文物的看法不能絕對,不能不考慮時代精神對文物的準確反應。文物的開發利用,實質上就是我們在繼續譜寫文物的歷史,在發揮文物的生命力。同時,也是在向后人展示我們對文化資源、遺產的認識水平。假如我們像倉庫保管員似地一味關心文物之存亡,說明我們至少是缺乏激情和創造力,假如我們不顧文物的“健康”,歪曲文物的精神,說明我們至少是缺乏理智。
  文物的開發利用還是個資產經營問題,看不到或不愿正視這個問題,開發利用就難以操作。文物分為國家所有、集體或個人所有等不同的財產屬性。開發必然涉及到投入,投入又有不同渠道,并且不可能不講究回報。不同的所有權與不同的開發者之間的不同組合,不能不尋找不同的開發機制。目前,政府為國家所有的文物的保護已經投入很多,但還不能滿足保護所需的投資,所以,要開發投入恐怕一時有很大困難,這就要求社會共同來保護和開發。這就首先要解決所有權、使用權的相關利益的關系。而且,一般來說,文物的開發難度大,投資回報比較有風險,不能與一般的房地產開發相并論。在看到文物的開發價值的同時,還應客觀地估計到這種資源的開發所帶來的不利因素,也就是它的不可開發性。這種不可開發性因素如果得不到其它可靠補償,投資行為就缺乏經濟上的可行性。事實證明,開發活動不能簡單地以贊助義舉來對待,這解決不了文物生命的機制問題,也解決不了文物管理的體制問題。這樣說來,開發以后的利用問題是個關鍵,文化價值需要利用,經濟效益也需要利用,兩者不能偏廢。利用資金開發文化價值,這是文物部門的動機;利用文化價值及其帶來的有形資源來開發經濟效益,這是投資部門的動機,無論文物所有者和開發者是誰,兩方面的動機都必須正視。應該說,我們對這個環節的研究還不夠,但局部的開發經濟已經預示著,文化和經濟的互利開發是有可行性的。
      文化遺產:新意識與新課題
  《漢語大詞典》將“文化遺產”定義為:“人類歷史遺留下來的精神財富的總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而我們今日所談“文化遺產”,關涉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這一概念內涵的變化,多少與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遺產”所作界定、并在世界范圍遴選著名的人類自然與文化歷史遺產的影響有關。不過影響所及,其意義是廣泛而又深遠的,已遠遠超出了薦舉幾處中國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范圍。依拙見,它引發出某些新的理論,在一些相關的領域產生一種推動力。這里我想結合文博工作提一些看法。
  簡言之,對“文化遺產”的新的理解,有助于我們整個民族確立新的文物意識,并在此基礎上,推動中國文博事業進一步發展。這新的文物意識與以下三個轉變(確立)有關:
  1.確立與“文化遺產”相對應的大文物概念。從詞源上講,“文物”一詞最初主要指禮樂典章制度,或禮樂寶器,它們被用以明貴賤、制等級。后來其含義擴大,兼指歷代相傳的文獻、古物。至本世紀,“文物”才逐漸地被定義為“具有歷史、藝術價值的古代遺物”。可是要注意,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所謂文物(即古代遺物),往往被等同于傳世的或發掘出來的某些器、物,如玉器、青銅器、錢幣、書畫、陶瓷以及某些古建筑之類……,對此,可稱之為小文物概念;大文物概念幾乎是沒有的,或者說很不突出,只有在談到諸如長城等古代遺物時,才會意識到這也是“文物”。正由于對文物持著一種狹窄的認識,所以會發生那些令人為之痛惜的事情,如,在有意識地努力保護古都北京的種種文物的同時,同樣作為文物的古城墻卻被拆除了。從小文物概念轉變到大文物概念,將拓寬我們的視野,明確我們所要研究、保護的對象。
  2.確立建立于“全民意識”基礎上的法權觀念。在古代中國,文物大致上被視為一種私有財產,或為皇帝、皇室據有,或為有權、有錢、有勢之輩收藏、占有。近代以來,隨著國人有關國家觀念的轉變(“民權”取代“王權”),以及后來保護文物的法規出臺和不斷健全、完善,在官方的話語系統中,文物包括所有權歸個人的私人收藏品,已毫無疑問地變成為國家文化財富的組成部分。但是,時至今日,在一些個人的意識中,文物乃國家財富這一點還十分薄弱。近年來時常耳聞的國家文物遭毀壞、流失,就在相當程度上與此有關。現在宣傳文物屬于文化遺產,既可強化文物乃國家財富的觀念,又可進一步突出這一觀念的實質,在于肯定和強調文物為全民共有,為全民共享,并需要全民共同參與加以保護。“全民意識”是我們需要認真補上一課的。
  3.確立既見“物質”又見“精神”的審視眼光。作為一種有形的文化遺產,文物在本質屬性上是承荷著歷史內涵、精神氣韻的物質載體,接近于英國哲學家波普爾所說的世界之“3”。 這就是要求我們在鑒賞或研究文物時,不僅僅要從文物的角度著眼,還要深入地揭示其中積淀、包蘊的精神、文化內涵。這一點雖早已為前人所道,然而不能不看到,見“物”不見“人”,見“物”不見“精神”的現象,在今日文博界還相當普遍,亟待改進。
  基于以上的認識,我們認為,文博工作面臨著許多新問題、新課題。比如:
  中國正以持續的高速度進行經濟建設,這一方面刺激、帶動了“古玩熱”、“收藏熱”,對文博工作似乎帶來一種福音。而另一方面,洶涌澎湃的經濟開發浪潮,又對田野文物和尚隱埋在地下的各種文物,構成一種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脅。因此,如何處理好經濟建設與文物保護之間的關系,就至關重要。要解決好這對矛盾,牽涉面很廣,但其中有一點,是需要從提高國民素質入手,加大力度進行大文物概念和“全民意識”的宣傳;
