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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制度變遷對轉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宏觀制度變遷對轉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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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306(2001)02-0024-05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意味著中國經濟從此進入了一個體制轉型時期。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中國的體制轉型不但沒有付出經濟衰退的代價,反而帶來了即期的經濟增長。體制轉型時期同時也是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這在世界上應該算是一個奇跡。所以,這期間的經濟增長除了要歸功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外,卓有成效的宏觀制度變遷的推動作用也功不可沒。本文擬從定量研究的角度出發,對1978~1990年間我國宏觀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測度分析。
  一、宏觀制度變遷的內容
  從宏觀角度看,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宏觀制度變遷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產權制度多元化
  產權制度多元化既包括宏觀層面的內容,即所有制結構(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又包括微觀層面的企業治理結構和組織形式的多元化。本文討論的是前者。在我國,所有制結構不完全是由經濟體系的內部決定的“內生變量”,更大程度上是取決于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決定,所以,我們將其列入外生的“制度”的范疇。在計劃體制下,我國長期以國有經濟為主,在許多領域甚至是國有經濟一統天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以來,上述格局開始發生變化,非國有經濟日益發展壯大。以工業為例,1978年非國有工業產值只占全國工業產值的22.8%,1988年增至43.9%,1998年更增至71.9%,20年間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的對比正好倒了過來。非國有經濟成分的增加,既打破了國有經濟的壟斷,有利于全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又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二)經濟運行市場化
  我國改革的本質實際上就是市場化的改革,體制轉型實際上就是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化。盡管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開始并未被大多數人所認識,而且曾經受到過激烈的攻擊和非難,但事實上這一導向基本上是貫徹始終的,只不過在十四大以后,自發的、分散的、實驗性的、局部的市場化改革變得越來越自覺化、系統化、規范化和全國化而己,從“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這一定性的轉變,可以看出這一演變過程的大致輪廓。經濟運行的市場化體現在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經濟事務對市場機制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強。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例,1978年國家預算內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近一半,1988年這一比例降至10%左右,1998年進一步降至不足5%。其他領域如勞動就業、物資流通、價格決定等,情況也有大體類似的變化。由于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高于計劃配置,所以市場化對推動轉型時期我國經濟的增長功不可沒。
  (三)利益分配格局的演變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利益的分配是以國家為本位的。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體制的過渡,經濟利益的分配逐漸向企業本位和個人本位轉化。農村改革是從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城市改革則是從“放權讓利”開始的。這種改革的直接意義就是承認企業和農戶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經濟人”,而不再是完全從屬于行政機構的附庸。在農業生產責任制之下的農戶才真正具有了生產的積極性,才有了80年代初期的農業高速增長。工業企業的情況比農村復雜一些,但正是有了這一看似原始的機制的刺激,企業才有了提高產出效率的內在沖動。利益分配格局的改變從根本上解決了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問題,使經濟增長建立在一個合乎人類理性的基礎之上。這一過程也使得國家在利益分配中的份額有所下降。1978年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近1/3,1988年降至15.8%,1998年則只有12.8%。國家所占份額的下降盡管不一定全是好事,但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確實對經濟的增長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四)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對我國經濟的促進作用不只是給我國帶來了經濟建設所急需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管理方法以及國際經濟合作規模的擴大,影響更為深遠的是為微觀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參照系,有助于沖擊長期閉關鎖國給企業和國民帶來的落后的思維方式(“開啟民智”),使我國逐步回歸到國際社會中去。所以,它對我國經濟既有直接的、有形的、即期的影響;也有間接的、無形的、長期的影響。
