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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在國外
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在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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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26.7;I20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6425(2003)03-003 0-06
  新時期意識流小說主要是在外來文化沖擊與本土傳統文化基礎的交互錯雜下而產生的 、著力于展現人物內在心態、心理結構的小說,其“輝煌”的主要時辰為中國新時期起 始的頭幾年。它的主要成果標志之一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于1988年10月同時分別出版的吳亮等編輯的《意識流小說》與宋耀良選編的《中國意識 流小說選:1980—1987》。前者收錄“意識流”作品12篇;后者容量則更大,共有33篇 入選。但當代文學學術界的視界一般定格在王蒙的“集束手榴彈”(6部中短篇小說)和 李國文的《冬天里的春天》、茹志娟的《剪輯錯了的故事》以及諶容的《人到中年》。 這些不像西方那種嚴格意義上的意識流小說,不僅大都獲得過中國國家文化部門的獎項 ,而且在中國當代敘事藝術嬗變中起到過轉遞性的重要作用,似乎可以說它們代表了新 時期意識流小說的突出成就。
  然而,這些早已成為“明日黃花”的文學實績在國外的境遇又如何呢?目前國內學術界 尚無人專門研究。按照接受美學的理論,作品的價值最終應由它在讀者中產生的效果來 衡量,而并非由作品文本所包涵的客觀屬性所決定。作品只包涵著潛在的可能價值,其 現實價值則惟有在讀者的閱讀中方能實現。當然,判斷作品的價值,不能只看一時一地 讀者的反應,而應從長時期、較廣范圍來觀察作品“效果的歷史”[1](P32)變化。而試 圖以特定區域的形式穿梭于這種“效果的歷史”變化之中,以求發現有助于中外文學關 系健康發展的東西,這正是本文所渴求的學術旨趣所在。
      一、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在國外之譯介
  據作者所掌握的圖書資料(1979—1989)顯示,它們在國外所受到的禮遇好像并不差。
  在歐洲,一些致力于中國文學研究的漢學家是譯介的主力軍。就譯介的規模來說,俄 蘇的舉動給人以較深的印象。熱洛霍夫采夫和索羅金編選的中國當代作家作品集《人妖 之間》(進步出版社,1982年版),收有王蒙的《夜的眼》。1983年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在 《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劉賓雁同名報告文學)合集中,收錄了由索洛金翻譯的王蒙的《 蝴蝶》。索羅金也獨自編選過《當代中國小說:王蒙·諶容·馮驥才》(消息出版社,1 984年版)和《紀念》(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前者收入了由托羅普采夫翻譯的王蒙的 《春之聲》、《海的夢》以及諶容的《人到中年》。這本集子為《外國文學》雜志所編 輯的叢書系列。后者選收了王蒙的《春之聲》。李福清編選的《人到中年:中國當代中 篇小說選》(長虹出版社,1985年版)選入了王蒙的《雜色》以及諶容的《人到中年》。 長虹出版社還于1987年推出了《中國當代小說》,王蒙的《夜的眼》等5部作品被入選 其中。
  德國的譯介情況也許并不亞于俄蘇。1982年,魯赫特漢出版社推出一部封面上印有王 蒙《風箏飄帶》中文書名的短篇小說集。波恩大學顧彬教授等人翻譯的王蒙的中短篇小 說集《夜的眼》,則在1987年由瑞士第三世界對話出版社出版。1988年柏林建設出版社 出版了由格魯納等人翻譯、以王蒙《蝴蝶》為書名的中短篇小說集子。不僅如此,《蝴 蝶》還被改編成廣播劇在幾家電臺播出。柏林和魏瑪建設出版社也于1988年出版了《王 蒙小說選》,內收有《夜的眼》、《風箏飄帶》和《雜色》等10個中短篇小說。波鴻洛 克邁耶出版社也趁勢于1990年推出了由馬漢茂等人翻譯的《王蒙小說集》。
