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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易經的憂患意識與民族精神
文化研究 易經的憂患意識與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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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易經提出的人們對自己的處境和現狀,時刻抱有警惕之心的憂患意識,鍛煉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意識和生活智慧。易經中的憂患意識,經過《易傳》的闡發,對中國人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和人生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政治生活中,提出了物極則反、居安思危的治國原則,并且基于居安思危和撥亂反正的憂患意識,提出改制的要求。這種憂患意識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之一。在道德生活、人生觀中,提出了在危險和困境中將個人得失置之度外,堅守自己的理念和做人準則的“唯義所適”的義命觀。這是中華學人安身立命的依據,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了貢獻。
  關鍵詞 易經 《易傳》 憂患意識 民族精神
  易經是儒家尊奉的經典之一,并居群經之首,從漢朝開始,為歷代學人必讀之書。同其它中華元典相比,易經的一大特色是,培養了中華學人為國為民的憂患意識。正是這種憂患意識,使中華民族雖經歷千難萬險,滄海桑田,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總結這份珍貴遺產,對振興中華,迎接21世紀的來臨,有其重要意義。
   一
  周易或易經乃西周時期形成的占筮用的典籍。這部典籍由六十四卦象和解說卦爻象的卦辭和爻辭組成。卦辭和爻辭保存了先民的求生智慧和生活經驗,含有自我反省的憂患意識,以此引導人們化險為夷,趨吉避兇。此書中,關于吉兇的斷語即占辭或筮辭,除吉、兇、利、不利外,還有“有悔”、“無悔”“悔亡”、“咎”、“無咎”、“吝”等。這些斷語都表示通過悔悟或悔恨,改過自新,使自己從困境中擺脫出來,否則,則陷于困境或險地而不能自拔,甚至遭遇不幸。如乾卦九二爻辭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是說,君子終日不懈怠,至傍晚都抱有警惕之心,雖遇險情,仍不犯過錯。又此卦上九爻辭說:“亢龍有悔。”謂龍飛得過高,有掉下來的危險,會有悔恨,要人們做事不要走極端,以此自勉。坤卦初六爻辭說:“履霜,堅冰至。”謂霜降是結冰的先兆。此條爻辭要人們善于察覺事物的走向,防微杜漸,以免后患無窮。又如屯卦六三爻辭說:“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謂入山林打獵,無守林人引路,不如罷手,否則,必有悔恨。此條爻辭要人們做事,先要熟悉情況,不可輕舉妄動。又家人卦初九爻辭說:“閑有家,悔亡。”謂治理家事,預防不軌,可免于后悔。困卦上六爻辭說:“困于葛@①@①,于@②@③,曰動悔。有悔,征吉。”謂遭到藤類植物纏身,處于危境,動則后悔。如能悔悟反省,找出擺脫困境的途徑,繼續前進,則吉。泰卦九三爻辭說:“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謂人生旅途,不是一帆風順,有平坦,就有陂斜,有往就有來,遇到困難,不要驚慌失措,如此則可無咎。明夷卦六五爻辭說:“箕子明夷。”謂遇到殷紂王一類暴君的迫害,要如當年的箕子那樣隱遁起來,韜光養晦。又恒卦九三爻辭說:“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謂做事要有恒心,否則,一事無成。孔子對此爻辭,十分贊賞,認為懂得這條道理,用不著占卦了,所謂“不占而已矣”。以上所引表明,易經這部古老的典籍,是通過古筮的形式,要人們對自己的處境和言行,時刻保持警惕。即是說,要有憂患意識,以自省和改過改善自己的處境,從而化兇為吉,或避免不幸。此種言辭,同當時的卜辭相比,是一大進步。龜卜這種算命術,向上帝卜問吉兇,上帝的啟示,或吉或兇,或利或不利,吉兇分明,一切聽從上帝的旨意,人對自己的命運無選擇的余地。而周易的卦爻辭,將卜問吉兇引向遷善改過,化兇為吉以及防患于未然的反思道路,表明人類支配自己命運的主動權相對地增強了,理性的自覺提高了,從而使周易這部典籍所含有的思維方式成為中國哲學的源頭之一。
