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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世紀的分析哲學與相關的科學哲學
回眸20世紀的分析哲學與相關的科學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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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哲學是在西方,特別是英美,貫穿20世紀近百年的一大主流思潮。為什么它能持久存在、迭經演變、形成多種學說而長盛不衰呢?分析哲學強調邏輯分析與語言分析的新哲學方法,促進現代邏輯重大發展與實現現代哲學中的“語言轉向”,為科學哲學、社會倫理學與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及美學等提供了新的思想工具,促成了它們的多種樣式的演進,由此可見其廣泛、深入的影響,可說明其生命力不竭的緣由。然而,科學技術是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重要動因,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重視對它的哲學研究。分析哲學產生時就自稱為科學的哲學,它因本世紀科學變革而產生、發展,首先致力于對自然科學作哲學分析,在推進科學哲學方面取得較大成就。在20世紀,分析哲學的演變與相關的科學哲學的演進是緊密聯系、互動互變的,分析哲學的演變促成科學哲學重大發展最為顯著。將兩者聯系在一起進行考察,也許能從一個重要角度說明分析哲學的頑強生命力,并可從中獲得有益的借鑒。
  一、分析哲學的興起與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
  分析哲學以反叛傳統姿態問世于20世紀初。19世紀70年代后,以格林、布拉德雷為代表的新黑格爾主義(絕對唯心主義)籠罩著英國哲學界。它根據絕對觀念虛構自然的“內在聯系”,宣揚理性服從信仰、科學服從宗教,阻礙自然的科學發展。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創立,標志著20世紀初自然科學的重大變革。當時馬赫主義提出的“感覺要素復合論”與“中立一元論”不能解決科學革命的理論危機。數理邏輯有重大發展,表征科學的理性思維形式趨于嚴密精致。德國的弗雷格(G.Frege)是分析哲學的先驅,他建立以思維形式精致量化為特征的命題演算系統和謂詞演算系統,主張邏輯是哲學研究的起點和首要工具,探討了指稱、意義等語言哲學的基本范疇,用以批判當時流行的心理主義,研究“客觀知識”的邏輯結構,這開啟了分析哲學的“語言轉向”。英國數理邏輯大量羅素(B.Russell)和摩爾(G.E.Moore)站在實在論立場,聯袂討伐絕對唯心主義和主張“存在即被感知”的主觀唯心主義,分別主張用現代邏輯分析和日常語言分析整理感覺資料,探究實在事物,以求獲得精確的科學知識。這是分析哲學的雛型,其基本特征就是結合實證經驗論和現代邏輯分析、語言分析來研究科學的認識與構造。
  邏輯經驗主義也是20世紀上半葉具有嚴整形態的科學哲學。科學哲學研究科學的劃界、基礎、方法、結構、評價、科學發展的合理性與價值等。19世紀中葉它開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休厄爾(W.Whewell)的《歸納科學的哲學》(1847年)和米爾(J.S.Mill)的《邏輯體系》(1843年)被視為最早的科學哲學著作,但它們還是相當粗略的。邏輯經驗主義主要致力于詳盡研究自然科學理論的邏輯構造和科學語言的分析,這和發展現代精確科學的要求是相應的,它所發展的現代邏輯諸分支和語言哲學(句法學、語義學、語用學)對現代科技的發展有積極作用。物理主義與統一科學則是它探求科學基礎的目標。