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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中西科技及其哲學與文化基礎的差異
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中西科技及其哲學與文化基礎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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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26(2001)04-0164-05
  1954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原名 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總論》的“序言”中說:歐洲在十六世紀以后就誕生出現代科學,這種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沒有能夠在亞洲產生出與此相似的現代科學,其阻礙因素又是什么?從另一方面說,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學在中國早期社會中比在希臘或歐洲中古社會中更容易得到應用?最后,為什么中國在科學理論方面雖然比較落后,但卻能產生出有機的自然觀?這就是中國科技史,乃至中國歷史、哲學和文化史研究中著名的“李約瑟問題”。多年來,人們圍繞這一問題提出了種種看法,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是1982年10月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在成都召開的專題學術討論會。但在我看來,就此問題提出的種種看法盡管不乏精彩之處,卻在基本出發點上走入了迷途。因此,我不揣冒昧,愿在此提出我的看法,與大家共同探討。
  一、科學技術的宗旨:認識自然,征服和控制自然
  我以為,說中國古代有“科學”和“技術”,這一說法本身就有問題。其問題在于:這兩個概念的使用,在根本上忽視了或者抹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觀念、知識和理論系統及傳統,從而導致了對一些問題的誤解,以至提出的問題成為“偽問題”。在另一方面,中國近代的確有“科學”和“技術”,但毫無疑問的是,它們全部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與中國古代的觀念、知識和理論傳統幾乎沒有任何瓜葛。倘若看不到這一點,同樣也會提出偽問題。
  還是讓我們先來看看“科學”和“技術”這兩個詞的含義(順便說,在中國傳統詞匯里找不到這兩個詞語)。
  “科學”(Science),是有關自然或社會的系統知識與理論體系。構成科學的思維基礎是邏輯思維,即在相信人類“理性”能夠把握“客觀真理”的前提下而規定的思維形式,由此形成了科學特定的思維范式:從概念或公理出發,經過邏輯推理,得出定理或結果。推理的方法一般為歸納(從個別到一般,從現象到本質),和演繹(從一般到個別,從本質到現象)。為了使推理得以有效進行,需要有一套抽象的符號系統,如邏輯推理中的“所有的S都是P”,或者如物理學公式“S(距離)=V(速度)×T(時間)”。科學的目的是要揭示“為什么”,揭示“真理”(實質、本質、構造等等)。
  任何一門科學都有其產生的理論基礎,它們往往與特定的哲學(尤其是自然哲學)有著密切聯系。例如,西方近代天體物理學的哲學基礎是“日心說”和“相對論”。構成科學的理論基礎又被稱為“科學思想”。我們必須注意到,科學與科學思想實際上是有區別的,然而,人們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我們并不否認二者有聯系)。科學中的概念或公理是否正確、依據何在,并不能由科學本身來回答,而要由科學思想或哲學來回答,或者由實驗來驗證。微觀經濟學的產生,是特定經濟思想的自然結果。“三角形三個內角的和等于180度”,這個定理的正確性可以由實驗來檢驗。科學思想與科學二者之間的關系,應當是一種因果關系。
  “技術”(Technology),是實際的操作手段和方式,其目的性非常明確,即為了實用,要解決實際中“怎么做”的問題。它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可操作的、定性的、定量的、可驗證的,以及為了達到特定目的所需的專門技巧。任何一種理論要獲得實際的和實用的結果,都必須借助技術手段進行轉化。因此,技術僅僅是手段,僅僅是方法,是過河的“橋”,載人的“舟”。技術的背后是精確的工具理性和實用理性。
  通過以上的簡述可以看出,科學思想、科學、技術是既相關、又有區別的概念。它們之間的區別固然重要,而它們之間的聯系更為我們所關注。這種聯系大致上可以作如下表述:基本理論(思想)→實驗驗證→技術轉化→實用結果。支配著這一關系鏈的是人類的理性和邏輯思維。如果抽掉理性和邏輯思維,那么上述關系鏈就將崩潰,科學與技術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的不僅僅是要弄清楚科學和技術的含義及其來龍去脈與關系,而且還要進一步追問:人類為什么要有科學和技術?科學和技術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們同人類有怎樣的關系?只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才可能確立我們討論的基本出發點。
  所有這些問題只能由哲學來回答。
