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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藻與西方社會學的中國化
吳文藻與西方社會學的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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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文藻是現代社會學中國化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之一,他對社會學學科領域的貢獻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獨特的述評方式直接引進西方社會學理論,先后發表了多篇著名長文,介紹美國、德國、法國和英國等國社會學主要學派的學說;另一方面,是運用西方社會學原理及其傳播方式,分析、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形成自己的社會學中國化理論方法體系,并付諸實施,這也是他一生主要的業績之一。吳文藻的貢獻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社會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發展,而且為新中國的社會學學科的教學和科研奠定了理論和方法的基礎,具有深遠意義。對此,本文作些粗淺探討。
  一、吳文藻探索社會學中國化的特點
  縱觀吳文藻探索社會學中國化道路的歷程,表現出三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首倡理論必須和實際相結合,才能使社會學中國化。
  吳文藻于1901年出生于江蘇省江陰縣,1917年考入清華學堂。在清華學堂就讀初中時,受到五四運動的洗禮,對社會學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思考如何救國救民的問題。1923年畢業后,懷著學習西方和教育救國的思想赴美留學,先后就讀于達特默思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主攻社會學和人類學,獲達特默思學院學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博士學位及“哥倫比亞大學近十年最優秀外國留學生獎”。他于達特默思學院開始直接接觸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學說等社會學專業課和基礎理論課,其中史帝華講授的英、美、法、德、意等西方國家的社會學理論對他的影響較大。在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他除了學習社會學專業的必修課和選修課(包括法文和德文等課程)外,還師從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博厄斯(社會學系主任)、本尼迪克特及戈登威煞,并旁聽了多種課程,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從此,他立下了要建設中國自己的社會學的志向。在他那個時代及此前的中國人中,學習過東西洋社會學的還算鳳毛麟角,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歷史很短,乃是一種變相的外來品,和中國的社會實際完全脫節,這使他感到社會學面臨中國化的問題。因此,他把創建一種能使“社會學根植于中國土壤之上”的理論方法作為奮斗目標,并在他主編的《社會學叢刊》甲集第一種“總序”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和事實糅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后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根植于中國土壤之上”。吳文藻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主導思想,就是要運用社會學原理,研究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尋求解決的方法,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局面。這一思想反映在他一生的追求中。從參加五四運動游行的那一刻起,他初步確立了學習社會學以報效祖國的志向。因此,1923年赴美留學時,他選擇了主修社會學的學習生涯。1928年學成后,立刻起程回國,立足講壇,先后就教于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昆明云南大學、中央民族學院,曾担任燕大社會學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云大社會學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部“國內少數民族情況”教研室主任和歷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立志傳播社會學,培養中國自己的社會學人才和研究中國化的社會學理論。為推動社會學中國化事業在全國的迅速發展,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年代,他倡導大學聯合,30年代,南下和同仁們一道發起成立云南大學社會學系,籌建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成立云南人類學會。難能可貴的是,他在1940年底至1946年担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參事期間,仍參與發起和籌建燕大成都分校社會學系,發起和領導成立邊政學會,主持《邊政公論》的編輯和發行工作,并寫了著名的《邊政學發凡》一文;推薦陳永齡、李鎮去新疆搞教學和研究工作,推薦李有義到拉薩研究西藏的政治制度并去印度考察宗教問題,等等,對中國社會學得以在戰爭的烽火中繼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他于1943年開始主編《社會學叢刊》。該刊分甲、乙兩種,其中甲集專門介紹健全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乙集專門提供各種正確的實地調查報告。在該刊中,他響亮地提出了把東西洋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社會實際密切結合在一起的理論和方法,從而使社會學中國化成為全國社會學界的共同追求,為社會學中國化思想的廣泛傳播開辟了道路。
