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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消費主義和美國資本主義:左派的教訓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消費主義和美國資本主義:左派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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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089.1;D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8)06-0042-08
  1969年,路易·阿爾都塞在反思前一年法國“五月風暴”中,發表了《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一文。①就像馬克思和列寧早先對巴黎公社進行評價一樣,阿爾都塞寫作此文的目的在于總結并吸取歷史上反資本主義起義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然而,由于這些教訓十分重要而未被廣泛注意,所以,我們將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回顧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這些教訓可以為研究美國的資本主義再生產理論提供新的觀察視角。第二部分考察(1)消費主義這一特殊意識形態是如何成為維系美國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關鍵的;(2)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如何宣傳這種意識形態的;(3)美國左派忽視認識和干涉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理解這一方面有利于我們認清美國左派的弱點。
  一、阿爾都塞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與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一樣,阿爾都塞試圖說明并由此幫助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把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轉變成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同樣和葛蘭西一樣,阿爾都塞轉向了意識形態領域,去發展馬克思才剛剛開始的研究。[1](P20)②因為《資本論》只是開始證明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怎樣再生產出來的,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這一點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尤為突出。在構建意識形態理論方面,阿爾都塞的目標就在于闡明工人和其他人如何構想他們與經濟和社會的關系。他以此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意識形態(更具體地講,是共存于任何社會矛盾中的多元意識形態)能夠操作并從而阻止資本主義危機成為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阿爾都塞在1969年的文章中分析了這種意識形態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運作的,是什么樣的機構(“機器”)使這種運作成為可能。正如他后來回應對他的批評中所強調的,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決定了他的研究。[1](P253-267)揭示出某些意識形態及其組織是如何支持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能夠使未來的馬克思主義更成功地把資本主義危機轉變成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2](P130)[3](P81-108)
  馬克思強調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有在其社會條件被再生產出來時才能存在。阿爾都塞的論證就是從援引馬克思的主張開始的。“生產方式”一詞的基本定義源自馬克思,并以不同的方式運用于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文獻中,而阿爾都塞對生產方式的定義比之那些寬泛的生產方式的定義更為狹義、精確和具體。他反復提到資本主義的“剝削”或“壓榨”,指的是資本家對由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占有。③此文將主要從狹義上論述帶有剝削性的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經濟概念,而不是寬泛地談論“生產方式”,因為這樣更加符合阿爾都塞的論述。
  對阿爾都塞而言,在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其他的、非階級方面構成了占主導地位的階級結構得以存在的條件。沒有那些非階級方面(他特別感興趣的是意識形態條件)的再生產,資本主義階級生產結構將會崩潰。阿爾都塞還強調,沒有什么能確保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存在條件的再生產。這就是說,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不是自動地或者必然地再生產出它的非階級存在條件。這里存在著一個資本主義生存的關鍵弱點。資本主義階級生產結構的意識形態(還有政治的)條件對于資本主義和資本家來說,或多或少總是個問題。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尋求塑造和控制能夠給他們提供必要支持的意識形態條件。然而,當他們去反對與之對立的社會活動(例如反抗被剝削階級的斗爭)時,其結果往往不是獲得對資本主義的支持,而是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破壞。[1](P254)