  我們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人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其他活動,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根據這一原理,科學、技術是人類為了解決自身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基本手段之一。它們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離開這一目的,它們便失去了意義。它們滿足人的需要——主要是人對物質的需要,而非精神的需要。人的物質需要的來源全在于人自身以外的世界,即自然。因此,科學和技術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人同自然的關系,具體地說,就是為了人的生存和發展而去認識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
  從上述前提出發,科學和技術的產生與發展,必然要涉及不同民族對以下幾方面問題的理解:第一,人與自然的關系;第二,自然觀;第三,認識論與方法論。
  古代中國與西方在上述問題的理解上迥然有別(詳見下文),因而在認識、控制、征服自然方面各有其“道”和“術”。不從這一基本立場出發,的確難以說明本文的主題。要言之,原產于西方的“科學”和“技術”,其根本宗旨就是要實現人對自然的認識、控制和征服。這一宗旨,恰恰與古代中國的自然觀相背離。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說,古代中國沒有“科學”和“技術”,卻有陰陽五行之說和“術”(道術、法術、術數等等),其目的絕不在“征服”和“控制”自然,而在為人所“用”。
  二、西方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展:人類中心主義和工具理性的勝利
  我們知道,西方科學和技術的發源地是希臘。希臘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公元前800-400年左右)即出現了自然哲學的繁榮,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芝諾,以及希臘化時代的阿基米德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他們對西方科學技術的貢獻,無人可以否認。
  就我們所關心的而言,為什么在希臘會出現自然哲學(包括科學)的繁榮?答案只能到希臘人的生存方式中去尋找。希臘人是精明的商人,地中海沿岸多石的山陵地帶決定了他們主要靠經商(以及戰爭,而非農業)生存。這種生存方式易于養成精于算計、理性、客觀冷靜的思維方式,同時,它也迫使希臘人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努力去認識自然的本來面目,去探尋征服自然的途徑(希臘神話正是這種愿望富于幻想和詩意的表達)。其次,希臘的奴隸制為哲人們的思考提供了前提。奴隸們承担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繁雜事務,這使得身為自由民的哲人們有足夠的“閑暇”去從事各種活動(包括哲理的思考、科學觀測和實驗)。第三,出自美索不達米亞的金屬冶煉術和精美工藝品的制作技術也對希臘產生了巨大影響,刺激了人們的占有欲和征服欲,以及探求欲。這些條件為希臘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適宜的溫床。
  從哲學上說,希臘哲學中的人本主義精神和理性主義精神,為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點恰恰是古代中國所沒有的)。人本主義(Humanism)的核心是在人與自然、主體和客體二元劃分的前提下確立人的主體性地位,確信人是萬物的主宰。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核心是堅信人的思維能力能夠認識和把握客觀真理,使人的愿望得以實現。后來,即便有動蕩不安的希臘化時代、雄心勃勃的羅馬帝國時代以及既輝煌燦爛又黑暗漫長的中世紀,但西方思想中的人本主義精神和理性主義精神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并且還在不斷地豐富和發展。可以說,沒有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精神和理性主義精神,也就沒有西方的科學和技術;后兩者正是前兩者順理成章的產兒。
  及至“文藝復興”晚期“宗教改革”興起后的17世紀,西方的科學技術在人類中心主義、啟蒙精神、邏各斯中心主義和工具理性的多重推動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踏步前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馬克斯·韋伯把這一歷程稱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歷程。按照韋伯的看法,“現代化”的實質是,近代西方社會在“除魅”(即排除宗教一元化價值觀的絕對統治)之后的理性化和官僚化趨勢。“現代化”作為一種文明模式,意味著工具理性支配著整個社會生活,文化完全理性化,社會徹底官僚化,個人自由消失,意義之源枯竭。
  “現代化”的核心觀念是科學主義和啟蒙主義,這二者是緊密相聯的。就科學主義而言,它是有史以來“人類中心主義”最集中、最典型的體現。它相信人類及其理性對自然的絕對支配權,相信理性是無堅不摧的致勝法寶,相信人類應當不斷進行開拓。這種精神形象化的代表便是德國文豪歌德的《浮士德》中那個浮士德博士。他的名言是:只有每時每刻去開拓,才能自由地享受。關鍵詞只有兩個:開拓,享受!這就是“現代化”!