  易經中的自我反思和憂患意識,被戰國時代形成的解釋易經的文獻《易傳》所闡發,視周易為排憂解惑的典籍。《系辭下》論周易的興起說:“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關于周易的價值,《系辭下》說:“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是說,周易可以培養人的憂患意識,如同師長和父母一樣,告誡其弟子和子女時刻保持警惕,從而化險為夷。關于易經中的占筮之辭,《系辭上》說:“吉兇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又說:“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是說,“悔吝”、“無咎”等辭,表示人有憂患之心,善于改過,從微小處做起,通過悔悟,避免犯過錯。歷代著名的易學家和思想家都如此看待周易。如宋朝的張載解釋《系辭》文“明于憂患與故”說:“圣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易說·系辭上》)“法律之書”,謂周易乃規范人類行為的教科書,使人有所悔悟,為善去惡,以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清代的易學大師王夫之解釋《系辭》文“憂悔吝者,存乎介”說:“本善也,一有小疵而即成乎不善,故告之以悔吝,使人于此憂之,以慎于微而早辨之。”(《周易內傳·系辭上》)此亦是以周易為提高人的憂患意識,從而改過遷善的典籍。他又說:“本有咎而告之,故使人知悔其前過而補之,則猶可以無咎。易之所以警惕夫人而獎勸之于善者至,非但召以吉兇而已。”(同上)此亦是說,周易的卦爻辭勸人改過自新,勉勵人為善去惡,不只是示人以吉兇。清代易學家焦循說:“夫易者圣人教人改過之書也。更者改也。極孤危兇困,一經改過,遂化為吉而無咎。”(《易圖略·原筮》)謂人處于逆境或困境之時,能改過自新,則化險為夷,故以周易為教人改過之書。以上所引,乃后來的易學家對《易傳》提出的憂患意識的闡發。
  可以看出,所謂憂患意識,是說,人對自己的處境和現狀,時刻抱有警惕之心,即使處于平安無事,事業發達興盛之時,也不能掉以輕心;即使處于困境和逆境,也不要氣餒,要堅持自己的原則和信念,通過反省,爭取改變現狀,迎接光明的來臨。這種意識也是對恐懼感和危機感的理性的反思。正是這種求生存求發展的憂患意識,鍛煉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智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為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民眾的福祉而奮斗終身。北宋的改革家范仲淹,“泛通六經,尤長于易”,正是在易經的憂患意識的啟迪下,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成為中華學人的典范。
   二
  易經的憂患意識,經過《易傳》的闡發,對中國人的政治生活起了深遠影響。首先,通過對卦象的解釋,提出物極則反,居安思危的治國原則。易經對六十四卦排列的順序和一卦六爻的安排,體現了對立面轉化的思維。如乾卦之后為坤,屯卦之后為蒙,泰卦之后為否,剝卦之后為復,損卦之后為益,革卦之后為鼎,既濟卦之后為未濟等,所謂“非覆即變”,相互轉化。一卦六爻,初爻表示開始,上爻表示終結,意味著發展到頂點,要轉向反面。《系辭下》稱為“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如泰卦上六爻辭說:“城復于隍”,謂城墻傾覆倒于壕溝之內,表示泰極則否。剝卦上六爻辭說:“小人剝廬”,謂剝去廬舍,表示剝到盡處,將轉化為復卦。《易傳》從卦爻象的變易中得到啟發,提出了物極則反的思維方式。如乾卦《象》解釋上九爻辭“亢龍有悔”說:“盈不可久也”;《文言》解釋說:“窮之災也”,“與時偕極”。意謂剛健之德發展到極端,則走向反面。《易傳》依此,考查政治生活,提出三不忘:“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曰”引否卦九五爻辭,謂隨時戒懼危亡,如同桑樹之根深蒂固一樣而不移動。此是說,治亂,興亡處于轉化的過程,不可掉以輕心,要居安思危,防止走向反面。故乾卦《文言》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說,圣人治理天下國家,總是從進退、存亡兩方面考慮,即是說,要有憂患意識,方能長治久安。此種憂患意識,對安于現狀的執政者來說,無疑是一付清涼劑,成為歷代英明的政治家和有遠見的思想家治國安邦的原則之一。
  南宋時期的抗金派和改革家楊萬里,著有《誠齋易傳》,其在《序》中說:“易者,圣人變通之書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圣人有憂焉,于是幽觀其通而逆綢其圖,易之所以作也。”他視周易為講變化的典籍,就政治生活說,認為治亂、得失總是處于轉化的過程,圣人有憂于此,故以周易為教人居安思危、轉亂為治的教科書。關于吉兇的轉化,他說:“易之道無它,其于以往之得失吉兇,既旋觀而順數,故其于將來之得失吉兇,亦逆睹而前知;見履霜而知冰堅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方來之著也。見離明而知日昃之必兇,以已往之盛,而知方來之衰也。”(《誠齋易傳·說卦》)此是說,有遠見的政治家,總是依據物極則反,盛極則衰的法則,從以往的政治經驗中吸取教訓,以預防未來之事變。據此,他警告說:“泰至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否來,如城之頹而為險,于是治化為亂,存化為亡,國化為家,辟化為庶,有不忍言者矣。詩曰高舉為谷,深谷為陵是也。”(《易傳·泰》)此是借泰卦上六爻辭,警告當時的執政者,如不改弦更張,就要喪權辱國,淪為庶人。他認為,處于治亂存亡的關鍵時刻,作為一位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一方面要“內樂存”,即以堅持自己的節操為樂,不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外憂亡”,即憂慮國家的危亡,雖不見用,也不改變自己的初衷。可以看出,易經的憂患意識,成為中華學人救亡圖存的民族精神之一。