從羅素到前期邏輯實證主義者如石里克,都主張感覺材料(sense data)是個人直接體驗到的現象,能提供并證實知識,是科學語言系統的基礎。后來,卡爾納普等人發現這種現象主義語言不能指稱無法直接體驗或觀察的東西,如電子、引力場等;而且它訴諸于私人經驗,缺乏公共性、可交流性,難以用來說明科學知識的內在聯系與客觀結構,還會導致方法論的唯我主義。于是他們制定以指稱物理量值的詞匯作為基本詞匯、以描述公共觀察經驗的記錄語句作為基本形式的物理語言,認為它是大家可理解、可交流的普遍語言,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其他科學的概念皆可翻譯、還原為物理語言。他們認為,對這種靜態的物理語言作邏輯分析,就可使全部科學溝通成為一個統一的體系。邏輯經驗主義者謀求建立統一的科學體系,出版《統一科學叢書》,先后召開了5次國際科學統一大會。然而,各門動態的科學自有不同和可變的內容與語言意義,要將它們靜態地還原為物理語言來構造統一的體系,難免牽強附會。
  從50年代起,邏輯經驗主義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既來自外部的哲學批判,也由于它自身的內在理論困境。外部的挑戰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美國傳統的實用主義者尖銳抨擊邏輯經驗主義將多元、連續、整體的經驗肢解得支離破碎,使哲學淪為純符號演算的技術手段,使哲學分析蛻變為學院式的語義論辯,完全脫離人與社會經驗的實際。其實,維也納學派中的紐拉特(O.Neurath)早就察覺、批評過本學派的這種弊端,他說,脫離社會實際的哲學家“高高地坐在冰峰頂上,不敢下來處理世界中的實際問題,因為怕弄臟了自己的雙手”;(注:卡爾納普,1983年,《卡爾納普思想自述》,上海譯文出版社,第35頁。)第二,歐洲大陸的現象學、存在哲學等人文哲學,批判這種科學主義摒棄人的目的,使人淪為技術手段;第三,在分析哲學運動中日常語言哲學開始崛起。維特根斯坦后期撰寫了《哲學研究》一書,自我否定了他前期的邏輯構造的圖式論,提出著名的語言游戲論,認為語言是一種生活經驗形式,語詞的意義就是它的用法,哲學的任務是描述日常語言的用法和只有“家族相似性”的語言規則。這實質上是否定邏輯經驗主義的方向性,邏輯經驗主義及其科學哲學自身則陷入嚴重的理論困境:第一,狹隘經驗證實與還原論的困難。只靠歸納知覺經驗的還原證實原則所構建的科學知識只有或然性,沒有必然性、確實性。“證實原則”后來步步后退,被修正為一種真理約定論,如紐拉特所說,它“像一條找不到港口的船,只得漂浮在大海上進行修理與重建”;(注:卡爾納普,1983年,《卡爾納普思想自述》,上海譯文出版社,第91頁。)第二,科學哲學中總是無法避開心與物、身與心、經驗與理性、觀察與理論等本體論、認識論問題,拒斥一切形而上學愈益顯得沒有道理;第三,脫離社會、文化背景,只是孤立、靜態地研究科學知識的邏輯構造,不能解釋現代各門科學相互的內在聯系、整體動態發展的現實。50年代后,面對科技迅猛發展的沖擊,遭到來自內外部的各種理論批判,邏輯經驗主義的衰落是必然的。
  二、當代分析哲學的變革
  當代分析哲學在突破邏輯經驗主義中演進有其科學與哲學動因。當代科技革命更為明顯地表明,科學是不斷發現與創新的動態歷史過程,是同哲學、社會文化及各門學科相互聯系的整體發展過程。實用主義哲學“東山再起”,主要就表現在它對分析哲學的滲透、融合與改造等方面。分析哲學中英國劍橋學派與牛津學派的日常語言哲學增強影響,主張語言與人的行為經驗不可分,建立“描述的形而上學”來為知識與道德提供形而上學框架,開闊了變革分析傳統的思路。在上述背景中,當代分析哲學家們以各種方式革新分析傳統,出現了多元學說競立的新局面。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奎因(W.V.O.Quine)是當代變革分析哲學的首要開創者。他在60年的學術生涯中,發表哲學、邏輯著作《從邏輯的觀點看》、《語詞和對象》、《本體論的相對性及其他》等共16部。