  既然文物是人類的文化遺產,那么,它們就不僅僅是今人的財富,還屬于子孫萬代。這也就意味著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中,和開發、利用這些文化資源時,必須是科學的、合理的,決不能圖一時之功利、逞一時之快,而毀棄長遠的價值和利益。文博工作應盡快地制定自己的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
  必須運用多學科的手段,多層面、多角度地拓展文博研究,要從自然、社會、歷史、人文諸種因素的交融、結合中,認識和把握研究對象的共性和個性,由此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
  最后想說的是,大約二十年前,尚無“文博”一詞(至少在詞典上沒有)。直到1990年出版《漢語大詞典》(第六冊),仍未收入該詞。然而今天,“文博”一詞不僅在文物、博物館工作領域通行,而且已為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人士廣為采納。例如《解放日報》開設了“文博”專欄。小而言之,這反映了有關文博的教學、研究已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大而言之,整個文博工作已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得到一種社會共識的有力支撐。回首過去,展望未來,我們以為,今天已到了明確地確立“文化遺產”作為文博工作核心概念的地位的時候了。由此關鍵詞的出發,建構一整套理念,調整工作思路和發展方向,推動文博事業在新時代、新世紀的發展。
      歷史文化遺產從無形到有形的轉化
  歷史文化遺產有有形與無形之別,但無形的可以轉化為有形文化遺產。
  以旅游而言,歷史文化名人是無形的文化遺產。各地的建立旅游點、發展旅游業的過程中,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他們。近幾年來,屢屢發生的歷史文化名人爭奪戰,就是同無形的歷史文化遺產開發相關的。這種爭奪,較大的有:諸葛亮躬耕地之爭,航海東渡的徐福原籍之爭,中華民族始祖之一炎帝“戶口”之爭,西施故里之爭,陶淵明筆下桃花源所在地之爭,老子故里之爭……此起彼伏,且有日趨頻繁、激烈之勢。這種爭奪,早已超過了古已有之的“矜其鄉賢,美其邦族”的心態,蘊藏其后的是巨大的經濟利益。一旦名人歸屬權得到公認,就可名正言順地發展旅游業,以獲取可觀的經濟效益。
  知名度是無形歷史文化遺產轉化為有形的歷史文化遺產的中介環節。能夠成為歷史文化名人,數量是相當少的。因而歷史文化名人,就是一種稀缺資源。近日見到一則報道,浙江舟山市桃花島,與著名作家金庸在《射雕英雄傳》中描繪的、主角黃藥師所住的桃花島極為相似。當地人由此得到啟發,產生借助金庸在海內外的知名度發展海島旅游的新思路。他們把金庸的題詞“碧海金沙桃花島”七個字,摹寫在碼頭的巨型招牌上;他們在征得金庸同意后,把往返島上的客輪命名為“金庸輪”……經過許多與此相關的努力后,桃花島終于被批準為省級風景名勝區。應當說,桃花島優美的自然環境是起作用的;當地人們的努力與浙江省發展旅游事業的需求,也是緊要的。桃花島,在借助金庸這一名人招牌前,卻似藏于深幃中的閨秀,鮮為人知。融碧海金沙、奇巖神峰、傳說故事、漁家風情于一體的自然景物與人文景物,已經沉睡了數千年。今朝一旦脫穎而出,靠的是金庸的知名度。如果說,過去的都是歷史的話,那末金庸也自當屬于歷史文化名人之列的。這是把無形歷史文化遺產向有形的歷史文化遺產衍變的典型實例。應該說,古人早已這樣做了。與今人不同的只是自發與自覺的差別而已。
  近年來,一些城市和地區,面對旅游資源匱乏的情況,依據現代科學技術并參考文獻資料,興建了以古典故事、風俗風情、歷史人物、神話傳說、著名建筑與名勝風光為題材的人造景物。這是把無形的歷史文化遺產轉化為有形的歷史文化遺產所作的一種努力。這里有成功的經驗,有失敗的教訓。成功的為數不多,如“錦銹中華”、“無錫歐洲城”與四川德陽的藝術墻,它們經過歲月的考驗,成為眾口交譽的人造景觀。成功是一種刺激,而天才的創意常常引來蠢才們的仿效。自“錦銹中華”產生轟動效應后,各地搞“縮微”、修“宮”建“城”、造“文化村”的熱浪滾滾而來。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正在進行的人工造景項目有1000多個,結果可用十個字概括:投資高,游客稀,回收無期。上海近效建造的一個“西游宮”,3年不到, 就變成一堆毫無用處的廢物。究期原因,大多歸為重復建設、文化品位不高與行政命令而非企業行為。其實,失敗者還有更深層次的因素:這就是不知道景物與景觀的區別與聯系,不懂得歷史文化遺產的共通性與地域性的關系。