  二、制度變遷的量化測度:制度變量的設計與資料
  為了定量分析的方便,本文引入了四個制度變量分別對宏觀制度變遷的四個內容進行描述:
  (一)非國有化率(FGYH),用來反映產權制度多元化的程度
  轉型時期產權制度多元化在宏觀層面上主要表現為經濟成分的非國有化。由于經濟成分的非國有化改革集中體現在工業領域,因此非國有化率可以用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中非國有工業的產總值(或增加值)代表。公式如下:
FGYH=非國有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全部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
  (二)市場化程度(SCH),用來反映資源配置經濟決策市場化的廣度和深度
  目前我國衡量市場化程度的方法有十余種,本文使用的“市場化程度”指標是在參照盧中原、胡鞍鋼提出的“市場化指數”指標的基礎上略作改動而成的。因為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及其變化特征可以從生產要素(資金、勞動力、技術水平等)配置的市場化和經濟參數(價格、匯率、利率等)決定的市場化反映出來,所以市場化指數是上述兩個方面按其重要性不同加權合成的一個指數。公式如下:
SCH=生產要素市場化指數*0.6+經濟參數市場化指數*0.4
  式中,“生產要素市場化指數”用投資的市場化代表,它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利用外資、自籌投資、其他投資”三項指標的比重,因為這三項投資的規模基本是由市場決定、投資者自主決策的,其比重大小大致可以反映投資領域的市場化程度;“經濟參照市場化指數”用價格的市場化代表,它是所有商品價格中不是由國家定價的比重,由于資料的制約,本文使用農產品收購中非國家定價的比重。
  (三)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CZSR),反映經濟利益分配中國家分配份額的大小
  公式如下:
CZSR=國家財政收入/當年GDP
  其中,國家財政收入不包括債務收入。
  (四)對外開放程度(DWKF),人們習慣上用出口依賴度(出口額/GDP)來反映經濟外向型的程度
  很明顯,出口并不是對外開放的唯一內容。所以本文采用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三方面內容的對外開放指數(即這三方面指標占GDP比重的加權平均數)來代表對外開放的程度。公式如下:
DWKF=進出口總值/GDP*0.4+對外資產負債總額/GDP*0.3   +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總額/GDP*0.3
  1978~1999年我國各年的經濟增長資料及相應的制度變量見表1。
  附圖F101f15.JPG
  資料來源:1978年~1998年的資料根據有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整理;1999年資料根據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199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整理。
  三、各制度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分析
  從上表中可以直觀地觀察到經濟增長與各制度變量之間的數量依存關系。但各制度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并不是等量齊觀的。為了比較各自影響力的大小,本文采用了灰色系統分析中的動態關聯分析法。因為這種分析方法不要求知道變量的分布,也不要求變量之間互相獨立,所以比較適合對本例的分析。限于篇幅,將計算過程略去,僅將最終計算結果列出(見表2)。該方法使用的指標稱為關聯度,它是一個介于0~1之間的抽象數值,數值越大,表明制度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越大,反之亦然。
  從分析結果看,市場化程度對1978~1999年間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力位居第一。盧中原等人的研究表明,1979~1992年間,我國GNP增長的14%來源于市場化改革的貢獻,而且市場化改革與轉型時期發生的物價波動和經濟波動并無必然聯系。表明市場化改革不但為轉型時期我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和內在推動力,而且改善了系統的穩定性和抗干擾能力,其作用不可低估。
  產權制度改革的影響力僅次于市場化改革,名列第二。原因可能在于,第一,非國有經濟產權比較明晰,存在國有經濟所不具備的硬的預算約束,所以具有相對較高的效率。特別是改革初期,改革成本主要由國有企業承担,非國有企業的負担較輕,更強化了這一優勢。以1995年為例,各種經濟成份的工業企業的資本金利潤率依次為:國有企業5.7%(其中大型企業10%,中型企業-1.0%,小型企業-1.9%);集體企業9.6%:股份制企業11.7%;三資企業12.90%。因此,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小型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支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第二,非國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對國有經濟的壟斷形成了沖擊,迫使國有經濟提高效率。如此一來,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從壯大經濟規模和提高經濟效益兩個方面影響著轉型時期我國的經濟運行。
  表2 各制度變量與經濟增長速度的關聯度
  附圖F101f16.JPG
  影響力位居第三的因素是對外開放。根據專家測算,對外開放對我國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22.45%,在某些地區(如珠江三角州)其貢獻率甚至更大一些,有的研究還表明,進出口每增長1%,GDP增長0.524%,其中,進口的GDP彈性為0.388,出口的彈性為0.411,但從總體上看,其影響力要較非國有化和市場化改革為低。其原因可能與我國幅員遼闊,總體對外開放程度低且地區差別大,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國內市場推動有關。
