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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源泉及當代境遇
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源泉及當代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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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40-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468(2003)03-0060-06
    一、大學是從事社會批判的中心
  所謂批判,是指按照某種尺度對事物或現象進行事實上或價值上的判斷和評論,即對現象或事物的是非、善惡與美丑的斷定。《辭海》將批判解釋為“評論是非”,[1]霍克海默指出,批判是價值意義上的超越,其目的在于“協調當下的秩序與其價值目的之間關系的努力,是區別現象與本質的努力,是考察事物的基礎的努力”。[2]批判就是懷疑那些看似明晰和正確的東西,揭示事物的本來面貌,改變事物現狀從而達到應該達到的境界。即馬克思所指出的:“使現存狀況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擺脫現實束縛,“在批判舊世界中創造一個新世界”。[3]
  西方學者很早就指出,大學是從事社會批判的中心。韋爾德認為,古代希臘的大學就習慣于對自己所處的社會中那些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規范、習以為常的觀念或價值(即常識)提出質疑和挑戰。歷史學家霍布斯在探討英國革命的起因時寫道:對于這個國家來說,大學就像特洛伊城的木馬,所發生的種種針對現行政府和社會的造反事件,核心是與那些制造輿論的大學有關,它是反叛的主要根源。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對法國大革命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認為成為革命熱情主要源泉的各種因素,是受到來自大學的見解以及大學人發表在“政治團體”上的文章的影響。他指出,法國的大學教授們脫離權威,他們所宣揚的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思想主宰了人們的精神世界,革命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美國的里德認為:學者大多是反對現狀的,他們對于政治的首要功能,就是反對現行的一切。[4]現代西方的一些學者更是將大學的社會批判精神強調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們認為批判是大學的本質,是判斷大學與非大學的分水嶺。科塞說,大學是這樣的組織,看來它對現行的一切永遠都不滿,它總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來對當前的真理提出質疑。熊彼特認為,大學以批判為生,批判是大學區別于其他組織的標準之一。[5]前芝加哥大學校長也指出,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只有一個理由,即他們自己必須是批判的中心。當代著名學者亨廷頓寫道,大學是天生的反對派,它在社會舞臺上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潛在的革命作用,這種作用不會因為它所服務的對象有所改變。[6]
  以歐洲中世紀大學為例,它雖然受到宗教教會和世俗政治的雙重控制,但大學往往在二者之間保持一種張力,表現出對現實政治和宗教的“異議”傾向和反叛力量。[7]19世紀之前的西方大學,追求高深學問研究、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雖然與現世生活有些格格不入,但卻間接地起著為社會提供著真善美的評價標準和基本向度的作用。至于20世紀60年代席卷整個歐洲的大學生民主運動,席卷美國的“大學生反越戰”學潮,阿根廷、烏拉圭、秘魯、玻利維亞、泰國、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廣泛掀起的學生反對當權政治的“學生行動主義”等激進的大學社會批判行為,從未間斷過。[8]
  中國的大學也同樣如此。比如,北京大學既是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先驅,又是反帝反封建和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搖籃。它高揚自由、民主、平等的偉大旗幟,追求真理和正義。在辦學實踐中,形成了北京大學精神從而也是近代中國大學的精神。魯迅先生在1925年12月寫下的《我觀北大》一文中最早總結概括了“北大精神”,他說:“……第一,北大是常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相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9]
