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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政治意識形態陰影中追蹤死亡理念的思想者
哈姆雷特:政治意識形態陰影中追蹤死亡理念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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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莎劇的研究者們對《哈姆雷特》一劇條分縷析,層層探究。但如云的批評家們也許忽略了一個歷史文本所能建構出來的基本狀況,那就是:在莎士比亞時代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動蕩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新舊政 治、知識和倫理意識紛然雜呈,處于互相沖突碰撞、互相選擇組合的矛盾運動中。主體浸透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注:本文使用廣義的概念、與阿爾圖塞的泛意識形態概念近似,即,意識形態就是現實生活中任何表征系統表達的價值觀念和利益關系。它不涉及明顯的虛偽性和政治壓制性。任何立場和觀點皆存在于意識形態之中。意識形態之外,別無他物。為具體的文學文本的意識形態分析起見,泛意識形態觀念可以按社會意識的不同層次具體區分為政治意識形態,智能(知識)意識形態和倫理意識形態。關于這一提法,本文作者另有拙文詳細論述。)漩渦之中,在構塑自我的過程中必然呈現出無中心的零亂和無常的混亂狀態。排除莎士比亞本人的意識構成和現實的藝術創作意圖,我們可以說,《哈姆雷特》集中地演示了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現代主體確立的這種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哈姆雷特作為自我意識極強的主體,面臨著各種意識形態的召喚:克勞狄奧的政治權力包容;鬼魂的父子倫理;奧菲麗婭的性愛,還有友情與勇氣,正義和忠君意識。這些紛雜不定的社會意識和價值觀,期望通過這個自覺的主體顯現自己的存在。然而,哈姆雷特總是拒絕俯就,他的意識總是超越社會現實層面,上升到終極存在的本體論高度。在哈姆雷特的思想世界里,政治就是陰謀,國王猶如乞丐;超自然力量的真偽之辨也是個實踐問題,有情人終歸還是“罪孽”的滋養者……。哈姆雷特習慣于用哲學思考和自我追問來代替現實的行動。他常通過想象來確定他與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由于強烈的身份感,他總是執著地堅守著知識和智能的意識形態陣地,不愿通過溝通和交換來獲得觀念的妥協和心靈的安寧,甚至不惜最終付出生命的代價。換句話說,哈姆雷特總是保持著主體的意識形態構成,拒絕其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召喚和同化,直到主體意識的徹底消亡。
  本文側重討論哈姆雷特特有的知識和智能意識形態與克勞狄奧為代表的主導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沖突。在對持續的政治意識形態召喚的拒斥過程中,哈姆雷特在充滿了哲理思辯的話語中反復征用與死亡有關的意象來表達他的世界觀和厭世情感。他的腦海里經常浮現出死神的形象,他尋求與死亡對話,描述尸體的腐爛過程,思考著自殺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用哲學的思辯來探求死亡的意義。哈姆雷特似乎是一個死亡哲學的朝圣者,不受人間現實價值、五情六欲的誘惑。在旅途的終點,他充分展示了獨立于世、群而不黨的知識分子的主體精神,同時也制造出一種超乎道德判斷以外的有關死亡的意識形態。在此過程中,哈姆雷特沒有被克勞狄奧邪惡政治意識形態所包攝或同化,相反,他的主體內質不斷地被一種形而上的意識形態所重寫和強化,反復顯現出一種人文的理想主義精神。本文首先圍繞著哈姆雷特的知識意識問題對以往一些經典性的觀點作出評析。在此基礎上細讀劇本,意圖在哈姆雷特充滿死亡意象的生命思辯中窺視到哈姆雷特智能(知識)意識形態的基本特點,從而揭示出英國早期現代主體意識構建的過程。
      二
  為了在上述范圍內討論哈姆雷特的智能意識問題,有必要首先簡要地討論一下有關這個問題的幾個本源性的批評觀點。首先,筆者認為18世紀莎評大家約翰遜博士可算是研究哈姆雷特思想心智的始作俑者。約翰遜認為,哈姆雷特復雜的心態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結果。父親暴亡、母親匆匆改嫁,本已使這位多思的王子難以承受這生命之重,超自然的道德諭示又使幻滅的心靈蒙上了理性懷疑主義的陰影。哈姆雷特“欲而其反, 則恍惚無定;自知責任壓人而不知所措。  ”(注:參見G. R.Woudhuysen:《塞繆爾·約翰遜論莎士比亞》,倫敦,1989年(英文版),第240頁。)為此,“他的心靈遭受了無以倫比的巨大創痛。 ”(注:參見G.R. Woudhuysen :《塞繆爾·約翰遜論莎士比亞》, 倫敦,1989年(英文版),第241頁。 )由于哈姆雷特極端的哲人氣質和對外部事件的敏感力,他不分利弊,完全忘記了他的王子身份。因此,劇中哈姆雷特的一切過失行為都不是出自他內心的驅使,而是應歸咎外部事件引發的精神刺激。用哈姆雷特本人的話來說就是:禍根是“他的瘋狂”,而這正是“可憐的哈姆雷特的大敵”。