  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最主要著作(尤其是列寧的著作),論述了“國家機器”是如何再生產出為資本主義剝削服務的法律和政治條件的。阿爾都塞繼續使用了這個詞,但已經把它轉換為論述意識形態條件是如何再生產的了。他由此區分了兩套不同的機器:第一個是政治的和包括了國家及其眾多活動、分支機構的強制性國家機器(RSA)。強制性國家機器維持和行使資本主義社會暴力工具的壟斷權,并且以此支持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國家分支機構,國家活動和官員通過壓制對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產生的威脅而建立起強制性國家機器。然而,在阿爾都塞看來,還有一套另外的國家機器(沒有被傳統馬克思主義所重視和理解)在維持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中起著平行的作用。阿爾都塞把這套機器稱之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以強調它與強制性國家機器的平行作用而忽略它們之間的區別。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學校、家庭、宗教和宗教組織以及大眾傳媒。這些機構主要是依靠意識形態,而不是像強制性國家機器那樣依靠權利和政治發揮作用。它們用想像(思考然后理解)的方式向兒童和成年人反復灌輸他們在所處社會中的地位以及他們與這個社會的關系。④資產階級在運用強制性國家機器的同時,還努力發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用以對抗通常向不同方向努力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同時行使強制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職能,然而卻是在明確它們的對立中分別行使這兩種職能。[4](P146)阿爾都塞發現強制性國家機器在確定資本主義所需的目標和行使履行功能方面具有更大的統一性和控制力,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則更加變化多端和難以捉摸,并且在資產階級通常感到較為棘手的排斥他人而維護自身利益的領域更有說服力。
  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通過“質詢”起作用。也就是說,像家庭、教堂、學校以及大眾傳媒這類組織都用特殊的方式“召喚”個體。這就是規定和強迫他們(a)用特殊方式思考他們的身份、他們與其他個體的關系以及他們與社會組織的聯系;(b)做出相應的行動。阿爾都塞在他的精細公式里,集中考察了這些被質詢個體的“主體性”。他認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原原本本地強加給個體以特殊的主體性。要是他后來再寫這篇文章的話,他應該在與“特殊主體性”相同的意義上使用“身份”。不管怎樣,他都認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僅僅只在它們所質詢的個體身上產生了主體性/身份。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還期望使主體想象他們的主體性/身份是由內部自己產生的。
  現代資本主義用為資產階級剝削提供其存在的意識形態條件的特殊方式推動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去質詢個體并賦予個體主體性/身份。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能為資本主義服務,就在于他們有效地利用意義系統(包括對他們自己和他人身份的定義)質詢個體,使他們至少接受資產階級的剝削,甚至最好能歌頌資產階級的剝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強加給個體的主體意識形態,肯定了他們的主體性包含了相當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這就是說,個體被質詢為自由的主體,他們能夠產生出或引起他們的信念體系、他們的行動以及他們的社會組織。“主體”的多義性(包括某物/某人“被征服”和某物/某人引起)使阿爾都塞注意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今日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意識形態對立。個體被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塑造得確信:讓他們遵從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需要是相當不同的事情,這是一條由獨立自主的主體自由選擇的人生道路。用阿爾都塞的話講就是,生活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個體被質詢為“自由人”,因此他或她“自由地接受了……征服”。[4](P182)