    二、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來源
  大學是從事社會批判的中心,批判精神是大學本性的一個集中體現。大學批判精神是促進人類覺醒、激勵人類創新進取、推動人類自身解放發展、實現遠大理想目標的重要保證,是人類從自在走向自為、從必然提升至自由的必由之路。大學批判精神也是大學自身生存、發展和壯大的內在源泉。
  大學為什么能承載社會批判的任務?其批判精神來源于何處?這是人們在研究大學社會批判精神時不能不面對的問題。筆者認為,大學社會批判精神源于大學的內在本性,與大學的性質、地位、職能、大學師生及其思維方式等因素直接相關。
    (一)追求知識的本性與大學的批判精神
  毫無疑問,大學自古以來就是學術中心,是研究和探討高深學問的場所。這種高深學問,在從最初形態的西方中古時代的大學到19世紀末的大學那里,一直作為純粹知識存在的。為知識而知識或為學問而學問,追求知識的內在的和心智力上的目的,探索事物之本然,是大學及其學者的最大旨趣。普遍的理性知識的最大特點,就是純粹性和超越性,大學對普遍的理性知識的追求,實際上就是對一切具體直觀性存在的超越和否定,也是對以常識為根基的現實生活和社會秩序合理性的批判和超越。
  古希臘大學和歐洲中世紀大學,是傳授這種純粹知識(經院哲學和形而上學)的典范。進入19世紀后,大學所追求的主要是經驗科學的研究和教學。經驗科學最大的特點在于它的普適性、客觀實在性、重復驗證性和可懷疑性。科學不同于常識和形而上學之處在于,它除了尊重事實和規律外,不迷信任何權威,堅持人們所接受的所有的東西,無論是文化習俗、制度規范、各種知識,都必須經受經驗事實的檢驗,而那些未經科學檢驗和經驗認可的東西,其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就必然遭到懷疑。從這個意義上看,科學就在“真與假”、“是與非”、“對與錯”之間立起了一座標桿,為人們提供了思想和行為上科學辨別的尺度,體現了科學知識的評價功能、規范功能和批判功能。[10]
  大學擁有了上述知識,就同時擁有了批判的武器和手段,就不可避免地成為真理的守護神,承担起社會批判和維護正義的角色,同時為民眾提供了科學理論與批判思維的工具。
    (二)人文關懷的理想與大學的批判精神
  大學自產生以來,就追求和傳遞著兩類的知識:一類是科學知識(普遍知識),一類是人文知識(藝術與宗教)。關于前者及其批判性質,前文已有論及。人文知識是一種具有超驗性質的知識,是提供有關人生意義和價值的一套象征系統。如果說科學知識的任務在于揭示事實、闡明事物原理,解決的是“合規律”問題,那么,人文知識系統所闡釋的則是事物的價值,解決的是“合目的”問題。人文知識以價值判斷為前提,解答人生的終極關懷。
  兩類知識的社會批判功效不盡相同。一般說來,人文知識的社會批判功效明顯強于和高于科學知識。科學知識及其過程與方法雖具批判性,但它更多地傾向于價值中立的立場,即僅僅提供了客觀的標準,同時,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無生命的自然界,其社會批判功能多具間接性、暗含性和啟示性特點。科學并不直接指示人類思想與行為應該發展的方向。
  與科學相反,諸如文學、藝術、美學、宗教(當然,也可以包括作為形而上學的哲學)等人文知識直面人生和社會,直面人的精神和靈魂。它雖然指向人生的現實世界或現實生活,但并不止于當下的現實世界或現實生活,而是指向于人生的理想世界、未來世界和可能性生活。在理想與現實中,理想是對現實的超越和批判;在理論與實踐中,理論是對實踐的超越和批判。[11]換言之,理想和理論為現實提供摹本,現實則需要理想和理論來提升與校正。人文知識是一種直接的社會批判性知識。
  西方大學素有崇尚人文教育的傳統。古希臘大學實施的是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崇尚超現實生活的非功利性,即健全人的理性,純潔人的心性,純正人的德性。那些直接服務于人的感觀生活、物質生活的職業教育、實用教育及其訓練,向來被置于次要地位。中世紀是一個“一切都滲透著宗教神學色彩”的時代,宗教主宰著人類的精神生活,也主宰著大學的教育生活。宗教神學是一種超世主義的人生哲學,所反映的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理想形態。這種理想形態,不在現世而在來世,不在今生而在永生,不在此岸而在彼岸,不在人間而在天國。宗教雖然歪曲地反映事實,有強烈的悲觀厭世、頹廢和虛幻色彩,但宗教、宗教生活及其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所推崇的純潔神圣的終極完美主義精神哲學,卻是對充滿各種物質誘惑、權利誘惑及其所導致的異化生活的尖銳批判。“任何一種宗教,在其初期總是充滿著批判現實而追求美好理想的激情,它正是以這種超世的理想主義的激情鼓動著人心,掀起一場或大或小的改變人們心靈的精神運動”。[12]
  中國的大學向來是重視理想和精神生活的。中國古代的大學最重視人,重視人的教育和理想人格的養成,把“尊德性”置于“道問學”之上。著名學者、新儒家代表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傳統學問有三:曰人統、曰事統、曰學統。在三統之中,人統為大為基為先為中。“‘學者所以學做人也’。一切學問,主要用意在學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有理想有價值的人”。[13]《大學》開宗明義就提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善是教化、改造和批判現實社會的最高理念。
