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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的悲劇意識和悲劇文化心理
張愛玲的悲劇意識和悲劇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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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73X(2002)05-0122-05
      一
  張愛玲是一個具有強烈悲劇意識的作家。她用自己傳奇式的一生和傳奇性的作品演繹 了一個個悲劇故事。這種仿佛與生俱來、揮之不去的悲劇意識,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現 實主義手法解剖了人性的自私、卑陋與扭曲,揭示了蕓蕓眾生的孤獨漂浮感、命運的困 頓和生命的虛無幻滅感。
      (一)直面人性的卑陋與扭曲
  張愛玲習慣于從兩性關系、婚姻關系來發掘人性的本質,因為“在世界上,最具悲劇 性格的是愛。愛是幻象的產物,也是醒悟的根源”。[1]男女之間的關系是人與人之間 直接的必然的關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殘酷、自私。尤為深刻的是,張愛玲敏銳地將 筆觸深入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結構的最深處,不僅描繪出在男權文化傳統中女性命運的 凄愴、悲涼,而且揭示出男權社會對男性自身的腐蝕與戕害。
  《金鎖記》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個背負著黃金的枷鎖,在人性的掙扎中被擠扁最終 失去人性的可愛一面的可憐可恨的藝術形象。七巧以一個麻油店鋪老板的女兒的身份做 成簪纓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為二少爺是做官人家的女兒都不會要的“骨癆”身子。 在那樣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七巧本不該有欲望,因為“男權主義文化將女人奉獻 給貞操,它多少公開地承認男人的性自由。而女人卻被限制于婚姻,沒被制度與圣旨批 準之性行為,對她是一種錯失,墮落,挫敗與弱點。她應保衛她的德性,她的榮譽”。 [2]然而可悲的是:“她是担當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來得囂張。已經把一 種情欲壓倒了,纏死心地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復燃,要求它的那份權利。”“為 了遇見季澤,為了命中注定和季澤相愛”,她捱過了一個個寂寞難耐的日子,“多少回 了,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與牙根都酸楚”。然而猙獰的現實無情地粉 碎了她的夢,迫使七巧一點點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變態的邊緣,一步步泯滅了良知和 人性,她蛻變成了另外一個七巧,她不顧一切地撈取物質的東西,企圖以此彌補感情上 的虧損。如果說對三少爺季澤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愛情的表現,那么泯滅了那最后 一點愛后,她更徹底地套上了黃金的枷鎖,完全喪失了人性,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瘋子。 她的瘋狂不僅使自己走向毀滅,而且還將身邊的人拉來殉葬。她縱容兒子長白吸毒、納 妾、逛妓院,像當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樣摧殘了長白的妻妾;對于女兒長安也一樣,她斷 送了女兒讀書的權利,還讓女兒抽上了鴉片,并小施計謀隨隨便便斷送了女兒的一生幸 福且沒有絲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勝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淪喪。這種親子關系中人 性沖突的描寫,更能顯示作者濃烈的悲劇意識和小說巨大的悲劇力量。夏志清在評價《 金鎖記》時說:“七巧是特殊文化環境中所產生出來的一個女子。她生命的悲劇,正如 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引起我們的恐懼與憐憫;事實上,恐懼多于憐憫。……七巧是她社 會環境的產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種巴望、考慮、情感的奴隸。張愛玲兼顧 到七巧的性格和社會,使她的一生,更經得起我們道德性的玩味。”[3]
  張愛玲在20世紀40年代創作的小說描寫了舊中國女性的人性在掙扎中汩沒扭曲乃至毀 滅的悲劇,而她在五六十年代創作的《赤地之戀》、《秧歌》則以一種更為隱蔽的方式 折射出新中國女性人性的另一種缺失。前者描寫了參加土改的大學生劉荃與女友黃娟的 愛情悲劇。在那個必須完全服膺于政治的年代,為了符合“人民”的愿望,黃娟變成了 某干部的情婦,她犧牲了自己的愛情和人格來換取劉荃生命的安全。對他們而言,人的 尊嚴不復存在,純潔的愛情也充滿了罪惡感。在這里,張愛玲要描寫的不只是愛情,更 主要的是愛情背后的脆弱人性,更具體地說,是張愛玲企圖以中國的政治上獲得解放來 暗喻人性的陷落。《秧歌》描寫了土改以后的農村故事。主人公金根的妻子月香被貧窮 與饑餓折磨成一個麻木淡漠、自私冷酷的人。在小姑新婚回娘家、丈夫要求吃干飯的時 候,月香不在乎地響應著,結果端上桌的“仍是每天吃的那種薄粥,薄得發青,繩子似 的野菜切成一段段,在里面漂浮著”。她并非對小姑沒有感情,只是怕小姑婆家誤以為 他們有得吃。但在“王同志”軟硬兼施的逼迫下,月香拿出連丈夫也不知道的私房錢來 為軍烈屬辦年貨,而他們自己的下一頓飯還不知道在哪里。在饑餓與憤怒的驅使下,被 譽為勞動模范的金根帶領饑民搶糧倉,知道絕無活路后自行了斷,她們的小女兒也在混 亂中被活活踩死,最后,月香點燃了存有村民們忍饑挨餓省下的糧食的倉庫,并在熊熊 大火中追隨丈夫和孩子而去。張愛玲寫出了在根深蒂固、強大的父權支配下,這些生活 在新時代的女性完全迷失了女性的性別意識,她們不僅主動認命,而且比傳統社會所扮 演的角色更勇敢地迎戰來自家庭和社會的一切挑戰,甚至表現得比男性更為陽剛、堅毅 ,從而呈現出無性化或男性化的特征。
