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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面上看,文體的確立,敘事方式的運用似乎僅僅是一個修辭學的話題。小說家為了有 效、準確地表述他的意圖,必須對以往的敘事方式與技巧有一個大致了解,以便在寫作中加 以選擇。當然,在更多的情況下,他也會對以往的敘事資源加以綜合、整理乃至創新,使形 式或文體與他所要表述的意圖相適應。這樣一來,作家的寫作過程似乎就被抽象為兩個簡單 的命題:意圖和表述。在今天,盡管仍有人習慣于把意圖與表述、形式與內容完全割裂開來 加以考察,但這樣的批評或研究方式畢竟越來越少了。在意圖與表述方式之間發現并建立某 種聯系從而對文本加以分析,成為許多學者的共識。當有人在說,形式就是內容的時候,我 想他們也許只是想說明存在文學創作中的一個簡單的事實:有什么形式的意圖,就會有什么 形式的表述方式,反之亦然。
  然而,在作家的創造過程中,意圖是怎樣與表述方式建立聯系,這種聯系通常又會受到哪 些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我覺得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我看來,一個作家所用的文體與 形式,通常是作家與他所面對的現實之間關系的一個隱喻或象征。首先,文體當然會受到時 代的總體特征的影響。一般來說,社會形態的巨變往往是作家創造新的敘事文體的重要契機 ,文學史的發展與演變實際上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眾所周知,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在本世紀初對小說的敘事方式進行了巨大的變革。 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喬伊斯的這一變革本身帶有強烈的修辭學目的。因為在他看來,小說這 一傳統的講述故事的方式正受到了其他藝術種類(比如說電影)的挑戰,當都柏林開設了第一 家電影院之后,他即敏感地意識到,“講故事”不再是小說的專利,在某些方面,電影可以 做得更好,他不得不去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是小說自身的特殊的規定性?同樣作為一種 講故事的方式,小說與電影相比有哪些優勢。他的結論是,小說存在的最為重要的理由,除 了故事本身的意義之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那就是小說的語言所具有的激發讀者想象的 力量。電影講述故事的直觀性是小說不能比擬的,但小說語言作用于人的恰恰不是這種直觀 性,而是通過話語的中介引發讀者的想象。所以,喬伊斯拋棄傳統的講故事的方式,把故事 進行分割之后再加以組合,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不過,在我看來,這一理由能夠成立,社會總體的意識形態的變化的因素也不能忽略。首 先是哲學、心理學,尤其是精神分析學說的發展為他的“心理意識”小說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其次,喬伊斯本人的價值觀、道德觀和哲學態度也對他的“形式革命”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與《尤利西斯》的敘事時空的紊亂相適應的,是喬伊斯本人哲學觀點的紊亂與幻滅感,在 喬伊斯眼中,社會形態本身的有序和嚴整只不過是一個假象,其背后的實質是一幅亂七八糟 的“圖案”或隨意堆放在一起的積木,排列的順序并沒有多少合理性可言。傳統的道德倫理 構架在作家意識中早已崩塌。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喬伊斯的悲觀主義也對這一“認識”推波助瀾。他認為人類本身掙扎 、抗爭、進步本身就是一個意義晦澀的夢魘,世界就是混亂的投影。比如說,他覺得“國家 ”這個觀念是十分可疑的,當有人問他為什么不去服役上前線,為愛爾蘭做些什么的時候, 喬伊斯反問道:“你為什么不問我,愛爾蘭可以為我做點什么呢?”
  從哲學態度上說,喬伊斯也認為作家應有自己的人格和獨立見解,只不過這種見解與人格 必須通過所謂“凈化”過程達到非人格化,最終讓作者的聲音在小說中消失得無影無蹤。與 其說這一觀點來之于柏拉圖、托馬斯·阿奎那的啟示,還不如說是喬伊斯本人的“發明”, 而這一發明本身也恰如其分地證明了作家與現實若即若離的寫作姿態。這一點在他早期的《 都柏林人》中即有所表露,到了《尤利西斯》就讓人一目了然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一個例子。他的《罪與罚》、《白癡》和《卡拉瑪佐夫兄弟》等偉大 的小說都采用了“復調”的形式。這種敘事方式在當時的俄國乃至文學界都是破天荒的創舉 。作者既沒有直接在作品中表述自己的觀點,也不是通過敘事代言人來表述作家個人的立場 ;而是把各個不同人物的聲音視為同等重要的因素,讓它們在作品中互相對話,這樣一來, 作者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反而變得模糊不清了。從修辭學的角度來看,這一敘事方式和文體或 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獨創,但同時它也是社會意識形態和現實關系的直接反映。在當時的 俄國社會激烈的動蕩孕育出了不同的政治團體,也出現了與各個黨派、團體利益相關的各種 社會改革方案——既有民粹主義,也有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也有很大的市場;既有貴族、 地主、破落的小資產階級、高利貸者、法官和躊躇滿志的大學生,也有潦倒的官員、妓女和 各種既得利益者。他們有著不同的社會地位、宗教信仰、政治背景、倫理和價值觀念。陀思 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一個小酒店即可以成為這些不同聲音喧嚷不息的共鳴器。問題是,在陀思 妥耶夫斯基看來每一個聲音的背后都有著不同的集團利益和意識類型,每一個聲音都打下了 特殊階層的烙印,因而它們都具有某種合理性,都不應當被忽略。