(5.2.237,239 )(注:本文中引用的莎士比亞戲劇原文皆出自G. Blackmore Evans編《河畔莎士比亞全集》(波士頓:1974版),并由本文作者參照朱生豪譯本譯出。引文后括號中的阿拉伯數字分別表示引文所在幕、場和行數。)約翰遜用啟蒙理性的尺度來衡量哈姆雷特的意識和性格特點,建立了哈姆雷特主觀心智特點和外部事件作用的二元對立模式。這樣說來,哈姆雷特本人內心的理性是自然的存在,而一切非理性的話語和失常的行為都是外部力量的體現。正因為哈姆雷特不同尋常的哲人氣質和思辯習慣,使得外部事件通過主體的想象和推理能夠延展下去,而這位文人氣質的王子“在劇中自始至終都是事件發展的被動工具,而不是主動的行為者”。(注:參見G.R. Woudhuysen:《塞繆爾·約翰遜論莎士比亞》, 倫敦,1989年(英文版),第244頁。)與此相反,19 世紀浪漫主義詩論家柯勒律治從個人心理構成來解開哈姆雷特的心智和性格之迷。柯勒律治用他的詩人內心有機形式和心理創造想象力的美學理論來觀照《哈姆雷特》,認為應該跳出劇本結構框架來理解哈姆雷特的內心世界。哈姆雷特首先是個詩人和哲學家,他富于幻想,充滿智慧。他為思想而思想,忘卻現實功利價值和客觀的生存世界。文人學者從現實中具體的人物和事件看到人類的總體特征和生存狀況,看到客觀世界形而上的規律和真理。柯勒律治也曾說:“如果能如此作比的話,我自己就有點象哈姆雷特。”(注:參見R.A.Foakes:《柯勒律治論莎士比亞》,倫敦,1989年(英文版),第89頁。)詩人和哲學家的內心世界是想象和知識的世界,同時也是個人與客觀現實對立的源泉。由此觀之,衡量哈姆雷特思想怪異、行為失范的標準并不是某種現成的理性道德規范。哈姆雷特沉湎思想、疏于行動是由他本人的思想意識構成決定的。用柯勒律治的話來說:哈姆雷特的意識構成“抽象和概括的思維習慣遠遠甚于實用的傾向……。現實中的每一事件都會引起他的苦思冥想。”(注:參見R. A.Foakes:《柯勒律治論莎士比亞》,倫敦,1989年(英文版),第89頁。)上述兩種觀點在20世紀初莎評大家A.C.布拉德雷那里得到引申和延展。布拉德雷深受黑格爾悲劇沖突論的影響,同時在方法上也十分贊同利F.R.利維斯所謂文學批評要獲得對文本“完全的細部的反應”以達到“完全占有文本”(注:F.R.利維斯:《文學批評與哲學》,見K.M.紐頓:《20世紀文學理論文集》,倫敦,1988年(英文版),第67頁。)的主張。因此他努力全方位地來闡釋悲劇“行動中的人物”的現實意義。布拉德雷主張把哈姆雷特作為現實生活中真實的社會人來加以細致的剖析。實際上,布氏綜合了約翰遜的外力論和柯勒律治的內因說,通過細致分析《哈姆雷特》劇中各人物在不同場景中的心理反應,得出結論:哈姆雷特特殊的哲人心智和外部的突發事件共同作用,導致了這場悲劇。哈姆雷特能思善辯的習慣久之積成嚴重的憂郁癥,令人震驚的事變加深了哈姆雷特的心理危機,促成了他失常的精神狀態。而且,隨著劇情的發展,哈姆雷特內心的失衡又因不斷受到外部事變的刺激而不斷加劇。盡管哈姆雷特具有“精致入微的感悟力”和“天才的思考能力”,但是由于他內向的心態和多事的現實,“他的道德感悟力和智能天才反倒成了他的大敵。”(注:A.C.布拉德雷:《莎士比亞悲劇》,紐約,1991年(英文版)第96,98,103頁。)
  這就是對哈姆雷特智能知識意識構成的三種經典性觀點。20世紀以來其他有影響的《哈姆雷特》評論家都不同程度地回應了這三種批評基調。例如,50、60年代歷史現實派的代表J.多佛·威爾遜對《哈姆雷特》的評論是柯勒律治觀點的回聲。威爾遜認為,哈姆雷特沉湎于探索生物終極真理的哲人精神具有超現實的意義。研究哈姆雷特就是“研究人類的天才”;這位憂郁的王子是“最令人欽佩的英才”。(注:J.D.威爾遜:《哈姆雷特引言》見新劍橋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倫敦,劍橋大學出版社,1950年,第LXIV頁。)與此針鋒相對,意象象征派莎評家G.W.奈特認為,哈姆雷特因外界事件的刺激變得瘋狂變態。在他頗具影響的《烈火的車輪》一書中,奈特集中地討論了哈姆雷特“極端的憂郁病態和迷狂的厭世主義”。(注:G.W.奈特:《烈火的車輪》,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30年(英文版),第24頁。)奈特認為,哈姆雷特被“心理和精神死亡”(注:G.W.奈特:《烈火的車輪》,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30年(英文版),第31頁。)的病魔附身;他“就象一劑毒藥,在哪里出現,就在哪里威脅著丹麥王國的健康和幸福”。(注:G.W.奈特:《烈火的車輪》,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30年(英文版),第33頁。)奈特把哈姆雷特與邪惡的伊阿古相提并論,因為“他們都在殘暴的行為中獲得魔鬼般的滿足。”與在劇中表現得“心地善良,舉止文雅的國王克勞狄奧”(注:G.W.奈特:《烈火的車輪》,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30年(英文版),第29頁。)相比,哈姆雷特“卻是丹麥王國邪惡的根源”。(注:G.W.奈特:《烈火的車輪》,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30年(英文版),第42頁。)介乎二者之間的是以提倡細讀文本著稱的L.C.奈茨。奈茨一貫反對對莎劇的主觀臆說。但在哈姆雷特內心意識和性格特征這個問題上,他也必須基于劇本例證對上述兩種極端看法加以調合。奈茨通過文本分析,認為在哈姆雷特的精神世界里,邪惡的沖動和善良的愿望混雜一處,共同受制于一種“自我思想沉迷的氣質”。(注:L.C.奈茨:《哈姆雷特王子》,見《探索:十七世紀文學批評集》,倫敦,1946年(英文版),第67頁。)