  影響力最小的是利益格局的變動。根據專家測算,1985~1994年間,企業留利水平可以解釋企業產出水平增長的8%(前沿生產函數法)或10%(最小平方法OLS):留利每增長一個單位,可使效率增長約5%。但本文的測算并未支持這一觀點。原因在于,盡管我國財政收入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但企業所得份額并未相應增加。由于企業的稅外負担增加過快,企業被“讓”出的“利”,又通過其他形形色色的渠道流失了。這些負担抵消了國家讓利的政策效應,削弱了企業和農戶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潛力,弱化了利益分配格局變化的制度影響力,因此其影響力名列最后就不足為奇了。
  四、制度邊際影響及制度彈性
  為了進一步探討制度變量對1978~1999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以表1的Z1資料計算了四個制度變量(FGYH、SCH、SWKF和GJCZ)對經濟發展速度的邊際影響率。所謂“邊際影響率”,是指制度變量每變動一個單位(百分點),GDP定基發展速度增加的單位(百分點)數。實際上就是制度變量(自變量)對于GDP定基發展速度(因變量)的回歸系數。利用加權最小平方法(WLS)進行處理,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制度變量的邊際影響率制度   邊際   決定系數  t檢驗值  D-W   顯著水平變量  影響率   (R[2])        統計量   (α)FGYH  10.557   0.741    7.557  2.355    0.001SCH   12.840   0.885    8.596  1.787    0.001GJCZ  -9.089   0.753    -7.070  2.550    0.001DWKF  10.251   0.739    7.499  1.989    0.001
  從計算結果看,非國有化、市場化、對外開放三項變量對經濟發展速度都有正的邊際影響,國家財政收入比重有負的邊際影響,這就對前面的定性分析作了數量上的驗證。T檢驗和D-W檢驗完全通過,擬合度良好。每一個制度變量與經濟發展速度存在比較高的決定系數,說明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較高。顯著水平全部小于0.001,表明分析的可靠程度較高。
  為了進一步對制度變量的影響力進行研究,還可以測算制度彈性。所謂制度彈性,是指制度變量變化1%,引致宏觀經濟總量(本例中就是GDP定基發展速度—JJFZ)變化的百分數。實際測算中一般用雙對數模型中的回歸系數代表。各變量的彈性系數見表4。
  表4 宏觀經濟總量的制度彈性制度  彈性系數  決定系數  t統計量 F統計量  顯著水平變量        (R[2])              (α)FGYH   1.505   0.828    9.819   96.420   0.001SCH    1.583   0.797    8.869   78.656   0.001GJCZ  -0.995   0.995   -14.050  220.510   0.001DWKF   1.007   0.917    22.178  491.858   0.001
  可見,FGYH、SCH、DWKF的彈性系數皆為正值,GJCZ的彈性系數為負值,而且從絕對值上看,由大到小排列,依次為SCH、FGYH、DWKF和GJCZ,進一步驗證了灰色系統關聯分析的結論可靠性。
  五、小結
  1.非國有化——市場化——對外開放,是三個緊密相連的宏觀制度變遷的內容,它們不但為1978~1999年我國宏觀經濟總量的增長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而且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運行質量起到了其他因素難以起到的積極推動作用。
  2.由于在這三個方面仍有較大的制度創新空間,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內,它們仍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來源。根據測算,我國比較理想的非國有化比重應該在85%~90%之間;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至少應達到80%;比較合理的對外開放度應在60%左右。而目前這三項指標的值分別只有62.6%、69.4%和33.5%,所以制度變遷的空間還很大。應該審時度勢,積極穩妥地推進改革,為下一世紀經濟的健康穩定增長提供制度保證,所以,“以改革求發展”仍是今后一段時期內一條重要的發展思路。
  3.利益分配格局的變化要“變之有度”。應該看到,讓利于企業確實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對經濟發展不無貢獻。但國家要履行自己的各項職能,也需要最低限度的財力保證。目前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以種種不規范的稅外項目侵犯企業或農戶的合法經濟利益,其消極作用比用稅收手段公開地斂取財力更大。因此必須堅決改變這種“頭稅輕,二稅重,三稅四稅無底洞”的局面,規范國家、企業和個人在利益結構中的地位,保證“國家該收的收得上,企業該留的留得下,個人該得的得到手”。這應該成為分配制度改革的著眼點和出發點。
  4.宏觀制度的變遷上一把“雙刃劍”,在看到它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的同時,還要對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處理好改革、穩定和發展的關系,防患于未然,力爭將制度變遷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動蕩減少到最低限度。
《財經科學》成都24~28F10國民經濟管理金玉國200120011978~1999年間我國宏觀制度的變遷主要表現在產權制度變遷、市場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變化和對外開放擴大四個方面。基于這一認識,本文設計了四個制度變量,對我國的制度變遷進行了量化測度;計算比較了各變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大小;最后測定了各制度變量的邊際影響率和彈性系數。制度變遷/制度變量/關系度/制度彈性金玉國 副教授 山東經濟學院計劃統計系 濟南 250014 作者:《財經科學》成都24~28F10國民經濟管理金玉國200120011978~1999年間我國宏觀制度的變遷主要表現在產權制度變遷、市場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變化和對外開放擴大四個方面。基于這一認識,本文設計了四個制度變量,對我國的制度變遷進行了量化測度;計算比較了各變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大小;最后測定了各制度變量的邊際影響率和彈性系數。制度變遷/制度變量/關系度/制度彈性
2013-09-10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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