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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進程中拉美國家政治制度面臨的主要挑戰  ——對拉美國家政治不穩定的一種解釋
民主化進程中拉美國家政治制度面臨的主要挑戰  ——對拉美國家政治不穩定的一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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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拉美一些國家的政治制度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具體地表現在4個方面:第一,隨著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許多國家傳統政黨制度出現危機;第二,傳統政治體制的許多方面日益不適應新經濟體制的需要,喪失了維持政治穩定的功能,權力機構之間經常出現激烈對抗,憲制危機頻頻出現;第三,民眾對現存政治體制出現信任危機;第四,許多國家的政府不能在現有政治體制框架內解決威脅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各種問題,出現了所謂的可治理性危機。上述挑戰加劇了政治和社會的不穩定,拉美國家迫切需要尋求實現政治穩定的辦法。本文擬對民主化進程中拉美國家政治制度面臨的主要挑戰及其對政治穩定的影響進行初步分析。
      傳統政黨制度危機
  近年來,在政治民主化、經濟改革和經濟全球化進程推動下,一些拉美國家的政治力量對比發生劇烈變動:一些傳統政黨和政治組織衰落,其中不少喪失了執政地位;一些仍處于執政地位的政黨控制國家政治生活的能力下降(20世紀90年代的墨西哥);一些新的政治力量(政黨或政黨聯盟)迅速崛起,不僅在一些國家的大選中獲勝(秘魯、巴西、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等),而且在地方選舉中也取得突破性進展。在這種背景下,拉美傳統政黨制度出現危機。在一些國家,傳統政黨制度的瓦解基本上是在和平過渡中實現的(如墨西哥),有些國家則出現了不穩定(如委內瑞拉、秘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等)。
  一 傳統霸權政黨制度的瓦解——墨西哥的實例
  墨西哥的政黨制度具有典型的霸權政黨制度的特點。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自1929年建立后,一直控制著總統職位。該黨不僅在議會中占有多數,而且長期擁有2/3以上的絕對多數,這保證了總統及執政黨能夠進行有效的統治。直到1988年PRI才首次失去眾議院2/3多數。此后,墨西哥政黨格局和政黨制度發生重大變化,傳統霸權政黨制度逐漸瓦解。
  第一,PRI一黨壟斷國家政治生活的局面被打破,多黨競爭與合作的局面逐漸形成。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墨西哥政治舞臺上逐漸出現了PRI、民主革命黨(PRD)和國家行動黨(PAN)三個主要政黨在選舉中相互競爭、在政治和經濟改革的某些重要問題上相互協商的局面。在地方和全國性選舉中,也主要是這三大政黨進行競爭和較量。與此同時,國家政權機構的代表性逐漸擴大,各政黨從事政治活動的積極性增加,政黨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出現了事實上的多黨制。
  第二,各黨實力趨于均衡。在總統和聯邦議會的選舉中,PRI所獲得的選票減少,所占有的議席比重下降,而同時反對黨的競爭力明顯增強,贏得的選票增多,占據的議席比重也明顯提高,各黨之間的實力向趨于均衡的方向發展。1982年以前,PRI候選人在總統選舉中總是能夠獲得絕大多數選票,但1988年以后所獲得的選票明顯減少。在1988年總統選舉中,PRI候選人薩利納斯獲得50.7%的選票;在1994年總統選舉中,該黨候選人塞迪略獲得48.8%的選票;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其候選人拉瓦斯蒂達只獲得36.1%的選票,而由反對黨PAN和綠色生態黨(PVEM)組成的“變革聯盟”(Alianza por elCambio)候選人福克斯獲得42.52%的選票,當選總統,PRI在墨西哥連續執政71年的歷史被終結。