  像列夫·托爾斯泰那樣,通過歸納和概括,通過某種典型人物或世界來表達一般社會狀況 的方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接受的。但他的出發點與托爾斯泰沒有什么兩樣——都是為 了表現現實生活所隱含的真實。當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沒有什么 恒定的宗教、哲學觀念和道德倫理立場,他是不相信那種占統治地位的絕對聲音。他認為任 何一種觀念的意義都是在對話中確立起來的,它只有保存在某種矛盾體的溶液中,才能維持 其基本活力。他的這一敘事理念后來也影響卡夫卡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但卡夫卡并沒有照 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既定模式,他獨特的“寓言式”敘事方式的產生,也受到了他所面對的 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的雙重制約。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廢名、沈從文、汪曾祺通常被視為現代抒情小說的三個代表人物。 他們之間也的確存在著許多重要的聯系,廢名的敘事方式曾影響到了沈從文,汪曾祺則一直 把沈從文看成是自己文學上的領路人。但是我們并不能簡單的把他們歸入“抒情小說”這個 觀念體系中而無視他們之間的重要區別。在我看來,他們三個人的寫作都不同程度的繼承了 中國傳統敘事的詩性資源,敘事風格也有相似或共通之處,但敘事文體上的區別恰恰反映了 他們意識形態觀念上的巨大差異。
  三人之中,廢名的文體最晦澀艱深,不僅一般的讀者視為畏途,就連專門的研究者也常常 為之大傷腦筋。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廢名是一個詩人,他是用詩人的方式去寫小說的。他 很早的時候即流露出對現實生活的厭倦,或者說對隱逸生活的向往。他個人的社會交往十分 簡單,經歷也不豐富,喜歡靜思、玄想,后期好佛,但并不是從信仰的角度介入,而是將它 視為一種生活美學,希望將儒、道、佛和馬克思主義熔于一爐(從他對佛經的解讀來看,顯 然帶有強烈的個人想象)。廢名的思想觀念和人生經歷對于他文體的形成關系重大。首先, 厭世、尚玄、好道、喜靜的人生態度(加上詩人的想象力)使他的小說文體注重物理的參悟和 幽思,不太在意對現實生活的再現和故事的豐富性。廢名文體奇崛深奧的特點與他對讀者的 想象也有很大的關系。他所設定的讀者是與自己聲氣相通、趣味相投的詩人,同時又把典故 的運用看成是詩人的首要條件,其文體的晦澀就不難理解了。另外,社會經驗的缺乏使他的 題材十分狹窄,這也迫使他充分重視“省悟”和“想象”的功能、“意識”的縱深感以及“ 感覺”上的細微變化,這也對廢名文體和敘事的風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與廢名相比,沈從文的小說無疑更具有傳奇性,題材上也要寬泛得多,文化視野也開闊得 多。這固然與他豐富的閱歷不可分割,但同時也與苗民的身份與文化立場有關。沈從文的小 說盡管具有田園牧歌或抒情性,但他有相當多的作品都直接表達了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 即便是《長河》這樣的小說也不例外)。他用一個“鄉下人”的視角來看待城市、軍隊、文化 人,其固有的文化觀念與現實的沖突就不可避免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沈從文對現實政治 的批判,其矛頭所向多半是“知識”和“知識分子”,以及更為重要的城市秩序和意識形態 (在這一點上,他與廢名頗有共通之處)。由于這個“鄉下人”十分固執,在他的游歷與城市 生活中,幾乎沒有什么事件和場景能夠讓他感到安適,或者說沒有什么現實事物不能夠與他 童年的文化記憶構成對立面。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沈從文對如此之多的文化現象和日常生 活片斷予以了深切的關注。我認為沈從文與廢名的小說盡管同屬于抒情小說的傳統,但抒情 性的內涵卻是很不一樣的。從文體上來說,由于沈從文對“體制”和“文法”的懷疑,我們 無法想象他會在敘事上循規蹈矩,遵從既有的模式。沈從文自己就曾說過,寧肯在文法外死 亡,不在文法內成功。沈從文的小說與中國傳統的散文、紀事、傳奇有著重要的關系,但從 文體上來說,也許只有六朝散文的自由無拘可與之相提并論。沈從文的溫柔慈讓中有著天真 的執拗與火氣;抒情中透出無法抑制的憤怒與憂傷;敘事中有著真正的自由與不羈。他的 墓志銘中有“不折不從”四字,我以為很能說明他的為人與文風。沈從文一直自稱是一個“ 鄉下人”,事實恐怕也是如此。恰恰是這樣一個身份的自我認定,能夠有效地說明他的意圖 與表述之間的微妙關系。
  相對而言,汪曾祺的小說可以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文人小說。從表面上來說,他似乎是廢 名和沈從文的綜合體,而實際上與兩人都沒什么關系。他的小說更像宋、明時期的文人小品 ,他自稱酷愛歸震川,也不是無緣無故的。汪曾祺既沒有廢名的偏執,也沒有沈從文的火氣 ,而是處處顯示出對虛構、想象、記憶中閑適生活的向往與自足。他寫得最好的幾篇小說, 如《受戒》、《大淖記事》、《陳小手》等莫不如此。
  我無意給他們三人的文學成就分出高下,只是想說明以下一個問題。我覺得三人之中,沈 從文最不講究文法。說他是渾然天成也不為過,像《湘行散記》這樣的作品堪稱五四以來敘 事文學不可多得的經典;相反汪曾祺最講究文法,外表上語言的行云流水和漫不經心掩藏著 極深的機巧;倒是廢名介乎他們二人之間——早期不講究,中期講究的過了頭,晚期還是不 講究。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一個“敘事”問題,還不如說是一個意識形態問 題。
  
  
  
當代作家評論沈陽8~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格非20022002小說文體筆談 作者:當代作家評論沈陽8~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格非20022002小說文體筆談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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