  “男權文化不僅嚴重壓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發展,也壓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發展 。在政治權力層面,男權文化顯示出其無所不在、君臨一切、強大無比的統治力量。在 文化權力層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標志,便是男性身處男權文化陰影 之下生命個體人格的委頓和個性的消失”。[4]張愛玲寫透了男權社會中男性精神的萎 縮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繼死亡。她筆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廢墟,飄蕩的是荒涼的 人性。張愛玲塑造了眾多的封建遺老遺少型人物形象,如《金鎖記》中的姜季澤,《花 凋》中的鄭先生,《創世紀》中的匡家父子等。他們無所事事,終日沉溺于狂嫖濫賭、 抽鴉片、逛窯子。這些人物都是“陰郁的、蹩扭的、女性化”的男人;[5]用張愛玲的 話則是“賊頭賊腦,一點丈夫氣也沒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或是“狼心狗肺忘 恩負義的老渾蛋”。如《花凋》中的鄭先生就是一個在“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尸”。男權 社會里崇尚的男性強健的體魄、堅強的意志等在這里不復存在。在他們的婚姻中,“謀 愛”不得而轉為“謀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個虛幻的影子,一種自古而然的理念 ,這里透露出張愛玲對人性無以歸附的深深的絕望與對女性深重的悲憫。
  此外,張愛玲還塑造了玩世不恭的現代型男性形象,如《傾城之戀》中的范柳原,《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心經》中的龔海立等人。《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 振保是一個喝過洋墨水,想做自己主人的“中國現代人物”。佟振保在情感與理智中的 極力掙扎,顯示出這一類男人所代表的人性的弱點。小說開頭即以一種調侃的口吻點出 了人性掙扎中的一種宿命的缺憾:“振保的生命里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 ,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 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墻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 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粒子,紅的卻是心口上一顆朱砂痣。”粗看起來好象振 保沒有“得不到的就是好的”的遺憾,但細究文本就會發現,作者描述的是比這種缺憾 還要嚴重的缺憾:每得到一種類型的女人,佟振保都迷失了他自己,都缺失了作自己主 人的資格。在法國巴黎與妓女的曖昧關系,是因為他完全喪失了自制力,在獲得原始粗 俗的快感的同時,他遭遇到更難忘的羞辱。但在以后與其他幾個女人交往時,他那道德 與功利的準則使他不僅有著“自制力”,而且算計得那么精細,這恰恰又昭示著他人性 中的冷酷自私。他愛玫瑰,但理智地認為:“這樣的女人……到中國來就行不通了。把 她娶來移植在家鄉的社會里,那是勞神傷財,不上算的事。”在分手時他遏制著情欲, 硬著心腸把玫瑰送回家,在朋友中為自己贏得了“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形象。與朋友妻 子王嬌蕊的交往他更是步步為營,小心翼翼。他曾約束自己,想法離開嬌蕊,但他終于 抵御不住她的誘惑。在發現嬌蕊真的愛上了他并與自己的丈夫離婚后,他又恢復了自制 力堅決同她分手。因為在他看來,自己的大好前程遠比狂熱赤誠的情愛重要。不久后在 母親的安排下他娶了文靜的孟煙鸝,擁有了別人眼中的體面的家庭,到這個時候,他創 造了他自己的世界,而且他是這個世界的主人。但他并未因此而感到幸福,因為妻子讓 他有許多不可告人的不滿,他更加感到騷亂不安,他心中永遠為玫瑰和嬌蕊留著神圣而 傷感的一角。于是他開始放縱、墮落最終變得肆無忌憚,他沒有辦法砸碎他自造的妻兒 與自造的家,他只能砸碎他自己。在不斷掙扎中,他自造的家庭似乎要破碎了,然而終 究沒有,因為“第二天起床,佟振保改過自新,又變了個好人”,他成了他自造世界的 奴隸。張愛玲從容然而又一針見血地寫出了人性是怎樣在掙扎后頓入漫無邊際的悲哀的 。
      (二)揭示人生的孤獨漂浮感和生命的虛無幻滅感
