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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
文化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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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結束以后,文化因素在國際政治理論和國際關系研究領域日益彰顯,其中特別典型的是哈佛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注:參見〔美〕S·P·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當然,關于“文明范式”存在許多爭議,但它至少說明了一個現實,即:現代社會的發展強化了各民族國家尤其是非西方社會的“文化尋根意識”,而這種意識將激發文化層面的民族主義。
  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強調“歐洲個性”、李光耀和馬哈蒂爾力陳“亞洲價值觀”等等現象已經強烈地預示著,經濟全球化與文化民族主義的并存將是21世紀人類社會的一大特征,因此,我們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文化民族主義。筆者曾經描述過原生形態的文化民族主義理論,(注:參見《世界民族》2000年第4期。)本文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著力探討其理論來源,以期更加全面地揭示其面貌,認識其價值。
  一
  在常識中,人們容易將文化民族主義等同于“非理性主義”甚至“反理性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注:參見〔匈〕盧卡奇著、王玖興譯:《理性的毀滅:非理性主義的道路——從謝林到希特勒》,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5頁。)然而,文化民族主義誕生的18世紀恰恰是理性主義主宰歐洲思想界的時代:從邏輯上說,一切理論都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都帶有時代的特征,文化民族主義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理論正是在批判地吸收了理性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理性主義是文化民族主義的重要理論來源。
  作為康德的學生,(注:赫爾德于1762年進入柯尼斯堡大學學習,在那里師從康德。雖然二人后來觀點相左并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但赫爾德仍稱康德為“最好的老師”。)赫爾德繼承了理性思想的寶貴財富,理性奠定了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理性思想的精髓滲透于文化民族主義理論之中。
  首先,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觀來自于理性主義者關于歷史進步的觀念:“17世紀的理性主義者堅決主張歷史上每一個時代都給人類知識寶庫增添了一些東西,因此,社會在連續不斷地上升時,智慧和經驗變得豐富起來。簡言之,進步是個時間問題。……一代人所增加的東西,是加在過去所有世代的總成就上面的。進步意味著知識的積累;而且,既然人類是把自己的貢獻加在過去的貢獻之上,衰老或沒落當然就永遠也不會出現,只可能是日益聰慧、日益成熟。”(注:J·W·湯普林著,孫秉瑩、謝德風譯,李活校:《歷史著作史》(第3分冊下卷),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81-102頁。)由此,赫爾德提出:現代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吸收古人和同時代所有人的智慧的基礎上得到的,所以應該重視傳統。