(注:在1929~1982年的總統選舉中,PRI候選人所獲選票情況如下:1929年93.55%,1934年98.19%,1940年93.89%,1946年77.90%,1952年74.31%,1958年90.43%,1964年87.82%,1970年83.32%,1976年86.89%,1982年68.43%(資料來源:墨西哥聯邦選舉委員會)。)80年代以前,PRI在聯邦議會占有絕對優勢,不僅長期擁有參議院所有席位,而且占據眾議院的絕大多數席位。而在1988年聯邦議會選舉中,PRI不僅首次失去對參議院的長期壟斷(反對派贏得4個席位),并且失去了眾議院2/3的多數;1997年聯邦議會中期選舉后,PRI在眾議院的席位第一次不及總數的1/2。此后,該黨在參議院占有的席位也不斷減少,而反對黨在議會選舉中的得票和擁有的席位不斷增加。在2000年聯邦議會選舉中,PRI在參議院獲得42.0%的席位,在眾議院獲得45.3%的席位,而以PAN為主體的變革聯盟分別獲得44.8%和41.4%的席位,以PRD為主體的“墨西哥聯盟”(Alianza por México,由PRD等左派政黨組成)分別獲得13.2%和13.3%的席位。(注:在80年代以前的聯邦眾議院選舉中,PRI總能獲得絕大多數的選票:1961年獲得90.81%,1964年86.38%,1967年80.50%,1970年83.53%,1973年77.59%,1976年85.17%,1979年74.13%,1982年69.29%,1985年67.3%(資料來源: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Organizationof American States,Political Database of the Americas)。)
  第三,PRI在地方一級的長期優勢、乃至霸權地位逐漸被打破。到2000年年底時,PAN在北下加利福尼亞、新萊昂、哈利斯科、瓜納華托、莫雷洛斯和阿瓜斯卡連特斯6個州執政,PRD在南下加利福尼亞、薩卡特卡斯、特拉斯卡拉3個州和首都聯邦區執政,PAN和PRD還在恰帕斯和納亞里特2個州聯合執政。另外,在PRI執政的各州,PAN和PRD在許多市政選舉中獲勝,控制了不少市一級的政權。(注:Mexico:a socio-politicalatlas.)PRI不但丟失了部分全國政權,在地方上傳統的絕對優勢政治地位也不復存在,墨西哥的霸權政黨制度被徹底打破。
  二 傳統兩黨制度的崩潰——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的實例
  在拉美,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的政黨制度是比較典型的兩黨制,因此兩黨制在這兩個國家的危機或崩潰也較具有典型性。
  自由黨和保守黨是哥倫比亞兩大傳統政黨,這兩個政黨在歷史上曾長期爭斗,使國家陷入動亂,并導致1953年的軍事政變和隨后的軍人專制統治。在總結了歷史教訓后,兩黨于1957年簽署了建立民族陣線的協議,進行憲法改革,規定在今后12年內(后延長到16年)兩大政黨平分全國和地方各級議會中的席位和政府中的職位,總統由兩黨領袖輪流担任,以此來防止軍人獨裁統治的再次出現。兩大政黨輪流執政為哥倫比亞帶來了相對和平和安定的政治局面。1974年民族陣線協議結束,但兩大政黨控制國家政治生活的局面并沒有發生改變,兩黨仍控制著議會的多數席位,如在1998年的議會選舉中,兩黨仍獲得81%的眾議院席位和80.4%的參議院席位,總統職位仍由兩大政黨輪流担任。(注:Harry E.Vanden and Gary Prevost,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the Power Gam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22.)然而最近幾年,由于復雜的原因,兩大傳統政黨實力削弱,在2002年3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兩黨嚴重受挫,議會席位大幅度減少。兩大傳統政黨遭到更慘重的失敗是在5月的總統選舉中,從自由黨分裂出來的獨立派候選人烏里韋在首輪選舉中即獲得53%的選票,成為1991年憲法改革以來首位在第一輪選舉中就獲勝的總統候選人。烏里韋的獲勝宣言了哥倫比亞傳統兩黨制的終結。
