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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隱性與消費社會中的“個性特征話語”
文學隱性與消費社會中的“個性特征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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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820(2003)03-0112-05
    當今,隨著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中國社會中的消費社會文化特征也日益明顯地凸現出來,并強烈地影響著社會整體文化的諸多方面。由于消費社會對社會文化基礎性意義上的改變,使得文學在整個社會中的位置和存在形式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對此,我們有必要作一些探究。
      一
    作為后現代條件下的消費社會中的文學,按照黑格爾的著名觀點是應該早就“終結”了的。在黑格爾看來,藝術在自然和生活的有限領域里有一個比它前的階段,也有一個比它后的階段,這個藝術的后階段就是藝術被哲學所代替,這是藝術的終結。但是,從歷史的發展看,哲學的權威地位并沒有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不變,而是被動搖和削弱,在舊的藝術結束之后不是哲學取代藝術,而是一種新的藝術出現了,占據了哲學的位置。現代主義作為預言成為體現存在的真實的最高方式——哲學已在20世紀初被證實了。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這種具有哲學絕對權利的現代主義藝術又被終結,崇高又被取代,后現代終結了現代主義。在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說當今的藝術變化是不能同黑格爾所講的“藝術的終結”相提并論的。藝術自身的動態性變化過程使其并不是趨向于自身的終結,而是趨向于與歷史發展的一致性,趨向于歷史的終結。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生活,歷史的發展是現實的人的活動,歷史以從事生產實踐活動的人為歷史的主體,到目前為止人類的實踐活動還在繼續,還沒有終止,所以人類社會的歷史還談不到終結。藝術是人類歷史內容的一部分,藝術既然與歷史的發展是一致的,那么藝術同樣也要從歷史的客觀事實出發,從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而不能從一個絕對的精神性理念出發。當社會生活發生變化時,藝術必然要變化甚至要超前于社會生活的變化,變化的結果可能使藝術失去自己的某些特征但又可能使藝術增加某些特征。
    同樣,對文學而言,當人們感嘆文學的終結、經典的終結或閱讀的終結時,我們需要把文學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中去思考。從藝術分類學、文化分類學的角度看文學確實失去了主導的地位,它不再像過去那樣光輝顯赫,已退出了中心而隱退。但文學失去了某些特征不能就說是“終結”,增加了某些特征(如網絡文學)也不能說文學的性質就已消失。在后現代消費社會中某個事物的“終結”應該是一種位置的變化,角色的改變,而不是事物自身的消失,它僅是一個過程的終結:僅僅是現代本身的終結,而不是自身性質存在的終結。在消費社會任何“消失者僅僅是臨時缺場,而不是永遠缺場——他們在技術上是存在的,安全地被存儲在虛擬內存的硬盤上,總是準備著不費吹灰之力地在任何時候得以復興。”[1](P.199)照此看來,文學在當今的社會中似乎不會永遠終結。這是為什么呢?