  無可否認,科學和技術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利,滿足了人類對物質的需求和欲望,使人類的確可以任意地支配自然和改造自然。但是,時至今日,人類中心主義、科學主義、工具理性的極度發展,早已引起了我們至今無法估量的嚴重后果。在物的層面,我們已經目睹了自然資源的枯竭,自然環境的嚴重惡化(甚至已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生物物種的大規模滅絕,人口的迅速膨脹。在人類精神的層面,我們已經深切地感受到了人類物欲的極度擴張,人的全面異化,官僚制和科層制對個性的壓抑與控制。所有這些難題,單憑科學技術是注定無法解決的。科學和技術本來是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和發展,但是它們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桂桔。也許,這就是我們始終要面對的永恒的異化?
  對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種種挑戰與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的一些社會批判理論已經作了深刻的反思和分析。例如,“后經驗主義科學哲學”通過對自然科學基礎的反思,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卡爾·波普爾的“證偽理論”對傳統科學的歸納法提出了挑戰。他認為,全稱判斷的命題由觀察到的個別事實歸納而來,然而從個別到一般只具有或然性,沒有必然性,因此,要證實全稱判斷是不可能的;既然不能證實,那么就證偽。如果我們能證明“有一個天鵝是黑的”,那就證明“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全稱判斷錯了。另外,庫恩的“范式不可通約”理論,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科學理論”,也值得我們注意。
  通過以上對西方科學和技術的產生、發展的簡要回顧,我們想說明:科學和技術是西方特定的人本主義思想和理性主義精神的產物。它們既是給人類帶來幸福的“天使”,又是給人類帶來災難的“惡魔”。中國近代的科學技術是整體上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我們的確可以“師夷之長技”,為我所用;但西方科學技術發展中的弊端是不是也可以引起我們的警覺?尤其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外侮,“救亡圖存”幾乎是百年來民族心理中揮之不去的主旋律,以至我們一再追問“近代以來中國的科學技術為什么落后”,現代化的強國之夢成了全民族的共同理想。然而,在這種時候,我們更應當保持頭腦的清醒。
  三、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天人合一”自然觀的結果
  我們在前面已說過,古代中國沒有酉方意義上的科學和技術,而有陰陽五行之說和“術”。它們皆源于古代中國特有的自然觀和哲學思想。
  與希臘相比,古代中國人的生存條件要優越得多。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溫帶氣候養成了以粟為主的、精耕細作的自然農業經濟。人們不需要與天斗、與地斗,僅僅依靠自然提供的條件,就可以過上自給自足的小康生活。靠天吃飯,對自然的依靠和依戀,就成了這種生存方式的自然結果。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自然不是與人對立的可怕的存在,而是生存的希望所在。因而,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是征服與被征服、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而是依賴與親和的關系。我們所說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是指把天、地、人及萬事萬物都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都是一個更高的、形上的“天”或“道”的具體體現。李約瑟先生對這種自然觀是認同的,但他對此百思不得其解,而我們中國人則對此心領神會。
  對自然的尊崇成了古代中國各家各派和各種思想的共同特征(盡管“自然”一詞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含義)。儒家哲學主要是一種倫理哲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現實中的人和人際關系,強調遵循天然的血緣關系和尊卑等級。“自然”在它那里的含義意味著天賦的人倫關系。它并不關注自然物,而且反對探索自然(實際上是主張順從自然)。道家尊崇自然之“道”(“道”是存在之最高本體,“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主張順應自然的“無為論”,反對知識、智慧、理性和邏輯。李約瑟認為道家帶有神秘主義色彩,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對于中國人來說,道家的自然觀是最自然不過的、最使人感到親切的和最容易理解的。先秦的顯學墨家,主要是小生產者的哲學,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的色彩,但它同樣尊崇自然(它在物理學、力學、邏輯學、軍事技術方面的貢獻完全是為了解決實用的問題)。禪宗是中國本土化的一支佛教宗派,它的以心靈“覺悟”為核心的“心性之論”也把自然和生命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把自然物看成是“禪機”的顯現,其實也包含著崇尚自然的思想。