  委內瑞拉傳統政黨主宰國家政治生活的局面也被徹底打破。自1958年民主政治體制確立以后,民主行動黨和基督教社會黨一直控制著委內瑞拉的政治生活,總統職位一直由這兩個政黨輪流担任。但這種局面在1993年12月的總統選舉中開始發生變化,從基督教社會黨分裂出來的卡爾德拉臨時成立“全國匯合”黨,并贏得總統選舉的勝利,這表明傳統政黨開始失去民眾的信任,危機已經出現。90年代末以后,委內瑞拉政治形勢發生劇烈變化,傳統政黨體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1998年11月委內瑞拉舉行了20世紀最后一次地方和議會選舉,在除首都聯邦區外的全國23個州中,傳統第一大黨民主行動黨只在8個州獲勝,比上屆減少3個,第二大黨基督教社會黨獲得5個州長職位,執政的“全國匯合”黨和委內瑞拉計劃黨各保持原有的1個州長職位,而新成立的以第五共和國運動為主的“愛國中心”在8個州取得勝利。在參議院選舉中,民主行動黨獲得24.53%的選票,基督教社會黨和委內瑞拉計劃黨分別獲得12.27%和9.39%的選票,第五共和國運動獲得19.67%的選票;在眾議院選舉中,得票最多的也是上述各黨。民主行動黨雖仍是議會的第一大政治力量(在參眾兩院中分別獲得17和55個席位),但基督教社會黨的席位比上屆大幅減少,第五共和國運動首次參加全國選舉就在兩院分別奪得13和50個席位,取代了老牌的基督教社會黨,一舉成為第二大政黨,顯示出驚人的實力。它和其他左翼黨結成的黨派聯盟“愛國中心”所得席位超過總席位的1/3,成為議會中第一大政治力量。從這次地方和議會選舉結果可以看出,傳統政黨的地位受到極大削弱,民主行動黨和基督教社會黨兩大傳統政黨輪流執政、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在12月的總統選舉中,“愛國中心”推舉的總統候選人查韋斯獲得56.1%的選票,輪流執政40年的民主行動黨和基督教社會黨僅獲得11.2%的選票。查韋斯上臺后,積極推進憲法改革,在1999年7月進行的立憲大會(該機構負責起草新憲法)選舉中,以第五共和國運動為主的“愛國中心”獲得121個名額,印第安代表獲得3個名額,傳統政黨及其他政治力量只獲得7個名額。在新憲法草案經全民公決通過后,2000年委內瑞拉又舉行了總統和議會選舉。在改革后的一院制議會(國民大會)選舉中,第五共和國運動占76席,民主行動黨占29席,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占21席,委內瑞拉計劃黨占7席,基督教社會黨占5席。(注: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Political Database of the Americas.)民主行動黨和基督教社會黨主宰委內瑞拉政治的局面也已蕩然無存。
  三 其他拉美國家政黨制度的重新構建
  伴隨著傳統政黨的衰落或力量的下降,一些新的政黨和政治力量異軍突起,許多國家的傳統政黨體系發生變化。在巴西,軍政府統治結束后,在相當長時期內沒有形成穩定、成熟的政黨格局,政黨體系處于重新構建狀態。由于巴西處于激烈的社會變革中,其政治制度因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而陷入混亂,黨派林立,沒有形成幾個主導黨派。1989年毫無政黨背景的科洛爾為參加軍人統治結束后舉行的首次總統直接選舉,臨時成立了一個小黨。由于他提出了反對政治腐敗、與現任政治家劃清界限等許諾,在大選中獲得52.6%的選票。其后科洛爾因涉嫌舞弊遭議會彈劾,佛朗哥以無黨派身份繼任總統。他同樣沒有政黨根基,在他執政期間,政黨之間、政府與各黨派之間沖突不斷。此后,巴西的政黨體系仍處于重新構建狀態。
  在秘魯,傳統政黨制度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毫無政治經驗的藤森在1990年總統選舉中獲勝,其后在1995年和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藤森作為“變革90”和“秘魯2000”的候選人,又贏得選舉的勝利,創造了轟動一時的“藤森現象”。傳統政黨不僅失去了總統職位,而且在市政選舉中敗北。從1963年開始,秘魯每3年舉行一次市政選舉,各主要政黨幾乎瓜分了所有的市長職位。但90年代后,情況發生了變化,在1993年的市政選舉中,在全國23個重點城市(首都和各省省會)中,各政黨只獲得8個市長職位,包括利馬市長在內的其他市長職位均由無黨派人士或新出現的民間組織獲得。(注:《新華每日電訊》,1993年3月4日。)在2000年底藤森被議會罷免后,傳統政黨仍然沒有獲得重新執政的機會,一個新成立的政黨秘魯可行黨成為執政黨。秘魯可行黨成立于2000年4月,在當年舉行的總統選舉中該黨候選人托萊多得票位于藤森之后,居第二位。2001年4月秘魯再次舉行大選,托萊多得票最多,但因未過半數未能當選。在6月的第二輪選舉中,托萊多以53.08%的選票擊敗傳統政黨人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阿蘭·加西亞。藤森現象和托萊多現象充分說明,傳統政黨在秘魯已經失去昔日的影響,政黨制度正在重新構建。
