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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歷史向度與當代中國社會轉型
可持續發展的歷史向度與當代中國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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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發展在當代已獲得較為廣泛的宣傳,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同。但是不能不指出,當下對可持續發展的認同,更多地是一種經濟與社會的認同。不論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研究還是實踐探索,其主導傾向都是經濟學、技術學、社會學、生態學的。換言之,主要從經濟、技術、生態、社會層面去制定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戰略與政策,發展生態化的技術,控制人口膨脹等。這些無疑是必要的,有非常現實的意義,但遠未達到對可持續發展的深層理解與把握。站在歷史的高度審視可持續發展,揭示其蘊含的深刻的歷史內容,就不難發現,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人類社會轉型的本質,是對現代化理論與模式的揚棄,是21世紀人類的共同選擇,也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歸宿。
   一、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人類社會轉型的本質
  社會轉型是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體現與標志,社會轉型與社會變遷、社會革命從總體上講具有同等的意義,都表明社會的深刻變革。只是社會革命總伴有更激烈的變革方式,而社會變遷注重變革的力度,其方式可能是激烈的,也可能是漸進的、平和的。至于社會轉型則突出變化、轉向本身,既未強調變革的形式,也未強調變革的力度,其包容性似乎更大。
  社會轉型有多種形式。從轉型的內容來看,有政治主導型社會轉型、經濟主導型社會轉型,文明主導型社會轉型;從轉型的原因來看,則可分為內生性社會轉型與外生性社會轉型。法國大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屬政治主導型社會轉型;英國產業革命,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屬于經濟主導型社會轉型;被托夫勒稱作三次浪潮的社會變革,則是文明主導型社會轉型;英國超越農業文明開始現代化進程是社會自身演化的結果,應視為內生性社會轉型;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則同市場經濟向全球擴張、殖民化等外在變量有高度相關性,因此被稱之為外生性社會轉型。
  人類社會總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所以,社會轉型并不罕見。文明愈發展,社會變革的頻率愈快,力度愈大,社會轉型也會相應地增多,其變革深度也會加強。社會轉型以國內社會轉型為主,所以迄今為止,人們較為熟悉的社會轉型也大都是國內社會轉型。換言之,是以人類社會的單元——民族國家為基點審視社會轉型的。這并沒有錯,因為人們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民族、國家。但是,這并不能成為我們否認從更大的單元——人類整體考察人類演化變革的理由。在“世界歷史”已成為活生生的現實后,這種整體的考察有了更大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當代人類不僅經歷著各具特色的國內社會轉型,更重要的是面臨人類社會整體的轉型。換言之,這是人類文明的轉型,而在人類演化史上,這種文明的轉型屈指可數。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未來學都從不同角度研究著人類的演化史,并預測人類的未來。現在看來,認為自有文字記載歷史以來,人類在總體上經歷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的見解已被廣泛認同。至于工業文明遇到的種種問題與挑戰,是表明該文明將被新文明取代,還是僅僅意味著工業文明正在自我更新,走向一個更高階段,因而不存在被新文明超越的問題,至今沒有定論。總的來看,由于發達國家已日益深切地感受到工業文明的危機與弊病,所以文明取代論、超越論更容易滋生與立足。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諸多“后學”、“超學”、“新學”,都表明了這一文化指向。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主題,突出表現為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實現現代化,所以對超越現代化的各種理論似乎缺少興趣。但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全球問題日益廣泛的影響,發展中國家愈來愈感受到一種區別于工業文明的新事物的強大約束力,它修正著原有意義的現代化,指向一種新的文明形態。正是從奮力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也要受制于新的發展模式、消費模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那里,我們看到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轉型,它是繼工業文明之后的第三次文明轉型。