    在現代性的條件下,文學實際上不斷面臨著反思自身的問題,考慮著“如何繼續行動”的問題,因為這是現代社會生活的必然要求。現代性意義中就包含著強烈的反思性,這種反思“對人類行動所繼承并加以再造的習俗來說,具有本源的意義。在所有的文化中,由于不斷展現的新發現,社會實踐日復一日地變化著,并且這些新發現又不斷返還到社會實踐之中。……現代性的特征并不是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對整個反思性的認定,這當然也包括對反思性自身的反思。”[2](P.34)同時,現代性意義的反思更多的是對自己過去行為(歷史)的重新思考,其中有批判的內容,但更多的是建設的成分。“在前現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定為重新解釋和闡明傳統,以至于在時間領域中,‘過去’的方面比‘未來’更為重要……隨著現代性的出現,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統的再生產的每一基礎之內,致使思想和行動總是處在連續不斷地彼此相互反映的過程之中”[3](P.33)安東尼·吉登斯在這里所講的反思性特征實際上就是指現代人在反思過程中更看重通過反思以獲得對現實及未來關系動態的行為把握,而不再僅僅是一種脫離現實和未來的靜態思考。通過反思在文化建構中確立新質,以影響現實的日常生活。對文學來講,當社會生活發生變化時特別是消費社會影視媒體急劇地充斥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部分、充斥著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內容時,不得不對自身的存在進行反思,文學的反思實際上就是作為歷史實踐主體的人對構成文學本身的諸多要素(如生活、作者、文本、讀者等)的重新確立,這種反思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既是自身確證的又是外部社會事實必然性所決定的。在消費社會中文學并沒有終結和消失,而只是在存在的方式上發生了變化,它由中心顯赫的位置向邊緣化移動,退縮退隱了,以隱性的形式體現著它的存在。“隱性”(recessiveness)在這里指的是“后退的”、“退隱的”、“退縮的”,文學的隱性是現代性賦予文學自身不斷反思的結果,這也是在現代性條件下文學自身不斷調適、建設的結果。在此意義上我們只能說文學的終結實際上就是文學的隱性存在。
      二
    造成文學在后現代消費社會中以隱性的姿態出現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個體個性特征的改變是造成文學隱性的直接原因。在現代社會里,社會對個體是美好的,它使個體得以感受到生存的歡樂,體驗到精神的永恒,消除個體對生命短暫的恐怖之感;只有社會才能給每個個體的人的生活以意義而使個體短暫的生命留下印跡,在這個時候文學中心地位是靠其鮮明個體精神的相互交流而確立并獲得永恒的。海涅的詩歌在哈羅德·布魯姆看來,其特征是,“在其情感的最高潮處常常會轉向一個人的意識和另一個人的意識之間的直接交流,在那里,詩人的‘我’直接地向作為個體的讀者的‘你’發出懇請。”[3](P.202)但是,這種文學在后現代時期已很難找到了,如網絡文學發表的即時性和反饋的快速化,使作者對讀者反應更加依賴,從而宣告了“十年磨一劍”寫作姿態的走向消亡。由于消費社會消費機制的無所不在使讀者的閱讀速度無限加快,對情節的要求、對感官語言的喜好變得高于一切,易于理會的短句和對白大受歡迎,同時網絡可閱讀總量的無限大使得變化、創新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迫切。當今社會中人們不再注重傳統意義上的“主體性”,而更注意的是“個性特征”,“個性特征”的興起已使海涅式的文學逐漸崩潰。
