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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中國科學社
抗戰時期的中國科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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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4474(2006)06-0101-05
  作為民國時期影響最大的綜合性民間團體,中國科學社的成長歷程帶有一定的典型性。自成立之日起,中國科學社一直積極致力于科學宣傳與普及、科學體制化的探索。受其影響,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各專門學會陸續成立,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現代學科得以建構,中國科學的體制化漸趨形成。中國科學社的成功探索在中國科學史乃至世界學會史上都具有一定的開創意義。近年來,對中國科學社的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1]但也存在一個問題,學者們對中國科學社的研究多停留在抗戰前,對抗戰爆發后的中國科學社缺乏細致而深入的研究。筆者以為,抗戰期間中國科學社內遷西部,在西南一隅掙扎求存,其發展狀況也值得全面探究。考察抗戰時期的中國科學社,一方面可以洞悉中國科學社的發展全貌,推進民國科學社團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另一方面,通過展示中國科學社艱難的奮斗歷程,解析其事業成敗的經驗教訓,可為今天我國的科學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與教訓。
  一
  抗戰前夕,中國的科學研究機構林立,科學文化事業蒸蒸日上。抗戰的爆發,打斷了中國科學的發展進程。繼占領東三省之后,日軍擴大其侵略范圍,矛頭直指華北、平津。許多大學、研究所、圖書館以及其他文化機關被迫遷移至內地,余下者“十之七八均被毀于敵人之飛機大炮,其幸而孑遺者,則又遷流轉徙,損失綦重……”[2]上海、南京淪陷后,中國科學社在上海的社所和圖書館因在法租界內而幸免于難,位于南京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卻遭到一場浩劫,1938年1月和11月,三幢研究樓相繼被焚毀,未及轉移的標本資料被日軍搶劫一空,幸而所內的重要圖書資料由竺可楨等社員中轉多次運至四川重慶北碚。由于人員的顛沛流離和一些城市的相繼淪陷,中國科學社在各地的正常活動幾乎中斷。
  戰爭爆發后,中國科學社主辦的《科學》月刊處境艱難。因稿源瀕臨中斷,該刊自第21卷第9期起改為雙月刊。編輯們除在國內征稿外,積極發函向海外的科學社社友征求稿件。從1939年第23卷起《科學》恢復為月刊,由于印刷費用不斷上漲,自第10期開始改印報紙,“而成本較之道林紙,有過之無不及。”[3]編輯部不得不于1940年將《科學》定價提高,后又減少篇幅,文字一律使用新五號字,并縮小圖表。對于稿件的選擇“著重于有時間性及地域性之應用論著,俾于抗建大業,有所裨益。”[4]《科學》的稿件理應由分散于各地的編輯分別審閱,但戰爭爆發后道路受阻,《科學》不能寄至內地,上海的科學社社員楊孝述、范會國、韓祖康、徐淵摩等主動承担編輯之責。當時許多科學刊物因人力、財力支絀被迫停刊,《科學》的編輯們意識到,《科學》停刊“以致莘莘學子,平日所恃為知識資糧者,一旦中斷,其為打擊,與所受影響,更非物質損失,所可比擬”,故竭盡全力予以維持。《科學》自1939年起接受金叔初的建議,開辟“民族衛生”欄,專載淺近科學文字,介紹生理、衛生、營養理論,“期于國民身體,民族健康,有所改進”。同時減少“科學專著”,增加新聞、圖書介紹,除評述最新出版專書外,匯錄中外雜志文獻,“俾一般讀者之未能獲閱外國新書報者,可以窺見所發表論文之一斑。”[5]
  戰爭期間,西方期刊因海運困難不能經常寄到,加之科學家分散到內地,聯絡困難,致使《科學畫報》的稿源大幅度減少。從1937年10月起,《科學畫報》改為月刊,全年篇幅減少1/2。1939年下半年起,每期增加到60頁,但全年篇幅仍較戰前減少了1/4。自1941年下半年第8卷起,又改為18開本、80頁。盡管如此,該刊所載內容仍涵蓋生物學、氣象學、地學、物理學、化學工業諸領域。與此同時,還及時登載了一些與戰事有關的文章,如《科學能阻止空襲乎?》、《現代戰爭非科學之罪》、《科學與戰爭》等。其內容大致分為兩類:(1)闡明科學與戰爭的關系。指明現代戰爭中科學至上,處處需要科學知識;同時也強調,戰爭非科學之過,號召人們積極地、科學地參戰;(2)結合戰事,介紹現代戰爭與國防的科學知識及新發明、新知識,戰時需要的衛生知識,用科學知識武裝了人們的頭腦,以間接的方式支持了抗戰。[6]