  文明的轉型是人類社會轉型中層次最高、跨度最大的轉型,它不同于政治制度的更替,經濟制度的變遷,甚至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社會形態的變遷(雖然歷史有過一次巧合,即歐洲近代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恰恰同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吻合,但文明的轉型與社會形態的更替畢竟不是一個東西,因為在農業文明中就經歷了幾次社會形態的變更)。文明的轉型是人類生存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變革,它意味著構建人類社會大廈的物質——技術基礎的質變,人的文化存在內涵的飛躍,以及人類生存變量的增加和復雜化。
  那么,當代人類社會的轉型,即第三次文明轉型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后工業文明只是相應于前工業文明、工業文明的一種稱謂,并未涉及本質。“信息文明”、“生態文明”的說法較為流行,分別從信息化、生態化的角度標示新文明的特質,應當說有相當的合理性,但尚不夠全面、準確。同樣,“知識社會”的提法雖有一定價值,但僅僅凸顯知識的作用,也有以偏概全之嫌。
  文明的轉型是一種全面而深刻的轉型,可持續發展就具有這種全面性、深刻性。因此,以可持續發展標示當代人類社會轉型的本質,是獨辟蹊徑的理論概括。這一概括表明,當代人類社會的轉型即文明轉型的核心、底蘊是可持續發展,人類第三個文明形態是可持續發展文明。
  可持續發展概念始于20世紀70年代,由于視角不同,可持續發展的界定也難以統一。大體說來,生態學家們強調可持續發展的自然屬性、生態屬性,即強調生態持續性、生態系統的支持能力;環境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們注重可持續發展的技術系統和工藝指標,以盡可能接近“零排放”,減少污染和自然資源的消耗;經濟學家們仍強調經濟發展,只是加了限定,即注意環境質量和資源限度;社會學家們則突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屬性,即倡導社會公平和提高生活質量。這些界定從特定角度看都有道理,但顯然不夠全面。目前國際社會公認,前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所主持的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長篇調查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對可持續發展的界定是最權威的界定。這一權威定義是:“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P52)定義具有較高的抽象性,因此涵蓋面較大。事實上從報告中對定義的解釋來看,它不僅指明了“需要”與“限度”兩個基本要素,而且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公平性原則、持續性原則和共同性原則,這無疑豐富了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然而即便如此,這一權威定義及其解釋,在揭示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內涵方面仍給人以欠缺之感。
  可持續發展作為當代人類社會轉型的本質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可持續發展第一次自覺地把自然生態系統納入影響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變量,從而開始了物質資料再生產、人口再生產和生態再生產并存,經濟持續、社會持續、生態持續并重的新時期。自然生態系統作為一個獨立因素被重視,甚至具有比經濟系統基礎性更強的地位,這一點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產生著難以估量的影響。
  其二,可持續發展要求并體現著人類實踐方式的歷史性躍遷。由于自然生態系統作為一個基本變量影響著人類的全部生活,由于信息化、知識化提供了全新的物質——技術條件,所以堅持人類實踐的可持續性,就具有了歷史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可持續發展通過對資源利用、生態環境的改善及其對人口的控制,為人類實踐創造可持續的條件。確切些講,是從勞動對象、勞動資源、勞動者的生存環境、勞動者的數量與質量等方面為人的勞動實踐能力的可持續創造條件〔2〕。 實踐的可持續性,無疑是人類文明轉型的顯著標志。
  其三,可持續發展內含著一種深刻的文化自覺,從而提升了人類的精神生活,導致生活方式的根本變革。可持續發展在人類物質文明空前發達,科學技術空前先進的歷史階段,重新思索并追問生活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告誡人們改變無止境的消費觀,節制物質追求,開啟能夠體現人的創造性和文化內涵的新生活方式,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種與人自身發展的可持續性聯系在一起的文化自覺,同樣引人矚目,是當代人類社會轉型的又一內在尺度。
  以上三點集中體現了可持續發展對當代人類社會轉型的意義,論證了當代人類社會轉型的可持續發展本質。社會轉型與可持續發展內在關聯,而這種關聯的必然結果是建立可持續發展新文明。
   二、可持續發展是對現代化理論與模式的揚棄
  可持續發展以現代化為參照物,同時也是建立在現代化基礎之上的。現代化作為一種歷史實踐始于18世紀工業革命(當然學術界也存在另一種意見,即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更確切些講自16世紀人類進入近代以來,現代化進程就開始了,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這兩種見解的差異并不大,它們都與現代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而作為一種自覺的理論研究則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事情。今天,現代化無論作為一種發展模式、發展戰略還是作為一種發展理論,仍然在國際社會中居于主導地位,在人們的意識與觀念中居于主導地位。這就決定了可持續發展要為自己贏得生存的立足點,必須對現代化進行歷史性反思,并為超越現代化的合理性、必要性作出說明。