  其次,文化民族主義關于“平等”的觀念也直接承襲于啟蒙思想家尤其是盧梭和伏爾泰。盧梭關于人類生而平等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伏爾泰也曾經指出:“一切享有各種天然能力的人,顯然都是平等的;當他們發揮各種動物機能的時候,以及運用他們的理智的時候,他們都是平等的。中國的皇帝,印度的大莫臥兒,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的人說:‘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廁所,禁止你思想。’一切物種的一切動物彼此之間都是平等的。”(注: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譯:《18世紀法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88頁。)赫爾德將這些主張運用于民族文化領域,提出,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大自然沒有使一些民族高于或優越于其他民族,世界上不存在“選民”(Favoritvolk),也沒有盡善盡美的文化,“盡善盡美的文化”之說是荒謬的、不可理喻的。
  此外,赫爾德的歷史觀也受到伏爾泰的影響。在《風俗論》中,伏爾泰提出了研究人類文化史的新方法,要求摒棄神意說和歐洲中心說,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與神的意志毫無關系,所以不能用《圣經》來解釋歷史,人類歷史是全世界各民族的發展史,而不僅僅是《圣經》中提到的少數幾個民族的歷史。因此他把歐洲以外的其他各國人民(包括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國人)的歷史都包括進去,并且充分肯定了他們在人類社會進步中作出的貢獻。受其影響,赫爾德把自然理解為各種力量的共生,其中每一樣事物總適合于某處,所以應該尊重每一種文化的本色;認為各種文化之間可以進行異同的比較而不可作優劣的對比;每一種文化就是它自身,對它自己的社會有著不同估量的價值,因而對整個人類社會也有著不同替代的價值和意義。
  但是,到18世紀,笛卡爾的崇拜者們把原本用于自然科學領域的演繹推理理論應用于歷史、社會政治制度以及經濟等家領域的研究中,奉嚴密性和可實證性為最高原則。“這個世紀對任何其他事物都沒什么信仰,卻信仰理性。”(注:前引:《歷史著作史》(第3分冊下卷),第87頁。)換言之,理性成為合理的統一標準。人們相信,在認知領域,就一個問題而言,正確的答案是唯一的,而錯誤回答則由許多可能;在道德和政治領域,它主張把千差萬別的個體并入一個系統的統一體中。理性主義者對理性的推崇已經達到了近乎于崇拜的地步,理性主義演變成了理性至上主義。在法國人的推動之下,理性主義者把人類過去的歷史都當作非理性的歷史而加以鄙視;同時還否定民族文化之間的差別,力圖用“理性主義”一統天下。而赫爾德反對這些觀點,所以,赫爾德對理性主義的態度是雙重的:既有繼承,也有批判。他堅持理性的原則,但是反對理性至上主義的主張。在此,他繼承了休謨(David Hume)和哈曼(J.Hamman)的思想。
  在回答“道德是否是理性的”這一18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問題時,休謨認為道德是非理性的,因為人類道德的基礎在于人類是有感情的,能夠痛苦和快樂,并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與快樂;只有感情是人類行為和道德的基礎,理性不能界定某個群體的成員對群體的認同,而感情則能夠。“理性是普遍的,它主張有效性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人都有效,而感情總與特殊的共同體和特殊的文化相聯系,更確切地說,它是由共同感情產生并維持的聯盟,由成員分享,外人和非成員不享有它。感情沒有理性,因為如果它們有理性的話,有效的理性將團結所有的人,無論是不是成員”。(注:轉引自:Emest Gellner,Nationalism.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7,pp.67-68。)
  以“反對理性主義專斷”而著稱的思想家哈曼是赫爾德在柯尼斯堡大學期間的另一位老師,從他那里,赫爾德認識到文化差異的多樣性不允許有任何世界主義的統一(uniformity),認識到理性的虛弱;還學會了拒絕一切抽象的模式,注重經驗和觀察,學會了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和語言傳統。秉承這些思想,赫爾德反對用理性作為劃一的標準來扼殺人類社會和自然的多樣性,反對法國人用自然科學中的理性統一標準來規范或衡量多樣性的社會。指出,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獨一無二的,“相似性、類別、秩序和階級,不過是游戲中的各種牌。造物主的看法與人的看法大不相同。他不知道任何類別,每一樣東西只與它自己相似”。“在中世紀,劃一的思想支撐著專制主義,它把所有一切都強制歸于毫無生氣的標準劃一。”“現在我們應該思考一下,把人類變成為一個龐大、呆滯和沒有思想的機器上無數死氣沉沉的齒輪,或者創造一種積極的、生氣勃勃的生活,哪一種選擇更好、更健康以及更加有利于人類社會?”(注:Sir I.Berlin(1976),Vico and Herder.New York:Vintage Books,p.175.)