1951年他發表短論《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推翻了從近代實證經驗論到邏輯經驗主義的根本理論支柱,震動分析哲學界,被公認為最重要的一篇經典文獻。他吸收實用主義思想改造分析哲學,提出一種邏輯實用主義,開啟了當代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的新歷程,奎因變革分析哲學并為推進科學哲學提供理論原則,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第一,批判休謨以來實證經驗論的兩個教條,釜底抽薪,打破邏輯經驗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他指出,嚴格區別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本身是一個“非經驗”的“形而上學信條”,(注:奎因,1987年,《從邏輯的觀點看》,上海譯文出版社,第35頁。)因為意義理論中的“分析性”實質上是主詞與謂詞的同義性,它并不出于人的先天領悟,歸根結底來源于大量經驗觀察事實的記錄;人工語言的語義規則不過是“翻譯”日常語言的約定性規則,后者包含了心理、行為和文化的諸多經驗因素。他否定邏輯與語言分析的先驗性,要將全部科學命題建立在更為開闊的人的行為經驗的基礎上。他又批判意義證實的還原論教條肢解經驗與科學整體,說它“乃是胡說,而且是許多胡說的根源”,(注:奎因,1987年,《從邏輯的觀點看》,上海譯文稿出版社,第39頁。)指出從洛克、休謨到邏輯經驗主義都將科學陳述還原為原子式的感覺、印象、觀念或孤立的感覺資料、經驗事實,邏輯經驗主義在此基礎上孤立、靜態地拼合零碎經驗,構筑科學理論,只會使科學知識研究誤入歧途。他承認科學雙重地依賴于語言與經驗,但認為“我們關于外在世界的陳述不是個別的,而是僅僅作為一個整體來面對感覺經驗的法庭的”。(注:奎因,1987年,《從邏輯的觀點看》,上海譯文出版社,第40頁。)具有經驗意義的單位不是個別的感覺、印象、觀念和語句,而應當是整個科學。
  第二,以實用主義的整體經驗論建立整體、動態的科學觀。他認為人類全部知識與信念是一個從地理、歷史事件記錄到原子物理、數學與邏輯的“人工織造物”的整體,一個邊緣同經驗緊密接觸的“力場”,各門科學按照同經驗相距的遠近、普遍性程度的高低,結成一個有內在邏輯聯系的動態整體;連續經驗的變化同科學“力場”發生沖突,會引起科學整體內部的變革,科學家有理智選擇與調整的自由,修改科學的陳述與法則,使科學整體的內部意義重新融貫一致。奎因強調全部科學受人類經驗整體制約,各門科學內在結合為整體,處于時有調整、變革的動態發展過程,這種觀點符合科學史和現代科技革命的實際。但他認為科學的概念系統只是預測未來經驗的工具、梳理經驗之流的手段,是類似荷馬史詩中的“諸神”那樣的文化設定物,這就會導致科學哲學中的相對主義約定論。
  第三,反對“拒斥一切形而上學”的口號,重新肯定哲學本體論在科學理論建構與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任何科學陳述都有承認某種存在的本體論涵義,但他并不主張恢復傳統的“第一哲學”,而是通過語言與邏輯分析提出“本體論的承諾”說。接受一種本體論,對于解釋整體經驗、建立科學理論“是基本的”,那就是根據承諾某種存在對象,“擇定要容納最廣義的科學的全面概念結構。”(注:奎因,1987年,《從邏輯的觀點看》,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5頁。)他用現代邏輯的語言提出本體論承諾的公式:存在是約束變項的值。就是說,一種科學理論整體的語言結構以特有的方式承諾其解釋存在對象,也就決定了這種科學的取值范圍。奎因在分析哲學界為本體論恢復名譽時,重新肯定哲學原則對科學理論的重要作用,這有積極意義,促使科學哲學重視緊密結合哲學背景理論來研究科學的結構與發展規律。但他實質上主張本體論承諾只同科學承諾使用的語言相關,也有相對主義傾向。