  法國漢學家們也不乏譯介之熱情。繼《歐羅巴》文學雜志社于1985年推出了一期“中 國:一個新的文學”專號之后,中國新時期作家的作品陸續被翻譯出版。其中尚塔干· 什納德羅翻譯的王蒙的《布禮》于1989年由人道報出版社出版,而蘇珊娜·貝爾納在巴 黎出版的《中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中,則收錄了諶容的《人到中年》(節選)以及茹志 娟的《草原上的小路》。中國新時期小說在歐洲其他國家也有一定的譯介。如南斯拉夫 諾維薩德塞爾維亞文化教育協會出版的1982年第11期文學月刊《年鑒》,譯載了王蒙的 小說《夜的眼》;匈牙利歐洲出版社于1984年7月,以“現代叢書”形式推出由鮑洛尼 ·布瓊尼翻譯的王蒙的小說集《說客盈門》,其中《春之聲》、《蝴蝶》被收錄在內; 曾任羅馬利亞駐華使館文化參贊的康斯坦丁·魯貝亞努與夫人,合譯過王蒙的短篇小說 《深的湖》(書籍出版社,1984年版)和《海的夢》(《阿特內馬》1984年第10期);諶容 的《人到中年》和王蒙的小說在瑞典、荷蘭也得到過譯介。
  在亞洲,日本三鈴書房于1981年出版了由相浦杲翻譯的王蒙的《蝴蝶》。日本民主文 學同盟機關刊物《民主文學》1983年4月號,以顯著版面譯載了諶容的中篇小說《人到 中年》。1984年第二文明社也出版了田村年起翻譯的《人到中年》(改名為《北京的女 醫生》)單行本。《無名》雜志第4號(1984年6月)登載了由柴內秀實翻譯的王蒙的《風 箏飄帶》。
  在北美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玫瑰花與刺》合集,收入了由 唐·吉布斯翻譯的王蒙的《夜的眼》。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了由溫迪· 拉森翻譯的王蒙的《布禮》。1985年,墨西哥學院出版社出版的《王蒙短篇小說集》, 收錄了《風箏飄帶》等5個短篇。該學院亞非研究中心主辦的刊物《亞非研究》自1966 年創刊以來,一直注重譯介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其中就有王蒙的《春之聲》。
  從上述也許掛一漏萬的掃描中不難看出: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在國外的譯介是令人振奮 的。它符合文學作品走向不同國度的讀者,充分實現其審美價值的運作規律。因為世界 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寰宇,不同民族、不同國度之間的文學要進行廣泛的交流,為 對方所認同所接受,就必須首先打破相互的語言壁壘,譯介在其中無疑是相互溝通的橋 梁和紐帶之一。事實上,在國內就譯介當代中國文學而言,國家外文出版發行局所屬的 《中國文學》出版社于1981年就創設了“當代中國信使”——《熊貓叢書》,其中已推 出的重要的英、法文版本就有:王蒙的中短篇小說集《蝴蝶》。但比照起來,在新時期 意識流小說譯介的問題上,國外的月亮還是較為“圓”一些。在一定意義上,它有著對 中國來說的“他者”(the Other)對譯作價值評判的說服力。當然,這種說服力究竟有 多強,還須將其置于他者的實質性的反應當中去進行驗證。
      二、國外視野中的新時期意識流小說
  國外對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實質性的反應不外乎他者之評價。這種評價,一言以蔽之, 就是主體以自身的需要為基礎衡量客體意義的認識活動。在未進入這種活動之前,文本 只是文學價值的載體,它的價值充其量是一種客觀的、潛在的存在。它只有被讀者所接 受,也就是說,只有進入評價視野,它所隱含的客觀價值才能轉化為現實的文學價值, 并產生一定的審美效應。那么,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在國外得到相當程度的譯介,他者在 其中有怎樣的實質性反應呢?就作者所瀏覽到的圖書資料來說,大體上有以下幾種相對 而言的情形:
  一是榮獲國外獎項 1987年王蒙除了問鼎日本創作學會的“和平文化獎”之外,還摘 取過意大利西西里大區首府巴勒莫第十三屆意大利蒙德羅國際文學獎1987年特別獎桂冠 。據說,它是意大利最有影響的文學獎之一。在頒獎者看來,王蒙之所以能夠獲該項殊 榮是因為:“王蒙的文學創作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心聲,繼承了中國的文學傳統,并進行 了廣泛的、有借鑒的、新的探索和創造。”[2](P345)頒獎方還宣稱,從1989年起專設 對中國作家的獎金。同年9月,中國作家代表團還應邀赴意大利參加這次授獎活動。這 些事實說明中國作家在他者眼里有了一定的文學地位,盡管褒獎的級次比較“特別”。