  第二,以培養“突出人才”為要,徹底實現社會學中國化。吳文藻提出,要實現社會學中國化,除了理論聯系實際之外,還“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才,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1](P48)。他認為,要救國,就必須發展中國的社會科學,而欲建立中國社會科學的基礎,“突出人才”是“第一要素”。他說:“若無突出人才,專心攻修,即有充裕經費及完好設備,亦將一籌莫展。”[2](P254)因此,他看到當時的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都還屬于草創時期,專業人才寥若晨星,就決心“把培養這方面的專業人材作為當時的重點工作之一”[1](P47)。他以美國教育制度中的通才教育為借鑒,開辟教學改革的新途徑,傾畢生精力為中國培養出了一大批社會學通才和專家。
  第三,孜孜不倦,終生鍥而不舍地進行理論探索。為建設中國化的社會學,他從剛踏入科學研究的大門起,就運用西方社會學原理,寫了題為《孫逸仙三民主義學說》的碩士論文,把學到的社會學理論運用于中國社會的實際,探討中國社會問題。現僅分析其民族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形成過程,即可透視其社會學中國化的思想軌跡。他早在哥大讀碩士期間,就針對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較為落后,國際反華勢力及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企圖把國家和民族混為一談,以此來煽動少數民族鬧“自治”、鬧獨立、鬧分裂的情況,運用學到的西方社會學原理,著手研究中國民族理論問題,于1926年發表《民族與國家》一文,闡述民族與國家的關系,指出“民族者,里也,國家者,表也。民族精神實賴國家組織以保存而發揚之,二者不能分割開來”[2](P35)。1933年,隨著日軍侵略中國的加緊和東北的淪陷,內蒙古問題嚴重。他親自到蒙古族中調查,發表《蒙古包》長文,提出蒙古族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即使在國民黨政府給他高官厚祿期間,他仍堅持民族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并于1950年毅然辭掉國民黨“政府”駐日代表團代表等一切職務,繞道回到新中國,繼續從事民族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在中央民族學院工作期間,他為中國民族學科研工作的發展制定了許多戰略設想。特別是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以后的20多年逆境中,他仍然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力所能及地研究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搜集整理民族學研究資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雖然已是80多歲高齡的老人,但仍孜孜探求,相繼撰寫了《英國功能學派人類學今昔》(1981年)、《戰后西方民族學的變化》(1982年)等文。由此可知,吳文藻是傾畢生精力探索社會學中國化的道路的。
  二、社會學中國化理論方法體系的構建
  吳文藻把他學到的西方社會學理論知識,融自己的思想和中國的社會實際于一爐,構建了其社會學中國化的理論方法體系。主要內容是:
  第一,中國化地介紹較完整的西方社會學理論給國人。吳文藻在傳播西方社會學時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要介紹健全的理論和方法”。為此,他一方面結合中國的實際,自編教材,給學生講授西洋社會學理論。例如,他到燕大之初,開設“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和“人類學”三門課,雖然學校采用的全都是一個英文教本,但他把每門課都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自編一種漢文教材,并逐年改進教學內容,使之成為一種中國化的教材。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吳文藻開創了把人類學和社會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和教學的方法。早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期間,吳文藻就初步意識到人類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回國后,他根據中國的國情,認為人類學與社會學有許多共同之處,就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和教學(后來得到社會學界的公認,被廣為采納)。另一方面,是對西洋社會學理論進行述評式的引進,以使國人辨偽存真,并捕捉其最新學術動態,加以研究,為我所用。在此方面,他傾注了大量心血,僅在1932年至1936年的4年中,就連續發表了10篇長文,全面介紹和評論法國、美國、德國和英國等西方各國社會學派的由來、現狀及其學術觀點,并詳細分析其優缺點,以為國人提供借鑒,找準社會學中國化的切入點。直到病故的1985年,他還在病榻上寫了《新進化論試析》一文,分析新進化派的技術決定論思想的片面性,同時也分析指出它的可取之處,“尤其是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應該充分重視科學技術對社會繁榮和發展的巨大作用,”[2](P335)表現出他放眼世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
  第二,開放式地培養中國社會學突出人才。前文已述,吳文藻早就認識到,要使社會學根植于中國土壤,必須培養專門的中國社會學人才,進行專門的科學研究。因而,他在美國學習和研究西洋社會學理論的同時,也注意學習和研究西洋社會學教學制度的優點,并大膽引入。主要實踐為:一是在教學中使學生掌握較扎實的基礎知識、接受通才教育的同時,對具備一定專業和基礎知識的大學高年級學生采取討論班的方式上課。結果證明,這種方法既啟發了學生特長,又鍛煉了他們獨立從事學術研究的能力,而且還出了許多成果。二是請進來和派出去。“請進來”,主要是指請國內外有關專家來燕大講學和指導研究生。他曾先后邀請了英國功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布朗教授來燕大講學三個月,開設了“比較社會學”和“社會研究班”的短期課程,并特地請他担任林耀華碩士論文《義序宗族研究》材料組織導師;邀請了美國耶魯大學著名語言學家薩皮爾和年輕學者阿倫斯堡博士來校講學和幫助培養實地調查的研究生;邀請了牛津大學副校長林叟的兒子林邁可和戴德華來燕大法學院講課和個別指導學生。“派出去”,是指派送研究生出國留學。鑒于當時國內設備和學術條件較差等不足,而歐美國家已有幾十年的先進教學和科研經驗,他認為有目的、有計劃、有針對性地派送研究生出國深造是必要的。因此,他選送了大批優秀學生出國留學。而且,他對諸如派哪個學生到哪個國家,哪個學校,拜誰為師以及吸收哪派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根據學校需要作了周密的籌劃。