    (三)學人的超脫地位與大學的批判精神
  大學師生(學人)是“以社會批判為己任”的群體。這種特質是其他任何一個階層的人所不具有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一個階層所能夠取代的。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與學人的職業品質和思維特點有關。學人是以知識為志業的人,是最有思想和頭腦的人,也是最不易受外來思想、觀點、宣傳影響和左右的人。他們對任何來源的知識、理論和意識形態,都不是毫無批判的接受,而首先要經受理性或信仰的檢驗,從而探究事物的真相且宣揚真理性的認識。這必然導致社會批判的發生。其二,與學人的階級地位有關。社會學家海曼姆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個自由的階層,是一個沒有直接的自身利益或私利的階層,這樣,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就在相當程度上能夠擺脫了那些特定利益或即得利益集團的狹隘性、自私性和膚淺性,從而表現出巨大的開放的、公正性、全局性和長遠性。學人總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以理想和批判的眼光看待與對待一切有缺陷的社會,并對現實和未來作出嚴肅的思考。
    三、當代大學批判精神的境遇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代大學批判精神的境遇,在總體上已趨于衰落、弱化或淡化。傳統大學那種扮演絕對真理、社會公正和道德良心守護神的角色已經改變,大學日益遠離神圣、崇高和獨立,日益放棄社會批判。此中有深刻的原因。
    (一)知識性質的變化
  在古代和近代大學那里,純粹的、遠離實用目的的神圣知識,如哲學、藝術、宗教神學以及純粹自然科學一直統治著大學,大學關注人的精神世界,重視心靈裝飾的形式價值。19世紀產業技術革命后,這種知識及其目的在根本上被打破了,發生了知識的轉型:由傳統知識轉向現代知識、由神圣知識轉向世俗知識、由人文知識轉向技術知識、由裝飾性知識轉向功用性知識、由反思性知識轉向適應性知識。這些變化,在大學的課程性質和課程結構里有明顯的反映。當代,大學課程體系中,科學技術類知識已經取得了主流地位,這類課程大約占大學全部課程的3/4左右。不只如此,在當代科學技術革命條件下,不斷涌現出來的新的科學技術知識日益侵占著傳統的人文學科課程及其人文知識,后者的地盤不斷縮小,地位也不斷下降。比如,美國的哈佛大學本是以神學起家的,神學在當初的地位自不必說,哈佛至今也仍然保留著神學院,但境況早已是今非夕比了,到20世紀40年代后,神學院除了只剩下幾名元老外,已無法吸引學生前來就讀,校長甚至準備關閉神學院。[14]同樣,在中國,計算機、信息技術、經營管理等知識和專業成為大學的熱門,而歷史和哲學學科則備受冷落。不僅如此,由于科學技術本身的特點與功能,使之成為人類整個知識共同體所公認的范式,人文知識、社會知識也在不斷地以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為師,吸收借鑒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思想與方法,以便取得“科學”的稱謂。這樣,人文社會知識在不斷地科學化、技術化和精確化的同時,喪失了自身的地位,在人類知識體系中,成了科學技術知識的配角。后現代主義哲學大師利奧塔悲涼地說,在這個技術統治世界的時代,學哲學的人注定要失業并成為技術職業的人質。[15]美國大學一向標榜有保存大學人文教育、博雅教育的傳統,但實際上,其大學的人文課程、博雅課程或通識課程多半有名無實,這類課程有人戲稱為“開味食品”和“營養學分”,不受學生重視。即使有學生選擇,也多因為此類課程簡單和出于容易獲得學分的緣故。[16]
  知識性質由人文向科學、再向技術的轉型過程,同時意味著知識神圣感的削減和批判性的式微。
    (二)知識結構的變化
  知識結構的變化已經顯示出來并被無數次實踐定型了的總趨勢是,由傳統的統一知識演變成分門別類的專門化和專業化知識。
  近代以前的大學的知識基本是全面、完整而統一的學問。那時的大學,只有知識量的多少和程度上高低之分,卻沒有嚴格的性質和種類上的區別,大學造就著“百科全書”式全才人物。就像馬克思談到的“……那時差不多沒有一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幾個專業上放射光芒”。[17]但是,隨著現代社會生產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社會分工的加劇,全面知識及其教育逐漸被專門知識和專業教育所取代。現代大學在本質上是專業的,是由一個個孤立的學科專業和知識部門構成的體系。通才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應該看到,知識的分化是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規律和特點,教育的專門化是適應生產發展規律的必然趨向,是解決知識無限增長、無限分化與個體認識能力有限性矛盾的基本策略,同時也是應對不斷細化著的社會和職業分工所采取的必然措施。但是,對于每一個獨立的教育個體而言,他所接受、理解和掌握的專業知識,其實只是人類全部知識體系中的某一片斷和某一領域,不僅與人類整體知識相隔閡,而且在專業與專業之間也形成了壁壘。他掌握的知識雖然深刻,但卻片面,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視野的狹隘性影響和阻礙了對廣泛的社會問題與人生問題的認識,他們或者無興趣,或者無知識,或者無能力,因此失去了對這些問題發言的權利。我們不難看到,一些專家一旦離開自己熟悉的領域,對其他領域的認識不比普通百姓更多更深。這樣,他們社會批判的熱情和批判能力大大下降了。另一方面,嚴格的知識分割和學科專業規訓制度,也使大學成為充斥偏見的場所,人們往往僅從各自的學科專業利益出發,人為地設置不必要的界限,發表一些充滿集團利益的私見,其批判已經失去了客觀性、公正性、全面性和理想性。[18]