    “個性特征話語”是齊格蒙特·鮑曼對目前全球化世界中范圍廣泛的“個性特征”討論的一種概括,在他看來,“‘個性特征話語’的興起能夠讓我們更多地了解人類社會的目前狀況,比對它的概念抽象和細節分析的結果迄今所做的還要多。”[4](P.176)在當代消費社會,個體的個性特征顯然不是與生俱來,而是由社會本身的變化決定的。每個社會的人屬于特定的社會階層,社會階層在現代社會本是相對穩定的,可實際上當代社會的各個社會階層已呈現出分崩瓦解之勢,社會階層最終是要由社會等級所取代的。在現代性社會生活已發生分化的情況下,“被連根拔起”現在已是一種在個體生活過程中很可能要無數次重復的體驗,再也沒有可以長期穩定占據的位置。理想和現實中的位置在持續變化,這必然迫使每一個個體面臨著選擇而不斷地奔波。不像社會階層,社會等級必須要天天有人加入,成員資格必須不斷地在每天的行為中得到更新、再次確認和證明。“如今,不僅是個體在社會中的位置,就連個體可以獲得的、并可能有望固定于其上的位置都在融化消解,幾乎不能作為‘生活計劃’的目標。目標的這種新的好動性和脆弱性影響我們所有的人,沒有技能的和技術嫻熟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和受過教育的、懶惰的和辛勤工作的都不例外。通過堅持不懈地遵從目前的標準以便’支配未來’,對于這一點我們幾乎或根本無能為力。”[4](pp.183-184)社會分化造成了目前人類生活狀況的普遍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引發了后現代社會的諸多特征,在這樣一種社會環境中,通往永恒的道路被堵塞了,崇高與聲望都讓位于烏合之眾和臭名昭著,不朽已經喪失其最本質的特征,其中更飽含著諸多的矛盾和不確定性。“不朽不再是對必死性的超越。它猶如生命本身一樣也是變化無常的,也是可以改變的;猶如轉變成消失行為的死亡已經出現一樣,也是不真實的:兩者都對沒完沒了的復活承担責任,但都不對結局承担責任。”[1](P.199)這時,傳統意義的主體性形式——個性已發生了變化:首先,是個性特征的普遍消解。從現代時期開始的“個性特征問題”目前已經改變了自身的形態和內涵,傳統的個性是建立在社會理性精神的同一性、連續性與個人的自由發展基礎上的,個人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某個目標的確定,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確定的目標”消失了,在一個萬花筒式的世界里,各種價值天天翻新,生活的軌道不斷變更,參照的框架逐漸消毀,個人自由的選擇已成為一種不斷的“演習”,不是個人選擇機會而是機會選擇個人。在這樣的世界里,對個人的理性行為來講,要求有盡可能多的選擇機會隨時擺在自己面前,而那種獲得一種約束太緊的個性、一種一勞永逸地提供同一性和連續性的個性,則會導致選擇機會的封閉或提前喪失。所以,今天追求的個性可以像更換衣服一樣選取或拋棄,如果可以自由選擇,那么選擇便不再意味著具有義務和后果,選擇的自由實際上就是放棄選擇,至少是放棄附有義務的連續的選擇。個性特征被普遍消解了,“只剩下對技術性冷漠的影像有反應的、冷漠的心理屏幕。”[5](P.150)這里的個性特征不如說是當代生活中個人與社會的自我認同。在這樣的情景下,文學文本不可能再有作者恒定精神的明顯存在,說“作者的死亡”雖然有點絕對,但“在這樣的文本中,作者喪失了他們曾經珍視的特權地位,喪失了他們過去對意義的建構與解釋所擁有的壟斷地位。”[1](P.196)這一點是毋庸質疑的。