  生物研究所被毀后,所長秉志痛心之余,只身赴滬,在中國科學社明復圖書館重建研究室,二樓設生物實驗室,三樓設標本室,屋頂設動物養殖場,自己則在叔初貝殼圖書室研究不輟。[7]戰爭期間,明復圖書館閱覽人數陡增,自1937年冬至1940年6月共發出新閱覽證428張,其中以大同大學、交通大學學生最多,滬江大學、東吳大學次之,此外還有各工廠、藥廠的技術人員。三年里閱讀者每日平均25人,星期六日多達四五十人,坐無隙地。[8]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為日軍占領,科學社總部被迫停止活動。1942年1月,日軍闖入科學社社所進行搜查,將圖書館歷年珍藏的各種中文雜志全部搶走,并圖謀劫取館內的貝殼學雜志等珍貴書刊,由于楊孝述、劉咸等社員據理力爭,才得以保全。劉咸也屢次被日本憲兵司令部傳訊。在這種形勢下,《科學》自第25卷后被迫停刊。《科學畫報》每期也由80頁減至68頁,再減為52頁,印刷紙張由原來的道林紙改為白報紙。1942年3月,科學社總部和《科學》編輯部遷往重慶。
  二
  中國科學社入川后,克服不利因素,重整旗鼓。《科學》編輯部內遷后,曾因經費和印刷條件等困難一度未能正常出版。科學社總干事盧于道與中國文化服務社主持人劉百閔過從甚密,由他主編《科學》兩年。1943年冬,在重慶召開的科學社理事會上,一致推舉張孟聞為《科學》總編輯。次年,組成了《科學》臨時編纂委員會,并重新建立起《科學》月刊的通訊網絡和編輯組織。
  生物研究所1937年內遷重慶北碚后,條件十分艱苦,許多研究人員不得不靠給中學兼課以維持基本生活,又常遭受空襲的威脅。他們借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部分房屋繼續開展工作,生物研究所入川后所進行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生物調查與采集
  生物研究所積極從事川、康、滇、黔四省的生物調查。1940年夏,所員曲桂齡、姚仲吾由康定至泰寧,西越大炮山至丹巴一帶采集標本,然后經旄牛向南回康定,歷時5個月之久,共采得標本1100號,計5000枚。次年春,又在華聱山等處進行了小規模采集。生物研究所還根據實際需要調查了大量的森林植物及藥用植物。
  2.研究工作
  (1)實用科學與經濟方面的研究。此項工作從1938年開始。植物方面,生物研究所組織人員編纂《中國森林圖志》和《中國藥用植物圖志》,各出版了第一卷后,又開始編輯《中國野生食用植物圖志》。楊銜晉的川康樟科植物研究、曲桂齡的四川莎草科青莞屬植物研究、孫雄才的唇形科植物研究、裴鑒的川康接骨木研究,成果發表在研究叢刊植物欄上。另有研究論文多篇,收入了植物研究論文集。動物方面,生物研究所主要研究大腦的構造與功用、食物營養與生理作用、農作物蔬菜及森林植物之蟲害、蚯蚓與土壤等。其中秉志、盧于道及周蔚成的神經學研究,張真衡對神經生理的研究,黃似馨對四川特產大熊貓大腦與靈長類大腦的比較研究,苗久硼的森林昆蟲研究,倪達書的原生動物研究,研究結果均刊入動物研究論文集。在食用魚類、家畜及人體內寄生原生動物的研究等方面,生物研究所也取得了重大進展。
  (2)生理學與生物化學研究。生理學方面,生物研究所致力于研究神經系統的細胞學、新陳代謝及其他功用以及大腦皮功用、神經肌肉作用等問題。生物化學方面,生物研究所側重對中國食料的分析、食物營養價值等問題的研究。
  3.合作與輔助研究
  生物研究所和貿易委員會合作,進行油桐害蟲調查及其生活史的研究。還為資源委員會調查適于發展畜牧業的草原,為經濟部調查各處的森林狀況和造紙原料,為南川研究竹筍退化原因,為中華自然科學社調查西康至云南昆明的森林狀況,輔助江西省經濟委員會調查水產,輔助四川建設廳調查適于作鐵道枕木的森林,[9]等等。
  4.普及推廣工作
  生物研究所重視普及生物科學知識,方式有四種:(1)聯絡當地生物學者組織生物學專題討論會,每月有2次或2次以上的聚會。每次報告之后,都要進行熱烈的討論;(2)以婦孺讀物、通俗生理衛生論文介紹營養問題、兩性問題、中央神經系統、眼睛及內分泌等科學常識;(3)編著中學生物學補充教材。到1941年春,已完成的有鐘豐榮的《生物學發展史》、濮燏的《原生質》;(4)生物研究所常年對外開放,歡迎各地生物學教員在規定時間來所參觀學習,為其提供標本圖表;并搜集適合初中用的材料,編成動物學教本。此外,生物研究所設立實驗材料供應部,供應剝制和浸制的標本以及胚胎學、組織學切片。
  抗戰爆發后,中國科學社設立的“高(君韋)女士紀念獎金”的評選被迫中斷,直到1939年8月才得以恢復,該年的征文范圍為數學研究論文,熊慶來、姜立夫、江澤涵為征求委員,姜立夫担任委員會主任。1940年7月,獲獎論文揭曉。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助教閩嗣鶴的《相合式解數之漸進公式及應用此理以討論奇異級數》、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三年級學生王憲鐘的《線叢群下之微分幾何學》兩篇論文當選,獎金由二人平分。其中,閩嗣鶴的論文已涉及當時解析數論的核心,得到了完整的均值估計,并對“相合式”的解數推得漸進公式,比著名的莫德爾(L. J. Mordell)估計所能推得的任何漸進公式都略勝一籌,而且在多項式華林(Waring)問題上還有重要應用。王憲鐘的論文直接引用了著名數學家嘉當(H. Cartan)的近期研究成果,彌補了國際數學界的一個缺陷。[10]1940年,中國科學社理事會一致通過決議,設立“中國科學社何吟莒教授物理學紀念獎金”。該項獎金由蔡賓牟等社友捐贈,是為紀念1939年去世的物理學家何育杰(字吟莒)而設。獎金100元,每年征文一次,題目范圍限于物理學,對象為國內研究機關或專門以上學校數理系高年級學生、研究生、助教。最終,燕京大學物理系助教馬振玉以《單晶鋁銑之制備及其均勻熱雷效應之研究》一文獲獎。中國科學社所推行的科學獎勵機制,有利于發現青年科學人才,培養其科學研究的興趣。