  阿爾都塞用認識論的自我意識來詳細論述了這個觀點。他不是從意識形態領域之外來想象和推論自己。他承認并且堅持主張: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切思維主體都“總是、已經”被質詢了。[4](P176)他既肯定他自身的主體性,又肯定他對他的社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特定的屈從。雖然阿爾都塞明確地區分了主體性與主要通過社會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灌輸出來的主體性的不同概念,但是,所有的主體性都是社會的產物。對阿爾都塞而言,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起作用的社會矛盾導致了不同的和對立的主體性概念的形成,使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如何實際地發生作用變得更加復雜化。阿爾都塞強調主體性產生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矛盾,這是他平生理論創造中最重要的思想。[5]這些思想促使阿爾都塞轉向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反資本主義傳統。他以這種主體性批判了在他的社會中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強加給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那種不同的霸權的主體性。阿爾都塞指責了“自由主體”的霸權意識形態,認為它忽視和否認了其中的社會結構,尤其是支持了資本主義剝削。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反復灌輸意識形態的復雜矛盾的形式,正是阿爾都塞希望馬克思主義者能夠當作與國家形式在支持資本主義方面具有平行重要性來對待的東西。實際上,他希望促使馬克思主義者修正他們過去對國家的過分關注和重視,并且希望他們能用與考察國家一樣嚴肅認真的態度考察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作。他的目標是確定一個馬克思主義綱要,包括所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文化研究和斗爭。
  在文化研究中,把阿爾都塞的研究與其他研究傾向區分開來的標志在于,阿爾都塞的理論把文化價值、文化組織和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矛盾聯系起來,其中的每一方面又同時是另一方面的原因和結果。任何決定論或者還原論都不可接受;已經過時的馬克思主義反映理論不可接受;本質主義不可接受。阿爾都塞已經確立了“多元決定”的強烈偏好,即任何原因同時也是結果。⑤文化既是階級的原因也是階級的結果。不僅僅是一個構成了另一個,社會的所有其他方面都與階級和文化存在著多元決定的關系。這些復雜的多元決定因素反映出隱藏在階級結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它們之間相互作用之中的矛盾。這些正是阿爾都塞為了革命的目的希望馬克思主義者們揭露出的矛盾。實際上,阿爾都塞最終的工作就是力圖集中研究有意識的、無意識的和強烈矛盾的質詢。他自己的家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就是用這種質詢征服他的。⑥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能夠而且應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他的論文最初提到了一個復數概念,即“融入社會形態中的生產方式”,[4](P158)但是他卻沒有進一步發展這個重要觀點。既然社會(或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社會形態”)包括多元的相互作用的階級結構,絕不是單一的資本主義階級結構,那么阿爾都塞僅僅關注資本主義是不夠的。把他的邏輯推而廣之,一個社會里每一個階級結構會形成各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同階級結構內部及其之間的矛盾沖突都會進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從而使對個體的矛盾的質詢更為復雜化。例如,在一個自由職業者(馬克思的“古代階級結構”)、包含資產階級結構在內的企業和包含封建階級結構在內的家庭三者共存的社會里,其中的每一個部分都會給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施加特殊的影響。⑦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又會給這些階級結構帶來復雜的矛盾的影響。這樣一種更為發達而又有細微差別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能加深馬克思主義者對個體被質詢的主體性的矛盾的認識:它們的多元化、不穩定性和偏離中心的特性。這種認識反過來可以更成功地干預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目標。
  阿爾都塞總是關注那些他認為別人忽略了的東西——階級結構和意識形態的相互依賴性,他有時候又接近于決定論者,雖然他從1963年寫作《矛盾與多元決定》就開始大膽地對其進行過批判。[6]這樣,阿爾都塞,尤其是那些與他相聯系的人,有時候被解讀為結構主義者,似乎他們都相信資本主義生產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再生產功能。例如,尼科斯·普蘭查斯,[7](P314-318)鮑勃·杰索普[8](P154-156、167-169、181-186)和約阿希姆·希爾施[9]似乎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僅僅是由階級結構決定的。這樣的解讀復興了對“阿爾都塞主義的結構主義”(盡管阿爾都塞反復否認這種提法)的批判,因為它否定了人的作用的一切可能性而支持一種完全決定性的結構。保羅·希斯特批判了阿爾都塞有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論點的經濟決定論和功能主義。