  第四,靠實用主義的經驗論與多元真理論來建立“自然主義的語言哲學”。他贊賞皮爾斯用行動的效果說明信念與概念的實際意義,采納行為主義觀點,認為語言與知識是對環境刺激的經驗行為反應,受復雜多樣的社會、心理因素制約,承諾的本體論是相對的,其意義有多元性、不確定性。一些哲學家主張語言的意義是某種獨立、固定的精神實體,語言是其標簽;奎因批判這種語義學是“博物館神話”,語言成了“博物館”中僵死精神實體陳列品的標簽。(注:奎因,1969年,《本體論的相對性及其他》(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第27頁。)他進而提出“語言譯不準原則”,認為不同語言的意義翻譯沒有譯準的標準。他并非突然熱衷于語言的翻譯理論,而是主張各種科學理論體系都是約定性的、適應環境的有用工具,各有互不相同的本體論承諾、概念結構和語言意義,彼此難以溝通,沒有公共測度的標準。這種相對主義原則對60年代后期歷史主義學派的科學哲學形成“范式的不可通約性”說具有直接影響。
  奎因沖破邏輯經驗主義,引進實用主義,提出動態、整體的科學觀,重新確認“形而上學”的意義,加之日常語言哲學的呼應與影響,這就導致當代分析哲學與相關的科學哲學別開生面,出現多種自立門戶的新學說,形成多元化的新格局。集科學認識論、現代邏輯、語言與心理、人工智能為一體的認知科學理論這門新學科產生、發展起來,它也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各種分析哲學學說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大都深入到心智哲學層面,探究語言與認知的終極本性。奎因的學說中包含著動態、整體的科學實在觀與實用相對主義的內在矛盾,在60年代后新生的種種分析哲學學說中,就表現出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的分化趨向,它們對科學哲學的演變也各有不同的影響。
  實在論強調語言指稱世界的實在對象,持實在論哲學取向的有兩位代表人物。奎因的學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維森(D.H.Davidson)肯定奎因的動態、整體的經驗論與科學論,批評其相對主義。他改造、發展塔爾斯基的真理論,建立實在論傾向的語言本體論和“變異一元論”,形成“戴維森綱領”,在分析哲學界很有影響。其要義就是主張:科學真理以信念為經驗性依據,其意義在于它們是“自然法則”,人們共有語言和信念就是共有一個客觀、公共的世界圖景,語言結構顯示實在的特征。(注:戴維森,1984年,《真理與解釋的探究》()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Clarendon Press,Oxfrod,第199頁。)使用一種語言體現人們的世界觀,即對事物存在方式的基本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表明存在一個客觀、公共的的世界,因而有客觀真理,而因果關系是“整個宇宙統一的粘合劑”,是世界統一性所在。(注:戴維森,1980年,《論行動與事件》(Essays onActions and Events),Clarendon Press,Oxford,第xi頁。)后起之秀、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里普克(S.A.Kripke)也是著名的邏輯學家,他所創建的關于模態邏輯語義學的“可能世界學說”被國際邏輯學界廣為采用。他支持一種本質主義,認為分析傳統只承認先驗的邏輯必然性,將經驗科學命題看作只有或然性、偶然性,這是錯誤的,“必然”與“偶然”不止是邏輯模態,也是實在事物本身的模態,全部科學知識都是對實在事物的必然性與本質的認識,“本質主義的觀點是正確的”;(注:克里普克,1988年,《同一性與必然性》,見涂紀亮主編,《語言哲學名著選輯》,三聯書店,第380、381頁。)他提出因果歷史的命名學說,主張命名(確定語言的指稱、賦予意義)即人的認識,是一個集體性的社會歷史過程,是有社會性因果鏈條傳遞聯系的歷史過程,表明人們對知識對象的意義理解由表及里、不斷深化,進而把握實在事物本質的必然真理,應當以動態的歷史觀點研究科學知識。克里普克的學說對科學實在論的興起有一定的影響。