  二是中肯性的評價 首先,俄蘇一些漢學家最具代表性。索羅金在為原蘇聯科學院遠 東研究所編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和藝術:1976—1985》一書而撰寫的第一章《 在文學鏡子中變化著的現實》中認為,在1979—1980年時段的文學作品中,“有較高藝 術水平的例子”要算王蒙的《雜色》及其他作品。他說;“70年代末期現實主義傳統復 興,把這一問題重新提到日程上來……1980年以后,當代題材至少在數量上把‘反思’ (文學)排擠到了第二位。”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作品是王蒙的《春之聲》。此外,諶容 的《人到中年》也是“近年來流行的一部作品”[3](P444)。李福清在1986年上海中國 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上強調指出:“如果從總體上來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文學, 那么,其總的傾向毫無疑義地是沿著世界現代文學的發展軌跡而發展著的。它廣泛地、 真正是包羅萬象地與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學有著相互的聯系,它利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 作家的經驗。”“但是,要說中國當代文學與豐富深厚的民族傳統沒有任何與之相聯系 的表征或因素,那么,這種看法也是不正確的。”[4]在文學“意識流”問題上,他在 其選編的《人到中年:中國當代中篇小說選》的長篇序言《論中國當代中篇小說及其作 者》中說,王蒙小說中“‘意識流’的成分有時和某些中國傳統的敘事手法,中國傳統 的形象化手段融為一體”。如《雜色》中,“除了作品人物發自內心的聲音之外,也經 常出現作者自己的聲音……在小說主人公的思想、回憶和聯想的總的意識流中,這種非 現實主義的‘細節’似乎并不是什么異類的、古怪的東西”[5]。對此,托羅普采夫的 評價也頗有見地。他認為:“在王蒙那里,‘意識流’成分本身并不呈現為統一的不可 分散的流,而是駁雜于作者的話以及借他人之口說出的話中,同樣雜糅到人物的內心獨 白中。此外,它喪失了作為正統的‘意識流’的重要特征成分,即沒有了弗洛伊德病理 學的情節和無意識的鋪陳,而在西方的小說中主人公行為的動機往往取決于這些東西。 ”[6]值得一提的是,曾偏好從政治角度指責步入新時期的中國文學的俄蘇漢學家如熱 洛霍夫采夫、托羅普采夫等,逐一轉到藝術審美的落腳點上,這不能不視為他們漢學研 究中的新進展。
  其次,法國的漢學家們也較為突出。為配合中國作家代表來法訪問(1988年5月),他們 專門編輯出版了《當代外國文學精萃·中國專號》。其中,王蒙及其作品為該刊評介的 重點對象之一。他們當中有的認為王蒙的某些作品是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兼而有之;有 的則稱王蒙的某些作品可納入“現代派作品”之列,如《風箏飄帶》中苦惱無端的一對 情人,像卡夫卡那樣,把荒誕看成現代人類命運的一種本質,滯留在荒誕之中。這樣的 寫作技巧是新穎的,而神圣不可侵犯的情節性則被淡化了,變成作品主題的倒是“感覺 和圖像交織”的內宇宙。現實不再是赤裸裸地被講述出來的,而是被支離破碎地表現出 來。文學在這里,時空觀念不再是物理性的,敘述也不再是線性的[7](P341-342)。來 自法國漢學家們的看法很顯然透示出了法蘭西崇尚“唯美”詩性因子的風格,不乏他者 中的一家之言。
  三是褒揚性的評論 德國之聲廣播電臺對華廣播主編安德累阿斯·多那,在為與王蒙 小說同名的合集《風箏飄帶》(魯赫特漢出版社,1982年版)所寫的跋文中說道:“沒有 一個民族像中國那樣具有文學性,當日爾曼人還在刻寫自己最古老的文字時,中國文學 已經成為世界文學了。”[8]日本的相浦杲于1981年在《朝日新聞》上發表的評介文章 稱,從王蒙的《蝴蝶》,“我看到了中國人的靈魂”。日本的中國研究所在編撰出版《 中國年鑒》(大修館書店,1987年版)的同時,又推出另外一卷:《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十 年》,把新時期文學的成就與五四文化革命相提并論。《人到中年》的日文譯者福地桂 子認為,這部作品是諶容的最優秀作品。這些出自不同國家漢學家們的學術聲音,與其 說充滿了贊賞之辭,倒不如說反映出他們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階段性鼎新實績的一種肯 定。