[10](P68-73)同樣,歐內斯托·拉克勞責備阿爾都塞是把意識形態變成了反映和功能性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理論。[11](P99)[12](P97-105)來自對立面的批評者認為,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已經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最終依賴于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唯物主義基礎的基本認識。[13](P129-130)湯普森把阿爾都塞看做是一個已經和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失去任何聯系的唯心主義者,[14](P1-210)而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則譴責阿爾都塞“不悔改的”理論主義。[15]佩里·安德森把阿爾都塞歸入他所批評的那種由經濟轉向哲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在安德森看來,這種轉向割斷(并且削弱)了馬克思主義與物質現實和革命政治的天然聯系。[16](P49-54、69-74)
  就像已經多次發生過的那樣,在阿爾都塞之前和之后,在馬克思主義者們之間關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討論復興了關于“意識形態”和區分“真理”與“謬誤”的關系的辯論。馬克思已經批判了他那個時代作為意識形態盛行的社會理論——這些理論既體現在流行的“常識”概念中,也體現在那些提煉為形式的概念化體系之中——都沒有把握和改變資本主義的階級維度。馬克思的說法常常被理解為對意識形態的批判。那是建立在意識形態本身的“虛假性”以及證實他自身稱之為“真理”和“科學”的觀點基礎上的。由于阿爾都塞沒有認真思考真理(科學)與錯誤(意識形態)之間的二分化,因此他招致了這樣的批評:他不過是復合了馬克思主義中那些被厭煩和被詆毀的絕對真理。[13](P4-11)[11](P101)
  阿爾都塞的自我辯護(在他的《自我批判》和“Note sur les AIE”中)對功能主義、理論主義指責的反擊,還有對意識形態(錯誤)與科學(真理)之間二分化粗糙的贊同,都減弱了他的理論的批判力度和應用性。斯圖亞特·霍爾[17](P25-46)和約翰·湯普森[18](P90-98)強調了阿爾都塞精細的意識形態和科學結合的公式。同樣的,對阿爾都塞非還原論相似的理解也逐漸出現,這尤其表現在雷斯尼克和沃爾夫[3](P81-108)還有格雷厄姆·洛克[19](P69-90)有關特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論述中。
  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探討受到進一步的批判(正如他的其他作品所受到的批判一樣),即忽視資本主義階級剝削的不同現代形式。這些批判可能會用不同途徑來塑造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例如,資本主義的剝削可以在私人和國家領域同時存在。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剝削者——占有他人創造的剩余產品——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國家公務員。在現代資本主義企業里,資本家要么是包括由股東選舉產生的理事會在內的個人,要么是被安排到那個職位的國家公務員。阿爾都塞對蘇聯的深刻批評原本應該讓他產生疑問:國家資本主義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私人資本主義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相互作用區別何在,阿爾都塞始終沒有提出這樣的疑問。這一點是很遺憾的。尤其令人惋惜的是,他本來應該研究而最終沒有研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國家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如何促成1989年蘇聯解體的。[20](第10章)
  總之,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使一個獨特的馬克思主義考察方式成為可能,那就是對文化及其與階級分析、階級政治的關系進行考察。它深化和豐富了葛蘭西從一種階級革命的觀點研究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工作。阿爾都塞原本應該嘲笑那種認為“后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需要而且應該應用于文化研究的觀點,因為他確信馬克思主義的工作只不過僅僅才開了個頭。我們可以把他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分析擴展到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來看看阿爾都塞的巨大貢獻。
  二、美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美國,資本主義剝削的基本統計數據自內戰以來是嚴酷的、赤裸裸的。由于實際工資的上升水平遠遠低于勞動生產力的上升水平,美國資產階級最近150年來對工人的剝削一直保持上升趨勢。[21]簡單來說,與實際付給工人工資的價值相比,剩余價值要生產得更多一些。剩余價值的平穩上升給美國帶來了浮華的財富以及全球性的國家軍事優勢。用馬克思主義的確切術語說,相對于工資而言的剩余價值上升意味著工人受剝削的程度加深了。美國資本家把從工人身上剝削而來的剩余價值中的一部分用來在全球范圍尋求和控制便宜的原料,另一部分則用來培養大批管理者,而這些管理者的任務就是監督和管理工人去承担更繁重的工作。還有一部分剩余價值被用于投資技術更新,以便在同等勞動時間里生產更多產品。所有這些增長的剩余價值的分配不僅加速了這種增長,同時還減少了賣給工人的消費品的生產成本。資本家能夠使工人工資增長的速度遠慢于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增長速度,其原因在于工人賺的每一分錢都能買到更多的消費品,因為消費品的價格在不斷下跌。