  三、當代科學哲學的進展
  當代與分析哲學相關的科學哲學有許多新進展,研究成果豐碩。一方面,由于當代科技革命使人們深化了對科技整體發展的哲學理解,另一方面,當代分析哲學的變革和種種新學說的建立,為拓進科學哲學提供了種種新思路。當代科學哲學也是在突破邏輯經驗主義的同時發展的。50年代至60年代,英國波佩爾(K.Popper)已建立批判理性主義,對邏輯經驗主義發起猛烈沖擊,批判它的歸納主義證實說,提出演繹主義的“證偽”說,主張科學是借助于演繹不斷“證偽”而逼近真理的“不斷革命”過程。奎因變革分析哲學及其引發的各種新學說,更促使相關的科學哲學發生重大演變,創立多種新學派。它們的基本理論特點是:注重用整體論觀點動態地研究科學發展的歷史過程,并考察社會歷史與文化因素、科學家主體在科學創新與變革中的重要作用;打破分析與綜合、經驗與邏輯、觀察與理論之間的嚴格界限,強調它們的相互滲透、互為作用;肯定作為世界觀背景的形而上學在科學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各種學派的哲學觀點和學說內容差異很大。而從總體上說,它們探究科學創新與發展的規律,從不同方面各自為當代科技革命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歷史與理論研究成果。從60年代以后的演進來看,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和科學實在論等三個學派最有影響。
  1.歷史主義學派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科學史學家與哲學家庫恩(T.S.Kuhn)自1962年以來發表了《科學革命的結構》等多部著作,創立歷史主義學派。他以豐富的史料,論述科學發展是以“范式”轉換為樞紐、知識積累與創新相互更迭、具有動態結構的歷史過程。他創建的學說在科學領域清除了邏輯經驗主義的影響,也超越了波佩爾的批判理性主義,促成當代科學哲學的方向性轉變。他的學說有兩點要義,從中可見奎因等人的分析哲學對它的重要影響。
  第一,“范式”是科學發展論的中心范疇。庫恩如此描述科學發展的圖式:一種范式規定的常規科學——反常與危機——舊范式轉換成新范式的科學革命,形成新常規科學。他認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不在于意義的證偽或證實,人們在解決疑難的活動中才產生科學,形成科學的范式則標志著一門科學成熟。范式有“模型”、“模式”的含義,系指由科學共同體普遍承認的科學原理與配套系統歷史地形成的共同信念,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學說、牛頓的經典物理學、愛因斯担的相對論和現代量子力學等都是科學的范式。范式不是邏輯經驗主義構造的靜態邏輯圖式,而是受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制約、有背景知識、有基本科學法則、將多重知識內容綜合而成的有機整體;它同其他學徉關聯,對人類知識總體的變化有重要作用。范式有世界觀背景,“范式的中心是它的哲學方面”,(注:庫恩,1987年,《對批評的答復》,拉卡托斯編,《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華夏出版社,第315頁。)庫恩確認“形而上學”的形成范式、發展科學中有重大作用,這符合科學史實際。但是他對范式的哲學理解有兩重性:一方面他說范式中的科學語言描述實在世界,有實在論思想因素;另一方面他又說范式本質上是“一個人造物”,是解決疑難的“工具”,其真理性是相對的,范式中的各種科學法則不是逼真地映現自然規律,而是“語言游戲活動”的規則,只有“家族相似性”。(注:庫恩,1980年,《科學革命的結構》,上海譯文出版社,第38頁。)這種相對主義傾向無疑深受奎因和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的影響。