  對現代化的理解同樣是多元的,有的將其等同于工業化,于是現代化無異于“經濟現代化”;有的著眼于工業化造成的社會結構的變動及由此導致的特殊社會變遷;有的則把現代化視為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還有更為特殊的限定,即認為現代化僅僅是經濟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進程。羅榮渠教授在深入研究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對現代化作了新的界定,他指出:“廣義的現代化主要是指自工業革命以來現代生產力導致社會生產方式的大變革,引起世界經濟加速發展和社會適應性變化的大趨勢,具體地說,就是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為推動力,實現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并引起社會組織與社會行為深刻變革的過程。”〔3〕這一界定,雖然作為定義不夠簡練,但卻較為全面、 準確地概括了現代化的本質與特征, 是迄今為止關于現代化的最好定義。由此得出的基本結論是:
  首先,現代化是近代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發展的特定歷史過程。既然是個特定過程,那么自然有起點,也有終點。因此,把現代化理解為人類不斷追求進步的無止境運動的觀點是不妥的。
  其次,現代化的動力是以現代科技為表征的現代生產力,突出表現為工業化。正因為現代化始于工業化,而工業化又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變革,所以,現代化有時又被簡單地等同于工業化,工業主義成為現代化的象征。
  再次,現代化是一個全面的社會變遷過程,它的核心是經濟、文化諸方面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而衡量現代工業社會的尺度則是“現代性”。
  現代化是人類文明征途上必經的階梯,無論一個民族、國家多么特殊,總要或早或晚經受現代化洗禮。所以,否定現代化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現代化確有其弊病,這些弊病在原有文明框架內非但無法克服,而且大有蔓延之勢,威脅到既有的文明成果和人類的現實生存。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可持續發展應運而生,承担起揚棄現代化,走向新文明的歷史使命。
  可持續發展對現代化的揚棄集中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從經濟增長第一轉向經濟質量優先。如前所述,現代化的象征是工業主義,工業化貫穿著整個現代化進程,而在工業化的指標中,經濟增長又占有核心的地位。因此,盡管現代化的內容日益豐富,但其靈魂始終未變,它的關注點始終是伴隨工業化而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當代資源危機、環境危機、人口危機、價值危機無不與這種增長的狂熱有關。
  可持續發展對現代化進行了生態學革命。它并不排斥經濟增長,而是把生態的再生產和生態效益作為一個新的變量納入社會發展,從而使經濟增長受到有力的制約,服從于基礎的需要。于是,經濟增長被經濟質量所取代。人們的經濟活動不再片面地盯住量的增長,而是轉向追求以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相統一,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相協調為根本特征的經濟質量的不斷提高。這樣,人類的經濟活動就有了更深厚的基礎,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并增強了人文主義色彩。
  其二,從物質追求主導轉向適度物質生活基礎上的精神追求主導。現代化濃重經濟主義色彩的嚴重后果之一是片面追求物質生活的享受,人們成了物質文明的俘虜,全部生命活動都變成受制于商業廣告宣傳的追求消費的活動。這種極端的唯物質主義造成了人性的扭曲,也導致了諸多觸目驚心的社會問題。當意義消失、價值泯滅、道德淪喪時,人已不能稱其為人,不過是消費動物,這是對人自身的褻瀆,也是人類最大的悲哀。
  可持續發展并不主張人類過苦行僧生活,事實上以信息化、知識化為前提的可持續發展不可能使人類重新回到簡陋、貧窮的境況。它所倡導的乃是自覺地節制物質追求,使人類的物質生活控制在一定限度內。這種限制一方面是基于資源、環境的承受力,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理性地為物質生活在人類全部生活中合理定位。因為人的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主要不是物質的,而在于精神的豐富,在于人的自覺、自由的創造性活動。
  其三,從以現代性為中軸轉向以可持續性為中軸。現代化的目的是建立具有現代性的現代社會。“現代性”是相對于傳統而言的,它體現了現代社會的共同特征,代表了現代社會的一種特質。布萊克在《現代化的動力》一書中從理智、政治、經濟、社會、心理五個方面分析了“現代性”〔4〕(P14—36);奈特·畢乃德則認為現代社會應具有8 項一般特征, 換言之,他提出了現代性的8個指標〔5〕(P216)。 從這些西方學者的論述中不難發現,現代性大致包括:工業化、城市化、福利化、民主化、法制化、國家中心化、社會階層流動化、科層化、社會原子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信息交流化與傳播擴大化、知識作用顯著化,等等。而在這些顯性的現代社會特征背后所遮蔽的則是經濟主義、唯物質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