  厄瓜多爾政壇多年來一直由幾個主要傳統政黨輪流坐莊。政府腐敗、政黨間爭權奪利等問題長期存在,各種糾紛不斷,政局出現了不穩定。在最近10年共有5人先后出任總統,其中有兩位總統任期未到就不得不提前下臺。人們對傳統政治日益不滿,對傳統政黨失去信心,人心思變。2000年1月發生了推翻馬瓦德總統的軍事政變,參與政變的前陸軍少校古鐵雷斯在政變失敗后被捕入獄,被特赦出獄后,組建了新黨“1月21日愛國社團”。他提出的政治主張得到了左派政黨、工會和印第安人的廣泛支持,在2002年11月總統選舉的第二輪投票中獲勝。傳統政黨的地位受到極大震撼。
  類似的情況在烏拉圭、巴拉圭等國也已出現,傳統政黨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政黨體系正處于重新構建之中。
  在政黨體系的重新構建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各政黨之間的聯合增多。近年來,拉美政治發展中普遍出現了各政黨聯合的趨勢,組成聯盟參加大選成為一種時尚。各政治力量的聯合是造成傳統政治力量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加速了傳統政黨制度的瓦解。智利由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爭取民主黨等17個政黨組成的民主聯盟一直維持到現在。藤森執政也曾憑借多黨聯盟的力量。委內瑞拉1998年的大選,其實是在兩大政黨聯盟之間展開,查韋斯就是憑借多黨聯盟一舉獲勝。在1994年烏拉圭大選中,19個小黨組成左派廣泛陣線獲得了與傳統政黨相當的議會席位。巴西的卡多佐也是依靠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陣線黨的聯合,在兩次大選中獲勝。在2002年總統選舉中,盧拉借助了勞工黨與其他政黨的聯合獲勝。在2000年7月墨西哥大選中,福克斯也是作為PAN和綠色生態黨聯盟的候選人獲勝。
      政治體制危機
  雖然早在19世紀上半葉獨立以后拉美國家就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但長期以來行政權力往往居主導和支配地位,許多國家的立法和司法機構形同虛設。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階級結構的變化,以及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推進,拉美國家傳統的政治體制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傳統體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在一些國家這一體制幾乎“已經不能運轉”,政治體制出現危機。
  一 傳統政治體制喪失了維持政治穩定的功能,權力機構之間經常出現激烈對抗,憲制危機頻頻出現。
  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拉美政治多元化趨勢日益明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組織不斷涌現,并且程度不同地介入到國家的政治生活。這些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要求分享權力,要求改革國家權力過分集中在行政機關的政治體制。在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總統和議會的選舉是分別舉行的,因而總統所屬的政黨在議會中可能占據多數席位,也可能只占有少量席位。如果執政黨在議會占據多數席位,政府的政策或重大措施就容易得到議會的認可,政府和議會之間的矛盾就不明顯。但隨著政治力量多元化的發展,代表各階層和利益集團的政治組織相繼進入立法機構,并在議會占據了一定的席位,而總統所屬的執政黨在議會中并不一定占有多數席位,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導致行政和立法機構之間的激烈沖突。