  張愛玲終其一生都是封閉、孤獨的。雖出生于名門望族,但從小就過著孤寂而凄涼的 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時,卻又遭遇了刻骨銘心的愛情悲劇;晚年獨居海外,杜門謝客 直至在故鄉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鄉。孤獨與寂寞成為她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體驗,這 些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她的作品中,張愛玲的小說幾乎無一例外地籠罩著孤寂的氛圍,作 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孤獨的陰影里。《牛》中的祿興娘子先是失去了那會吃會做的壯牛 和亮晶晶的九成新的銀簪子,接著又“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雞聲和祿興的高大的在燈前晃 來晃去的影子”,留下來的是一個又一個孤單凄清的夜晚。《相見歡》中的伍太太和荀 太太,故作驚喜、不厭其煩地敘說著多少年前諸如陳芝麻爛谷子般的往事,企圖以無聊 的言說來掩蓋空虛的內心,排遣內心的孤寂。《多少恨》中的宗豫在家茵人去樓空后, 只看見“窗外有許多房屋與尾脊。隔著那灰灰的,嗡嗡的,蠢動著的人海,仿佛有一只 船在天涯叫著,凄清的一兩聲”。那莫須有的船鳴聲把遭遇愛情卻又失之交臂的宗豫的 失落心緒烘托得更為絕望、凄涼。不僅小說如此,張愛玲的散文作品同樣彌漫著強烈的 孤獨感。“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著,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著的一切東西都流 了去了”。“凡啞林上拉出的永遠是‘絕調’,回腸九轉,太顯明地賺人眼淚,是樂器 中的悲旦”。(《談音樂》)“風景畫里我最喜歡那張《破屋》,是中午的太陽下的一座 白房子,有一只獨眼樣的黑洞洞的窗;從屋頂上往下裂開一條大縫,房子象在那里笑, 一震一震笑得要倒了。通到屋子的小路,已經看不大見了,四下里生著高高下下的草, 在日光中極淡極淡,一片模糊。那哽噎的日色,使人想起‘長安古道音塵絕,音塵絕— —西風殘陽,漢家陵闕’。可是這里并沒有巍峨的過去,有的只是中產階級的荒涼,更 空虛的空虛”。(《談畫》)無論作為樂器中的“悲旦”的小提琴,還是《破屋》的荒涼 與空虛,其實都是張愛玲內心的孤獨與荒涼感的主觀投射。這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孤獨 ”,影響著張愛玲對于一切事物的觀察方式和審美直覺,尤其影響著她的人生觀。
  夏志清教授曾評價說:“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帶些顧影自憐的傾向,但在張 愛玲的作品里,卻很少這種傾向,這原因是她能夠享受生活,對于人生小小的樂趣都不 肯放過;再則,她對于七情六欲,一開頭就有早熟的興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時候,她 都在注意研究它的動態。”張愛玲對世俗生活諸如吃穿用度投注了極大的熱情。她專門 談論過“穿”,在《更衣記》一文里,張愛玲極瑣細地總結中外服裝的變遷,從中體味 作為一個女人從穿衣之中感受到的愉悅。還多次談過“吃”,她小時候常常夢見吃云片 糕,“吃著吃著,薄薄的糕變成了紙,除了澀,還感到一種難堪的悵惘”。在《燼余錄 》中,張愛玲寫道:“我記得香港陷落后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 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下午或許有,于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 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里面吱咯吱咯全是冰屑子。”張愛玲寫出了亂 世中的人們對物質生活的微小樂趣的追求,但這并不意味著張愛玲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或 者享樂主義者。艱難的世道讓她明白:“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 難,就象雙手劈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對于物質生活、生 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
  張愛玲的執著現世是執著于對現實的享受,她“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 找尋實際的人生”(《必也正名乎》),是因為她對于生命的悲劇性本質有著莫名的恐懼 與焦慮:“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 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流言·傳奇再版序》)張愛玲的“一切對人 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在她看來,人類賴以生存的現實世界是黑暗混亂的,“現 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 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 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了解”。她的日常生活充滿了“不能克服的咬嚙性的 小煩惱”,而港戰更讓她看清了人類的自私、空虛,更讓她體會到“人生的飄忽無常” 和“無牽無掛的虛空與絕望”,使她眺望到生命終極的虛無。因而張愛玲感慨:“生命 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認識人生最終是認識人生的悲劇性。就像王安憶所說 的:“張愛玲是非常虛無的人,所以她必須抓住生活當中的細節,老房子,親人,日常 生活的觸動,她知道只有抓住這些才不會使自己墮入虛無,才不會孤獨,在生活和虛無 中她找到了一個相對平衡的方式。”[6]張愛玲借對日常生活的享受寫出了包括自己在 內的淪陷區人們對世俗生活和物質欲望瘋狂的追求,以及對享樂稍縱即逝的恐懼,她從 精神層面上表達了淪陷區都市居民“好景不長”的肺腑之痛。