這些方法確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這些學生回國后大都成了該專業教學和科研的骨干力量,不僅學術成就在國內具有很大影響,而且在國際上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三是組織研究生到鄉村搞專題實地調查。通過這些社會實踐活動,使學生把學到的理論知識應用于中國社會的實際,既鍛煉出了他們獨立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又養成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學生們的調查研究成果都陸續得到了發表,不僅對當時的社會學中國化起了重大推動作用,而且對今天的社會學研究仍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四是建立導師制度。為使培養專業人才的做法能夠持續穩定地堅持和發展,吳文藻借鑒英國牛津大學導師制的做法,請該校副校長、巴里奧學院的院長林叟幫助燕大社會學系推行“社會科學榮譽學位導師制”。他的這一計劃雖然后來由于“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而化為泡影,但卻為新中國高校所發揚光大,成為培養新中國突出專業人才的一項新型教育方法。
  第三,創立中國社區研究的理論方法體系。吳文藻在學習和研究西洋社會學的過程中,發現西洋社會學和人類學在經過數十年的研究之后,到20世紀30~40年代,已經開始進入實用階段,帶來了巨大社會功用。因此,他大聲疾呼:“我們中國應急起直追,迎頭趕上,使人類學的研究,在理論及應用上,同時并進”。他決心把社會學理論應用于中國的社會實踐,使社會學徹底中國化。基于此,他提出,“應把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與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結合起來,對中國社區進行研究”,并認為,這種做法“與我國國情最吻合”[1](P48)。他在把東西方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許多學派進行比較之后,借鑒英國功能主義學派的理論和方法,創立了中國社區研究的理論方法體系,認為功能學派之觀點與他所提出的社區研究主張相一致,因為功能學派重視其理論的應用,主張運用實地觀察的方法,以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的材料進行比較研究,并用其研究成果和方法幫助解決各種社會問題。他在《社會學叢刊》總序中再次闡明:“現代社區的核心為文化,文化的單位為制度,制度的運用為功能”,“功能觀點,簡單的說,就是先認清社區是一個‘整體’,一個統一體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會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確的了解,必須就從這一方面與其他一切方面的關系上來探索窮究”[1](P49)。吳文藻提出的社區研究的具體措施是:大家用同一區位的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區研究,民族學家則考察邊疆的部落社區或殖民社區;農村社會學家則考察內地的農村社區或移民社區;都市社會學家則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區或專作模型調查,即靜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結構;或專作變異調查,即動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發展歷程;甚或對于靜態與動態兩種狀況,雙方兼顧,同時并進,以了解社會組織與變遷的整體。為推行社區研究,他一方面著書立說,寫了大量文章宣傳功能學派和社區研究的功用;另一方面身體力行,親自到蒙古等地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再一方面是派研究生到一些鄉村作實地考察,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由此可見,吳文藻的社區研究理論和方法,是緊緊圍繞中國問題的實際而構建的。
  從上而知,吳文藻構建的系統介紹西洋社會學理論、開放式培養優秀人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進行社區研究的社會學中國化的理論方法體系,是大量吸收西方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融會貫通而成。這實際上就是社會學中國化的三項重要的實際工作,舍此,社會學中國化就只能是空談。吳文藻的社會學中國化理論和方法,開始使中國社會學研究向著方法的科學化和問題的實際化道路邁進,改變了以往單是注重介紹西洋理論系統,或是羅列社會事實的隔離狀態,從而使理論研究和社會實際密切聯系起來。
  三、吳文藻對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深遠影響
  吳文藻社會學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對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他開創的社會學中國化教學改革的新途徑,于20世紀30年代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社會學巨子,如費孝通、李安宅、李有義、林耀華、瞿同祖、黃迪、黃華節等等,對當代中國社會學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起了重大推動作用,而且將繼續推動著中國新一代社會學家的成長。現僅舉費孝通一例,即可窺視之。費孝通是我國當代最負盛名的社會人類學大師,于1930~1933年在燕大攻讀社會學,在吳文藻等人的精心教授和熏陶下,他先后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和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科學研究仍是沿著當初吳文藻倡導的社區研究方向前進。吳文藻也時時不忘對這位高才生的培養,于1936年把他介紹給英國功能學派的創始人、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當學生。經馬氏指導,費孝通以當初吳老師派他去江村調查的資料為依據,于是年秋天完成了以蘇南農村經濟為研究內容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馬氏為此書寫了長篇《前言》,譽此書為“人類學實際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3](P23)。專家們評論說,江村調查奠定了費孝通在人類學界的地位。此后,費孝通又運用社區調查的科學方法,探索中國農村發展的基本出路,提出:“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的措施。”[3](P23)這一主張終于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中國農村的變革中得到了驗證。