  四是偏重政治傾向的批評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西里爾·伯奇在他的《共產 主義制度下的文學》一文中,把王蒙看作是“一位在文學領域中最富有創造力和影響力 的人物的出現”,他“非常注意繼續進行官方的道德說教”,“從官員的角度完全維護 這種說教,繼續為保持和恢復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時期之后的大變革中個別知識分 子的革命信仰而斗爭。他對藝術創新的探索將他的作品推向了中國現實小說的前沿。” 如他的《布禮》、《夜的眼》等。“王蒙的作品在爭論中經受住了被否定的考驗,在于 他巧妙地給作品設計了一個向上的結尾,盡管有時看起來只不過是很勉強地加上的‘光 明尾巴’。”[9](P857-858)這種“光明尾巴”論也出現在美國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 教授菲爾·威廉斯評述王蒙的《蝴蝶》論文《一只有光明尾巴的現實主義“蝴蝶”》中 。威廉斯認為:“對于過去三十年中國政治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對于切合實際而又高度 樂觀的期望,當代和將來的史學家可以從中找到在這兩方面態度轉變的材料,政治學家 可以從中找到有關高級干部的惶惑、動力和抱負的材料。”“很明顯,故事最后出現的 張思遠這個人物……達到了圣徒的標準”。“一般地說,中國的現代小說正在拋棄‘偉 大的歸來’的手法,然而,這種手法的殘余仍然繼續在如同結尾這種明顯的部分出現, 一只有多種顏色的翅膀和鮮艷的身軀的蝴蝶,終究會有一條光明的尾巴!”[10]山姆大 叔式的“傲慢與偏見”在這里可見一斑。
  事實表明: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在國外的實質性反應是多彩的、熱烈的。但多彩、熱烈 之余,筆者卻發現:西方某些文化大國對中國新時期意識流小說的認知似乎仍存在著空 白。如李宜(Lee Yee)主編的《新現實主義: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國作品選》(1983年版) ,也主要是從《中國文學》(英文版)雜志上搜集而來的作品。這為其一。其二,新時期 文學“意識流”創新實踐在西方文化大國那里并未被從藝術的高度作為批評的重點加以 討論,相反熱衷于挖掘作品中“政治傳聲筒”的思想傾向較為顯明。其三,在文學“意 識流”問題上,受到關注的嘗試文學“意識流”實踐的新時期作家并不普遍,只有被人 戲稱“‘意識流’在中國的代理人”的王蒙受寵得最為風光。諸如此類的缺失竊以為并 不足掛齒。就拿美國來說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義德在“東方學”問題上指出: “美國從社會科學角度出發關注東方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將文學完全排除在外。”[11](P 372)因而在他們涉獵東方的當代研究中“怪異性”冒了出來。主持編輯《現代中國文學 》雜志的美國州立金山大學教授葛浩文也曾深深地體會到:“在西方漢學的蒼穹,現代 中國文學從來就不是一顆明星。”[12]盡管如此,實事求是地說,新時期意識流小說能 夠如此堂而皇之地走進為數不少的國度,就已經是個了不起的“奇跡”。不過,站在關 心世界文學“貿易”版圖中的中國文學的建設與發展的角度上,問題的出現又不免使人 產生一些焦慮。
      三、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在域外引發的焦慮
  國內學者申慧輝在《總把新桃換舊符》一文中說道:“作為一種文化產品,中國文學 是世界文化市場上的一種普通商品。為了實現中國文學的商品價值,文學作品就必須走 向市場,參與交換。”然而,“就在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化市場的那一刻起,它便開始 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思想的牽制。西方人對中國的民族性是有著預先設置好的期待的 。他們想看到的是所謂的‘民族性’、‘異國情調’、‘地方色彩’。”“而那些自覺 地在藝術上向西方文明靠拢的作家,盡管在國內獲得了‘先鋒派’或‘實驗性’的美名 ,卻在世界文化市場上受到了貶損。北島旅居國外創作的詩歌,被史·歐文稱作‘砍去 了具體民族和語言之根的詩歌’。由于反人道的暴力內容而頗受某些中國評論家推崇的 余華,也被國外文人看作是出自‘一個十分年輕的、幾乎是少年人的手筆’的幼稚之作 。”由此可見,西方世界企圖以其優越的姿態,“將中國文學接納到他們劃定的世界文 學版圖當中,讓它只占據一個不顯眼的邊緣地帶。”[13](P57)為此,她覺得我們應該 “逐步建構自己的文化策略,以對付西方文化中心說的壓力與影響”。