  美國資本主義成功的關鍵在于把剩余價值的增加與工人消費水平的上升結合了起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關于“相對剩余價值”的討論就已經預見了這一可能性。美國從1860年到2000年間獨特的環境使得這一可能性在我們的地球上獨一無二。通過使被剝削日益深重的工人樂于接受不斷提高的消費水平,美國經濟不僅造就了全世界受剝削最深的工人階級,而且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較少遭到工人的反抗。提高工人的消費使工會喪失了戰斗力,使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反對減少,使反資本主義的美國知識分子緘口不言。這里變成了全球最安全可靠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個橫跨全球的財富吸鐵石。然而,美國資本主義的極度剝削也帶來了相應的令人關注的社會代價。身體勞累、心理壓力、藥物依賴和濫用、交往暴力、家庭破裂、心理消沉、寂寞和孤獨的程度同樣都相當高。
  當然,美國資本主義成功——它的安全、發展和財富——的原因只能部分地歸于其獨特的經濟表現。由于美國資產階級非常成功地用提高消費水平來補償對工人的極度剝削,工人必須接受消費作為給他們的相應的補償。他們不得不重視積極的不斷上升的消費水平,而不是消極的不斷加重的剝削。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價值體系后,美國工人滿懷亞當·斯密早先就提出的希望。斯密指出,當資本主義擴大了獲利的少數人與拿工資的多數人之間的差距時,隨之而來的妒忌和怨氣將會造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霍布斯戰爭。斯密希望通過提高消費來補償工薪大眾巨大的收入差距,從而克服這個威脅。而這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成功之處。然而,如果美國工人能夠厘清他們現有的生活品質和他們所要追求的生活品質完全不同的話,那么他們將不會僅僅滿足于漲工資。設想一下,工人更加重視平等以及工作中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關系,更加重視工人集體決策他們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更加重視個人用于審美、運動和文化活動的時間。如果這種價值觀——超越了個人消費水平——成為衡量優質生活的標準,美國工人將會拒絕承認提高消費可以作為對不斷加重的剝削的足夠補償。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這里顯示出了重要性。在家庭、學校、教堂、市民社會勞工組織、大眾傳媒等等中間,美國工人被系統地質詢為消費的發起者和受動者。他們不得不把自己和其他人看做(定義為)是自由市場的參與者,盡可能地使他們從工作中獲得的消費達到最大化。他們必須把自己定義為上面說到的自愿用勞動的“無效用”換取現在消費中的“有效用”的“消費者”。完全控制了學術界的媒體以及政治的新古典主義在理論上把質詢形式化。彌漫在生活各個方面的廣告堅持不懈地把質詢通俗化。美國工人已經有系統地服從了這樣一個首先毫無疑問地把自己定義和欣賞為消費者(其次才是工人)的意識形態。對他們自己和其他人而言,個體價值完全靠其所獲的消費水平來進行衡量,并且這種消費水平被看作是對個體對生產的貢獻(他們受的剝削)的獎勵。這樣一種消費主義是能夠操縱大眾的,因為它“抓住”了在工人生活中真正充足的東西:即對極度剝削帶來的異化及疲勞進行補償、推理和論證的需要。[22]
  只有當美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用上面的方式有效地定義了絕大多數個體的主體性的時候,實際增長的工資才能作為對不斷加重被剝削的工人的補償。只有當工人主要渴望從他們異化了的和疲倦了的勞動中得到消費時(而不是有組織的工人去分配他們自己的剩余價值),工資的增長才能讓人滿意。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美國運作得很好,或許這里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適合資本主義。
  阿爾都塞關于對困擾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矛盾加以留意的警告同樣適用于美國。美國繁榮的“消費主義”也總是招致批評,例如左派的索爾斯坦·凡布倫對“炫耀性消費”的批評,還有右派的神職人員對“宗教虔誠”喪失的哀嘆。少數工人受到這些批判的啟發而認識到:積累消費品并不能克服剝削及其對社會和個人生活造成的有害后果。這些人或多或少以不同方式進行著反抗:一些人歸隱田園,一些人逃離社會(追求藝術性、酗酒、信仰宗教還有犯罪等等),一些人轉而迷戀家庭,還有一些人甘愿承受自己經營的冒險的不穩定性。上述形式以及其他形式的反抗向意識形態和美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提出了限制它們的形式并且牽制它們向不破壞資本主義結構方向發展的問題。他們力圖以塑造(質詢)主體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一來,如果他們反抗消費社會,那么反抗將是個別的,而不是集體的,并且也不能夠將目標定為用共產主義階級結構代替資本主義。