  按照李約瑟先生的描述,古代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先秦諸子百家(奠定了科學的思想基礎)→漢魏時代(前科學或“偽科學”產生)→宋元明時代(技術發明的高峰期)→清代(西學移植與古代科學技術的終結)。應當說,這一描述大致上是不錯的。然而,我們還可以作進一步的補充。
  在觀念層面上,古代中國的“五行說”(水,火,木,金,土)和“陰陽說”構成了基本理論的哲學本體論基礎,人們對萬物的理解皆由此出發(道家之“道”大體上也可以納入其中)。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人們主要根據內心體悟與個體經驗,將它們合理地向外推及天地萬物,以此來代替客觀的觀察、嚴密的推理、全面的分析和實驗。后來,宋明理學與心學所倡導的“格物致知”,更進一步將這種體悟式的經驗類推方法理論化,使之具有了合理性與合法性。在實踐層面上,古代中國的“術”(其種類之繁多,可另文專述)與西方的“技術”相當的大致有技(即實用技術)、術數、煉丹術等,其中后二者除了包含“技”之外,更包含有神秘和迷信的成分,與純粹的“技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中國的“術”與體悟有著密切的關系,單憑理性是難以把握的,甚至是難以習得的。
  將古代中國的陰陽五行之說和“術”與西方的科學和技術相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其中的天壤之別。倘若拿西方的尺度來衡量中國,可以找出一大堆證明古代中國“科學技術”“落后”的“缺陷”:缺乏抽象的符號系統;缺乏實驗的理論基礎;缺乏認識自然的純思辯的興趣;過度的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缺乏分析、歸納、演繹的科學方法等等,等等。倘若以西方為尺度,我們的確可以說古代中國沒有“科學”和“技術”!古代中國的“科學”和“技術”是落后的、不成熟的!證明這種論斷最有力的例證便是中醫和西醫。用西醫的觀點看,中醫的“陰陽調和、互補”以及“經絡學說”簡直就是荒唐的、愚不可及的“巫術”。用西醫的解剖手段和放射手段,根本無法確證“氣”和“經絡”的存在與作用。然而,對中國人來說,它們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并且確實能起作用。
  “西方中心”的立場,其實正是人們在討論時完全沒有覺察到的誤區。人們或者竭力證明古代中國的學說“不科學”、是“前科學”、“潛科學”;或者竭力證明古代中國有“科學”,甚至還很發達。即使是李約瑟本人,也沒有擺脫這一誤區,盡管他對古代中國的成就大加贊賞。這里的問題恰恰在于:把兩個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可比的東西有意無意地攪到了一起,并且不自覺地站到了“西方中心論”的立場上,不自覺地認同了西方的“科學”和“技術”的普適性。
  但是,作為中國人的我們,的確可以親身感受到中醫及其治療手段的神奇勉力。同樣,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中國功夫和中國氣功的神奇力量。我們從來不會說它們“不科學”,因為我們就生活在產生這些東西的文化氛圍中,對它們心領神會,深諳其中奧妙,天生具有認同感。大概很少有人能否認這一點。劉勰所說的“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正可以用來說明中國古代文明產生的情形。
  至于中國近代的科學技術,則是另一回事。可以肯定地說,它們完全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它們的文化之根在西方,而不在中國。如果在這個前提下來討論“中國近代的科學技術為什么落后”的問題,那么我們的確可以列出一些實實在在的原因,比如,中國近代在政治上的腐敗無能和軟弱愚昧,救亡圖存的民族解放運動,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家的貧窮落后,等等。這些原因確實不可否認,我們也無意否認。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在關注“落后”問題時,必須注意文化和觀念的差異,必須反思西方的標準是否是唯一的標準,必須反思科學技術在給人類帶來福利的同時給人類帶來的困惑,必須反思如何改善人與自然(包括自然物、動物、植物、外層空間)的關系。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古代中國的文化里尋找到有意義的價值資源。
  古代中國的“科學”和“技術”(例如人們經常提到的“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是中國特有的“天人合一”自然觀的產物;西方的“聲、光、化、電”之學,則是人類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結果。流行的觀點(包括李約瑟)認為,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至少在16世紀以前是“先進的”,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這種觀點其實是沒有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因而缺乏說服力。近代西方的科學技術傳入中國以后,這種移植來的、與中國本土文化完全沒有任何聯系的知識形態和知識體系才在中國發展起來。因此,歷史的追溯本來就應從近代開始,而不是從古代開始。古代和近代有著質的差別。