  最后應該指出的是,赫爾德對理性主義的反對和批判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當時最熱衷于推行理性主義的是文化發達的法國,理性主義與法國的文化霸權互相補充、互為后盾。在法國文化霸權的籠罩之下,許多日耳曼人迷失了自我,“我們盡量說法語,按最新的法國款式穿著,頭戴巴黎式的假發,嘴里唱的不再是古老的德國民歌,而是最新的法國流行舞曲,跳的是最典型的宮廷舞——小步舞。人們聘請宮廷教師教育自己的子弟,這些子弟成年之后像年輕的法國侯爵一樣出門去作騎士旅行”。(注:〔德〕萊奧·巴萊特、埃·格哈德著,王昭仁、曹其寧譯:《德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化》,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23頁。)由于對法國文化的盲目模仿,德意志人的民族認同日漸弱化,作為民族感情基石的日耳曼民族語言和文化到18世紀中葉已經面臨著消亡的危險。在這種背景下,赫爾德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在相當程度上同對法國霸權的反對和譴責相互交織、印證。但是文化民族主義對理性主義的反對和批判并不等于它就是“非理性主義的”,恰恰相反,正如盧卡奇論證的那樣:“從維科到赫爾德同樣有一條通向改造、充實和加固理性的道路,就像迪卡爾或培根所選擇的道路毫無疑問也通向這個方向一樣。這里存在著非常重要的區別,實際上是對立。但是,一般來說,這種對立是為一種以世界理性為基礎的哲學而戰的個別陣營內部的對立”。(注:前引:《理性的毀滅:非理性主義的道路——從謝林到希特勒》,第109頁。)
  二
  文化民族主義理論的第二個重要來源是浪漫主義思想。它是赫爾德借以批判法國文化霸權、努力重建日耳曼民族自信和認同的重要工具。關于浪漫主義起源于何時的問題至今在學術界仍無定論,不過眾所周知,盧梭是人類浪漫主義思想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他通過對啟蒙運動的重新解釋,提出了被后世稱為“浪漫主義”的思想。赫爾德曾被西方學者稱為“德國的盧梭(German Rousseau),(注:F.M.Bamard(1965),Herder'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Oxford:Claredon Press,p.18.)從中不難看出盧梭的浪漫主義思想對赫爾德的影響之大。
  浪漫主義實質上是“對非歷史的推理即理性主義的形式邏輯的反抗。是感情和想象對純理智主義的反抗,個人主義對體制專橫的反抗,是為富于同情的創造性的想象呼吁,反對只講形式和內容的作法”。(注:〔英〕R·G·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180頁。)它強調個性和自然,重視歷史,反對理性至上主義。
  首先,針對理性主義對理性和人類社會的普遍共性的強調,浪漫主義高度贊揚感情和特殊性,認為:理性主義簡單劃一的推理和歸納相對于人類心理的復雜性和矛盾性而言,是十分膚淺和蒼白的,主張人們要學會欣賞和尊重其他文化的積極價值和趣味。在此,浪漫主義對民族特殊性的強調奠定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基調,并成為赫爾德借以反對奉行普世主義和世界主義思想的法國人的文化同化與文化征服的重要依據。(注:普世主義和世界主義的主要觀點認為,由于人類統一于理性,那么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整個人類社會必將趨于同質性和相似性,文化之間的差別終將消失,因此,用先進發達的文化取代落后弱小的文化是歷史的必然,而文化先進的民族則負有傳播其文化的使命和職責。這正是18世紀末法國政治擴張主義和文化霸權的理論基石,也是赫爾德所強烈譴責的。)
  其次,浪漫主義認為原始時代是具有其自身價值的一種社會形式,“具有一種已被文明的發展所喪失了的價值”。(注:前引:《歷史的觀念》,第99頁。)面對理性主義者對現時代和理性標準的迷戀以及用理性分割開來的在現代和過去之間的鴻溝,浪漫主義者努力從過去尋找成就,并在過去的成就中辯認出他們自己過去的精神,“那時他們是寶貴的,因為它是他們自己的”。(注:前引:《歷史的觀念》,第101頁。)盧梭認為,人類社會的最初自然狀態是人類最幸福的“黃金時代”,因為在那個時期沒有貧富貴賤之分,不存在奴役和被奴役、命令和服從的不平等,自然賦予每個人以不可剝奪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人們在自然法的調節下,過著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他告誡“歷史學家一定永遠不要做啟蒙運動歷史學家所經常在做著的事,那就是以鄙視和厭惡的態度去看待以往的時代;歷史學家必須以同情的態度看他們,并在其中發現真正的而且可貴的人類成就的表現”。(注:前引:《歷史的觀念》,第99頁。)在這樣一種精神和態度中,赫爾德強調歷史是一個整體、珍視民族文化傳統的思想已呼之欲出。
  三
  文化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主張是“多元共存”,它也是赫爾德對理性至上主義者用理性一統天下的主張的最大反擊,這一理論的來源是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單子論”。如果說浪漫主義是文化民族主義的工具,那么,“單子論”則是赫爾德思想的根基所在,是赫爾德世界觀形成的基礎。赫爾德尊稱萊布尼茨為“德意志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注:F.M.Bamard,Herder'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p.11.)