  可持續發展一方面要繼承和發揚現代性中積極的成果,如對知識、教育的高度重視,民主與法制的建設,交流的擴大與信息傳播手段的改善等;另一方面則要賦予人類社會生活一種新的特性——可持續性。這種可持續性將展現的是:滲透著生態化精神,堅持人與自然協調的經濟;體現著對話、合作與共存精神,信守民主法制準則的政治;高揚人文精神,注重人的創造性品格和生活意義的文化;強調公正、和諧與社區精神,努力構建人際關系整合新機制的社會。由此可見,這是一種全面而深刻的可持續性,正是這種經濟、生態、政治、社會、文化的可持續性,使得可持續發展獲得了一種遠比現代化更為優越、更為人性化的地位。
  總之,現代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并未終結,甚至不妨說還要經歷一個難以預料的時段。但同樣真實的是,超越現代化的跡象已開始顯現,這個超越者就是可持續發展,它要站在現代化大廈的頂端,開辟出一條通向新文明之路。
   三、可持續發展是21世紀人類的共同選擇
  首先,人類面臨著工業文明負面效應和當代全球問題的共同挑戰。盡管各國、各民族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工業文明的負面效應已通過市場經濟的全球擴張和現代信息通訊技術迅速傳播,擴散到世界各地。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歷史現象和世界歷史進程,本身就具有擴散性、傳導性、累積性。所以無論其積極成果與正面效應還是消極成果與負面效應,都會產生跨越國界的影響。伴隨全球化進程和工業文明負效應的不斷聚集,全球問題以更尖銳、更鮮明的形式沖擊著人類,致使各國必須正視并設法解決南北沖突、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資源短缺、人口膨脹、毒品泛濫、愛滋病流行,以及深層次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唯物質主義、經濟主義、個人主義等問題。這些挑戰的全球性、急迫性危及到每一個國家、民族乃至個人的生存,所以應對這些挑戰,必然成為21世紀人類的共同選擇。而應對挑戰的最佳方略與出路,就是堅持可持續發展。因為,可持續發展就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為了克服工業文明的弊病和全球性問題的困擾而產生的,這是它的歷史使命。
  其次,人類面臨著自身發展史上最深刻的社會轉型,即文明的轉型。這種高層次、大跨度的文明轉型,自原始文明以來只有兩次,那就是從原始文明轉向農業文明,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20世紀后半期,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以來,工業文明在創造了引以自豪的成就,極大改善了人類的生活境況之后,已日益暴露出內在的弊端。雖然現代化進程尚未終結,歷史使命尚未完成,但工業文明的弊端所明確昭示的社會轉型則是毋庸置疑的。對于已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超越工業文明,完成社會轉型正成為人們的共識,推動著社會的全面變革;對于正在不同程度上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傳統的現代化理論與模式已很難行得通,需要修正、重塑。這不僅因為后現代化國家的國情不同于發達國家,更重要的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整體環境、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所以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必然受到社會轉型的深刻影響和強有力制約,它必然兼顧現代化和社會轉型,并以新的文明形態作為自己的價值目標。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新文明就是可持續發展文明,它既是轉型的價值尺度,又是轉型的最終結果。
  再次,當代人類社會生活在現象上表現為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事物交織并存,但這確實只是具有描述的意義,并未揭示時代的本質和發展趨勢。以時間尺度為依據,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并存不僅是事實,而且具有自然性和合理性。事實上歷史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純而又純,新事物不僅以揚棄的方式保留舊事物中的合理內容,而且常常不得不同舊事物并存相當一個時期。但是,事物的并存并不意味著事物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們在大系統中的地位與作用,取決于各事物自身的質的規定性,以及它們對系統的影響。換言之,在價值尺度上,并存的事物是有很大差異的。對于當代人類社會而言,前現代事物在總體上已被超越,現代事物居主導地位,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工業文明的負效應和方興未艾的批判性反思,使現代性的合理性被動搖,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已是被限定、被反思的現代;后現代事物生成、崛起于工業文明已發展過度乃至變形之處,它雖然尚不是主流,但由于載體一般都是已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而這些國家在當代人類社會中居于領先地位,所以這里發生的變化就具有導向的意義。可持續發展就是這種導向的集中反映和結晶,具有普遍意義。可持續發展將包容前現代和現代,它指導未完成現代化的國家完成現代化,同時又要在已完成現代化的國家不斷鞏固和豐富新質,進一步開辟新的文明領域。它具有校正和創新兩種內在功能,從而承担起完成與超越的雙重使命。正因為如此,可持續發展才能成為21世紀人類的共同選擇。