  最后,問題在于像阿爾都塞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什么會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來構造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這種政治學的目標在于進行社會干預,包括把資本主義(剝削的)轉變為共產主義(消除剝削的)階級結構。在美國,這就意味著要精確地深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矛盾中,削弱把個體淪為消費主體的質詢,并且由此揭露把消費當作對資本主義剝削的補償的深刻不合理性。反資本主義的力量應該強調剝削的代價,同時揭露出對工人的消費主義征服是對這種剝削的關鍵的意識形態支持。這些力量將把共產主義階級結構的利益對應起來,同時,由于剝削的消除,也會降低社會和個人的成本。
  長久以來,美國反資本主義政治的悲劇就在于他們沒有從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中獲得啟示。美國左派沒有對這種把個體看作消費主體的質詢進行有效的批判。事實上,左派還加強和重復了這種質詢。它逐漸把它自己和社會主義表現為一種能為所有個體達到最高消費水平的更好的工具。它特別關注那些遭受各種歧視而不能達到平均消費水平的人。它無休止地重復著種種以“更高的工資”、“家庭工資”、“生活工資”、“最低工資”、“可比較工資”、“保證工資”等等為目標的口號和計劃。美國左派強調與資本主義作斗爭的計劃僅僅局限在一個領域——提高消費——一個資本主義能夠從容應付,從而使得左派不具有說服力和必要性的領域。
  當然,為爭取加薪而進行的斗爭如果能夠成功,的確能減少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然而工資的不斷增加最終會使充足的剩余價值不復存在,從而使資本主義企業無法生存。但是,這個極限很難在現實的工人斗爭(盡管雇主對這種結果心懷不滿)中達到。美國工人既不了解也不推動爭取工資的斗爭成為削弱資本主義階級結構而實現向共產主義和其他階級結構轉變的手段。工人很少提出自己(而不是管理者或者老板)占有企業利潤和決定如何使用企業利潤的要求。相反,工人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資以便獲得更多的消費品。這是因為他們已經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被質詢為消費的主體了。同樣,他們特別敏感于雇主所謂工資的增長會使企業不利甚至破產的威脅,因為這樣就會切斷工人消費的途徑。與之相對照的是,在大多數工人的腦海里,重新組織向非剝削的階級結構發展的想法依然是茫然的、烏托邦的和“不現實的”,而且基本不可能發生。
  讓我們以對工會運動的匆匆一瞥來對美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以及它們與消費主義的層次關系作簡要考察。消費主義者的方法——把工人的斗爭局限于獲得更高消費標準的目標——經常會受到另一種觀念的挑戰。這就是工人能夠而且應該為工作的“尊嚴”和“敬意”而斗爭。⑧消費并不是對剝削的充分補償——這一覺醒的閃光并沒有成功地融入反消費主義的工會策略中。工資的增長一次又一次地勝過(沒有簡單取代)工會與雇主斗爭的其他目標。那種工會應當適當地與資本主義剝削作斗爭的主張已經把工會的參與者和領導者推向了危險和邪惡的地位。實際上,“尊嚴”和“敬意”作為工會重要的奮斗目標,它們并不是定義為對生產的階級組織進行基礎的變革,而是定義為使弱勢的工人群體(少數民族、婦女、移民等等)融入享受不斷提高的消費水平的工人群體之中。
  當然,以上我們所討論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都有它們各自復雜的矛盾,這些矛盾反映了塑造它們結構和運作的各方面的影響。盡管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為加強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提供了支持,但它們也以其他方式破壞了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如由美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推動的消費主義對所謂的“工人減稅政策”作出了貢獻。聯邦、州和當地政府變成了不相容的遭人憎恨的機構:因為他們的稅收要求被簡單地視為對工人消費水平的威脅。工人支持那些許諾減稅的政客,即使政府的減稅計劃最后會不斷地損害工人的生活水準。這樣,一個片面的政策就產生了。如當實施減稅計劃的美國大城市削減垃圾處理服務和公立學校計劃的時候,工人掏錢去買私人商品(私立學校、繼續教育、個人垃圾處理服務等)所付出的要比他們從減稅計劃里獲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對減稅的極度關注揭示出一種強烈的消費主義政治。但是,入不敷出的政府只能削減扶持資本主義企業的各種計劃——這就是消費主義的矛盾結局。
  消費主義與促成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矛盾還體現在美國工人那種令人驚奇的承担個人債務和債務服務的自覺意愿。這種自覺意愿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和維持傳統家庭關系以及提高消費的意識形態(包括由此產生的代價)作斗爭的美國家庭已經宣告失敗。家庭功能障礙、離婚、壓力等等都和資本主義企業的各種消極方面(降低的工人生產力、曠工、酒精中毒等等)一同呈現上升趨勢。家庭所推動的主張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往往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即破壞了這種意識形態以及它們對美國資本主義提供的支持。[23]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原本應該推出一個涉及通過消費主義把家庭矛盾以及其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矛盾與資本主義階級結構聯系起來的左派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消費主義原本應該被揭示為對剝削的不適當的補償以及在許多方面對工人的破壞性的意識形態。取代消費主義的另外一種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回應——也就是變剝削的階級結構為非剝削的階級結構——原本應該成為工人可理解并支持的一種政治前景。工人政治策略轉變的一個模式來源于美國19世紀的批判奴隸制運動。他們最終把提高奴隸消費水平的要求轉化成了把奴隸作為生產組織解放出來的要求。如今,批判資本主義的運動同樣需要把要求從提高工資轉向消滅資產階級剝削。