  第二,科學革命的本質是范式的變革和轉換。庫恩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將科學進步只歸結為知識的漸進積累,他論述常規科學中會出現反常現象與新的科學發現及創新,從而產生危機,導致拋棄舊范式、建立新范式的科學革命。他主張科學發展是常規科學知識積累的量變和科學創新的質變交互更迭的過程,這比較符合科學發展的實際。范式轉換中不僅科學的范疇、理論體系與方法發生根本變化,而且哲學背景的變化是其先導并貫穿其中,科學革命也是“世界觀的改變”。(注:庫恩,1980年,《科學革命的結構》,上海譯文出版社,第73、91頁。)他肯定哲學在科學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這具有合理性,但是他只從心理知覺與經驗的意義闡述范式變革引起科學家的知覺方式,觀察語言及解釋世界的根本變化。他根據格式塔心理學比喻說,就像在不同條件下看一個圖形,會從看來像是鴨變為看來像是兔,就像人用倒置透鏡看到徹底改變了的世界。他認為科學的語言是刺激—反應的行為工具,不同范式有不同的本體論承諾,有意義全然不同的科學語言,它們就像采用互不相通的方言,有“不可通約性”,不可相互交流、比較與評價。這種相對主義明顯來源于奎因的“語言譯不準原則”,否認科學革命是否定中有肯定、創新中有繼承,因此受到很多批評。
  2.新歷史主義學派
  歷史主義學派的相對主義傾向使科學有喪失合理性基礎的危險。1963年3月在美國伊利諾伊州厄巴那召開科學哲學會議,后又出版會議文集《科學理論的結構》,宣告新歷史主義學派形成。當時芝加哥大學教授沙佩爾(D.Shapere)的報告《科學理論及其域》成為該學派的理論綱領,文集《理由與求知》是他的代表作。70年代以來,這一學派以馬里蘭大學為中心,有較大發展和影響。
  沙佩爾左右開弓,既批判邏輯經驗主義是脫離科學史實際、死守不變邏輯教條的“預設主義”,又批評庫恩等人的科學革命論觸陷在相對主義的巖礁中,其根源在于奎因和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影響。他致力于研究科學理論的動態結構和科學發展的因果聯系,旨在將科學發展重新納入合理性軌道。他的學說有兩個要點:
  第一,域、理由和科學進步的合理性。他認為,科學建立在成功信念的基礎上,它是經驗與理論的有機結合。科學理論即世界信念形成關于宇宙的廣闊、連貫的圖景。科學發展是歷史性與客觀性的統一。每個時代的科學以相互關聯又有區別的信息群(包括“待研究的信息群”和“背景信息群”)作為研究對象,形成不同的“域”或稱科學場,也就是各種科學的門類、分支、專題,它們在求知過程中不斷分合、交叉、演變、深化,使科學整體成為動態可變的規則系統。“域”的各種信息群中都有觀察與理論的相互滲透,例如現代天體物理通過接收來自太陽的中微子,觀察40萬英里厚的太陽的中心核,這遠非直接知覺意義的觀察,而需要多種背景理論,結合儀器分析與理論推導,才能得出這種觀察的結論。但沙佩爾批評庫恩等人片面強調觀察依賴于“背景理論負載”,于是主張不同的科學范式由于背景理論的變換而有全然相異的世界圖景,有意義但具有截然相異的范疇與語言和相互間不可通約、沒有繼承性,這就走向相對主義。他認為科學變革造成各“域”的深刻變化,但科學進步有合理性,在于它是“以理由為基礎的科學的發展”,理由就是科學變革的因果聯系,一種“推理鏈聯系”,“有一根發展鏈條把兩套不同的標準聯系起來”,使科學創新中有連續性、規律性,而科學創新也只有在充分借鑒、吸收既有的歷史成果中,在把握科學自身發展的因果關系中才能實現。(注:沙佩爾,1990年,《理由與求知》,上海譯文出版社,第221-222、443-444頁。)