1979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他積極呼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1983年,他又提出“小城鎮,大問題”的觀點,為國人家喻戶曉。之后,又提出城鄉協調發展的理論。繼蘇南模式之后,他又研究了溫州模式、耿車模式、珠江模式等等,把社區研究推向了經濟領域的層次,賦予社區研究以新的意義。費孝通同時還響應和繼承了吳文藻發起的對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方向。他于1935年開始研究中國民族問題,于80年代后期提出了著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對中國民族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和民盟中央在實地研究基礎上提出的黃河上游多民族開發區的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毋庸諱言,從費孝通的成才、科研方向及其巨大學術成就中,不難看出其老師吳文藻的指導之功。
  另外,吳文藻創立的開放式教學途徑,在當今改革開放后20余年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過程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將具有深遠重大的教育價值功用。
  其次,他倡導的中國社區研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吳文藻倡導的中國社區研究,在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社會學界就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大批愛國的社會學工作者紛紛到鄉村、工廠、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有不少成果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今天的中國仍是地廣人眾,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學研究本來就比較薄弱,“文化大革命”時期又被中斷10年,更不可能對中國社會全面鋪開研究,因此,當今又掀起了社區研究的熱潮。這足以表明吳文藻倡導社區研究的深遠意義。另外,吳文藻創立的社區研究的理論方法,沖破了把西方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社會實際相隔離的舊的思維模式,開辟了將社會學理論聯系實際的新的思維模式,從而奠定了當代中國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基礎,為當今中國社會學界所傳承,對中國社會學的發展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巨大推動作用。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吳文藻作為中國社會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為開拓社會學中國化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貢獻,起了前驅開路的先鋒作用。
  首先,是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最早倡導建設一種使社會學根植于中國土壤的理論方法,表現出留學生們振興中華的愛國精神和中華民族對新知真理的追求及自強不息的精神。
  其次,是他最早系統引入了西方社會學功能主義的理論方法和先進的教學方式,吸收、融合西方先進成果,為我所用,構建出社會學中國化的理論方法體系。他引入西方社會學方式的獨特性、培養社會學專業人才的開放性和理論方法研究的功用性,在今天仍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
  再次,他作為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中國高才留學生,不為西方優裕生活所誘惑,學成后毅然決然回到貧窮苦難的祖國,力圖通過引進西方社會學和創立中國自己的社會學的方式,喚起國人共同奮進。為實現社會學中國化,使中華民族能夠永遠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長遠目標,他不僅潛心科研,撰寫中國化的社會學著作,以指導人們的行為,還發起成立社會學教學和研究組織機構,倡導社區研究,創辦《社會學叢刊》,廣泛宣傳社會學中國化思想,使之成為全中國社會學界的共同追求,為社會學中國化的道路創造了良好的開端,從而成為中國社會學界的一代宗師。更為突出的是,他立志杏壇,傳播社會學,培養中國的社會學人才。他在1929年至1985年的56年中,有43年執教生涯,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國社會學人才,其中一些人才在國內外享有盛譽;他撒下了社會學中國化的種子,為中國社會學的創建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1~15C4社會學劉洪英20012001吳文藻留美五年回國后,傾畢生精力探索社會學中國化道路:首倡理論必須和實際相結合,才能使社會學中國化;他主張以培養“突出人才”為要,培養出一批中國社會學巨子,徹底實現社會學中國化;運用西方社會學原理及其傳播方式,分析、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開創了社會學中國化的理論方法體系,從而成為社會學中國化的奠基人之一。其理論和實踐,對中國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吳文藻/社會學中國化/培養人才/社區研究劉洪英 徐州師范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郵政編碼:221009) 作者:《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1~15C4社會學劉洪英20012001吳文藻留美五年回國后,傾畢生精力探索社會學中國化道路:首倡理論必須和實際相結合,才能使社會學中國化;他主張以培養“突出人才”為要,培養出一批中國社會學巨子,徹底實現社會學中國化;運用西方社會學原理及其傳播方式,分析、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開創了社會學中國化的理論方法體系,從而成為社會學中國化的奠基人之一。其理論和實踐,對中國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吳文藻/社會學中國化/培養人才/社區研究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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