      二
  張愛玲虛無的人生觀與她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心理學研究成果表明,幼年生活中的 缺乏性經驗要比豐富性經驗蘊含著更豐富的人生況味。從童年到少女時代,張愛玲是在 父愛和母愛稀薄的時空里度過的,父母給予她的不是溫暖的親情,而是舊家規的威嚴與 新時尚的約束,敏感內省的張愛玲心靈自小就刻上落寂的陰影,受到了嚴重的創傷,這 些使她在潛意識中產生對父母和家庭的厭惡甚至敵對情緒,成年以后又遭受了情感和事 業上的打擊,這些悲劇性生命體驗使得張愛玲形成了對周圍的人和事都持懷疑、否定乃 至敵視態度的人格心理。這樣一種人世挑剔者的態度嚴重影響了她的生活與創作態度。 除了自身主觀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觀環境也極大地影響了張愛玲的創作心態。張愛玲從 小生活在一種書香與舊僚氣并融的環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 但她畢竟生于“五四”以后,又從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親身上得到一種現代文明的教 養和氣質的浸染,在香港讀書期間,她更直接、更廣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不同的 社會文化環境使得張愛玲有機會對東西方文化重新進行審視,張愛玲潛意識中的文化心 理是在特定時代對中西文化悲劇性體認的結晶。
  張愛玲可以說是晚清的中國士大夫文化走向式微與沒落之后的最后一個傳人,她身上 深深地濡染著中國士大夫的樂感文化的歷史遺留,“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聽蘇 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 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她的思維自由而舒展,“對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 敏感。當我演奏鋼琴時,我想象那八個音樂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 ”。(《天才夢》)她有著一種天生的貴族氣質,“我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 音樂廳里演奏”。與她同時代的潘柳黛在《記上海幾位女作家》中,提到“張愛玲在發 表文章之余,對于她自己的身懷‘貴族血液’都是‘引為殊榮’,一再加以提及,俾眾 周知”。但不管張愛玲如何眷戀,她還是感覺出貴族文學已經不可抗拒地走到了盡頭。
  生活在20世紀40年代,繁榮與破敗,高貴與曖昧,眩目與陰冷交織的大上海,敏感的 張愛玲對朝代更迭之間一個古老文明的荒涼與毀滅,有一種迫在眉睫的恐懼,更有一種 洞燭先機的預言。《傾城之戀》借白流蘇與范柳原“精刮”的愛情故事,透射出傾城亡 國的悲涼氣氛。“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么是 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 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變革……流蘇并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 位有什么微妙之點。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來,將蚊煙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傳奇里的傾 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對平凡的夫妻,卻也在更深層次上 預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經歷戰爭所帶來的淪陷后,張愛玲更明顯地感覺到中國傳統 文化的腐朽與霉臭、封閉與瘋狂,于是,封建遺老遺少、陰暗的屋子、鴉片、晚袍等不 斷地出現在作品中。張愛玲在《傳奇》中揭示出了頑固存留的中國式封建心靈在現代環 境下的文化錯位,剖露了傳統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種種病態。
  在失卻了身后源遠流長的貴族文化背景的支撐后,在充滿威脅的現代文明中,張愛玲 陷入心理無所依托的尷尬境地。張愛玲是一個深受“五四”新文學影響的作家,但對于 這場由知識分子發起的旨在反對一切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的新文化運動,張愛玲以 自己的方式作了反思式的回顧。在《五四遺事》一文中,透過熱鬧繁亂的表象,可以發 現“五四”遺事隱含著根深蒂固的舊傳統。小說寫羅某借“五四”時期提倡的個性解放 、婚姻自由的新思想,離了雙妻,納了新寵。結果又將離棄的妻子接入家中,享著三位 嬌妻的“艷福”。在這里,“五四”遺事也變成了封建性遺事,對羅某之流而言,轟轟 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只不過在原地轉了個圈而已,所謂的新人物仍舊擁有著舊思想 ,生活在舊道德里。張愛玲用諷刺的方式為失落了的“五四”進行辯護,指責這一文化 傳統的悄然失落。