    其次,是個性特征形成過程的違反常規。在當今社會中,人際間的聯系被分割成連續的偶然相遇,個性特征成為連續編織出來的面具,生活的歷史成為只在同樣短暫的記憶中留存的一系列片斷。對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準確地了解,可以知道的東西又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得以了解(盡管是不確定的)。運氣、冒險取代了以往的對目標的執著追求。人們的個性特征,即他們的自我形象就像其他任何東西一樣都是很多碎片的組合,每個碎片都必須臆造、攜帶和表達各自的意義,經常無須參照其他的碎片。與過去構建自己的個性不同,現在構建自己的個性特征不是循序漸進和具有耐心的,而是以隨時即刻安裝并容易拆卸的形態進行試驗,在一種試驗之上再添加另一種;形成了不斷地扔掉又不斷地重新構建的個性特征。在這個過程中對個體而言,遺忘和記憶同等重要。在齊格蒙特·鮑曼看來,“這里,遺忘才是持續適應性的前提條件,而不是學習。”[4](P.103)既然遺忘成為當代消費社會生存的條件之一,那么對任何個體來講,刻意追求的精神、信仰都是無足輕重的,關鍵的是要適應這個社會。后現代消費社會中人們的個性同過去先輩們一樣都是由社會化過程決定的,但是,這種個性的形成已不再需要精心設計和認真操作,也不再需要多么穩定和堅固。這種個性的優點是靈活多變,構成個性的所有成分都要輕松自如和易變,以便隨時能夠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而避免穩固性。穩固性就像陳舊的東西一樣,它無法對迅速變化的世界做出反應。于是,永恒在今天產生了危機,人們的遺忘使永恒本身往往也變得“瞬息即逝”;這是一種新生的永恒。“新生的永恒不是一種需要付出畢生的努力、歷經千辛萬苦才能獲得的東西;相反,它可以被及時地欣賞,無須慎重地考慮后果——無須詢問那種瞬間欣賞的‘永恒’最終是否被證明是真正的永恒”[4](P.203)在我們的記憶中文學的存在是讓人獲得不能被遺忘的人類精神,所以當它面對這種違反常軌的個性特征時,也只能被遺忘,只有隱退。
    最后是個性的個人化和陌生人特征。后現代消費社會中個人的個性早已不同于20世紀60年代以前,如果說那時人們的個性還體現著某種政治理想和活動,還像個“朝圣者”的話,那么現在隨著組織、團體的空洞和衰敗,人們更注重的是個人精神上的改善,更強調注重各種觸及自己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感覺、體驗,更注重自己能夠處理和對付的事情。許多替代性的消費或消遣(如旅游、購物、狂歡等)已成為整理、拆散和重組自己個性的方式。這種個性的塑造是由消費社會中與自由一同到來的機會和不確定性威脅所決定的。另外,現在每一個人對于他們所見到的大多數人來說都是陌生人,雖然在現代社會也是如此,但是現代社會的陌生人身上具有明顯的科層制的權力和理性的標志,一個人知道他們屬于什么范圍,因此知道如何對待他們。而后現代消費社會的陌生人是一個相當持久和難解的問題,因為他們是誰,或者說一個人應該如何感受他們、如何對待他們,是從來不會清晰的;他們既不是一個熟悉的鄰居,也不是一個外鄉人。相反,陌生人又兼具有這兩者方面的一些特性;他們既像是身邊的鄰居,又像是遙遠、未知的外鄉人。“他們都傾向于使人類的關系碎片化,缺乏延續性;他們竭力反對‘附帶條件’和持久的后果,阻止持久的相互責任和義務的網狀系統結構的形成。他們都愛好和推行一種個人和他人之間的距離,并且把他人主要鑄造為審美的客體,而不進行道德的評價;作為趣味的問題,而非責任的問題。”[6](P.190)在陌生人面前,認知、道德和審美受到了挑戰。由于每個人都以一個閑游者的態度把他人作為娛樂的對象(審美的現象)加以對待,所以,這種娛樂性的審美也就落到了中性化的共時消費之中。眾人相互的娛樂消解了個人由道德責任帶來的個人恐懼,一切都在狂歡人群的喧鬧中銷聲匿跡。而“正是在玩笑和閑言碎語、日常歌舞、特殊場合盛裝打扮和色彩過分奪目的這種非常普遍的領域中,一種通俗文化才最明顯地持續著。”[7](P.192)顯然,作為文學的本質存在不僅僅是這點娛樂的審美意味,當文學本質存在的其它部分沒有被社會及人們關注時,比如說道德的消失或淡化以及對人的價值判斷的冷漠時;特別是當作為文學自由表現的社會個人個性特征發生重大變化時,文學自身的反思結果必然是自我的隱性。
    但文學的隱性對消費社會的各個文化層面而言是否就意味著文學的貶值和永遠地被疏離呢?
