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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何學 所用何用——略論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問題
所學何學 所用何用——略論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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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以致用”是個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古老的命題,在科技文化高度發達的后工業社會重新提出來,顯見是其矛盾非但未解決,反而愈發突出了。
  從歷史上看,“學以致用”常是與所謂的“知識分子”相關的,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整日掙扎于緊迫的生存需要之中,大抵不存在那問題,而“知識分子”又是個語義極含混的概念,其內涵外延上限下限都很難廓清。因而我們為免除糾纏于定義的羈絆,不妨避繁就簡、毋寧說所謂“知識分子”不過是采取那種特定的方式生活、特定的模式思維、特定的觀念處世的一群人。
  中國最古的“知識分子”實源于上古的“巫”。這一類人仗著腦筋活絡,領先眾人一步成為担負溝通天人及其他諸多社會功能的混合體,人數極少,因少而貴,舉凡求神主祭,送往迎來,求生問死,治人醫畜乃至記史著作,皆由其統吃,因而地位極尊,故此不存在其所學“有用”與“無用”的問題,而是這位爺高興不高興為人所用,完全的賣方市場。至后來奴隸社會晚期,巫們分化了,其中一支流為現今所謂的“知識分子”,但在春秋之際,這些“知識分子”的“學”、“用”矛盾也不很突出,首先他們自己并不以為“高人一等”,并不十分鄙薄除讀書之外的其他行業,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不過是后世腐儒們的思想,與原裝的孔夫子們無關,孔夫子主張“有教無類”,其弟子中不乏各類功能性極強的實用型人才,其自身亦常存“待賈而沽”的“用世”念頭,否則便無以解釋其惶惶如喪家之犬般奔走于各國之間的行為。他對弟子的培養,很在乎其在社會事務中的能力,《論語》記:他評述諸弟子時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又說子路“可使治賦”(搞經濟)冉有“可使為宰”(輔政)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搞公關),皆能“為千乘之國”服務。可見孔子并不想把弟子們都培養成只會讀書的呆子,即如孔子自己,也不免有開辟“第二職業”的想頭。《論語·子罕》記,孔子在回答“達巷”鄰居們對其“無所成名”之技時,即表示,他愿去“執御”(趕馬車)。放在今天,他可以毫不面軟地去開“面的”,以補充“十條干肉”的月薪之不足。
  更有說服力的,當是百家中與儒家齊名的墨家,更是以“用世”為己任,其門徒中,多有下層勞動民眾,其濟世救民之熱情,堪可與今天的“志愿者行動”、“綠色和平組織”相媲美。古書上說“墨突不黔”,是說他們忙得連做飯的功夫都沒有,連自家的煙囪都熏不黑。
  古時的“知識分子”們不担心所學無所用,首先在于其所學于社會確實有用,其次那時知識不普及,知識分子缺貨,所以不愁沒用。再則封建社會生產力及文化發展緩慢,哪像今天這樣“知識爆炸”,一年幾個章程,所以那時當真是知識分子的黃金年代。中國古代第一個平民皇帝劉邦,出身流氓,最早追隨其起事的功臣中,多有檔次不高者。開國立朝后,這幫有功的無賴們不識禮儀,依然舊時嘴臉,朝堂宴飲,喝多了不免撒酒瘋脫褲子,拔劍砍柱,大叫大鬧,皇帝劉三雖覺得有些不對,但又不知問題出在哪兒,只得由得老兄弟們胡來。后來有大知識分子叔孫通引一幫小知識分子為其制訂了朝儀,為百官立了規矩,使之進退趨避有禮有矩,演練之后,劉邦大大開心,慨嘆至此方知帝王之尊貴。于是知識分子們從此鴻運大開,他們的高帽不再被當尿壺。孔夫子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才被請進孔廟,有了冷豬頭可吃。
  然而也正是自漢代知識分子走運始,方慣出了他們流布至今的臭毛病。他們開始自尊自大、自嬌自賤、鄙薄異類,不屑技能,至隋唐科舉產生,知識分子更以讀書為一步登天之捷徑。清雅高蹈如李白,也并不能如其詩中所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終于屢次廁身權門為幕,竟至于“站錯了隊”,險遭殺身之禍。如所有知識分子一樣,李謫仙亦不會滿足于讀書寫字、諷風弄月的文士生涯。“天生我才必有用”。到俗世來攪渾水,李先生也“開心顏”著呢!