  四、結語:與自然相對立還是和諧相處
  如今,中國正在大力推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科學技術成了推動這一進程的強大動力,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根本保證。21世紀的國際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是科學技術水平的競爭。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然而,鑒于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經驗教訓,我們確實有必要同時思考以下幾個關鍵問題。
  1.自然的極限:大自然為人類提供的資源是否是有限的?自然的極限是否存在?物質的增長是否有極限?自從1972年“羅馬俱樂部”提出“增長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觀點以來,上述問題一直在引起人們的關注和爭論,而且,人們已越來越傾向于同意“羅馬俱樂部”的基本觀點。對這一觀點的認同,導致了對17世紀以來的啟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我們認為,這不僅是一個在理論上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更是一個要在行動上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切實措施的問題。
  2.人類欲望的限度:人類追求物質財富的欲望是否有限度?人類作為萬物之靈長,是否僅僅以滿足物欲為目的?人類在追求物質之時,是否可以放棄精神的追求?對這些問題的追問,導致了“二戰”以來人們對科學主義的反思和批判,與此同時,也導致了人們對“人文精神”、“人文關懷”、人之目的等一系列問題的探尋和追問。這些“終極關懷”的問題屬于存在論的根本問題。我們的確必須對它們作出明確的回答。
  3.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到底是自然的支配者、征服者,還是自然的產物和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否是完全對立的?人類與自然能否和諧相處?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導致了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懷疑與批判,導致了本世紀后半葉出現的“生態運動”。如今,生態運動的觀點已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同。1992年,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首腦簽署了《21世紀宣言》,承諾共同保護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
  科學技術并非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唯一“法寶”;我們在利用它們的同時,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必要的批判精神。唯有如此,它們才可能真正造福于人類。對于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說,在我們反思中國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時,思考上述問題顯得尤為重要,而不是對科學技術頂禮膜拜。
  收稿日期:2001-03-20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成都164~168B2科學技術哲學閻嘉20012001本文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本質上是異質的,由此而產生的觀念、哲學也具有本質的差異。在這個前提下來考察中西不同的科學技術思想,才可能對兩種不同思想體系有清醒的認識。同時,中國和西方近代以來的現代化歷程也促使我們反思科學技術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福利的同時,也必須認真注意科學技術的發展同人類、自然之間關系的協調與和諧。科學技術/哲學/文化/人類中心主義/天人合一閻嘉,男,四川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文藝學博士生。四川大學中文系,四川 成都 610064 作者:《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成都164~168B2科學技術哲學閻嘉20012001本文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本質上是異質的,由此而產生的觀念、哲學也具有本質的差異。在這個前提下來考察中西不同的科學技術思想,才可能對兩種不同思想體系有清醒的認識。同時,中國和西方近代以來的現代化歷程也促使我們反思科學技術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福利的同時,也必須認真注意科學技術的發展同人類、自然之間關系的協調與和諧。科學技術/哲學/文化/人類中心主義/天人合一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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