  我不同意輕率地使用人造景觀的名稱。不是人造景物在工程結束后,馬上可以成為人造景觀的。景物與景觀絕不可等同。景物是客觀的、本然的存在,景觀是作為主體的人,對景物這一客體在意識上的反映與評價。景觀是滲透了人的認識、情感、鑒賞與評判的,是主體的人與客體的景物相互交融后所形成的獨特的印象。任何人造景物,只要它蘊含有較豐富的科學的、歷史的、藝術的內容,并經過人們一定時期的價值認同后,都有成為人造景觀的可能。事實上,現今的一些歷史悠久的人文景觀,大率都經歷過一段人造景物——人造景觀——旅游景點這么一個過程。現今涉及到人工造景物利弊的文章或報道,一律使用人造景觀的術語;同樣,在人造景物的決策者們的心目中,也只有人造景觀的概念。尤其是后者,根本不知道景物向景觀的轉化,是要經歷史的積淀與考驗的,是要經人們認同后方能實現的。令許多投資者不解的是,一些與“錦銹中華”在地理位置、交通環境方面相近的人工造景,卻只能落個滲淡經營,其間的原因是很復雜的,但告訴人們一個真理。人造景物并不是都能向人造景觀轉化的,而且這種轉化的成功率是相當低的。
  轉化成功的一個重要因子是,處理好了歷史文化遺產的共通性與地域性的關系。失敗者,大多沒有處理好這一關。目前,全國已經建起的人工造景項目有1000余個。其中,僅“西游記宮”就有500多個, “民俗村”、“環球公園”、“世界公園”不下幾十個,甚至連“宋城”。也有四五個。綜觀這1000多個人工造景,除少數尚能吸引游客外,大多數游客流量嚴重不足,入不敷出,負債累累。重復建設、面目雷同,是投資者們都撞向了歷史文化遺產中的共通性領域。《西游記》以其豐富、絢麗的藝術想象,創造出了一個完整的神話世界,而且描繪得如此生動活潑、新奇有趣。它巧妙地把人物思想性格與動物體態習性有機在結合在一起,成功地塑造了孫悟空、豬八戒的藝術形象。作為一個中國人,稍有點文化水平的,大約沒有不看《西游記》的。《西游記》是中華民族所共有的藝術瑰寶,把人人熟知的東西再行建設起來,缺乏吸引力乃是必然的。愈是具有地方性的東西,就愈具有國際性。旅游是一種文化行為,是人在不同文化模式里的流動。西方旅游者到中國,滿眼所見皆為異國情調,這是他們何以對中國的民俗風情,情有獨鐘的原委所在。人造景物能成功地轉為人造景觀,一定是注重歷史文化遺產的地域性的緣故。四川德陽,成都平原北端的小縣城,以其戛戛獨造、不落凡境的藝術墻,令無生命的石頭,成了光芒照人的藝術珍品。它采用了國內較為罕見的古希臘羅馬建筑風格的石柱、長廊的設計方案,由半園、長廓與各種拱券聯結起來的石墻,充滿了異域文化的韻律。內容則為萬古常新的“生命之歌”,以及取材于巴蜀文化之源的廣漢三星堆的“智慧之光”,兼具浮雕、圓雕、透雕的特點,令人叫絕。巴蜀文化,是富有地方特點的,而廣漢三星堆文化,則是特中之特。正是以地域性的歷史文化遺產為依靠,到德陽的人必去藝術墻。那里的游客,絕不比被稱為德陽一景的文廟少。德陽藝術墻,已成為德陽的一個重要的人造景觀。
  不是所有的人造景物,會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它的蹤跡的。那些沒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又以一味摹仿他人成功處的平庸之作,必將被蕩除出人們的視野之外。那些具有地方特點的歷史文化遺產,一旦同人造景物水乳交融般結合在一起后,并經歷了歲月的考驗與人們的價值認同后,就會成為有著永恒旅游價值的人造景觀。這是提高當地的知名度與產生良好經濟效益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歷史文遺產開發與利用中應該注意的。
      以可持續發展論指導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
  這些年來歷史文化資源遭到破壞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由人類不當的經濟行為造成的,大量表現為現代化與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建設性破壞”,如最近中央電視臺曝光的一批漢文化遺址(漢墓葬、漢碑等)被推土機鏟平;95年圍繞北京魯迅八道灣故居是否被拆除引起的爭論;杭州西湖景區建造高層建筑;云南石林旅游區建設大型水泥廠;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造起了煤窯、灰窯;長達兩年圍繞究竟要不要搶救、保護南越王宮署遺址所發生的糾紛等均屬此列。另一方面,隨著旅游業的迅速發展,人們旅游方式、旅游認知、旅游趣味發生變化,不再滿足于一般的山水觀光旅游,開始追求一種超愉悅、超常態的生活經歷,從而產生更高尚、更深沉的旅游動機,在立體的文化空間中遨游成為一種時尚。于是乎凡可以利用的文化資源都逐漸被旅游化。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對文化資源造成的破壞都是無法估量的,都是缺乏可持續發展思想的表現。
  現代化,固然是今天世界上一切貧困和落后國家和地區走向富裕和繁榮的光明大道,但它不應以歷史文化的喪失為代價。早在五十年代初,北京進行市政建設、道路改造時,有人以阻礙城市道路建設為由,堅決主張拆除北海團城。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聞訊后怒不可遏。他據理力爭,認為照此說法,干脆推倒團城,填平三海,修一條馬路直通過去,根本不需要討論。當時周總理得知后,立即親自前往踏勘、調查,后來作出了將中南海圍墻南移,馬路轉一個彎的決定,結果就此救活了從遼金時代起就是王宮一部分,又歷經元明清,保存到今天的世界上最小的“城”;并且由此國家確定了“重點保護,重點發掘,既對文物保護有利,又對基本建設有利”的方針,可惜此方針至今沒有很好貫徹執行。