  其次,基于居安思危和撥亂反正的憂患意識,《易傳》于政治生活中進一步提出改制的要求。《系辭下》說:“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本義,是就器具的發明創造說的,認為舊有器具,不能應付人民生活的需要,就要創造新的器物。但這三句話,表達了一種思維方式,即事物發展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只有通過變革,方能通暢下去,否則,是死路一條。就政治生活說,所謂“變”,即改變舊制度,建立新制度,即《雜卦》所說“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六十四卦排列的順序,革卦后面為鼎卦,表示除舊布新。《彖》贊揚革卦義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是說,變革乃天經地義之事,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都要經過變革,才有其生命力。因循守舊,只有走向衰亡。所以又說:“革而當,其悔乃亡。”是說,變革適當,則可免于悔恨,進入一新的發展時期。《易傳》提出的窮、變、通、久的思維方式,成為中國歷史上追求進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號召改制的理論支柱。
  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之一阮籍,著有《通易論》,視六十四卦排列的順序為治亂興亡相互轉化的過程,進而提出改制的要求。他說:“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持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謂事務變化的法則總是物極則反,事極則改。明君治理天下,要依此原則,應時改革舊制,當務建立新政,以此化亂為治,恩澤及于天下,造福于生民。北宋的改革派歐陽修于《易童子問》中說:“恒之為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于其道者,知變之謂也。”此是對恒卦義的解釋,認為只有通過變革,方能實現長治久安的政治局面。改革家王安石繼其后,依《易傳》的變革思維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認為“新故相除”(《楊龜山集·字說辯》引),乃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共同遵守的法則。禮樂刑政是圣人依時事之變而制定的,圣人“所遇之勢不同,旋設之方亦皆殊”(《臨川集·擬上殿札子》),主張因時立法,改革弊政。到了近代,龔自珍和魏源依據《易傳》的變革思維,提出變法的號召。龔氏依《易傳》窮、變、通、久原則,得出結論說:“一祖之法無不弊,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際著議第七》魏源說:“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變則小治,大變則大治。”(《圣武記》)又說:“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人情所群便者,變則不可復。”(《默觚下》)到了康有為提出“變者,天道”,認為天以善變而能久,社會政治制度亦是如此。他說:“法既積久,弊必從生,無百年不變之法”;“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上清帝第六書》)。他依窮、變、通、久的原則,要求變法維新,走近代工業化的道路。至孫中山先生,又依《易傳》的變革思維,號召國人為推翻帝制而斗爭。他認為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乃時代的要求,所謂“順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這兩句名言,是他對革卦《彖》辭所說“順乎天而應乎人”所作的新的詮釋。統觀中華歷史,一切憂國憂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都從《易傳》的變革思維中吸取智慧,視改制或革命為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并為此而奮斗終身。這種憂患意識同樣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之一。
   三
  易經的憂患意識,經過《易傳》的闡發,對中國人的道德生活和人生觀也起了深刻影響。《易傳》談道德問題,有一顯著的特點,即從憂患出發,談如何提高人的道德品質。《系辭下》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認為六十四卦中有九個卦名,即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皆有于憂患之時,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意義。此九卦的意義,先后講了三次,被稱為三陳九德。意謂當人處于逆境、困境或衰世之時,此九卦所含有的道德意義,可以為人排憂解難,樹立信心。其中,關于困卦義,此章說:“困,德之辨也”,謂處于困境,可以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又說:“困,窮而通”,謂處于困境,堅持德操,可以打開新的局面。又說:“困以寡怨”,謂處于困境,守節不移,不怨天,不尤人。關于困卦的意義,《象》說:“君子以致命遂志”,謂處于危難之時,寧肯喪失生命,也要實現志向。以上這些言論表明,當人處于困境或逆境之時,是放棄做人的準則,追求個人的安逸,還是堅持自己的理念,不受逆境的擺布?提出了倫理學中討論的義命關系問題。《易傳》對此問題的回答,成了中華學人安身立命的依據。