  “單子論”學說是萊布尼茲在協調和揚棄霍布斯、伽桑狄(prerreGassendi,一譯伽森狄)等人的“原子論”和機械唯物主義以及笛卡爾、斯賓諾沙等人的理性哲學主張的基礎上創立起來的哲學體系,(注:17-18世紀,歐洲經驗派哲學家培根、霍布斯、伽桑狄和洛克等人從機械論的哲學體系出發,提出世界由間斷的、不可分的原子、分子與微粒構成。而理性派哲學家笛卡爾、斯賓諾沙則堅持世界是一個統一的、連續的實體,不存在多數的、不可分的原子或微粒。萊布尼茲試圖調和兩大派別之間的矛盾,結果創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其主要論點是:
  其一,單一是真正不可分的,是單純實體;它是構成事物的要素,但它不是物質性的原子、分子,則是精神性的實體。由于它不可分,它就不能以自然的方式通過各部分的組合而產生,也不能以自然方式通過各部分的分解而消滅,它是永恒存在的,除非由上帝毀滅。其二,單子是一個封閉的和孤立的實體,各單子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因而單子的變化只能是連續的、漸進的,決不出現突變,即“自然從來不飛躍”。其三,單子是上帝創造的“預定的和諧”。無數多的單子之間存在質的區別:“每個單子必須與任何一個別的單子不同,因為在自然中決沒有兩個東西完全一樣。但是各個單子可以和諧地相處,因為上帝在創造單子之初,就已經預見到每個單子的全部變化發展情況,并且預先安排好使每個單子都各自獨立地變化發展,各個單子的變化發展過程都和諧一致,成為一個連續和諧的整體。上帝是最高級的單子,只有上帝是原始的統一或最初的單純實體,一切創造出來的或派生的單子都是它的產物。其四,單子具有能動性,按自己內在的原則自己運動變化;能動性是一般實體的本質。
  由此,萊布尼茨提出了關于世界是普遍聯系的、一般與個別、整體與部分對立統一的思想;還提出了關于事物從低級向高級連續不間斷地、漸進地發展的思想。正是這些思想構成了文化民族主義世界觀的基礎,即:世界是由各個獨立的、特殊的民族構成,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內在的特質和精神;每個民族都沿著自己的軌跡前進,在上帝面前,各個民族都是平等的;世界就像一個盛開著萬紫千紅的花朵的大花園,其中每一朵花不僅有它獨特的芳香,而且所有的花朵都和諧地綻放。但是赫爾德并沒有完全地繼承萊布尼茲的全部思想,比如在單子論中,各個單子是孤立封閉存在的,而赫爾德則認為各民族之間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只有存在這種交流,人類才可能進步。
  四
  為什么在18世紀德意志地區萌發的民族主義是文化的而非政治性的?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認為,除了德意志特殊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以外,還存在一個重要的思想根源,即德意志古典人文主義傳統,這種傳統使赫爾德的思想集中表現為非政治性的文化民族主義。
  首先,人類和平、兄弟友愛的觀念是德意志古典人文主義傳統中植根最深的思想之一。受此影響,赫爾德不僅極力主張各民族和諧相處,還最強烈地譴責帝國主義的戰爭和一統原則。盡管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通過各個民族自己的發展而實現的,但是赫爾德并沒有把民族的發展作為人類發展的最高點,而是認為在各個獨立的民族之上,還存在共同的人道,而且只有人道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最終目標。
  其次,非政治性。古典人文主義時期(1730-1830年)雖然是德國文化史上“最光輝的時期”,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在18世紀上半葉,德意志的思想家們幾乎完全不關心政治:“他們沒有改革國家和當時的任何其他制度的愿望。他們用敵視、猜疑和十分冷漠的態度看待國家制度。在他們的價值天平上,無論愛國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都沒有一點分量。與這種不問政治的個人相適應,存在著關于人類和世界公民的大同觀念。”(注:〔美〕科佩爾·平森著、范德一譯:《德國近代史:它的歷史和文化》,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28頁。)
  正是受這種非政治性傾向的影響,赫爾德的民族主義思想才不具有英國和法國民族主義那樣的政治性特征,而首先是一種純粹文化上的理念。和萊辛一樣,赫爾德也曾以“世界公民”自居,(注:〔美〕科佩爾·平森著、范德一譯:《德國近代史:它的歷史和文化》,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29頁。)而且他對國家沒有興趣,只是將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使德意志文學和思想擺脫對法國的亦步亦趨的模仿,致力于創造出一種以歷史為基礎的、有德意志民族個性的文化。正如伯林教授指出的那樣:“赫爾德并不問詢追求權力,也不企圖聲稱他自己的階級、民族或文化的優越性。他希望創造一個社會,在其中每一個成員都能完全自由地生活和自我表現,成為有所作為的人……很顯然赫爾德本人并沒有(后來表現得更充分的、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等)這些侵略性的感情。盡管是他創造了民族主義這個新詞,但他對于一個理想社會的描述更接近于梭洛(H·D·Thoreau)、蒲魯東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以及歌德和洪堡等自由主義者贊成的文化建構,而不是費希特或墨格爾及政治社會主義者的理想。對赫爾德來說,die Nation不是一個政治實體。”(注:前引:Vico and Herder,p.181。)