    (三)知識受眾的變化
  所謂知識受眾,即知識的傳授范圍或者擁有和掌握知識的人的范圍。知識的受眾范圍也是影響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識受眾經歷了一個從精英化到大眾化的發展過程與轉變階段。與之相應,知識的性質、功能、結構、知識受眾的地位以及接受知識的心態也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早期的知識,屬于精英性質。那些受過正規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人數量極少,接受教育和學習意味著特權,因為知識和教育為少數統治者把持和壟斷。中國商周時代的“學在官府”和“學術官守”制度即如是。這樣,知識人的社會地位就特別高。中國古代有“以吏為師”、“天地君親師”、“士農工商”之謂,這里的“師”、“士”,即知識分子,受過教育和掌握知識的人。不獨中國,在西方,精英化時代知識人的地位也相當高,諸如中世紀大學所培養的“僧侶”,近代大學培養的“紳士”。“在正統猶太人中間,貧窮的《猶太法典》研究者要比富人更有名望。在法國,如果科學院的成員應邀赴宴,他將被讓到主人右側的上賓位置上。在波蘭,在最近一次遭到侵略之前,全日制大學教授的官方職位僅次于國務次長,相當于省長或陸軍上將”。[19]這些知識精英是社會中出類拔萃者,備受人尊敬仰慕,他們往往被視為教養、智慧、理想的象征,而他們自身也確實扮演著思想啟蒙、“化民成俗”和“拯救人類”的神圣角色,他們是世俗世界的精神領袖與導師,其言行是社會大眾言行的評價尺度和追隨的標準,是社會的樣板和范型。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使知識與教育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基礎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入學人數的急劇增加,它改變了大學及其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與性格特點。高等教育在過去是特權,今天卻落入成為從事社會職業的基本學歷要求。過去的教授是學問和道德的標志,今天的教授只是工資上的一個級別、一個住房的分配資格,再加上一個公費醫療上的一點待遇。[20]不僅如此,他們面臨著學習、生活、競爭、就業、失業等巨大壓力,這種情況下,崇高、責任、批判、道德良心等,對他們確實已成為奢談。在當代,人們接受知識和高等教育的目的也更加務實了,不再清談神圣,上大學更多的在于獲得一紙文憑,以謀得職業和生存的本錢,為找工作時增加一種競爭力砝碼。因此,人們往往對那些與職業有關的、對今后就業有用的實用知識、技術和技能課程感興趣,特別是對那些熱門專業課程感興趣,而那些傳統的人文科學、人生哲學及理論科學,則普遍面臨生存困境。
  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現實生產力的時代,在技術知識具有明顯的經濟效益的時代,大學從傳統的經濟社會邊緣走向了經濟社會的中心,大學及其學人實際上參與了生產過程,成為總體生產工人的一部分。在這一層面上,大學不再是物質社會和世俗社會生活的旁觀者,而是社會物質利益的直接競爭者和瓜分者。特別是那些掌握高新技術的大學及其師生,往往利用其知識獲取物質利益上的高回報,而那些本來與物質利益無關的人文知識,也被人們變相地技術化、商業化或市場化,成為招財進寶的手段。大學及其學人一旦與商業或物質利益聯系一起,就失去了以往無經濟利益的階層歸屬,失去了其客觀性、中立性、超然性和公正性,很難再起到社會監督、裁判和批判的作用。
  必須看到,大學知識性質、知識結構以及知識分子角色的變化,既是大學批判精神弱化的原因,又是大學批判精神弱化的結果和表現形式。當代大學對社會物質和技術進步的作用,對人類生產發展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其方向也是不可逆轉的。但是,當代大學批判精神的弱化也帶來了普遍的社會精神、道德和心理問題,加劇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和對立,人類正面臨發展危機和發展代價,這已引起了東西方國家的重視。從目前我國高等學校大力倡導的人文教育、素質教育、理想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不難看出人們對重建大學批判精神的呼喚。
    四、新時代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重建