  第二,“不可保證”的實在論。沙佩爾認為科學發展至今支持了實在論,已將關于客觀世界獨立存在的假設內在化為一種成功信念群。但他又認為,對這種信念永遠可能產生懷疑,迄今相信實在事物特性的信念也可能根本改變,如關于基本粒子的實體概念可能變為用數學公式解釋它的本性。他還主張真理只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科學信念的可接受性,永遠可以懷疑、修改,在真理觀方面實在論和實用主義的概念工具主義可以相輔相成。總之,他宣稱主張一種開放可變、“不可保證”的實在論。實質上,它對實在論和實用主義依違兩可,仍然為相對主義留有余地。因此,新歷史主義學派是歷史主義學派和科學實在論學派的中介環節。
  3.科學實在論
  科學實在論在70年代中期興起,一直蓬勃進展,現已成為廣有影響、勢頭強盛的學派。它主張科學理論是對客觀實在事物的近似為真的真實描述,科學活動作為一種發現與創新的事業,在歷史實踐中不斷深化認識,向實在的真理接近。它批判地吸取當代其他科學哲學的合理成果,既批判邏輯經驗主義等學派的預設主義,又吸取它們的邏輯與語言分析方法;既反對歷史主義學派的相對主義,又吸取其動態、整體的科學發展觀。60年代美國分析哲學家塞拉斯(W.Sellars)已開始提倡科學實在論。美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普特南(H.Putnam)1975年以來發表《心智、語言和實在》、《理性、真理和歷史》、《實在論和理性》等多部著作,有力地推進了科學實在論的發展。德國哲學家施太格繆勒稱譽他是“具有縱觀全局能力的哲學家”。(注:施太格繆勒,1992年,《當代哲學主流》下卷,商務印書館,第306頁。)他的學說闡釋了科學實在論的基本哲學綱領。
  科學理論的語言指稱實在事物,處于整體發展中的科學法則不斷逼近實在真理。普特南前期提出“趨同實在論”,認為科學范疇、術語的真值在于它指稱客觀對象,其意義表述對象的本質;各門科學在相互關聯中整體發展,一些科學術語往往指稱相同對象而其意義先后有很大變化。如牛頓經典物理學和愛因斯坦相對論都使用質量、能量、時間、空間等術語,意義卻并不相同,這表明科學進步趨同于對特定對象的認識不斷變化,因此在科學變革中不同范式的意義變化有因果鏈的連續性。科學理論的“意義”本源于對所指稱的實在事物的認知,其真理性在于符合實在事物的必然規律。普特南用“缸中之腦”的生動比喻,抨擊反實在論者將科學概念的意義僅歸結為頭腦活動、心智自身意義建構的主張:那就像在一個營養液大缸里存活許多切下的頭腦,并將它們同一臺超級計算機連接,這些頭腦不指稱外部事物就能產生一切幻覺性意義并相互交流,能“一起玩模擬游戲”,會“永遠相互欺騙下去”。(注:普特南,1988年,《理性、真理和歷史》,遼寧教育出版社,第7-13頁。)他批評庫恩等人片面強調觀察依賴于背景理論、主張范式不可通約,是錯誤的文化相對主義。
  科學認識在主客體內在關聯、相互作用的社會實踐中形成與發展。普特南后來提出內在的科學實在論,批評形而上學的實在論主張世界對象總體不承受人的主體的任何作用,真理只是思維同外部事物刻板對應,認為這是錯誤的外部主義哲學觀。他主張主體與客體、認知與實在有相互的因果性作用,“科學知識具有來自經驗的輸入物”,而思維是在“使用者的概念構架內同特定的對象相對應”,作為知識基礎的經驗觀察也被理論框架或概念所浸染。(注:普特南,1988年,《理性、真理和歷史》,遼寧教育出版社,第62-63頁。)他肯定認知主體與理性思維在科學建構中的能動作用。他和克里普克一樣主張因果、歷史的命名說,認為在當今科學分化、技術發達的世界,認識科學真理不取決于個體的先驗才智,而是在社會共同體的實踐經驗中形成。他后來也接受實用主義的思想因素,有時將“社會實踐”和實用主義的“實踐”、“行動”混同,甚至稱自己的哲學為實用主義實在論。但波義德評論他基本上是科學實在論者,而不是實用工具主義者。(注:波義德,1991年,《科學實在論的現狀》,《國外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0頁。)