  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赫爾德建立起一個較為系統的文化民族主義理論體系,旨在重建日爾曼的民族精神,促使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由此,孕育于馬基雅維里時代的民族主義思想在18世紀的德意志地區發展出一個非政治性的、文化的版本。(注:西方有學者認為,法國的民族主義理論是政治民族主義,而赫爾德的思想則開創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先河。)政治民族主義的傳播在20世紀中期結束了經濟、政治和軍事領域的殖民主義,一大批國家贏得民族獨立與主權;文化民族主義如今正在世界各地興起:越來越多的國家強調保護民族傳統文化;同時在人權等國際斗爭領域,發展中國家援引民族歷史文化和傳統的特殊性來抵抗西方復活的普世主義政策;國際政治日益強調道義和倫理(ethics)的價值等等。在21世紀,文化民族主義無疑將給國際政治帶來巨大的影響。
《世界民族》京5~10D5民族問題研究錢雪梅20012001經濟全球化與文化民族主義的并存將是21世紀人類社會的一大特征。在國際政治實踐中,發展中國家已經嘗試著用民族傳統和歷史文化去對抗西方的普世主義政策,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這實際上正是文化民族主義理論的威力所在。然而由于各種原因,至今人們對文化民族主義還存有許多誤讀,必須從理論上加以澄清。本文通過探討文化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旨在說明,文化民族主義不等同于“非理性主義”。文化民族主義/理性主義/浪漫主義/單子論/德國古典人文主義The human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marked byeconomic globalization's co-existance with cultural nationalism.In fact,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managed to resist againstthe Western universalistic policy with their national traditionsand historical cultur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ractice,andhave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It's the very power of nationaltradition and historical culture.It's the very power of culturalnationalist theory.However,because of various reasons,there arestill lots of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theory.So it is necessary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cultural nationalism is by no meansirrationalist.錢雪梅,講師,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北京,100871 作者:《世界民族》京5~10D5民族問題研究錢雪梅20012001經濟全球化與文化民族主義的并存將是21世紀人類社會的一大特征。在國際政治實踐中,發展中國家已經嘗試著用民族傳統和歷史文化去對抗西方的普世主義政策,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這實際上正是文化民族主義理論的威力所在。然而由于各種原因,至今人們對文化民族主義還存有許多誤讀,必須從理論上加以澄清。本文通過探討文化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旨在說明,文化民族主義不等同于“非理性主義”。文化民族主義/理性主義/浪漫主義/單子論/德國古典人文主義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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