外部發生的事件可以催化這種心態,加重哈姆雷特性格和意識的兩面性。奈茨認為,總體而論,盡管《哈姆雷特》問題成堆,悖論不少,但對于所有帶有某些難以克服的人性弱點的人來說,這出劇“都是一種可能的親身經歷”。(注:L.C.奈茨:《哈姆雷特王子》,第76—77頁。)“起碼說來,我們大家都有點象哈姆雷特。”(注:H.列文:《1660—1904年的莎士比亞評論》,見S.威爾斯 編,《劍橋莎士比亞研究指南》,倫敦,劍橋大學出版社,第224頁。)當然,除了上述三種批評主流外,還有其他新解異說。例如E.瓊斯用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對哈姆雷特心理意識的解說。哈姆雷特被說成是一個深陷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結”而不能自拔的狂想癥患者。他與叔父克勞狄奧的關系自然就成了變態情敵的關系。這種大膽的心理推論即使不是缺乏根據的主觀臆說,也是依附精神分析學說而生成的理論注解。它雖成一家之言,但難以形成氣候。
  新批評派的莎士比亞學者卻不以為然。他們把上述莎評家稱為“最危險的一類批評家”。(注:T.S.愛略特:《哈姆雷特和他的問題》,見H.艾頓 編《柏拉圖以來的文學理論》,紐約,1971年(英文版),第788頁。)因為他們的寫作里充斥著評論者強烈的主體表現欲。用T.S.愛略特的話來說,這些批評家“用想當然的創造意識”來評論文學文本。他們“基于各自的藝術見解,在《哈姆雷特》中捕風捉影”。這些批評家“從來就不記得,他們的首要任務是研究藝術作品本身”。(注:T.S.愛略特:《哈姆雷特和他的問題》,見H.艾頓 編《柏拉圖以來的文學理論》,紐約,1971年(英文版),第505頁。 )對于新批評派莎評家來說,劇本《哈姆雷特》是第一性的,而人物哈姆雷特是第二性的。莎評家的唯一任務就是研究和分析作品上的白紙黑字,因為有了它們的有機組合才構成了藝術作品本身。如果基于個人的心理學見解和道德觀念對戲劇人物的言行細加評說,只能使藝術淪為現實生活中價值判斷的注腳。我們要打破主觀價值判斷的思維習慣,把哈姆雷特看成是文本中一個活躍的因子,而不是活生生的現實人物。這樣才能對這出劇文本細部的藝術結構和價值作出客觀的歸納和分析。
  受新批評派影響的莎評家既不對哈姆雷特的性格、意識和情感作出大包大攬的主觀價值判斷,也不去找尋哈姆雷特復仇延宕的最終原因。他們即使有時離不開劇本的意識和價值評判,也首先深入文本的形式結構。這樣,作為人物存在的哈姆雷特王子就漸漸隱去,不同形式結構或藝術意象所形成的意識總體框架隨即顯現。筆者認為在此方面著名莎評家,耶魯大學教授M.麥克在他頗有影響的《哈姆雷特的世界》中作出了很好的示范。麥克在細讀《哈姆雷特》的過程中力圖把握文本結構所趨示出來的宏觀意識總體而不是具體的意識狀態。他把這種意識總體稱為“想象的環境……一種心靈的微觀境界”,即一種有機結構,其中“各組成部分互為意蘊,每一組成部分的存在和意義都與其余的成分密切相關”。麥克從文本結構細部入手,發現《哈姆雷特》的語言結構所表征的是一種充滿了神秘指義、質問意念和玄思迷語的智能思想世界。在這個復雜的語義網絡里,現實的存在成了問題。現實與想象的關系不斷地由一些反復出現的詞和意象推到思想的前臺。 比如, “鬼影” (apparition),“似乎”(seem),“假定”(assume),“裝扮”(put on),“形狀”(shape)等詞反復出現,構成一種意念鏈。 還有疾病、衣物、脂粉、涂料、彩色飾物等意象也反復出現,構成意義的網絡。在這個充滿迷霧和斷裂的意識世界里,個體的人物失去了主體的選擇,而是“在兩種選擇的廢墟上摸黑前行,既不能拒絕一種選擇,又不能完全接受另一種選擇……只能用思想的線索來安慰自己”。(注:M.麥克:《哈姆雷特的世界》,見L.F.狄恩:《現代批評文集》,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第243頁。 )用英國文化唯物主義的話來說,主體被非中心化,在空洞的能指構成的幻覺虛像中靠無現實目的盲目行為驅動著。這里,麥克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從文本結構到思想意識世界的自下而上的闡釋途徑,使我們能夠隱約找到文本形式特點與全劇總體意識之間的聯系。可以說,麥克用新批評細讀文本方法,又突破了新批評不言作品表征意義的限制,開了聯系文本形式構造特點與文本指意闡釋的先河。
  近來有些莎評進一步注意到了文本特征對揭示《哈姆雷特》中折射出來的整體意識的有效性。構成《哈姆雷特》獨特的意識和情感世界的不是外部事件的突變,不是人物的心理或性格因素,也不是二者的綜合作用,而是文本形式構造特征(特別是反復出現、形成格局的文字意象)。例如,J.亨特對《哈姆雷特》中大量的肉體意象的采集和分析猶為引人注目。亨特把全劇視為一個“人體肢體解剖大作坊,堆放著不同種類的肢體、臟器、肌肉和體液”。(注:亨特對《哈姆雷特》中的肉體意象的收集和統計十分詳盡。其中出現的身體器官從頭到腳共42個,內臟器官14個,體液種類共6種,器官功能27種,身體腫瘤病變8種。正如有些評家所論,這些肉體意象聚會一處,可以歸結哈姆雷特提出的那個問題:“人是怎樣一件特殊的造物?”(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man?)。這恰恰反映了莎士比亞時代人文主義和懷疑主義智能意識形態的中心議題。)人的整體形象隱退,取而代之的是破碎人的感覺。莎士比亞似乎在這出劇里把現實社會簡約為支離破碎的肉體存在。亨特認為,這種對有機生命整體的肢解“引發出一種本體錯位的煩躁情緒”。這些意象的反復及其分布使人感到中心的永久缺席。“《哈姆雷特》中的一切事物分崩離析,或被強行撕裂扯碎。”