  抗戰的爆發,使準備就緒的中國科學社第22屆年會被迫推遲到1940年。此次年會在昆明召開,中國科學社、中國天文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數學會、新中國農學會等6個團體參加,出席大會的會員有180人,共提交論文115篇,分組進行宣讀。年會期間舉行了四次公開演講,講題涉及西南諸省的農業生產、礦產開采等問題,[11]均致力于為當地經濟的發展出謀劃策。1944年11月4日,中國科學社與新中國數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生理學會、中國遺傳學會、中國心理學會、中國營養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地理教育學會、中國牙醫學會、中國藥學會等11個團體在成都召開聯合年會暨中國科學社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年會修改了社章,將董事會改為監事會,由9人組成;理事26人,合干事共27人,任期3年,每年改選1/3。年會上共宣讀論文167篇,還具體討論了“科學與四川建設”、“科學與社會”、“科學教育”等問題。昆明、湄潭、北碚等地的中國科學社社員也于10~11月間聯合有關科學團體舉行了紀念活動和聯合年會。其中,遵義地區社友會于10月25日在湄潭文廟大成殿——浙江大學學生膳廳舉行。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劍橋大學生物學教授、英國駐華文化科學代表團團長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以中國科學社名譽社員身份出席。大會由胡剛復主持,竺可楨報告了科學社的歷史及社務。李約瑟致辭,表達了加強中西學術合作的意愿。錢寶琮作了“中國古代數學發展之特點”的學術演講,李約瑟夫人李大斐作了“肌肉運動之生理化學機構”的演講,聽眾云集。[12]幾次年會在西部的舉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學在西部的傳播;同時也表明,即使在戰爭的艱難歲月里,科學家們仍能堅持科學研究,通力合作以推進學術交流。
  借此年會之機,中國科學社扶持成立了西部各地的社友會。1938年7月,昆明社友會成立,選舉熊慶來為會長,何魯為書記,嚴濟慈為會計。1940年11月,在四川北碚又誕生了北碚社友會。1943年2月17日,湄潭社友會成立,胡剛復當選會長,張孟聞為書記,錢寶琮為會計。同年10月31日,夏壩社友會成立,林一民當選會長,王述綱為書記兼會計,等等。這些社友會在吸納新社員、傳播科學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中國科學社在西南地區所開展的科學活動,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地封閉、落后的傳統觀念,科學的種子開始萌芽,為日后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投降書上簽字。10月,中國科學社總部和《科學》編輯部遷回上海。中國科學社從困境中解脫出來,進入了戰后的恢復時期。對中國科學社來說,八年抗戰是一次重大浩劫,更是一次嚴峻考驗。
  首先,戰爭檢驗了中國科學社社員的意志品質。戰爭爆發后,社員們不得不為自家的安危、生計而四處奔波。一些社員隨波逐流,放棄了遠大的理想和奮斗目標。個別社員甚至變節投敵,蛻變為反動勢力的幫兇。但多數社員能夠不畏艱難,百折不回,如與中國科學社一生相守的任鴻雋、秉志等。戰爭期間,秉志為躲避日軍的騷擾,改名翟際潛,化名驥千、伏櫪,多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揭露日軍侵略暴行。在國家遭受浩劫之際,社員周美權捐助算學圖書基金6千元,現金1千元,并命其子周煒良選購歐美最新算學名著一并奉上。“此種精神,實堪敬佩,其影響所及,將使國人聞風繼起,有俾于吾國整個學術界之前途,定匪淺鮮也。”[13]
  其次,中國科學社在西部度過難關,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科學家、社會學家默頓(R.K.Merton)指出:“科學,像所有大規模活動一樣,涉及到許多人的持續互動,如果它想有任何系統的發展,首先必須得到社會的贊助。”[14]內遷四川后,中國科學社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基會)、中英庚款委員會及貿易委員會的資助。僅在1940年,中基會、中英庚款委員會就分別補助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5萬元、1萬元。當地政要劉湘、實業家盧作孚等也慷慨解囊,為中國科學社提供資金和研究設施上的支持。