  科舉成為知識分子的唯一進身之途后,當然也擢升出許多有用的棟梁之才。但同時也造就出了更多只知八股、不諳世情的腐儒、廢物。一些原本素質就不高的讀書人,十年寒窗、幾番文戰,早已耗盡了他們那原來就不多的些許靈光豪氣,一朝功成名就,一門心思只想如何把書本兌成黃金之屋,如玉紅顏,早已不愿為世所用甚而根本于世無用了。首先他們沒有了生存的緊迫感,吃飯不發愁。如“范進中舉”,剛還在叫賣家中的報曉的雞,轉眼間“高中”了,便有張鄉紳們來攀世兄,認同年,便有送田產,送店房的,有主動跑來當碎催打雜幫閑的,于是范老爺除了與一幫同年們去招搖撞騙,打秋風,混吃喝,當真一無所用了。封建社會賦予知識分子的特權,養成了知識分子居高臨下的心理優勢和華而不實、大而無當的處世觀念。其遺毒流布至今,令許多驕惰投機之徒以為只要擠入這個群體,那么無須再怎樣努力,便會與眾不同,高人一等了,從而在社會稍給予一些冷遇后,心理上便愈發加倍地不平衡了。
  處于歷史轉折期的文化人是喜憂參半的。一方面他們失去了舊有的價值優勢。另一方面發展的社會生活又為他們提供了許多創造新的事物及建構新的價值體系的機會。大的社會動蕩與轉折對于一部分文化人或許是楣運當頭。但對整個文化史的發展卻未嘗不是好事。舊有的東西被破壞了,必然會有新的東西產生出來,這新東西較之消亡的舊東西更燦爛、更鮮活、更富有生命力。元蒙初立國于中原時,五十年內未開科考,令以往以科舉為惟一進身途徑的漢族知識分子喪失了特權。但同時令如關漢卿一班有氣節,有才華的知識分子轉入下層,與演藝界合流,共同創造出有元一代雜劇藝術的黃金時代。清朝初年,屢興文字獄,文人們不能依原有的觀念做文章了,于是諸多文人潛心于故紙堆,遠離塵世,不意竟開創了清代國學大興的局面,影響至民初不絕。這些都證明,歷史的轉折期是一柄雙鋒寶劍,既有破壞的一面又有創造的一面。舊學消亡,新學更生,舊用不再,新用復來,只要有學,不愁無用。
  在現時代,中國社會傳統的道德模式與價值觀念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轉變令我們距離外面的世界更近了,這種轉變帶來的現代商品社會的熱風有力地吹拂著兩千余年封建社會在中國人身上滋生依賴性極強的惰性,令久違的生存的意識重新激動著這個古國。在這種突變與轉折中,一向自詡“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而又樂于言而惰于行的知識分子階層,可惜并未走在前面成為主流,反而有種墜后甚而被時代推著走的感覺。尤其在出了“餡餅教授”之類后,“喊冤叫屈”更似乎成了“知識分子”們生存的旋律,年年吁請“上面”重視“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然而“知識分子”不能永遠是襁褓中的嬰兒,非讓人喂著而不能自力求存。我們當然認為知識分子是人類中最優秀的一群。既是如此,你就該以行動來證實自己非凡的生存與創造能力,證實自己的確有超乎常人的遠見卓識。倘若幾番掙扎后,您不過“技止此耳”,非賣餡餅、看廁所而不能自救圖存,那樣便活該你受窮了。這樣的“所學”,“無用”也罷。這樣的人的喊冤叫屈,不聽也罷。
  總而言之,正像我們明白了“越窮越革命”的荒唐一樣,“知識分子”的身份特征也絕不就是“安貧樂道”。當緊的是要找準并擺正我們在這個新社會生存與發展的位置。
  
  
  
北京青年報5004D4中國政治趙秋立19951995 作者:北京青年報5004D4中國政治趙秋立19951995
2013-09-10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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