隨著劇中鬼魂召喚哈姆雷特去砸碎新國王為首的政治肌體(body politics)的神秘呼聲, “哈姆雷特就會從生理、心理、道德、倫理、政治各方面把個社會攪個天翻地覆。”(注:亨特對《哈姆雷特》中的肉體意象的收集和統計十分詳盡。其中出現的身體器官從頭到腳共42個,內臟器官 14個,體液種類共6種,器官功能27種,身體腫瘤病變8種。正如有些評家所論, 這些肉體意象聚會一處,可以歸結哈姆雷特提出的那個問題:“人是怎樣一件特殊的造物?”(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這恰恰反映了莎士比亞時代人文主義和懷疑主義智能意識形態的中心議題。第31頁。)亨特的分析說明了莎士比亞時代智能(知識)意識形態的兩面性。一方面,人文主義借古典文化復興沖破中世紀禁欲主義的樊籬,高揚人的主體精神,使之顯出“世界的精華, 萬物的靈長”(《哈姆雷特》1. 2.307)的光彩。另一方面,人的血肉之軀和精神狀態短暫無常,不過是“一堆污濁的肉體”和“一捧精細的塵土”,它頃刻就會“融化,消散,化成一滴露水”。(1.2.129—130;2.2.308)正如F.巴爾克所說的那樣,《哈姆雷特》中大量的肉體意象“不是僵化的隱喻”,而是“社會現實秩序的指示標志,因為人體在社會構成中處于不可簡約的中心位置”。(注:F.巴爾克:《顫抖的個體:論主體》,倫敦和紐約,1984年(英文版)第23頁。)在這類文本形式研究中,劇中人物哈姆雷特的意識構成和性格特征不再重要,批評的聚焦點是戲劇文本整體的話語構成(特別是隱喻手段)所揭示的整體意識。而這種整體意識正是通過劇中主要人物哈姆雷特的言語和行為得以傳達和張揚的。
      三
  我們知道,主體的思想意識和性格形成是一個與現存的各種社會意識互相拒斥、互相商討、妥協和包容的過程。文學文本的闡釋中,如果以現實生活為參照,對人物的意識和性格特征作主觀的價值評判當然是片面的,而專注于文本形式指義規律,并以此歸納出文本的總體意識特征也是不夠的。如果我們用一種動態發展的眼光來審視《哈姆雷特》中顯現出來的智能(知識)意識形態,把它看作一個各種社會意識互相碰撞、互相召喚的過程,我們就不難發現,對哈姆雷特的思想意識和情感作古典主義的理性判斷、浪漫派的主觀想象以及新批評的形式勾玄,都更多地是對一種預設觀念的描述,而不是對一種動態意識形成過程的分析。它們要么展示了批評家基于個人現實經驗和倫理觀念對哈姆雷特哲人般的思想和氣質的閱讀感受和判斷,要么試圖通過對文本形式細部的發掘和聯系來揭示出《哈姆雷特》總體的社會意識形態構成。有鑒于此,下面本文試圖解讀文本,從一個側面來描述和分析哈姆雷特智能意識在拒斥政治意識形態召喚和包容的過程中的自我塑構。我們注意到,在這個主體自我塑造的過程中,哈姆雷特抵御以克勞狄奧為代表的主導政治意識形態的招募和置換,其主要表達方式就是在“精神失常”的掩護下發出的一系列知識話語和反復出現、形成格局的主導意象。劇中大量反復出現的是與死亡有關的意象。在哈姆雷特的哲思玄想中,黑色的死亡首先是對人類生命之光滅頂的遮蔽,然后是對污濁丑惡的人類社會的逃避,死亡成了社會不平等的最佳均衡手段,成了人類一切欲望和抱負的毀滅者。這一系列的死亡意念正是哈姆雷特智能(知識)思想意識和哲人情感的重心,也是哈姆雷特拒斥政治意識形態召喚和包容的主要意識堡壘。
  哈姆雷特的智能(知識)意識形態一開始就與政治危機后重建的丹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直面相撞。作為丹麥王儲、國家未來的棟梁和驕傲,哈姆雷特具有強烈的身份感和對自己生存狀況的認同感。國家政權發生變故,他即刻受到以篡位君主克勞狄奧為首的主導政治意識形態的召喚。得知父親暴亡,母親匆匆改嫁叔父,哈姆雷特悲憤交加,出現在宮廷中,聽取新王克勞狄奧對朝廷變故的處理和對外政策的訓令。克勞狄奧那富于修辭色彩又講求實效的開場白(1.2.38)隱含著多層次的意識形態意圖:對先王的偽善悼念并號召節哀;對國家現實的關心;宣布與前王后這位“偉大國家共同的統治者”(1.2.9)的及時婚姻, 以此鞏固自己的地位;顯示自己精明的政治和外交手腕以贏得朝野的認同和支持。克勞狄奧傳布的正是典型的國家權力偽意識。它的基調是:國家的現實利益高于一切。由于暗殺國王而取得的國家政權是非法的,克勞狄奧意圖用現實表象的合法沖淡倫理道德的不合法,用國家利益的偽意識掩蓋死亡的沉重和人性情感的悲哀。而這一切偽意識的背后是政治權力的最終目的,即建立國家政權的權威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年輕的哈姆雷特本是封建政治意識形態確立的正統王位繼承人,此時與國家權力無緣,倒成了主導政治意識形態的召撫對象。哈姆雷特對這樣的權力分配組合在潛意識中是十分抵觸的。(注:哈姆雷特在劇中回答國王派來的密探時幾次提到他“腦子壞了”的原因時欲言又止,卻在無意識中表露了自己對失去王位的耿耿之心。(2.2.252—265;3.2.240—344)在他的意識中,在這個顛倒錯亂的年代,担負起國家興亡,重整乾坤是他當然的職責。(1.5.188))而且, 如此的政治權力組合格局一直籠罩在哈姆雷特父親,前國王突然死亡的陰影之中,這也是哈姆雷特一直揮之不去的疑團。克勞狄奧卻不然,謀殺篡位得手,對死亡之事已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在現實中確認和鞏固既定的意識形態關系。此時他一開口便稱呼哈姆雷特為“我的兒子”(1.2.64)。表面上,這是家庭親情關系的表達,而實際上這卻是國家權力對哈姆雷特的直接意識形態召喚。哈姆雷特對此拒絕屈從。他以諷刺意味極強的一句旁白作答:“親情關系還算近,品性言行相去遠。”(1.2.65)“親情”(kin )和“自然同類”(kind)這兩個詞的對比是表象與實質的對比,它表露了哈姆雷特對以親情為幌子的偽意識的抵制和對自然真誠的人際關系的向往。這也正象征著克勞狄奧政治意識謀略與哈姆雷特人文理想的意識形態沖突。