(注:喬納森·哈特林和阿圖羅·巴倫蘇埃拉指出,總統所在的政黨在議會中不占多數所導致的行政和立法機構的沖突是烏拉圭(1933和1973)、阿根廷(1943)、哥倫比亞(1949)、巴西(1964)、秘魯(1968和1992)、智利(1973)民主體制垮臺的重要原因(參見萊斯利·貝瑟爾主編《劍橋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第78頁,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特別是近十多年來,由于傳統政黨政績平平,越來越多的人對其失去信心,而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人卻得到了選民的青睞,并相繼在一些國家的總統選舉中獲勝(如巴西的科洛爾、秘魯的藤森、委內瑞拉的卡爾德拉和查韋斯、厄瓜多爾的古鐵雷斯、哥倫比亞的烏里韋等)。但這些人執政后缺乏強大政黨的支持,其所在的政黨或政治組織在議會往往只占有少數席位,因此他們提出的一些重大經濟和社會政策往往受制于現行憲法,在議會得不到足夠的支持。更嚴重的是,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總統和由反對派控制的議會總是相互指責,甚至不惜以詆毀對方來提高自己在公眾中的形象。在這種情況下,權力的分立經常會轉變成權力的對抗,在一些國家,總統與由反對派控制的議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最終導致激烈的政治對抗。
  藤森當政時期,秘魯議會與行政機構的沖突曾導致嚴重的政治危機。在尼加拉瓜,因國內矛盾加劇,1992年9月總統曾宣布中止國民議會的權力。1993年,危地馬拉議會與總統之間的激烈對抗曾導致總統宣布解散議會。巴西關于議會制和總統制的爭論持續了幾十年,雖然多數人贊成總統制,但許多人仍對這一體制表示質疑。在民主政治體制一向穩定的委內瑞拉,總統和議會也發生激烈沖突,1995年5月卡爾德拉總統公開指責議會和最高法院中某些人企圖破壞法制。政府與議會和司法部門的公開沖突化一直延續到查韋斯執政時期。2001年阿根廷也出現了所謂憲制危機。(注:為應付2001年爆發的經濟危機,阿根廷政府曾宣布實行一項凍結銀行存款的措施。2002年2月阿根廷最高法院宣布政府的該項措施違憲,與政府產生矛盾和對抗。而眾議院彈劾委員會決定彈劾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對包括最高法院院長在內的9人提出玩忽職守和瀆職等40多項罪名。按照法律,彈劾最高法院法官的議案須經眾議院2/3多數通過后,再交參議院審議。在當年10月眾議院的表決中,由于贊成彈劾的未達到2/3多數,彈劾議案被否決,持續數月的所謂憲制危機結束。)以上情況表明,在20世紀80年代后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拉美國家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政治體制喪失了維持政治穩定的功能。
  二 政治體制在許多方面已經不適應新經濟體制的需要。
  80年代后拉美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以國家干預為基本特征的發展模式讓位于市場經濟模式,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發生根本變化,基本從生產領域退出,不再是產品的直接生產者。經濟模式的轉變需要重新定位國家的作用,改革不適應經濟發展要求的政治制度或政治體制,改革高層領導集團內部及國家各機構之間的游戲規則并使之制度化,解決公共政策的穩定性,加快國家機構現代化進程,減少官僚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行為。
  市場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拉美經濟改革的核心。一些人提出,要進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就必須盡快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吻合的民主政治體制。因為,在傳統上拉美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很不完善的,民主體制的外衣下經常隱含著專制主義的傳統和非民主的內容。因此,拉美國家需要限制政府的權力,擴大公民的民主權利,促進公民社會的形成。一些人還提出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方案,提出要集中力量改造整個政治制度,反對一個被他們稱之為專制的國家,主張用一個民主的國家取而代之,反對“中央集權式的總統制”,主張建立一個自由的國家。事實上,拉美大部分國家自己也承認,拉美的民主是非常不充分的,通常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需要在政治改革中加以深化。