  或許,美國左派只是在口頭上提出消滅資本主義剝削性階級結構的要求。它所強調的要提高消費水平的(經常辯解為“現實的”)策略屈從了崇尚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這里面有部分原因就是沒有從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中吸取教訓。從一般意義上說,這極度地輕視了意識形態的力量,從特殊意義上說,是低估了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對于美國資本主義的重要性。它沒有真正找出并抓住支持美國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矛盾之處作為斗爭的有利條件。在對消費主義的遷就之中,左派加強了意識形態中支持資本主義的那些方面并且使自己的許多目標無法達到,而沒有把握作為每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的政治行動的基本部分的那種反資本主義的(特指反消費主義的)價值體系的需求和必要的范圍。這種批判對于美國以外的左派同樣適用。不管怎樣,如果我們能解釋失敗的原因,我們就可能轉敗為勝。這正是阿爾都塞在1969年的法國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獲得的啟示,同樣,這也是我們今天在這里擴展這一理論獲得的啟示。
  (本文包含了共事多年的斯蒂芬·雷斯尼克提供的諸多觀點,斯蒂芬·卡倫博格和戴維·汝斯奧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①此文最初于1970年發表在法國《思想》雜志上,隨后被本·布魯斯特翻譯為英文收錄于阿爾都塞作品選集中并于1971年以《列寧與哲學》為書名在倫敦新左派書屋出版,此后被數次重印。阿爾都塞后來回應了對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的批評:Note surles AIE。(1971年,第253-267頁)
  ②阿爾都塞明確地把葛蘭西的工作作為自己的基礎。(《論再生產》,第142頁)
  ③阿爾都塞反復使用這些術語指明他認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切核心:獲取和使用(社會性地分配)由他人創造的剩余產品的經濟關系。1979年,在與這位作者的私人通信中,阿爾都塞聲稱:“馬克思主義者需要把剝削這一精確概念從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對‘生產方式’的模糊用法中解救出來。”與之相對照,在像共產主義那樣的非剝削階級結構里,生產剩余產品的工人同樣是剩余產品的集體所有者。(雷斯尼克和沃爾夫:《階級理論和歷史:資本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第一部分)
  ④阿爾都塞在這里的論證是相當精細的。他強調強制性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區別是一個重點和程度的問題。他認為,強制性國家機器主要靠暴力來運作,其次才是靠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則與之相反。阿爾都塞承認福柯所強調的權利和鎮壓結構的社會性擴散,但與福柯不同的是,他主張把權利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作為他關于資本主義再生產理論的中心。
  ⑤參見他的重要文章《矛盾與多元決定》。雷斯尼克和沃爾夫深入討論了多元決定及其作為一種新的獨特的馬克思主義因果概念構成的關系的重要性。(《知識與階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81-106頁)
  ⑥部分自傳,部分自白,以及部分馬克思主義社會心理分析。(《來日方長》)
  ⑦參見弗雷德、雷斯尼克和沃爾夫對封建階級結構的家庭的分析。(《把它全部帶回家:美國家庭的階級、性別和權力》)
  ⑧美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工會主義者經常反復批評“豬排工會主義”,并且主張擴展工會的社會目標,包括生產本身的再組織。有時候這種擴展通常以有限的方式向生產組織提出挑戰,由此在工作的問題上給工人更大的權力和權威。然而,要求把剝削的階級結構轉變為非剝削階級結構的計劃卻幾乎沒有產生。無論如何,這種擴展上的無能為力證明它們已經沉浸在由美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大多數工會——所推動的消費主義之中了。
學術研究廣州42~49B1哲學原理理查德·D·沃爾夫20082008
消費主義/意識形態/阿爾都塞/美國左派
阿爾都塞倡導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已經擴展到肯定和支持作為美國資本主義的特殊意識形態的消費主義這一獨特角色上。事實證明,工人消費水平的提升所起的有效作用只不過是補償(從而承認)了他們所受的不斷加深的剝削及其負面社會影響。而這種補償要獲得成功就需要工人信奉一種強調消費重要性的意識形態——消費主義;美國左派(在工會、黨和運動中)的缺點就在于認可了這種消費主義,而不是在反資本主義的政治結構下破壞它。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42~49B1哲學原理理查德·D·沃爾夫20082008
消費主義/意識形態/阿爾都塞/美國左派
2013-09-10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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