同時,kindness這個詞在此語境中雙關,意指“相似”(likeness)和“家族成員”。哈姆雷特用之來識別自我主體的身份,表明他認同與克勞狄奧的叔侄關系,但拒絕認同他們的君臣關系。在哈姆雷特的意識中,克勞狄奧雖為親族成員,但與剛剛暴亡的前國王在人格品性方面毫無相似。克勞狄奧對哈姆雷特陰郁的態度并未在意。他知道,捕捉和包容主體是一個反復的、潛移默化的過程。他必須首先知道哈姆雷特表面的悲哀后是否隱藏著某種逆反主導意識形態的思想活動:“為什么愁云依然籠罩在你的心頭?”(1.2.66)克勞狄奧用“云”這一意象比喻遮蔽哈姆雷特真實思想活動的意識偽裝。這立即在哈姆雷特的意識里引起了“太陽”這個相反的類意象:“不,陛下,我已在太陽里呆得太久。”(1.2.67)這里的“太陽”(the sun)與“兒子”(the son)同音,構成意義強烈的雙關:“兒子”處于父權社會的從屬地位,一直生存在象征著國家權力的“太陽”的恩澤之中。這種文字游戲實際上就是一種智能意識形態,它的弦外之音在克勞狄奧強烈的政治意識中是昭然若揭的。哈姆雷特接著用一連串使人聯想起前國王的死和真情悲哀的意象和意念進一步表明他與克勞狄奧貌似理智的偽意識不相容的立場:“黑黑的外套”、“習俗規定的黝黑的喪服”、“郁悶的嘆息”、“滾滾江河般的淚水”和“悲苦的臉色”。這些都是“悲哀心情的裝飾和門面”。(1.2.77—84)而哈姆雷特從來“不知道什么‘好像’不‘好像’”,因為他的悲哀是“無法表現出來的”。(1.2.85)他是在追尋人對死亡所持有的根本態度。在情感爆發之后,哈姆雷特開始了他探究死亡觀念的旅程。然而,克勞狄奧并不輕易放棄。他順勢接住哈姆雷特用隱喻傳達出來的死亡意念,試圖用“理性”的教諭來歸化哈姆雷特:人皆有一死,而且不可抗拒的自然律條的“共同主題就是父親的死亡”。 (1.2.103)用“上天”、“理性”和“人之常情”來衡量,哈姆雷特“放任不節的悲傷”、“頑冥不化的固執”和“女人氣的哀慟”表現出“逆天背理的任性,經不起挫折的心胸,缺乏忍耐的意志和簡單愚昧的理性。”(1.2.94—97)但是,直接的意識形態宣教往往機械而空洞,起不到應有的效果。克勞狄奧還必須“動之以情”,再次啟動意識形態身份認同和召喚功能,驅動主體的潛意識想象。他稱哈姆雷特為“朝廷重臣,至親和兒子”(1.2.117), 把主體的政治地位和親屬關系合為一體,并鄭重宣布:“讓全世界都知道,你是王位的直接繼承者。”(1.2.108—109)可是,哈姆雷特對國家權力的承諾不屑一顧。他對克勞狄奧偽善地勸他暫緩回威登堡而留在宮中(實際上是借此控制其行動)的勸告置之不理,只因母親的再三懇求才勉強同意。他的答語故作莊重有禮,一反適才耿耿的怨恨語氣,但清楚地表明了蔑視權威的意蘊:“謹此勉力從命,母親大人。”(1.2.120 )克勞狄奧對這當眾給他下不了臺的挑戰自然懷恨,但是精明的政治頭腦告訴他,此時小不忍則亂大謀。于是他作釋然狀,好像剛才緊張的意識形態對峙已經冰消瓦解,哈姆雷特已經屈從主導政治意識形態的召喚,確認了自己“朝廷重臣,至親和兒子”的主體身份。他不失時機地宣布通宵禮炮齊鳴,狂歡慶典,“讓上天應和著地上的雷鳴,發出歡樂的回聲。”(1.2.126—128)政治意識形態就這樣制造假象,讓人們相信它已經成功地對哈姆雷特這個最容易形成對立政治勢力的主體進行了包容和同化。
  然而,這才剛剛開始。如果我們暫且不論這部劇的道德和復仇延宕問題,上述簡短場景中顯示出來的兩種意識形態的對立關系即可視為貫穿全劇結構的中心線。在此場景以后直到第三幕第二場的戲中戲,克勞狄奧和哈姆雷特都似乎有意回避面對面的遭遇。表面上似乎井水不犯河水,但實際上各自卻在自己的意識形態領地積蓄力量,以備終有一搏。意識形態的張力始終吃緊。國王的策略是“躲在帷幕之后”(2.2. 163),在大臣波洛涅斯和朝臣羅森格蘭茨和吉爾登斯吞的協助下,策劃一系列旁敲側擊的話語圈套,以深入哈姆雷特的意識,“發現發瘋的真正原因。”(1.2.49)另一方面,哈姆雷特求得同學和巡回伶人的幫助,進行了反調查,設計了戲中戲(即“捕鼠器”mousetrap )中一系列的戲劇意象,以便“捕捉到國王內心的隱秘。”(1.2.605)。 在此過程中,死亡意象及其關聯的意念不斷出現在哈姆雷特的想象中,最終被觀念化,成為哈姆雷特形而上沉思的重心。
  克勞狄奧對哈姆雷特意識深處的第一次窺測發生在第二幕第二場。哈姆雷特已從鬼魂口中得知這場“最為傷天害理,最為逆倫不道的謀殺”。(1.5.25)此時他神情恍惚,手捧一本舊書從側臺獨自入場。國王和王后急避帷幕后側耳細聽。大臣波洛涅斯為探虛實主動湊近前搭訕,卻被哈姆雷特喚作一個“賣魚的”,即不誠實的人。哈姆雷特似乎以他特有的敏感,知道波洛涅斯為人鷹犬,人格低下。因為在他的想象世界中,在這個“乏味,平庸,腐朽荒涼的世界上”(2.2.133), “萬人之中方可挑出一個誠實人。”(2.2.78)虛偽的意識掩蓋了一切本真的東西。于是,哈姆雷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多用隱喻回答波洛涅斯的提問。他的話多否定人生價值,描述衰老過程,感嘆人生奮斗的徒勞和不可避免的死亡。人的價值是“死狗身上的蛆蟲”;(2.2.187 )愛情和生命繁衍也終將成為“太陽光親吻下的臭肉”(2.2.182); 衰老匆匆而至:“灰白的胡須”,“布滿皺紋的臉”(2.2.197—199);象征知識的書籍也不過是干巴巴的“字符,字符,字符!”(2.2. 192)死亡的意象隨即而至。哈姆雷特有意把波洛涅斯的建議“走進去避避風”(walk out of air)理解為“走入墳墓”, 聲嘶力竭地向他吼道:“我不愿給予的東西你休想取走,但你可以要我的命!你可以要我的命!你可以要我的命!”(2.2.216—218)。哈姆雷特的這番“瘋話”意在告訴躲在帷幕后的克勞狄奧:他的意識中充斥著在死亡陰影籠罩下的人類生存意義問題。這屬于哲學問題,與政治毫不相干。