  科學進步有客觀價值標準和重大社會功能。強調科學哲學不僅要研究科學發展的事實,也應聯系社會人文因素考察科學發展的價值與社會效應,這是普特南的又一重要突破。他認為事實與價值像一枚硬幣的不可分割的兩面,每個事實判斷都有價值負載,價值評估是科學合理性標準的重要內容。在社會生活中科學的活動與運用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同人的社會實踐、文化背景、各種利益緊密相關,都有善或惡的倫理價值,科學哲學和道德科學及其他社會、人文學科應當結合研究。他反對道德主觀主義、情感主義和非理性的文化相對主義,認為科學的認識價值和社會、倫理價值有客觀的正當性標準。科學有利益相關性,但它不應受不正當利益支配,不應被濫用、誤用;說科學只是工具理性、只有實用的工具性價值也是狹隘、錯誤的觀點。他洋溢著樂觀精神,指出科學是真與善的統一,是實現理性進步、促進社會完善的事業,它在工業革命與社會現代化中已實現了巨大價值,應當緊密結合研究人和社會發展實際,以合理的價值導向,不斷發展科學進步的事業,發揮其重大的社會功能。
  從歷史主義學派到科學實在論都強調,要緊密聯系社會文化因素研究科學發展,科學哲學逐漸向科學發展的社會效應與價值領域伸展,這就促成80年代以來開拓研究一門新興學科“科學技術與社會”(簡稱STS)。科技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第一生產力”,應是造福人類的巨大力量。當今全球性科技革命正在深刻促進經濟結構、社會關系、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變遷,而另一方面,由于社會根源和不合理的價值導向,科技進展中也產生許多負面效應,如軍備競賽、環境污染、生態危機、高新科技發展中的倫理道德問題等等。為使科學正確發揮其社會功能,用于有益目的,避免破壞性效應,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已迅速崛起,發展成為很有影響的綜合性交叉學科。它有開闊的研究內容,包括科技發展的社會條件,科技發展的社會人文因素和價值導向,高新科技發展的社會效果與倫理道德問題,科技和經濟、產業、教育、文化的關系等等。這一研究領域已超越科學哲學范圍,但究其根底,它的形成與研究是和科學哲學相關的。這一學科研究直接關涉社會發展戰略,受到歐美各國的普遍重視,成立了不少專門研究機構,制訂了有關的理論、歷史和戰略研究計劃,并開設了有關的教學專業。(注:參閱殷登祥,1997年,《科學技術與社會導論》,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三章。)
《國外社會科學》京2~8B2科學技術哲學姚介厚20012001從20世紀西方的一大主流思潮分析哲學與相關的科學哲學近百年來互動演進的角度考察,可以看出,分析哲學經歷了從20世紀前半葉以邏輯經驗主義為代表的注重實證經驗的邏輯與語言分析,到當代分析哲學強調動態整體論并形成多元化格局的重大轉變;與之相應,科學哲學也從對科學知識的靜態邏輯構造研究轉變為緊密聯系社會與人文因素,動態、整體地研究科學發展與科學進步的合理性,并且開創了多種學派、多元學說競立的新局面,它和當代科技革命的實際也是相互適應的。回顧、總結這一百年歷程,對研究理論創新與科學創新具有借鑒意義。20世紀/分析哲學/科學哲學姚介厚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100732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2~8B2科學技術哲學姚介厚20012001從20世紀西方的一大主流思潮分析哲學與相關的科學哲學近百年來互動演進的角度考察,可以看出,分析哲學經歷了從20世紀前半葉以邏輯經驗主義為代表的注重實證經驗的邏輯與語言分析,到當代分析哲學強調動態整體論并形成多元化格局的重大轉變;與之相應,科學哲學也從對科學知識的靜態邏輯構造研究轉變為緊密聯系社會與人文因素,動態、整體地研究科學發展與科學進步的合理性,并且開創了多種學派、多元學說競立的新局面,它和當代科技革命的實際也是相互適應的。回顧、總結這一百年歷程,對研究理論創新與科學創新具有借鑒意義。20世紀/分析哲學/科學哲學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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