  對于強有力的國家意識形態文化,張愛玲則有意采取了疏離的態度。雖然繼承了中國 傳統文化精神中的憂患意識,對于普通市民階層的世俗化的生存境遇給予了充分的關注 和淋漓盡致的描繪,但她與政治意識形態卻保持著一定的心理距離。在小說紅遍上海灘 時,她便對“高高坐在上頭,手執鞭子的御者”的“理論關懷”表示拒絕。她的稍具“ 政治性”的作品《赤地之戀》、《秧歌》是她對“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 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作一次文學上的明確拒絕,體現出對文學成為政治時 代傳聲筒的過于沉重的“使命感”的反感和解脫。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說:“一般所 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 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沒有戰爭,也沒 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對于 40年代集體主義的強制規范和50年代的一片頌歌,張愛玲采取了冷眼旁觀的態度,從而 也就避免了人云亦云、急功近利和說教氣。因為她深諳人生和文學的本質,安穩的人生 卻是永恒的人性,也應是文學表現的永恒主題,而飛揚的人生卻是暫時的。“我發現弄 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強調人生飛揚的一 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里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恒的 意味”。“好的作品,還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沒有這 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沫”。因而她著眼“傾城”下“之戀”,關注無法忍受的日常生活 ,以及傳統道德失落后現代人的欲望、情戀,企圖以都市民間文化、市民精神超越并消 解精英文化和國家意識形態文化,以此張揚五四的個性主義文學精神和啟蒙思想。
  對于西方文化,張愛玲與“五四”文化精英們的頂禮膜拜有所不同。在進行東西方文 化對比后,她并不認為西方文化就是中國社會的理想模式,她敏銳地發現西方文明的種 種弊端:西方文化在導引人類不斷逼近更高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把人類誘入危機四伏 的文化困境。
  張愛玲從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強烈的精神危機和生存危機。文藝復興時期西方 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義,提倡以人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19世紀末德國哲學家尼 采宣稱“上帝死了”,世界是由無理性的“權力意志”所決定的。西方文學在20世紀的 發展表明“人也死了”。也就是說人的本質,那個可以擁有本質的堅硬的人如殼般碎去 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質”。人被拋到這世上來,誰也無法逃脫。兩次世界大戰是 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它徹底擊碎了人類永恒、進步 、富強的神話,整個西方文學開始關注人類生存的普遍性困境: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 么美好、可愛,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動物;人類賴以生存的世界充滿了暴力和血腥 。張愛玲對在利益驅動下發動的戰爭表現出自己的厭惡之情,“人類逐步進化到競爭激 烈機械化商業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雖然奔走呼號鬧著‘不要打,打不得’, 也還是惶惑地一個個被牽進去了”。世界性戰爭導致的眾生的掙扎與滅亡,戰爭中個體 的孤獨與渺小使她生發出個體生存的危機意識,并質疑:“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 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么?”張愛玲也開始懷疑人的理 性,強調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話破滅后的自私、丑陋、蒼白的刻劃。
  生活在英屬殖民地香港,張愛玲近距離地洞察出英國文化的缺陷。大英帝國輝煌的歷 史,使英國人產生一種根植于他們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緒。亨利七世時期,一位威尼斯使 節寫道:“他們認為除了他們之外就沒有別人,除了英格蘭之外就沒有別的世界:每當 他們看到一個瀟灑的外國人,他們就說‘他看起來像個英國人’,并說‘很遺憾他不是 英國人’。”[7]即使到了輝煌不再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人心中仍然殘存著種族 歧視和殖民意識。對此張愛玲表現出了明顯的不滿,在香港的天主教修道院里同為尼姑 ,開飯的時候,“幾個中國姑子上灶去了,外國姑子們便在廳堂里等候”。連一個老得 不中用的英國尼姑都有著強烈的種族優越感,“它(狗)又不通人性,它怎么懂得英國話 ”(《連環套》),執意不用英語招呼小狗。張愛玲目睹了殖民地文化導致的人性的扭曲 和精神的頹廢,塑造了范柳原、哥兒達、喬琪升等“洋場社會的浮浪子弟”。對英國人 冷漠、矜持的“紳士風度”,張愛玲也加以幽默的諷刺,“英國學生派是一種瀟灑的漠 然。對于最要緊的事尤為瀟灑,尤為漠然”(《紅玫瑰與白玫瑰》),“英國人住在非洲 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進晚餐”。張愛玲對于現代文明的認識都是悲劇性的。