  對一個健全的社會而言,大學的批判精神是不可或缺的。由于批判精神的存在,使大學往往成為現存社會秩序的一種有效的制衡力量,使世俗社會或市民社會或多或少地削減對當下狀態的迷戀,轉而去追求并靠近更美好的理想生活。特別是在工業化、消費化的時代,由于利益導向使人們容易強化對物質的渴望而淡化對精神的向往,這更需要大學嚴肅而富有理智的批判。對此,教育家雷沛鴻論述道:“人類的文明進步有賴批判精神的存在,否則社會生活將濡滯不前,甚至流入僵化沒落。……只有容許批判的余地,才有好的社會和好的個人。”[21]哲學史家湯一介強調:現代社會至少應該由三個相互獨立、相互作用的集團組成。一個是政治權力集團,它掌握和運用國家權力并使國家制度發揮正常作用。但權力往往會使人墮落,因此需要有對政治權力實行有效批判的社會力量。一個是知識分子集團(大學即為這樣的知識分子集團,同時又是造就知識分子的集團),它正是對政治權力實行監督和批判的社會力量。它創造純粹的理論體系,貢獻于人類;它對社會政治起著評判的作用,以便對政治權力集團不可避免的消極作用有所限制。一個是工商企業集團,它的社會功能主要是使社會的財富不斷增長,進而起著從經濟上支持或者牽制政治集團內政外交方略的雙重作用。一個社會如果能由這三個集團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那么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合理、健康的現代社會。[22]1998年召開的世界高等教育大會提交的主題報告《21世紀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動世界宣言》,對未來的高等教育發展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建議。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宣言》對高等教育使命和責任的重新思考和闡釋。《宣言》指出,高等教育要完成“對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和進步的促進作用,”必須“提供批判性的以及中立性的視角,以利于探討戰略方案,強化人文主義意識,從而保護并增強社會價值觀”,要“能夠完全獨立并高度負責地就民族、文化和社會問題坦率地發表意見,成為社會所需要的知識權威,以幫助社會去思考、理解和行動”,“通過不斷對新出現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趨勢進行分析,加強自己的批判性和前瞻性功能,成為預測、報警和預防的中心”。[23]
  當代,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弱化是有目共睹的,重建大學批判精神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也是人所共識的。然而,在如何重建大學的社會批判精神以及重建什么樣的社會批判精神問題上,人們尚未達成一致。一種普遍的傾向是,人們在談到大學的理想、大學的社會批判精神時,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持有精英主義或復古主義的立場,認為精英化時代的大學是最理想的、也是最具批判力的,因此重建大學的社會批判精神,必須捍衛大學傳統理想,重返象牙塔,回到近代和中世紀大學那里去。歷史上英國的紐曼這樣,新托馬斯主義教育家和永恒主義教育家這樣,新儒家們也是如此。目前,在我國掀起的大學精神討論中,同樣有不少人持懷舊主義情緒,他們推崇中國傳統的“止于至善”的大學之道,熱衷于西方古代大學“博雅教育”和“自由教育”理念,企望以其作為重建大學批判精神的良方。這種復古主義的立場是不足取的,盡管它對日益世俗化的、喪失社會批判精神和責任的大學具有一定的、甚至有時是振聾發聵的警示作用,然而除了滿足道德譴責和情緒宣泄外,從實際效果看,往往是空洞的、軟弱的、蒼白無力的,并無助于當代大學批判精神的重建。因為這種立場的出發點,不是建立在現實生活世界及其合理性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否定現實生活世界及其合理性的純粹的或先驗的理念基礎上的,是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那種“頭足倒置”的唯心觀。同時,我們必須承認,雖然古典大學的理念和知識對重建今日大學的批判精神有一定的作用,從而必須充分地吸收經典大學的理念及精華,但在整體上,古典大學的精神已經過時了,其可資借鑒的資源也相當有限,遠不適應今天大學發展的需要,所以,冀望復歸傳統的努力,注定是保守的,實踐上也不會收到多少實效。
  重建大學社會批判精神,既要尊重和肯定歷史,更應面向現實與未來。要看到,大學的批判精神,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因此,重建大學社會批判精神,不是歷史的簡單翻版,而必須是站在新時代新趨勢必然要求高度上,綜合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于一體的新的偉大創造。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要確立的重建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基本立場和方向。比如,現代化是我國的時代主題,也是時代的基本精神,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重建,應該是有助于現代化的建設和發展,而不是與之相左。現代化要求大學為之提供強有力的精神和價值資源,即大學要塑造現代社會所需要的現代素質,包括科學知識和技術,理性與秩序,民主、自由與法制,效率與效益,積極向上的斗志和心態,競爭與合作精神,等等。顯然,重建大學的社會批判精神,就是張揚這些社會現代化所需要和倡導的精神,批判不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陳腐觀念。