      民眾對政治制度的信任危機
  拉美國家政治制度的危機還表現為民眾對現行政治體制的不滿情緒增加,政治熱情降低,政治參與程度下降,這表明民眾對現行政治制度出現了信任危機。在歷史上,拉美國家的民眾為爭取政治權利進行過長期的斗爭,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眾普遍為軍政府的垮臺和民主政府的恢復、為重新獲得政治權利而歡欣鼓舞。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對傳統政黨的政績不滿,對國家政治問題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冷漠,對現行政治制度下的選舉制度不滿,對耗資巨大的競選活動感到厭倦,把投票看成是一種負担,對選舉不感興趣的人占25%~50%。在委內瑞拉這個政治體制一向較穩定的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對國家民主制度的命運漠不關心,在1998年12月的大選中,參加投票的選民只占登記選民的63.76%;1999年12月就新憲法草案進行全民公決時,投票率不到50%。(注:1978年以前委內瑞拉大選的投票率一直在90%以上,但此后不愿意參加投票的人開始增多,90年代后急劇上升。1958年不參加投票的人只有6.6%,1968年為3.3%,1978年為12.4%,1988年為18.1%,1998年達到36.2%(引自Julia Buxton,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Venezuela,Ashgate,2001,p.59)。)在巴西軍人統治結束后第一次直接選舉(1989年)中,選民的投票率達到88.7%,但在1993年就國體和政體舉行全民公決時,棄權票、廢票、白票占40%。一些分析家估計,如果不是法律規定投票是強制的,可能有50%以上的選民不會參加投票。90年代巴拿馬議會和市議會的選舉中,參加投票的選民只占應投票選民的51%,近一半人棄權。人們不愿意參加投票,是對當前社會、政治、經濟形勢感到不滿而又無可奈何的一種表現,表明人們對政府在傳統政治制度框架內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不滿。
  民主的重要內容是參與,離開民眾的參與,民主就喪失了合法性和效力。馬克斯·韋伯提出,判定某一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需要從哲學、倫理的角度做出道德判斷,只要人們相信這個政權是合法的,那么它就具有合法性。(注: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第238~24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隨著政治冷淡主義的抬頭,越來越多的民眾可能對非民主的專制行為持容忍、寬容、漠不關心甚至認同的態度。總部設在智利名為Latinobarometro的國際機構1996年對17個拉美國家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雖然多數拉美人贊成民主政府的原則(61%的被訪者認為民主是政府的最理想形式),而有18%的被訪者認為專制統治在某種情況下更適合(在墨西哥和巴西達到25%),只有27%左右的人對民主的運行狀況滿意(1995年為38%)。調查結果顯示,選民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低,甚至低于對天主教會和軍隊的信任程度,政黨遭到普遍的鄙視,人們更信任報紙和電視等新聞媒體,而不信任法官和警察,認為新聞媒體在揭露腐敗方面的作用比司法機構更重要。(注:Two cheers for democracy,The Economist(US),Oct.26,1996.)