   四、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歸宿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空前深刻的社會轉型,轉型的中心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主題是實現現代化。這種見解與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但必須加以補充,即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歸宿是走向可持續發展,否則,我們的社會轉型就可能誤入歧途。
  從宏觀上講,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轉型的繼續,其間,既有西方工業文明對中國農業文明的巨大沖擊,又有兩次劇烈的政治革命。前者可以說揭開了中國現代化的序幕,西方列強用洋槍洋炮打開中國大門后,中國在客觀上被卷入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后者則導致了兩次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遷,一次是結束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另一次是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權,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完成社會制度的兩次更替,其變革力不能說不大,但以今天的眼光理性地思考這兩次社會變遷,就會發現,變革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或稱政治主導型的,社會生活的基礎部分,即社會物質生產的方式及相應的社會結構、機制則始終局限于非市場經濟(先是自然經濟,而后是計劃經濟)的框架內,這就內在地決定了社會變遷的深度,所以兩次政治革命雖在形式上是激烈的,但就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而言,其作用畢竟是有限的。由于不能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因此新中國建立后,盡管進行現代化的目標很明確,但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和不斷政治革命的方針指引下,現代化事業步履維艱,不僅距現代化目標相差甚遠,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現代化的難度。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正是在這一境況下啟動的。為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第一,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核心是從非市場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建立起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轉向,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活動方式的大變遷。這一變遷就其深刻性而言勝于20世紀前半葉的兩次政治革命,因為這種社會深層次變動,涉及了文明轉型。可以說, 自鴉片戰爭以來, 直至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一直困擾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震蕩之中,但始終未能跨越過渡時期,開始真正的工業文明的進程,因為工業文明的基礎和標志就是市場經濟。
  第二,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主題是實現現代化。如果說市場經濟是工業文明的基礎與標志,那么工業主義就是現代化的基礎與標志。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工業化,推動著社會的全面變革,從而促進以現代性為中軸的現代社會的確立。由此不難推論,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就是由建立市場經濟牽動、引發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教育等等領域的現代化。換一種說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真正啟動,只是在明確開始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后。
  第三,上述兩個特點并非為中國獨有,而是當代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所呈現的共同特征。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另一個特點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完成特定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開啟現代化的歷史航船。這才是中國的特色。這里務必要區分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建立市場經濟,推進以工業化為標志的現代化,這是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文明的轉型是一種內涵更深,跨度更大,包容性更廣的轉型。在同一文明的基礎上,可以有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所以文明轉型較少政治色彩,而我們通常所講的建立新的生產方式或完成政權的更替,則具有顯著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色彩,比起文明轉型,這種社會轉型的覆蓋面要小一些,特別是政治革命,覆蓋面更為有限。顯然,這是考察和分析人類社會變遷的兩種不同路徑,要注意把握好兩者的關系。