      三
    在本質主義看來,主體性存在是文學的本質問題,可是在消費社會中主體是模糊不清的,“我”在消失,作為“我”欲傳達的讀者主體“你”也消失了。消費社會所謂的“個性化”是建立在“個性”生產的壟斷性基礎之上的,而壟斷和差異在邏輯上是無法兼容的。“它們之所以可以共存,恰恰是因為差異并不是真正的差異,它們并沒有給一個人貼上獨特的標簽,相反它們只是標明了他對某種編碼的服從、他對某種變幻的價值等級的歸并。……對差異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別喪失之基礎上的。”[8](pp.82-83)但是,在消費社會中主體性的消失是否就等于文學的消失或終結呢?事實上在這個基本問題的邏輯起點上,我們忽略了文學主體性命題本身的時代局限,它是一個前現代的哲學、美學和文學理論命題,而非現代意義或后現代意義的命題。文學說到底是一種人類自由的生存體驗和有關生存意義的表述,是自我主體與對象主體間的交往活動,是主體間的生存方式。在文學活動中,作者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世界,而是把社會生活由客體變為主體,即把現實的人變成文學形象;文學接受也不是對文本固有意義的認知或構造,而是讀者把被描述的生活由客體變成主體。這里,文學對象不是死的現實或文本,而是活的文學形象——人;不是客體,而是另一個我。在現實的社會生存中,人與人由于利益的需要不可能完全擺脫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他人和外在的世界僅僅成為“我”能夠利用的客體。即使在現實中存在著主體間性也是不充分的,因為現實的主體間的交往活動是不充分、不自由的。由于沒有徹底擺脫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人與世界、人與人都不能和諧相處,而是相互隔膜、沖突,主體面對著一個非人的世界,這意味著自我也被非人化了。而文學則徹底克服了現實中主體與客體間的對立,把主客關系轉變為主體與主體間的關系,從而進入到了真實的自由的存在,在文學中人們感受到了作為個體存在的意義。
    在文學主體間性理論看來,文學不是孤立的個體活動,而是主體間共同的活動;文學不僅具有個性化意義,還具有主體間性的普遍意義。文學本質主義的主體性理論把文學看成人的自我張揚和自我實現,它不顧及也不能解決個性與社會性、自我與他人的關系問題。正如布魯姆分析的:“與其它詩人相比,雪萊尤其有一種沖動,就是想把生活表現為對同質的現實的直接對抗。這一沖動總是尋求最為激烈的情感,結果招致了緊張和破裂。當它表現為愛的時候,總是以相互毀滅而告終。”[3](P.203)過去,我們在強調文學的主體性特征時往往把雪萊的詩歌看成是真正的文學,因為他的作品中有強烈的主體精神。而事實上自我并不能成為文學的根據,文學的意義既是個性化的,又是互相可以傳達的;文學除了具有個性意義外,還具有普遍意義。文學活動中的自我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共在的自我,自我必然與他人進行文學經驗的交流、溝通,從而形成了某種共同的審美理想,這種共同的審美理想有可能成為自我的前理解,參與當前的文學活動。在此,主體間性的文學理論對我們理解消費社會中的文學無疑是有啟發的。在消費社會個體身上體現出的互動要求不僅僅在于自我主體與對象主體之間,即“我”與“他者”之間;也體現在自我主體“我”的內部互動中,“在消費合作社中,恰如在文化中,在出現的互動模式中區分‘作者’與‘行動者’并不太容易。每一個成員都被期望同時去寫作,去行動。‘作者身份’與‘行動者身份’是行動的兩個方面(盡管這兩個方面以不同的強度出現在每一個人類行動中),而不是個別的人類范疇的性質。”[1](P.165)這些互動因素的存在實際上為文學的存在提供了一個基礎,消費社會中的個體對文學應該更具有較大的熱盼和渴望,因為他符合主體間性文學的根本內在要求:理解和溝通。
    文學的隱性并不是說文學在消費社會中看不到了,真正隱退被遮蔽了。而是說文學作為一種人類精神的資源仍然是存在的,它與過去的不同在于主體性弱化了,主體間性得到了增強,主體間性的增強使得文學不僅僅具有個性化的意義,也有社會、歷史的標準,這種標準要求文學既注重主體及主體個性更注重不同個體個性間的相互理解和充分、自由的交流溝通。這實際上也是現代性意義發展到全球化時代人類精神的必然要求。文學獨特的開放、充分、自由、直接的生存體驗和交流是各類“擬像”所不能比擬的,雖然在消費社會中人們的個性不斷地被社會客體化,但由于消費社會中個人的多方位的要求欲望沒有停止,個體要求在通過與社會、與他者在交流中獲得對個體自我認可(即“鏡中我”)的滿足沒有停止,這種“自戀”本身成了個性的體現。雖然,“消費社會中個體的自戀并不是對獨特性的享受,而是對集體特征的折射。然而,……無論在何處,個體首先被進行自我取悅,討好自己。很自然,人們正是在對討好自己的同時才獲得了討好別人的機會。”[8](P.91)在這過程中,個體對他人的考慮是次要的,更多的是自我滿足和自我誘惑,這個過程本身是富有個性的。這種個體個性追求本身雖然已失去了前現代和現代社會時的鮮明性、理想性,但仍不失為一種個體在社會中的選擇。當然,在消費社會里選擇是消費者的特征,而且消費者的選擇意味著選擇自由。可我們在前面已經論述過,消費社會對消費者個體而言自由選擇的本質是努力廢除選擇,沒有選擇,選擇自由是一個虛假的自由。