  這一連串關于死亡的瘋話不是對克勞狄奧政治意識形態的直接威脅,而是人性精神深處永久的恐懼,它與人生觀和世界觀有著密切聯系。早些時候,哈姆雷特說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連一棵針都不如”。(1.4.65)他成天思考著為什么上天會“制定出禁止自殺的律法”。(1.2.132)此時,經過鬼魂超自然的死亡諭示,哈姆雷特已經走出了個人肉體消亡和靈魂毀滅的思想胡同,開始研究死亡的普遍意義。在那段著名的“生存還是毀滅”的獨白中,死亡的意象已經十分觀念化了。哈姆雷特看到了存在的虛無、生命的困境和來世的劫難。G.威爾遜說:“死亡是這部劇的主題,因為哈姆雷特的病根就是精神的、靈魂的死亡。”(注:G.W.奈特:《烈火的車輪》,第42頁。)批評的焦點如果落在哈姆雷特這個人物身上,這個觀點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超越個體,以普遍社會意識為參照,那么哈姆雷特有關死亡的思辯就不是個人心理錯亂失常的表征,而是一種有關死亡的知識話語,一種拒絕以現實利害關系為目的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體現。個人的憂生畏死生成現實的人際關系,而對死亡的觀念的追蹤顯示的卻是哲人探索真理的精神。
  如果說波洛涅斯與哈姆雷特的問答只是克勞狄奧用一個“令人生厭的老傻瓜”(2.2.219 )對哈姆雷特的內心世界作出的一次小小的試探,那么緊接著上場的朝臣羅森格蘭茨和吉爾登斯吞則代表著克勞狄奧政治意識形態對哈姆雷特的一次直接的召喚和逼迫。哈姆雷特剛見兒時的好友,敘舊中自然暫時脫去了意識形態的偽裝。但不久就警覺起來:此二人在宮中的突然出現并非偶然。哈姆雷特于是重新帶上面罩,使用模糊的語言以遮蔽思想:他把丹麥比作一座大監獄并解釋說,“世間并無善惡,只是思想會作這樣的區分。”(2.2.149—150)羅森格蘭茨立即抓住話題,意圖引誘哈姆雷特承認自己精神失常的原因是“丹麥太小,容不下[他]的政治野心”。(2.2.250—252)這句話代表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對哈姆雷特的直接召喚。它好像在說:“喂!你就是這樣的,認同這個身份吧,很多人都和你一樣的。”可是哈姆雷特拒絕合作,他遵循著自己的意識形態慣力,用貌似中立的智能知識話語來抵制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定位。他利用有限時空和無限思想這一傳統的二元對立關系,玩起文字游戲來:“呵!上帝,倘若不是惡夢纏身,那么即使把我關進小小的硬果殼,我也能把自己設想成擁有無限空間的君王。 ”(2.2.254—256)然而,羅森格蘭茨和吉爾登斯吞目的明確,他們不會放過哈姆雷特話語中任何暴露自己內心意識的蛛絲馬跡。他們指出,所謂“惡夢纏身”,正是政治野心在意識中的躁動不安,因為野心即主體意識深處無邊的欲望想象。它缺少理念,離現實太遠,“是空洞輕浮的虛體,不過是影子的影子。”(2.2.261—262)至此,哈姆雷特幾乎被逼入窮途,他掙扎著接過話題,把它推至一個荒誕的極端:這么說只有乞丐才算是實體,因為只有他們才沒有野心。這個比喻多少有點勉強,哈姆雷特于是只得宣布自己江郎才盡:“說實在的,我的頭腦壞了,不能談玄說理。” (2.2.265)面對國家權力要求非此即彼的回答的追問,哈姆雷特不能作指義明確的應答,否則就會陷入政治意識形態斗爭的漩渦而招致殺身之禍。于是,他退回自己的智能(知識)意識形態領域,用對宇宙人生存在和意義的肯定或懷疑來與現實政治權力保持距離,用死亡的觀念來掩飾對現實國家權力的反叛。他告訴這兩個御用朝臣,這個宇宙神奇壯觀,在“金黃色的火球[太陽]的點綴下”,負載萬物的大地是“一座美好的框架”,覆蓋眾生的蒼穹是“一頂壯麗的帳幕”。可是歸根結底,這天堂式的樂園又是一片無望的死寂:大地不過是“一片不毛的荒岬”,宇宙也就是“一大堆污濁的瘴氣的集合”。(2.2.298—313)一方面,人類是世間一切生物高貴的主人:“世界的精華, 萬物的靈長,”另一方面,人類又是死亡卑躬的奴隸,是“一捧精細別致的塵土”。(2.2.307—308)對于觀眾或讀者來說,這番話是包蘊在文藝復興時期懷疑主義氛圍中的人文主義思想的曲折表達。但對于兩個國王派來的宮廷密探來說,這正是哈姆雷特“巧妙地裝瘋賣傻”的證據,這位多思的王子正是以此“有意回避”(3.1.8 )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的檢驗和召喚。
  精明實干的克勞狄奧卻不是那么容易被蒙蔽的。哈姆雷特的政治地位以及這些謎語般的話語對國家權力表現出明顯的不恭。而且,國王深知:“大人物的瘋狂是不能聽其自然的。”(3.1.189)因為他發現,在“這些長吁短嘆之中,都含有深長的意義。我們必須設法弄懂其真正的含義”。(4.1.12)波洛涅斯被哈姆雷特刺死的消息傳來,克勞狄奧終于發現用隱喻傳達的意識形態召喚與同化已經無濟于事。哈姆雷特不僅是一個對主動政治意識形態不予合作的“壞主體”(bad subject 阿爾圖塞語),而且還是危及國家權力肌體的“毒瘡惡疾”。(4.1.21)更有甚者,哈姆雷特“深受那些糊涂群眾的愛戴”(4.3.4), 而且宮廷里的意識形態斗爭已經“在全國上下引起竊竊私語”。(4.3.41)這些都無疑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國王此刻必須當機立斷,走出意識形態帷幕,向不羈的主體施行強制行動。他派遣羅森格蘭茨和吉爾登斯吞去找哈姆雷特和波洛涅斯的尸體。但是哈姆雷特仍采取不合作態度。他稱國王的使者是“海綿”(意即國家權力虛設的意識形態工具),把死尸的意象與國王混為一談,再次套用書本典故,把玩智能(知識)意識形態的游戲:
  羅森格蘭茨:殿下,那尸體您怎么處置了?