他們還利用自己較高的社會威望和影響力、廣闊的社會網絡為中國科學社創造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再次,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意識不斷增強。抗戰期間,中國科學社積極參加國際學術交流,如派胡適出席在美國費城召開的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學會年會,派趙元任參加第六屆太平洋國際學術會議等。1943~1944年,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資助和英國生產部的支持,李約瑟博士出任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和英國駐華科學考察團團長,并在重慶組建中英科學合作館。來華之后,李約瑟在云南、貴州、四川參觀了許多學術單位,接觸到上千位學術界著名人士。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李約瑟給中國科學社供應了當時中國所缺乏的新刊圖書,并從印度代購了科學社急需的儀器和化學藥劑。經他努力,抗戰期間的中國科學研究成果遠播國外。[15]作為國際交流與合作的使者,李約瑟的中國之行給中國科學社社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社員們紛紛撰文,呼吁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任鴻雋發表于1944年1月《科學》上的《國際科學合作的先決條件》一文頗具代表性。文章指出:“科學是有國際性的。……一方面是說科學是人類智慧的公共產品。科學智識應該公開出來為全人類謀幸福,不應由少數國家或少數人據為獨得之秘,阻礙人類的進步。另一方面,科學的本身,須靠了國際間的合作方能得到迅速的發展。”在他看來,國際科學合作的先決條件:第一,必須要有與人并駕齊驅的科學;第二,增加并充實科學研究的機關,這樣,在進行國際合作時就不會群龍無首、缺乏領導機構了。[16]同年3月19日,重慶及沙磁區社友召開社友會,會議明確提出:“為使我國科學家之貢獻能傳播于國際學術界,并使國外科學成就能供吾人借鏡計,本社應以國際科學合作為主要工作之一”。[17]可見,中國科學社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意識正日益加強。
  最后,經此戰爭的考驗,中國科學社社員們的覺悟得以提高,“對于其周遭的社會已有其正確的認識,而對于科學與社會條件的緊密關聯,也漸增的了解著。這顯然是八年來的一件良好的成就,這成就將決定了中國未來科學工作的新的動向。”[18]戰后的中國科學社在進行科學宣傳和科學研究的同時,積極致力于科學界的大聯合。早在1943年,《科學》月刊即專門刊載了《中國科學研究的方向問題》一文,指出了今后中國科學社致力的主要方向:(1)科學研究要顧慮到社會意義;(2)要顧慮到社會意義,必須理論與實踐聯系;(3)不超越社會現實,應當走現實性路線而擺脫學院性路線。[19]1945年初,中國科學社與中華自然科學社、中華醫學會和中國工程師學會籌備成立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7月1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在重慶正式成立。次年12月,中國科學社又與中華自然科學社在南京發起成立中國科學促進會,以“普及科學知識,提倡科學研究,以促進人民生活科學化”為宗旨,等等。不難看出,中國科學社早年“超脫”于政治與社會的立場至此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完成了從書生意氣的“學院式”路線向現實性路線的轉變,這也預示著中國科學社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收稿日期]2005-04-15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成都101~105N1科技管理范鐵權20072007
抗日戰爭/中國科學社/西部/轉變
抗日戰爭的爆發,打斷了中國科學的發展進程,包括中國科學社在內的諸科學團體、學術機構被迫向大后方遷移,備嘗顛簸勞頓之苦。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中國科學社社員們因陋就簡,繼續開展工作,為中國西部地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經此戰爭的考驗,廣大社員的覺悟得以提高,社團自身也由書生意氣的“學院式”路線,完成了向現實性路線的轉變。
作者: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成都101~105N1科技管理范鐵權20072007
抗日戰爭/中國科學社/西部/轉變
2013-09-10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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