  總之,由于對情感、對生活、對世事積淀了太多否定性情緒,張愛玲有著獨特的悲觀 氣質。透過熱鬧、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現實世界的風雨飄搖,情感世界的千瘡百孔 ,人性的自私貪婪,生命的朝不保夕,人類文明的衰敗滅絕。籠罩于張愛玲的世界觀、 人生觀和文學觀的是無法消解的虛無與絕望。
  收稿日期:2002-06-28
衡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22~12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鄧寒梅20032003張愛玲是一個具有強烈悲劇意識的作家。她用自己傳奇式的一生和傳奇性的作品演繹 了一個個悲劇故事。這種仿佛與生俱來、揮之不去的悲劇意識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現實 主義手法解剖了人性的卑陋和扭曲,揭示了人生的孤獨漂浮感和生命的虛無幻滅感。張 愛玲敏感內省的氣質和獨特的人生經歷使她形成了對世事的否定情緒和敵對的人格心理 。張愛玲潛意識中的文化心理是她在特定時代對東西方文化悲劇性體認的結晶。張愛玲/悲劇意識/文化心理/人性/貴族文化/現代文明/Zhang Ai-ling/tragedy cons ciousness/cultural psychology/human nature/noble culture/civilizationOn Zhang Ai-ling's Tragedy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raged y  DENG Han-mei  Chinese Dept.,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Hunan 421008,ChinaZhang Ai-ling is a write possessing very strong tragedy consciousness.She deduced tragedy stories one after another with her legendary life and works. The natural and firm tragedy consciousness spurs her dissecting ugliness and distortion of the human nature and delineating subtly the loneliness and he lplessness of the human life and the confused and nothingness life.With her sensitive introspection temperament and unique experience of human life,Zhan g Ai-ling has formed a negative depression to the affairs of human life and hostile personality psychology.Zhang Ai-ling's cultural psychology in the su bconscious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er realiaztion to the oriental and occ idental cultural tragedy in a specially designated times.衡陽師范學院 中文系,湖南 衡陽 421008  鄧寒梅(1971—),女,湖南衡陽人,衡陽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主要從事女性文學研 究。 作者:衡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22~12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鄧寒梅20032003張愛玲是一個具有強烈悲劇意識的作家。她用自己傳奇式的一生和傳奇性的作品演繹 了一個個悲劇故事。這種仿佛與生俱來、揮之不去的悲劇意識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現實 主義手法解剖了人性的卑陋和扭曲,揭示了人生的孤獨漂浮感和生命的虛無幻滅感。張 愛玲敏感內省的氣質和獨特的人生經歷使她形成了對世事的否定情緒和敵對的人格心理 。張愛玲潛意識中的文化心理是她在特定時代對東西方文化悲劇性體認的結晶。張愛玲/悲劇意識/文化心理/人性/貴族文化/現代文明/Zhang Ai-ling/tragedy cons ciousness/cultural psychology/human nature/noble culture/civilization
2013-09-10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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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為傳統文化招魂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不是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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