  哈姆雷特:它本身泥土,現在又和泥土合為一體啦。
  ……
  羅森格蘭茨:殿下,您必須告訴我們那尸體在哪兒,然后跟我們見王上去。
  哈姆雷特:那尸體與國王共居一處,但國王卻并不與它同體。國王可是一件物體。
  羅森格蘭茨:一件物體?殿下!
  哈姆雷特:一件空空的物體!帶我去見它。
                    (4.22.5—6,25—30)
  哈姆雷特在這里又在玩弄傳統的觀念與實體兩分法,從中透視出對政治意識形態的鄙視,以此獲得智能獨立、知識占有的滿足感。國王的肉體和國王的觀念不可相提并論;當朝國王虛情假意,根本不配國王的名分。此外,哈姆雷特在此對死亡的觀念也有了更新的玄想。死亡是社會不平等最終的均衡狀態。國王也是“猶如一件空洞的物體”(《圣經》,贊美詩,144:4)的人;而人又是乞丐,“匍匐于天地之間”,(3.1.127—128)把“生活的價值和目的僅僅看作吃吃睡睡”。 (4. 4.34—35)去見王上去?就是去見“一件空空的物體”而已。 在國王面前,哈姆雷特更進一步地渲染他的天均觀。他把國王、乞丐、腐尸、蛆蟲的意象揉和一體,把人均于死的玄思表達得淋漓盡致:
  國王:好了!哈姆雷特,波洛涅斯呢?
  哈姆雷特:吃飯去了。
  國王:吃飯?在什么地方?
  哈姆雷特:不是他吃飯的地方,是在人家吃他的地方;有一群在政治家身上養肥了的蛆蟲正在他身上大吃特吃呢。蛆蟲是世界上最大的饕餮家;我們喂肥各種牲畜供自己受用,再喂肥了自己去給蛆蟲受用。胖胖的國王和瘦瘦的乞丐是一個餐桌上的兩道菜,不過就這么回事。
  國王:唉,唉。
  哈姆雷特:一個人可以拿一條吃過國王的蛆蟲去釣魚,再吃那吃過那條蛆蟲的魚。
  國王:你這話什么意思?
  哈姆雷特:沒什么意思。我只是提醒你,一個國王可以在一個乞丐的臟腑里作一番巡禮哩。
                   (4. 3. 16—31)
  哈姆雷特在意識中獲得了一種超越死亡的境界;人的一生有意識無意識都在避死。而死亡一旦成了天均人均的總體觀念,也就失去了現實意義。
  哈姆雷特對榮譽和死亡都不屑一顧了:對個人,死亡是永恒的睡眠;對社會,死亡是知識,是觀念;對宇宙,死亡是天均大道。榮譽又是什么呢?哈姆雷特注視著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那些“為了爭奪區區不毛的彈丸之地而視死如歸地走向他們的墳墓”(4. 4.53)的兩萬士兵,突有頓悟:榮譽是“一個狂想中空虛的名聲”。(4. 4.61—62 )哈姆雷特就是用這形而上的判斷又一次確認自己知識哲人的意識形態身份。我們也許可以說,在這場意識形態的對抗中,政治意識形態未能成功地包容或歸化哈姆雷特的智能迷想,卻反倒加強了后者固存的主體意識。哈姆雷特在讀者(觀眾)心目中越來越明顯地成了一個善于通過對宇宙人生苦思冥想和追問來建構自我于現實關系的形而上學家。至此,莎士比亞本人似乎也走失在哈姆雷特智能(知識)意識形態的迷津中,無力在揚善懲惡的原則指引下把握哈姆雷特在戲劇情節發展過程中應有的言行。具體地說,戲劇家的職業理性已被哈姆雷特追蹤死亡觀念的精神所淹沒了。
  從波洛涅斯的死開始,死亡的意念充斥著各個場景。首先,哈姆雷特在回國途中目睹了為政治意識形態而戰的兩萬挪威士兵面臨的滅頂之災。此后,羅森格蘭茨和吉爾登斯吞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英王砍掉了腦袋。哈姆雷特被死亡之象占據了心胸:“從這一時刻起……,讓流血的思緒充滿我的腦際!”(4.4.65—66)在宮中,奧菲麗婭被父親突然死去的消息驚呆,理智全無(4.5.85);在她催人淚下的悲歌中,她的父親下葬和在墳墓里漸漸腐爛的悲慘意象反復出現:“未被遮蓋的臉”在“靈柩架”上“蒼白如紙”,引起“淚雨紛紛”(4.5.164—167);“冰冷的泥土中”,腐爛的尸體“頭上長出青青草,腳前豎著石碑”。(4.5.36,31)緊接著,悲慟過度,精神失常的奧菲麗婭攀上柳樹去懸掛她用“死人指頭”做成的花圈,卻失足掉進“鳴咽的河水里……去迎接她埋入河泥中的死”。(4.5.175—183)
  在舞臺橫尸的結局到來之前,這些森然悲愴的死亡意象為哈姆雷特在墓地的再次出場作了極好的鋪墊。第五幕始,哈姆雷特在好友霍拉旭的陪同下走入墓地。此時的哈姆雷特不再顯得那么怨己尤人,躁動不安。他已經超越存在與生命,顯示出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的人格特征。他現在可以與死亡進行平等的討論了。在墓地里,哈姆雷特手捧一個骷髏頭骨,十分輕松地對它說道:“這也許是一個政客的頭顱,”他是“第一個弒兄的該隱的腭骨”。(5. 1. 78,76—77)對于觀眾,這話可能會引起對克勞狄奧的聯想。但哈姆雷特已經超越了這個層次:克勞狄奧的死與任何人的死沒有兩樣。他接著與骷髏對話,去考慮死亡觀念的另一種現實表現:“這個頭骨也許是一個朝臣”,他“愛管閑事,見風使舵”。(5. 1. 82)這里閃現著已經在墓穴中腐爛的波洛涅斯的影子,或許也是在泥土中腐爛的羅森格蘭茨和吉爾登斯吞的形象。但哈姆雷特對此已毫不在意。善于思考的人的“靈魂是超脫的,對此無以掛牽”。(3. 22. 242)他甚至以死神自居,召喚著他的“蛆蟲夫人”(5. 1. 88),細細琢磨著從生命的誕生,到世間的五情六欲、三教九流的興衰,直到“這個填滿了臭土”“沒有下顎的”白骨骷髏。(5. 1.88,108 )所有這些沒遮攔的死亡意象在歷史偉人的死亡意念中達到了極致的象征意義。哈姆雷特的“想象力追尋著亞歷山大大帝高貴的骨灰,直到發現這些骨灰不過就是塞在酒桶上的泥土”。(5. 1. 202 —203)霍拉旭認為“這樣想未必太想入非非了”。(5.1. 206)但哈姆雷特不會接受這樣現實的坦誠。他更愿意直趨理性思維的邏輯極點,以此袒露人類事業的荒誕與生命的虛無:
  亞歷山大死了,亞歷山大埋葬了,亞歷山大化作塵土;人們把塵土作成爛泥,亞歷山大所變成的爛泥,不會被人家拿來塞在酒桶上呢?