  臺灣評論家龍應臺以其旅歐的經歷也不無憂慮地指出:“封閉多年的中國大陸開放之 后,西方興起了一陣‘中國熱’。中國的當代文學作品也在這股熱潮中受到高度的重視 。大陸作家紛紛受邀到歐美各國去演講、座談,在西方的電視及報紙上以貴賓姿態出現 ,許多人的作品也在很快的速度下被翻譯成英文、德文等等。”“大陸作家突然之間‘ 受寵’,絡繹不絕的到西方來與其他文化接觸,誰也不能否認是件好事。”但“‘得寵 ’的大陸作家卻有著一個危機,有的受邀作家顯得深沉篤定,有的卻在西方記者與漢學 家的簇擁之下,言談之間志得意滿,常有人自稱為‘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世界知名 作家’。胸有丘壑的作家在受到西方推崇時,應該保持一種冷靜,一種清醒。他必須逼 問自己幾個問題:我的作品受到推崇,是因為它的新聞性、政治性、社會性,或是它真 正的藝術造詣?西方的文學評論家在面對我的作品時,是否也用了和他批評本國文學時 同樣縝密嚴格的標準(盡管這個標準的內容用在異國文學上必須有所調整)?或是因為我 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而對我特別‘寬容’?”[14]
  海內外學人的所見所慮是否恰切可以討論,但我們務必正視這樣一種現實:中國文學 在世界文學發展整體格局中仍處于邊緣地帶,這是誰也無法遮蔽的現狀。其評斷的主要 事實依據在于:第一,在通常情況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的經濟實力不 如西方發達國家,這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壇中的形象;第二,國際文壇 上的交流活動一般把英語作為通用語言,而中國要想跟國外打交道,就必須順從人家的 “語言規則”。這樣一來,無形中助長了那些以英語為母語的西方經濟強國在文化上不 自覺的優越感;第三,在一定意義上,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與否成了檢測不同國度的民 族文學有無藝術實力之標準。嚴格地說,扎根于中國本土的作家長期以來與這個世界級 的大獎無緣,其結果要說不會影響到世界文壇對中國文學的自覺接納,恐怕有些不切實 際。
  中國文學在這樣的文化語境當中,積極參與世界文學“貿易”競爭,試圖謀求人家的 普遍尊重,勢必將會遇到意料之中的諸多的阻隔。具體到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在國外的境 遇來說,它表面上總體看起來形勢喜人,其實,內里潛伏著某種微妙的輕視。這種微妙 性主要表現在:在國外譯介和評價中國新時期意識流小說的問題上,大多是一些訪問過 中國或在中國留過學的漢學家的所為,而相對來講這些漢學家的言論,在他們的所在國 歸屬于“少數族群”的話語,因而他們所發出的學術聲音的影響輻射面,也就十分有限 ,特別是那些身處西方經濟大國的漢學家們甚至對中國問題感興趣的學者的話語能量, 根本不足以主導他們所在國文壇聚焦的興趣。同時應當看到,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中 有的人的行為往往受制于他們原有的西方文明,中國形象在他們的筆下受到不同程度的 矮化不是沒有可能,通常還會直接受制于他們所在國主流輿論的導向。這是問題的一面 。
  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新時期的意識流小說雖然在形式上穿上了風度翩翩的西裝,可 是在內容上卻是土生土長的“龍井茶”的泡制。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樣式在中 國當代文壇曾“盡顯風流本色”。熟悉這段文學歷史進程的文化人都非常清楚,其初, 新時期文壇對西方文苑中曾經引起過敘事藝術革命的文學“意識流”,持有相當濃厚的 學術論爭興致。相反,某些西方文化大國對這一發生在中國新時期文壇重要的文學史實 的研究熱情,在具體的關注點上卻不如我們。就文學本真的審美層面而言,我們的文學 熱點成了人家的邊緣,而人家的邊緣則成了我們的“中心”。這種反差怎么不令人感到 有些尷尬?!