但是,要說明的是:雖然在消費社會中個體追求真正的個性、自由是十分困難的,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消費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過程本身并沒有放棄對自由的選擇和追求,在消費社會中“就更為廣泛的消費者選擇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滿足被發現了(而且,更普遍的是,就自由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滿足也被發現了)。消費的促進,猶如自由的沖動,導致了自身滿足的不可能。我們總是要求擁有更多的自由——即使我們所需要的自由是限止和禁止目前的自由。自由總是一個基本條件,并在持續的再生產中表達自身。就是在對未來的開放性中,在超越(陳舊的或新近確立的)勢態中,在實現的夢想與恐懼的交織中……”[1](P.170)對自由的追求總是體現了人類合規律,合目的性的精神需要,而文學正是要體現人類的這種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看,消費社會中的文學精神仍是存在的。所以,文學追求自由、個性的精神要求仍時而不斷地在消費社會的大眾中間透射著光亮。文學的隱性僅僅是文學在一個特定時代存在形式和位置的改變,而非內容本質的遁失。
    文學的隱性作為當今文學存在的方式它是客觀的,這種客觀存在既是形而上的,又是客觀具體形而下的,形而上表現為文學概念和精神在消費社會中的時隱時顯;形而下則表現為文學作為一種“過時”的、隱在的資源存在仍被人們時而掛在口頭上并不斷地被有意或不經意地使用。這種形而下的文學隱性存在使文學資源的重要性實際上更加明顯。如當今電影、電視劇的大部分是根據小說改編的,在這近十幾年的300多部參加中國電影‘華表獎’的影片中,只有一部《開國大典》是從劇本開拍的,其余都是從小說中改編的,從中可以看到文學資源的不可替代性,這需要我們認真地予以關注。另外,我們可以把這種行而下的文學隱性稱之為隱性的文學,隱性的文學作為當今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是較為普遍的,它在社會文化的不同層面滲透、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并具有一種被渴望的擴張性。對此已有學者專門論述,[9新疆大學學報:社科版烏魯木齊112~116J1文藝理論歐陽可20042004文章通過對消費社會中的部分文化特征進行分析,指出了目前文學存在的性質:文學的隱性。并對這種文學存在的形成和內涵進行了描述,指出隨著消費社會文化范圍的不斷擴大,應該不斷地對文學研究的對象進行新的界定。消費社會/文學的隱性/個性特征
    Consumption Society/Literature Recessivity/Idiosyncrasy基金項目:此文系湖南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克里斯特瓦的詩學研究”成果之一,批準文號:02BR23,2002-2004年。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譯者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On Literature Recessivity And 'Idiosyncratic Discourse' In Consumption-Oriented Society
  OUYANG Ke-x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In the light of the analysis of some cultural traits in consumption-oriented socie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natureof literature today: literature recessivity. It also describes the form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such literatur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ubject of literary study needs re-defining with the extension of consumption-oriented society culture.歐陽可惺(1958-),男,四川成都人,新疆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新疆大學 人文學院中文系,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 作者:新疆大學學報:社科版烏魯木齊112~116J1文藝理論歐陽可20042004文章通過對消費社會中的部分文化特征進行分析,指出了目前文學存在的性質:文學的隱性。并對這種文學存在的形成和內涵進行了描述,指出隨著消費社會文化范圍的不斷擴大,應該不斷地對文學研究的對象進行新的界定。消費社會/文學的隱性/個性特征
    Consumption Society/Literature Recessivity/Idiosyncrasy基金項目:此文系湖南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克里斯特瓦的詩學研究”成果之一,批準文號:02BR23,2002-2004年。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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