  在基本立場解決后,還要解決重建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途徑問題。對此,人們已經給予了較多的注意。比如,強調重視人文教育,強調大學的學術自由與教授治校,強調加強學科專業和課程的綜合化,強調完整知識的教育和全人的培養,強調大學的校園文化建設,諸如此類。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和實踐。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哪一方面的措施,都應該契合時代特征,只有這樣,大學社會批判精神才有根基、才有活力、也才有效力。
北京大學教育評論60~65G4高等教育劉振天20032003批判性是大學的重要屬性。大學自產生之日起,就一直作為批判社會的中心。大學探尋知識、追求理想的本性以及學人的特殊地位,是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源泉。近代以來,大學的知識性質、知識結構和學人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大學的社會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隨之趨于弱化。當代社會迫切需要重建大學的社會批判精神。而達致這一目的,首先必須明確重建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立場,然后才能解決重建的途徑與方法問題。大學/社會批判/知識  university/social criticism/knowledgeOn the University's Tradition of Soial Criticism of Univesity:Its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Situation  LIU Zhen-tian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Beijing 100011,China)The Social critic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ttributes of universities.The university's pursuit of knowledge,ideals,and truth,and the scholars' special position are origins university's tradition of the social criticism.In modern times,the attributes and structure of knowledge and the position of scholar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that leads to the weakeningof the university's tradition of soical criticism.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the constouction of the university's traditon of social criticism requires clear standpoint of thisissue,and then the solution to methods.劉振天(1964- ),男,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中心,北京 100011 作者:北京大學教育評論60~65G4高等教育劉振天20032003批判性是大學的重要屬性。大學自產生之日起,就一直作為批判社會的中心。大學探尋知識、追求理想的本性以及學人的特殊地位,是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源泉。近代以來,大學的知識性質、知識結構和學人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大學的社會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隨之趨于弱化。當代社會迫切需要重建大學的社會批判精神。而達致這一目的,首先必須明確重建大學社會批判精神的立場,然后才能解決重建的途徑與方法問題。大學/社會批判/知識  university/social criticism/knowledge
2013-09-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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