  當然,人家有人家選擇關注點的權利,我們有我們的文學發展需求。也許我們的文學 “意識流”實踐在西方這一“他者”看來只不過步他們的后塵而已,因而不足以刺激他 們審視的口味。不過,在國際文學交流的平臺上,應當是對等互動乃至廣泛的。在這個 意義上,這不是微妙的輕視又是什么?話是這么說,可是我們也不無自省的必要。
  中國新時期敘事文學的“意識流”實踐,被國內個別學者冠以“東方意識流”之名的 原因不外乎它的“中國特色”。那么這個“中國特色”是什么意思?從新時期文學“意 識流”總的藝術實踐來看,那就是用人家的外衣(不排除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的從中摻雜) 來裝扮自身的軀體。而這個創造又是否地道呢?平心而論,由于過于關注主流意識形態 脈搏跳動之快慢,它使得作品藝術魅力的透發變得有些僵硬起來。這種具有某種“清議 ”意味的東西,在有的文化大國雖然曾產生過熱烈的反響,如在俄蘇,但究其主要原因 ,誠如其漢學家李福清所分析的那樣:“無非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隔膜后,當時的蘇聯讀 者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有濃厚的興趣,這些作品不少是反思極左時代帶給人們的精神和 肉體創傷的,內容很感人,蘇聯那時這樣的作品還很少見,一些老人讀了這些中國作品 還流淚,因為它們勾起了這些讀者對20世紀30年代經歷的回憶。”[15](P29)其實,在 這個問題上,具有特殊文化身份的旅美教授李歐梵的批評意見倒是值得注意。他抱著“ 對中國的作家要不斷地提出批評,來刺激作家寫出好的作品”的態度,直言不諱地指出 :“在考察王蒙的一些小說,特別是《蝴蝶》、《春之聲》、《海的夢》時,我們看到 ,這些小說盡管技巧是絕妙的,那貫穿各篇的思想與社會的一致性卻是令人驚奇的。” [16](P86)“我的挑戰性的看法是,在整個小說世界中,人物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我 們所看重的是你怎么樣創造一個小說的藝術世界。或者說是詩的藝術世界。”“從弗洛 伊德的學說來看,中國作家,把上意識與下意識分得太開了,把‘超我’與‘自我’、 ‘本我’分得太開了。你把它們混在一起的話,文學反而可以寫出好的東西來。”[17] 他認為王蒙并不理解多少意識流,在自由聯想的寫法上,把一大堆無關的詞句、意象堆 砌在一起,偶爾又露出幾分俏皮,這樣的作品未必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18]實際上, 謝冕、錢理群從文學本真的審美角度出發而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1979—1989》 (第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沒選那些在新時期文壇曾“獨領風騷”且有代表 性的意識流小說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李氏之說。
  所以,在中外文學交流的關系上,怨天尤人無助于西方文化霸權的最終顛覆。要想得 到人家的尊重,就必須要有贏得別人尊重的實力。據報載,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蔣子龍 前不久率團出訪加拿大時稱,中國文壇已進入出大師時代。對此,“他者”認同么?在 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我覺得:多一些內心的拷問,多一些內功的修練,才有可 能構筑起堅實的中外文學交流對等互動的平臺。
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30~3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錫民20032003中國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在為數不少的國度得到譯介,并受到不同程度的評價。但在世 界文學發展的整體格局中,它個中存在的問題卻潛藏著某種微妙的輕視。為此,在中國 文學走向世界進程中的實績面前,多一些內心的拷問,多一些內功的打造,有助于構筑 起堅實的中外文學交流對等互動的平臺。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國外/New Period/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foreigncountries基金項目:江蘇省[01一級學科]“博士生資助經費”項目;代碼:1611901035The New Period’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 in Foreign Countries  WU Xi-m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Nanjing Normal Univ.,Nanjing 210097, ChinaThe Chinese New Period’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 not only has been  introduced in many foreign countries but also has been reviewed in different  degrees.Bu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literature some problems from them  hide a certain subtle disparagement.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our progressin  literature advancing on the world we should keep both a little more ofinner torment and a little more of perfectible internal work,which will beconductive to constructing a solid reciprocal platform of the literatureexchanging on equal term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吳錫民(1954—),男,湖南漣源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教授。 作者: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30~3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錫民20032003中國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在為數不少的國度得到譯介,并受到不同程度的評價。但在世 界文學發展的整體格局中,它個中存在的問題卻潛藏著某種微妙的輕視。為此,在中國 文學走向世界進程中的實績面前,多一些內心的拷問,多一些內功的打造,有助于構筑 起堅實的中外文學交流對等互動的平臺。新時期/意識流小說/國外/New Period/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foreigncountries基金項目:江蘇省[01一級學科]“博士生資助經費”項目;代碼:1611901035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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