  對一個國家來說,經濟落后是可以改變的,現代化經過幾代人奮斗也是一個能夠實現的目標,而且通向明天,造就未來的現代化方式與道路也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歷史只有一部,對歷史文化的任何破壞都將永遠不能彌補,因此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絕不能被眼前暫時的利益所誘惑,不能讓歷史文化在我們手里斷層,失去延續性,一定要有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觀念。
  因旅游業發展造成對文化資源的破壞更應引起高度重視。旅游業是文化型的經濟產業。昨天的文化又是今天的經濟,今天的文化又是明天的經濟。旅游促進經濟發展已是共識。目前我國已有半數以上省、直轄市在制定2010年遠景發展規劃時將旅游業定為支柱產業、主導產業或第三產業的重點產業,這說明旅游業的戰略地位已非比尋常,但是不能不看到,在鋪天蓋地的開發利用文化資源中,許多緊閉了千百年的山水、文化資源、歷史遺址,一個個被啟封、打開、曝光,其結果不少人文景觀、文化資源在淺薄化、粗俗化、功利化中遭破壞、踐踏,甚至湮沒,在換來一時的經濟利益下卻毀掉了無法再生的寶貴的山水和文化積淀。如八達嶺長城和泰山是被聯合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我國偉大的人文景觀和風景名勝之地,但是當地有關部門受趨利動機驅使卻在上面架起了索道,更有甚者在施工中將泰山頂日觀峰一側炸去一片,并在古代帝王登山祭天、設置祭壇的岱頂上建造了一座娛樂城。這種無視文化、無視國寶的短期行為不僅毀壞了文化資源和世界遺產,而且有愧于祖先和子孫后代。
  歷史是昨天的記錄,歷史從來都是連續的。對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不僅意味著對作為個體的古建筑所進行的理想狀態的風格修復,也意味著保護文物古跡遺址,延續人文景觀的傳統格局的風貌特點,保護和發揚傳統文化、藝術、民俗精萃,并力圖使這些文化資源得到持續利用。不僅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且要讓子孫后代也能享受到這些資源,更應把它當作世界共同財富的組成部分來對待,所以開發利用歷史文化資源必須以可持續發展觀作先導。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概念的提出是近十年的事。1987年4 月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主席布倫特蘭夫人提交了一份具有重大意義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 )。這份報告以可持續發展思想為指導,對當前人類在經濟發展、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評價。她認為,可持續發展應該是“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這一觀點,在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提出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挑戰,是在探索、尋求新的發展模式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新的發展觀。
  以可持續發展理論指導文化資源開發利用,其實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公平性(Fairness)。文化資源是前人留下的財富,因此,既應該允許當代人平等享受,還應該保持代際間的公平分配與發展,反對為滿足自身需要而損害或剝奪后人公平開發利用文化資源的權利,同時還應做到公平地分配有限的文化資源。這一公平性應充分體現在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
  (2)持續性(Sustainability)。 旅游業的發展對不可更新的文化資源的消耗是絕對的,為了讓后人和全球人類共同享受這些資源,對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乃至旅游業的發展規模、速度要有一定界限的限制,改變數百年來人類在追求發展、經濟利益的過程中以犧牲人類文化遺產、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做法,以保證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能持續到將來。這是可持續發展與其他發展理論所根本不同之處。
  (3)資源觀(Resource outlook)。文化資源是不可復制的。 它是以往社會發展留下的足跡,一旦遭損無法復原,而旅游業的發展對文化資源又有很強的依賴性,可以說資源開發的潛力和可利用的程度是旅游業能否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因此絕不能采取掠奪性的開發利用,最終導致資源枯竭,而應有序地、科學合理地規劃和開發利用,針對不同類別和不同屬性的文化資源,采取不同對策,在保護好歷史文化資源前提下使其最大限度發揮出應有價值,并盡可能地延長文化資源壽命。