  宋朝的哲學家張載,依《易傳》義,辨論了吉兇禍福等遭遇同道德生活的關系。他提出“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易說·系辭下》),認為周易談吉兇,是為君子提高道德境界,不是為小人逐名求利。他特別指出,當人外于危難之時,仍要努力進德涉義,不放棄提高自己品德的機會,所謂“君子所以立多兇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于趨時也”(《易說·乾》)。當處于可進可退之時,要堅守道德原則,“惟義所適,惟時所合”,不要動搖自己的理念。易學家程頤于其《易傳》,解釋困卦《象》辭“君子致命遂志”說:“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惟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寒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伊川易傳·困》)他以無力改變自己的處境為命,認為當君子處于危困之時,對個人的生死禍福已無力挽回,只有泰然處之,不因禍患而動搖其志向,一心行義而已。此即他所說的“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語彖二上》)。此種命義觀,是對《系辭》的“困德之辨也”新的闡發。清代易學大師王夫之繼承了張載的“易為君子謀”說,以善惡釋吉兇,如其所說:“易不為小人謀詭至之吉兇。于其善決其吉,于其不善決其兇。無不自己求之者,示人自反,而勿僥幸,勿怨尤也。”(《周易內傳·系辭上》)認為周易占筮所說的吉兇乃善惡之義,小人為不善之事,不可能從占筮中得到益處。如《火珠林》納甲法一類的占術,可為盜賊占吉兇,是對周易的褻瀆。他認為,周易的價值在于教人通過自省,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處憂患之時,得以安身立命。他說:“雖或所處不幸,而固有可順受之命。故研幾精微,謹小慎微,改過遷善,君子自修之實功具于彖爻著之。”(同上)是說,處于困境,更應精研周易,觀象玩辭,從中汲取教益,改正過錯,不因危難放棄修養,方為道德完善之人。他認為,人類生命的特點在于動,有動則必有吉兇,有吉兇則有悔吝。問題在于如何對待吉兇遭遇。他的回答是:“其視天下,不可無吉也,無吉則道不行;不可無兇也,無兇則義不著;不可無悔也,無悔則仁不復;不可無咎也,無咎則志不恒。”(《周易外傳·系辭下》第一章)是說,吉意味著能行正道,兇表示能行正義,有悔表示恢復仁愛之心,有咎表示改過之志堅定,總之,要人們堅守正道和正義,不受吉兇遭遇的困擾,此即《系辭》所說“吉兇者貞勝也”。此是視吉兇的遭遇為守道行義的手段,即以吉兇遭遇來鍛煉人的道德品質,以悔吝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王夫之認為,個人的生死貧富之命,可不必計較,但國家人民之命,不可等閑視之。又提出:“君相可以造命論”,為改變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而奮斗。這些都是對《易傳》義命觀的進一步闡發。
  可以看出,歷代易學基于憂患意識所倡導的義命觀,它告戒人們,處于危難和困境之時,應將個人的吉兇得失,置于度外,既不受名利的誘惑,又不屈服于邪惡勢力,堅守自己的理念和做人的準則,“唯義所適”。這種義命觀,既是理性主義的,又是樂觀主義的。從而在歷史上哺育了一大批為民造福、為真善美理念而獻身的仁人志士以及偉大的思想家、學者和文學藝術家,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了貢獻。此種憂患意識,同樣值得我們發揚光大。
  (本文是作者于1996年7月在山東曲阜舉行的“海峽兩岸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
   (作者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責任編輯 李君)*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艸下加三個田
   @②原字為臬加危
   @③原字為兀加危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96-100B5中國哲學朱伯昆19971997 作者: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96-100B5中國哲學朱伯昆19971997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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