文明的轉型既然是更深層次的基礎性轉型,所以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就更具根本意義,從而要求我們給予極大的關注。但是,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對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同樣是重要的,不能忽視。此外,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的變革會更多地受制于民族特點、文化傳統、特殊國情,而文明的轉型則源自整個人類活動方式的深度變革。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之所以堅持社會主義,是因為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選擇。因此在進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面要緊緊抓住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現代化的歷史主題,另一方面要珍惜自身的歷史選擇,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推進文明轉型。
  中國社會轉型的復雜性遠不止于要把握好建立市場經濟,推進現代化與堅持社會主義的關系,要背負計劃經濟體制的沉重包袱,克服其對轉型造成的重重阻力。更棘手、更令人困惑的是:如何面對工業文明負效應的沖擊,如何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后現代主義的全面挑戰,如何審視人類社會的又一次文明轉型,如何調整社會轉型的價值目標。顯然,這些問題的回答與解決要求我們運用多元思維的方法,重新給后發展國家的現代化定位,界定并協調好向工業文明的轉型與向可持續發展新文明轉型的關系。
  當代人類社會正受到信息化、知識化、全球化、后現代主義等趨勢與思潮的猛烈沖擊,可持續發展已開始闖入人類社會活動的實踐,展現出誘人的前景。同先發展國家相比,后發展國家的現代化已處于大相徑庭的歷史環境中。由于工業文明導致的人與社會的異化,由于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等影響人類生存的基本變量都已接近甚至超過自身的閾值,后發展國家無論是否意識到,它們都不可能完全按照先發展國家的理論與模式去圓現代化之夢。換言之,修正現代化乃歷史之必然,違背不得。當然,自覺與不自覺,將直接影響到社會轉型的進程、代價與結果。
  問題還在于,我們不僅要修正現代化,這只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第一個價值目標的調整,更重要的是,要明確樹立超越工業文明,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新價值目標。也就是說,要以可持續發展作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歸宿。這一點遠未成為共識。
  可持續發展文明無疑植根于工業文明。先進的科學技術,強大的物質基礎,民主與法制規范,理性的思維等等,都是兩種文明連續性的證明。但是,可持續發展又揚棄了工業文明,具有了新的特點,如追求人類活動方式的可持續性,強調經濟質量,注重生活意義與價值,自覺節制物質生活。不能在理論上把握現代化與可持續發展的區別,把它們混同為一,就降低了可持續發展的歷史意義和標示新文明的歷史價值,從而導致將可持續發展按照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加以規范的危險。因此,我們必須鮮明地提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歸宿問題,要堅定不移地以可持續發展來限定、規范現代化,在可持續發展的觀照下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從而為完成交織在一起的雙層意義上的社會轉型,即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和從工業文明向可持續發展文明的轉型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文史哲濟南53~59C4社會學蔡拓20012001可持續發展是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新型文明,從而也是一種新文明觀。當代人類社會面臨著文明的轉型,而轉型的本質正是用可持續發展新文明取代工業文明;當代人類面臨著對現代化的揚棄,而承担起揚棄現代化使命的正是可持續發展新文明。當代中國應該以可持續發展來限定、規范現代化,在可持續發展觀照下,完成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由工業文明向可持續發展新文明的雙重社會轉型,把可持續發展作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歸宿。可持續發展/經濟主導型社會轉型/文明主導型社會轉型蔡拓,南開大學全球問題研究所、教授。  (郵政編碼:300071) 作者:文史哲濟南53~59C4社會學蔡拓20012001可持續發展是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新型文明,從而也是一種新文明觀。當代人類社會面臨著文明的轉型,而轉型的本質正是用可持續發展新文明取代工業文明;當代人類面臨著對現代化的揚棄,而承担起揚棄現代化使命的正是可持續發展新文明。當代中國應該以可持續發展來限定、規范現代化,在可持續發展觀照下,完成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由工業文明向可持續發展新文明的雙重社會轉型,把可持續發展作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歸宿。可持續發展/經濟主導型社會轉型/文明主導型社會轉型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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