  (4)全球觀(Glode outlook)。每個國家和每個地區的文化資源,因其歷史、文化、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有很大的差異性,但都是世界文化資源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可持續發展作為全球發展的總方向、總目標,要求世界各國聯合起來,共同行動,在尊重各國歷史發展的同時,肩負起共同保護人類文化資源的責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每年將一些國家具有世界意義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人文景觀經過嚴格審核、考察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也正體現了這一精神。至1997年4月,我國已有12 處自然遺產與人文景觀被收進《世界遺產名錄》。
  目前,可持續發展戰略已明確作為今后我國發展的重大戰略之一,這在去年全國人大八屆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已作了全面闡述。最近,國家文物局又將重新修訂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護法》,并將把可持續發展思想寫入條文中,這無疑將從法律上保障以可持續發展戰略指導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
      求實求真——以科學態度對待歷史文化遺產
  人類在不斷總結歷史經驗中發展,歷史文化遺產是寶庫。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擁有極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無論文化典籍、歷史遺址、出土文物,還是民間文學藝術、民俗民風、屋宇器具,皆堪稱繁若群星,浩如大海。如此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不僅屬于中華民族,而且屬于全世界,是全人類的巨大財富。開發中華歷史文化遺產,不僅有利于中華民族繁榮,而且有利于全人類文明昌盛。
  那么,應怎樣開發中華歷史文化遺產寶庫?
  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現代科學是人類智慧最重要的成就,是現代文明的精髓。科學崇尚求實求真。所謂以科學的態度對待歷史文化遺產,也就是說必須以求實求真的態度對待歷史文化遺產。毋論考古挖掘,還是古藉整理;毋論維修古建筑,還是仿制古物;毋論學理分析,還是文藝闡發,皆必須示歷史之實,求歷史之真,力求符合歷史的真面目。當然,完全符合歷史的真面目是不可能的,但必須千方百計的求實求真,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為什么力求符合歷史真面目?
  第一,中華歷史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祖祖輩輩全部生命的創造物,作為炎黃子孫的當代中國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勾畫出歷史的真面目,并傳之子孫后代。
  第二,真歷史只有一個,假歷史可有無數個。歷史是民族發展的重要支柱,歷史文化遺產可為民族的發展提供豐富的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為了振興中華民族,我們究竟需要真歷史提供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還是需要假歷史提供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毫無疑問,當然需要真歷史提供的資源。因為唯有真歷史才會提供真資源,而真資源才有真價值。
  開發中華歷史文化遺產是一件大事,必須本著對民族發展和世界文化發展負責的態度,嚴肅認真地進行,求實求真。
  第一,必須分清開發與破壞的界限,反對名為開發實為破壞的錯誤傾向。開發應以保護為前提,如果不注重保護,只講開發,其結果,必須嚴重破壞文化遺產。例如,在長城上建索道纜車,在長城下建球型映院,古長城仿佛鬧市,古戰場的氣韻喪失殆盡,難道不是破壞?在古老的文化遺址上紛紛興建“現代文物”,難道不是破壞么?此類事一多,中國許多文化遺址便會在“開發”中被“開發”掉了,浩劫難逃。
  第二,必須分清利用與糟踏的界限,反對名為利用實為糟踏的錯誤傾向。利用應以忠實于原意為前提,如果不忠實于原意,所謂利用勢必成為對文化遺產的糟踏。亂譯古書,弄得文理不通,隨心所欲,亂加附會來解釋經典,以及胡編瞎說的所謂新編,皆屬此類。例如,一部《周易》不是被吹為“宇宙代數學”、“最高預測學”,可以預測世界杯足球賽,可以治療愛滋病,鬧得胡天黑地么?《梁山伯與祝英臺》、《白蛇傳》等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不是被一些江郎才盡的所謂藝術家們糟踏得面目全非、荒謬絕倫么?