                     (5. 1. 208—212)
  在死亡的邏輯與規律面前,一切都顯得平等和無意義。可是克勞狄奧骨子里可不這樣想。意識形態的召撫既然不成,借刀殺人的伎倆又落空,此時須采取更為實際穩妥的政治手段。國王的行動是迅速的。他利用萊昂提斯悲憤的心情和為父報仇的急切心理,設計讓他用帶毒的開口劍在比武會上刺殺哈姆雷特。死神迫近,哈姆雷特已經準備好了。死亡之于哈姆雷特是存在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此時他幾乎是不加思索地接受了比劍會的邀請。霍拉旭預感此行兇多吉少,勸哈姆雷特三思而行。但在哈姆雷特的意識中已經不存在任何現實的目的,只有對存在狀態、絕對意志的玄思冥想:
  一只麻雀的生死,都是冥冥中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會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過了今天,明天還是躲不了,隨時準備著就是了。
                    (5. 2. 119—122)
  哈姆雷特在這里堅持,人類的空間存在不可能用時間來度量。換言之,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趨于無限,這本身就是存在的目的。在此悖論的前提下,死的恐懼煙消云散,生命最好的選擇,用哈姆雷特的話來說就是:“隨緣”(Let be.)(5.2.224)。這就是哈姆雷特在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權力的壓迫下孤奮憂思,追尋死亡之論劃下的句號。
      四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作出結論:這是一場早期現代主體拒斥主導政治意識形態召喚和包容的斗爭。它顯示了覺醒中的主體擁抱理性、邁向啟蒙的迫切愿望,顯示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對宇宙和人類本體的追尋勝過現實政治和倫理價值承諾的思想取向。在這場明爭暗斗中,哈姆雷特不是輸家,因為他沒有被以克勞狄奧為代表的國家權力政治偽意識所軟化和包容;但是他也不是贏家,因為他在現實中沒有成功地扮演既定倫理道德規定的實際社會角色。   事實上,   在這場主體塑構(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中,哈姆雷特沉迷于對現實的玄想和話語建構,在形而上的理念中追尋著生命的意義。用死亡的絕對理念代替人類社會的各種價值觀念。用G.W.奈特的話來說,“哈姆雷特是一個超人,[他]用死亡的幻影和犬儒主義的否定精神在意識中永不待歇地勞作。”(注:G.W.奈特:《烈火的車輪》,第42頁。)哈姆雷特已經被智能意識形態所吞沒,被簡約成為一個無主體(subjectless)的聲音。 當然,這聲音終會沉默。哈姆雷特終被自己的智能意識和死亡的話語所消耗殆盡。當他在比劍中被萊昂提斯的劍刺中,并知道那劍帶有劇毒時,他終于意識到,“鐵面的死神巡捕”已經對他的死亡話語聽得不耐煩,開始行使他“嚴酷的職責”。(5. 2. 336—337)哈姆雷特的智能意識仍在活躍,臨終的話語仍是靜謐的玄思,那就是,隨著肉體的消滅,智能意識話語的生產也終將止于盡頭——“此外僅余沉默而已。”[死](5. 2. 358)本文至此,沉默如斯。
  收稿日期:1999—09—29
外國語L滬42~52J4外國文學研究黃必康20002000本文討論哈姆雷特的主體意識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揭示了哈姆雷特拒斥主導意識形態召喚,沉迷智能理想,追蹤形而上死亡理念的過程。哈姆雷特既沒有被國家權力政治偽意識所軟化和包容,也沒有扮演常規倫理道德規定的實際社會角色。在主體意識塑構的過程中,哈姆雷特沉迷于本體玄想和話語建構,在形而上的理念中追尋著生命的意義,用死亡的絕對理念代替人類社會的各種價值觀念。這實際上表達了早期現代主體向往啟蒙理性,追尋生命和宇宙本體意義的價值取向。哈姆雷特/智能意識/意識形態/死亡意象  Hamlet/intellectuality/ideology/death—image.Hamlet:Philosopher of Death in the Shadow of PoliticalIdeology  HUANG Bi-kang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Hamlet's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al  ideologyrepresented by Claudius in Shakespeare's Hamlet.  It tracesthe process in which Hamlet repels the interpellation of the dominant ideology with his metaphysical intellectualityand sensibility.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subjectification,Hamlet has neither been contained by the false consciousnessof the state power nor captured by the conventional valuessystem that dogmatizes moral imperatives. This  implicitexpression  of  individuality, the  article  holds,  isrepresentational of  the  enlightenment  inclination  andontological mentality present in early modern subject.黃必康,北京大學 英語系,北京 100871  黃必康(1955—),男,云南省昆明市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及莎士比亞戲劇。 作者:外國語L滬42~52J4外國文學研究黃必康20002000本文討論哈姆雷特的主體意識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揭示了哈姆雷特拒斥主導意識形態召喚,沉迷智能理想,追蹤形而上死亡理念的過程。哈姆雷特既沒有被國家權力政治偽意識所軟化和包容,也沒有扮演常規倫理道德規定的實際社會角色。在主體意識塑構的過程中,哈姆雷特沉迷于本體玄想和話語建構,在形而上的理念中追尋著生命的意義,用死亡的絕對理念代替人類社會的各種價值觀念。這實際上表達了早期現代主體向往啟蒙理性,追尋生命和宇宙本體意義的價值取向。哈姆雷特/智能意識/意識形態/死亡意象  Hamlet/intellectuality/ideology/death—image.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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