  第三,明辨歷史文化精神中的精華與糟粕,反對名為弘揚民族文化優秀傳統實為宣揚糟粕的錯誤傾向。歷史文化遺產必須保護,但應區分歷史文化精神的精華與糟粕,以免將糟粕當成精華弘揚。秦始皇兵馬俑是文化史上的奇跡,具很高的價值,因為其中體現了我們祖先的聰明才智。但是高度評價兵馬俑的價值并不等于要鼓吹秦始皇的暴政“業績”。區分文化精神精華與糟粕的標準應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維護民眾的權利和改善民眾的生存狀況。離開這個價值標準,鼓吹秦始皇是“千古一帝”,頌揚康熙大帝的“偉績”,這是弘揚什么優秀傳統?
  第四,提倡實話實說,不要忌諱。開發歷史文化遺產,必須以事實說話,一是一、二是二,實話實說,不要忌諱。中國有忌諱的傳統,孔子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傳統仍頗有影響。為圣人諱言、為名人諱言、為了某些不知什么理由諱言。這種諱言實情的現象在近現代史領域中特別盛行。同一史實,今天為這個目的這么說,明天為那個目的那么說,實在要不得。因為事實只有一個。
  科學求實求真。達爾文環球考察,提出了生物進化論。根據進化論,人是由動物進化來的。達爾文實話實說,引發了赫胥黎與威爾伯福特主教間有名的爭論。威爾伯福特嘰笑赫胥黎認猿為祖先,而赫胥黎則仗義直言,反唇相譏:與其將愚蠢的人當祖先,還不如將猿當祖先。科學家認為人由動物進化而來,并無損于人類,而且科學的發展更提高了人的尊嚴。
  文革結束后,年邁的巴金寫了五本隨想錄,合訂為一本厚厚的講真話的書。巴金以懺悔之情講真話,反而提高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處在社會大轉型時期的中華民族更需要講真話的歷史書,因為唯有真歷史才值得借鑒,才會為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改革提供有價值的資源。
  開發中華歷史文化遺產,必須求實求真。
  真歷史指示著中國的未來!
      關于中國歷史文化遺產再認識的兩點思考
  對“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化利用”的涵意,應該可以從兩個層面去加以理解。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歷史文化遺產”定義為有形文化的角度而言, 它顯然遠不止是所謂“歷史遺存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of historical relics)”的經濟行為,而是旨在充分地實現一個民族乃至全人類對有形歷史遺產的資源共享的文化事業。而如果從更廣泛的角度看問題,那么我們現在或許正處于一個很重要的時期,需要在將有形文化和無形文化兩相觀照的過程中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進行全方位的再認識。在這個意義上,能否對中國考古發掘和研究的驚人成果作出充分的反應和吸收,能否從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相互貫通中去豐富我們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新的視角、切入點、概念、方法以及分析框架等等,正在日益地成為影響到這種再認識所能達到的學術深度的極關鍵因素。茲對上述兩點分述如下。
  一,假如可以說當今存在著這樣一個學術領域,在其中的中國學者與他的所有外國同行相比具有最幸運、最激動人心的機會,那么它一定就是考古學。正像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發現甲骨文和敦煌(以及稍后的吐魯番)文獻曾極大地推進了后來半個世紀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一樣,對于七十年代以往層出不窮的重大考古發現將給我們重新認識祖國文化遺產以何等程度的推動力,無論怎么估計都不至于過份。中國的文獻史料汗牛充棟。但由于被過早發展起來的大一統政治文化所反復強調的主導價值取向以及記敘范式所局限,書面材料所荷載的有關過去時代的訊息,在某些領域大量重復,而在另外一些領域則語焉不詳,甚至少有提及。書面文獻提供的古代世界圖景上存在的諸多盲點,適足可以用考古學證據予以填補。據報載,廣西東漢墓葬中的雷缽上發現了彝文,如果消息屬實,則彝族文字傳播的確鑿歷史就有可能從明代中葉再向上追溯一千四、五百年。出土于西北某漢驛遺址的“過所簡”,至今致使研究東西文化交流史的學者焦急地盼望它們被早日發表;因為保存在這些古代“路條”上的關涉西域城邦國家的消息,將大大擴展現今基于《漢書·西域傳》所獲致的有關知識。瓷器在宋代作為日用器皿進入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這個事實只有在零星暗示和有關文獻與考古實據相對證后,方可真正得到闡明(見愛宕松男《宋代瓷器行用的普及化》,《東洋史論集》卷1,頁195至326)。
  倡言以“考古學的解釋”(archaeological explaination )重新檢視中國歷史文化的新近趨勢,尤其集中地反映在李學勤教授的《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一書里。以《古史辨》作者群體為中堅的“疑古”派,把西方近代的實證史學方法和明清以來分別以章太炎和康有為為代表的古、今文經學傳統相結合,形成以“辨疑”為顯著特征的史學流派。經、子之學在他們手中完全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份。疑古學派至今留給中國史學很多重要的、積極的影響,但是他們也有輕易說無、“辨疑”過頭而失于臆斷的偏頗。“走出疑古時代”并不是對古史辨學派的簡單否定,而是以書面的和地下的“二重證據法”超越它的史觀。在這里,所謂“考古學的解釋”也已遠遠超出了用地下實物為文獻史料作簡單舉證的范圍,而成為融匯了知識考古、語言考古、民族考古等多重內涵的文化分析的考古學。因此,突破疑古境界,從釋古角度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其實也是考古學本身實現從器物考古的樊籬中獲得突破的過程。
  二,從明清之際直到民國初年,中國經史之學的傳統,按王國維的說法凡有三變。初變于顧炎武一反明代游談無根的風氣而倡率樸學,即所謂“固初之學大”。其二變以戴震、錢大昕為代表,考據方法由于經史、小學專門之業的成熟而愈趨慎密精致,即“乾嘉之學精”。其三變則始于上世紀后半葉,“言經者及今古,考古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故“道咸以降之學新”(見王國維《沈增植先生七十壽序》,《觀堂集林》卷23)。就在王國維寫下這些話的前后,民國時期的國學在與歐美東方學之一支即“漢學”(sinology)的大信息量溝通同時經歷了新一輪的蛻變。在這個溝通過程中,發韌于明末清初、繁密于乾嘉諸家、雖迭經后世的風氣轉換而依然沉淀為國學基本傳統的乾嘉考據方法,似乎很自然地與西方漢學的方法交融為一體。之所以能夠如此,因為以文史相通為標榜的國學與西方漢學以人文學科各領域相互貫通的實證方法作為基本傳統本身就十分接近。二者都注重文字學的訓練,重視文獻的校訂、釋讀,在歷史事件、典章制度、社會情景的研究方面更關注“是什么”、而不是“為什么”或者“如何”的問題。
  這樣我們就看到,在國學經歷了新的蛻變而漸臻繁榮的三十年代,早已盛極而衰的西方實證史學傳統正在開始被年鑒學派所促成的社會科學理論、方法全方位地向歷史學滲透的新趨勢所取代。二次大戰以前,此種新趨勢越來越強烈地影響到西方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由此,似乎有必要對西方“漢學”與“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 )加以區分。二者并不完全是可以互相置換的同樣概念,恰恰是標示了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兩種不同傳統或不同階段的名詞。西方漢學使用人文科學相互貫通的理論方法,主要回答“是什么”或者“如何”的問題;而中國研究則開啟了諸如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人口學、政治學等等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相貫通的綜合性地區研究新風氣。它更偏重于回答“為什么”或者“如何”的問題。在中國,由于長期遭到取消的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恢復不到二十年,從事歷史文化遺產研究的學者都缺乏必要的社會科學訓練。因此當英國的某個社會史學者覺得歷史學家們正在把莊稼種到別人園子里的時候,研究本國歷史文化遺產的中國學者或許會感覺在他們自己的園子里卻有不少是別人種的莊稼。
  我以為,為了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水準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中國學者應當加強對西方中國研究學術成果的回應與交流,至少應當維持過去從事國學研究的那些學者與西方漢學家那樣廣泛深入的學術溝通,去探求更加切合于特定研究對像的人文與社會科學諸學科相互貫通和滲透的新路徑、新方法。與此同時,正像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考古學解釋并不是對疑古派的簡單否定,而是對它的超越一樣,上述新路徑、新方法的采納也絲毫沒有意味著由國學與西方漢學中積淀下來的那一套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已經完全失去它的效用。新的研究視角會關涉大量先前尚未觸及過的歷史細節,它們只能靠提出這些細節研究任務的人自己去加以解決,而不能指望曾經興盛一時的實證史學已經為后人準備好所有必需的細節研究。過程或結構的理論分析只能以基于實證史學的細部研究作為依據。如果沒有對于歷史資料的直接的感性體驗和實證研究作基礎,概念化的歷史分析便只能流于虛妄和不必要的誤讀。
      地方志與旅游資源開發
  地方志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方志在旅游資源開發方面的利用前景是非常廣闊的。
    一、方志蘊藏著豐富的旅游資源信息
  地方志是一種“無所不載”的文化載體,它不僅縱述歷史和現狀,橫敘一地自然、社會、人文,而且連續不斷編修,代代相傳,能清清楚楚地展示人、事、物在時間上的發展變化。一個地方的旅游資源是一種客觀存在,是地方志記載的重要內容之一。方志所載的旅游資源大致可歸納為四大類十三方面:
  1、自然景觀:山景——包括山峰、峽谷、石林、巖壁等; 水景——包括江、溪、河、海、湖、水庫、泉、潭、瀑、潮等;洞景——包括巖洞、溶洞等;天象——包括日出、日落、佛光、云霧、瑞雪等;動植物景——包括珍稀禽獸魚蟲,奇花異草,古樹,原始森林等。
  2、人文景觀:城鎮街市;園林;宗教設施(寺廟、觀庵、 石窟等);工程建筑;遺址遺跡;紀念館、紀念地;石刻題詠;民情風俗。
  3、神話傳說:風景名勝往往與神話傳說連在一起。 許多名勝原本不太出名,只因有了神話傳說,為人傳詠,才名聲大振,飲譽海內外,故神話傳說也是一種旅游資源。
  4、土特名產:風味特產既是旅游者爭相購買品嘗、 饋贈親友的物品,又為招徠旅游觀光者的重要旅游資源。
    二、地方志是旅游資源普查的指南
  旅游資源的豐富與否決定著本地方旅游事業的成敗。所以,一個地方要發展旅游業,首先必須摸清家底,即普查本地的旅游資源。旅游資源的普查,可以地方志為藍本,按圖索驥,有的放矢地進行。那樣,可迅捷地掌握本地旅游資源數量是豐富還是貧乏,屬性是單一還是多樣,是古代還是近現代,哪些是已開發利用的,哪些是未被很好利用的,哪些是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而改變面貌的。通過旅游資源的分析,即可歸納出本地旅游資源布局是集中還是分散,開放時間是全年的還是宜季節的,投資效益的高與低,從而為政府興辦旅游業的決策提供咨詢參考。如太倉縣,經濟發達,根據《太倉縣志》調查,太倉縣名勝古跡少而散,僅有州橋、周涇橋三個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鄭和紀念館、張溥故居等二十九個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游客多為本地人。以此可以看出,太倉縣可以利用的旅游資源較少,若新建旅游點,必定是投資額巨大,十分不經濟,因此不能把旅游業作為太倉縣的主要行業而盲目發展。
    三、方志為開發新旅游資源提供了豐富資料和信息
  對一特定的旅游區(點)而言,當它迫切需要開發新的旅游資源時,方志恰是滿足這種需求最好的歷史文化遺產之一。浙江建德縣為使縣旅游經濟上一新臺階,旅游部門反復查閱了《嚴州圖經》、《嚴州府志》、《建德縣志》等方志,查到了建德歷史上曾有三個洞(靈泉、清風、藹云),冬溫夏涼,唐宋時已有許多人來游玩,并按方志所示方位,找到了這三個洞。1979年,縣有關部門開始整修洞府,成為建德新的重要景點。
    四、方志為旅游區的開發規劃提供科學依據
  旅游景區的開發規劃為一地發展旅游業、制訂旅游經濟戰略必須要進行的工作。這一工作的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就是前面論及的旅游資源。除此之外,我們在規劃時還應考察那些旅游資源所處的地理環境、交通環境、人文環境。這些有關旅游區開發規劃所需的主體資料以及附屬資料在各類地方志中都能找到,而地方志原本即根據大量文獻資料、口碑資料和實地調查采訪,反復考訂后編成的,具有地域性、資料性、真實性、廣泛性、連續性的特征,因而它所儲存的資料不僅能為旅游區開發規劃提供歷史借鑒和現實依據,而且能避免旅游區開發規劃的“趨同”,體現本地區的特色性。貴州省大方縣、黔西縣地處貴州省西部、烏江上游,有大渡河橋、千歲衢、奢香墳、沙井觀音洞、甘棠漢墓群、水西公園等名勝古跡。貴州省旅游部門在1985年進行景區規劃時,查閱了《大定府志》、《大方縣志》、《黔西州志》等志書,發現兩縣杜鵑資源非常豐富,有一百華里杜鵑帶,杜鵑品種有百合、青蓮、紫玉盤等十七種,林帶中還生活著許多珍稀動物。這樣“百里杜鵑”的自然保護區被劃定下來供游客參觀游覽。
  應當說方志這種歷史文化遺產的經濟開發利用價值是很高的。遺憾的是,對這一點,我們的社會還沒有形成共識,對它的研究投入還很不夠。這里,建議并呼吁政府部門加強方志等歷史文化遺產開發利用價值的宣傳,加大研究經費的投入和項目的設置,使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歷史文化遺產更好地為四化服務,為人民造福。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1~12K1歷史學蔡達峰/楊志剛/朱義祿/趙長華/胡守鈞/姚大力/巴兆祥19981998(復旦大學文博系副教授 蔡達峰)  (復旦大學文博系副教授 楊志剛)  (同濟大學社科系教授 朱義祿)  (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趙長華)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胡守鈞)  (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姚大力)  (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 巴兆祥)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1~12K1歷史學蔡達峰/楊志剛/朱義祿/趙長華/胡守鈞/姚大力/巴兆祥19981998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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