      政府的可治理性危機
  在當前政治體制和政治框架下,拉美各國政府不能有效地解決威脅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各種問題,腐敗、暴力和社會動蕩已經嚴重地威脅到國家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轉,嚴重地危及著政府的執政能力,許多國家出現了所謂的可治理性危機。
  以公職人員濫用職權、權錢交易、嚴重官僚主義為主要特征的貪污腐敗,是拉美社會和政壇的陋習。在民主體制不健全,特別是在軍人專制統治時期,嚴重的貪污腐敗行為通常被政府的高壓政策所掩飾,對腐敗行為的調查也難以進行。以腐敗為導火線,巴西、委內瑞拉、危地馬拉、秘魯等國一度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在阿根廷、哥斯達黎加、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巴拿馬和尼加拉瓜等國,腐敗也成為政壇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也正因為如此,人們普遍感到腐敗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在阿根廷、墨西哥、巴拉圭和委內瑞拉進行的民意測驗顯示,腐敗問題被人們列為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注:CEPAL:La Brecha de la Equidad:una Segunda Evaluacion,Santiago de Chile,2000,p.79.)在有關國際機構每年對世界各國腐敗程度進行排名時,許多拉美國家的位置非常靠前,僅每年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給拉美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高達210億美元。腐敗問題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腐敗本身,它導致各黨派激烈的權力斗爭和一些國家政局的長期動蕩,嚴重地打擊了民眾的民主意志,使人們對民主政治體制喪失信心,加劇了人們的不公正感,損害了社會凝聚力,損害了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基礎。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腐敗嚴重地危及了拉美國家民主政治體制的運轉。隨著民主體制的不斷完善,特別是隨著80年代后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推進,拉美國家政治透明度增加,法制監督機制相繼建立,新聞監督的力度也有所增加,人們開始以新規范審視社會,迫切要求對公職人員的行為進行監督,制約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
  社會暴力問題也嚴重地影響了民主政治體制的運轉,加劇了可治理性危機。拉美國家的暴力問題由來已久,引發暴力的動力源有3個:一是由反政府武裝引發的暴力活動。雖然20世紀60~70年代游擊隊活動遍及拉美大陸的局面已不復存在,許多國家的游擊隊通過和平方式加入到國家政治生活中,但因游擊活動引發的暴力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一些國家的游擊隊仍拒絕放下武器,某些國家的游擊隊雖遭重創,但并沒有被完全消滅,暴力活動仍時有發生。特別是90年代以后,在墨西哥、阿根廷、巴拿馬等國家又相繼出現新的反政府武裝組織。二是販毒集團和犯罪團伙引發的暴力活動。在一些國家,販毒集團已經發展成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力量,它們除以錢財拉拢政府官員外,還不斷制造暴力事件,用恐怖手段恐嚇、甚至暗殺對自己利益構成威脅的人。三是其他犯罪活動引發的暴力。近年來由犯罪團伙制造的暴力事件不斷增加,根據對17個拉美國家進行的專門調查,1996~1998年,在其中任何國家的任何一年中,至少每4個人中就有1個人聲明,他的家庭某一成員受到了傷害。除烏拉圭和巴拿馬的受害率低于30%外,多數拉美國家的受害率在40%左右,其中危地馬拉超過50%。(注:Inter-American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in 2000,Washington,D.C,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4—15.)暴力活動不僅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還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美洲開發銀行估計,暴力活動每年給拉美地區造成的損失達1680億美元,相當于該地區產值的14.2%,其中巴西每年遭受的損失就達到840億美元,相當于其國內產值的10.5%,哥倫比亞的經濟損失相當于國內產值的24.7%。(注:Harry E.Vanden and Gary Prevost,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the Power Gam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3~14.)暴力活動還嚴重地危及社會安定,對民主政治體制構成嚴重威脅。
  嚴重的社會貧困現象是拉美國家的老大難問題,威脅著政治體制的運轉。由于經濟持續衰退和為擺脫衰退進行調整,80年代后拉美國家貧困問題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明顯增多。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失業和半失業現象日趨嚴重,民眾的實際收入下降,而且長期得不到恢復,越來越多的人跌入貧困者的行列。1980~1990年拉美貧困人口絕對數量增加了6130萬,增幅45%,赤貧人口增加了2950萬,增幅47%。90年代前5年,拉美地區貧困人口的相對數量有所下降,但從1995年起,由于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在阿根廷、墨西哥、洪都拉斯、委內瑞拉等國,貧困出現反彈或增加。就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而言,當前該地區貧困人口數量是歷史上最高的,達到2.1億。(注:CEPAL:La Brecha de laEquidad:una Segunda Evaluacion,Santiago de Chile,2000,p.31.)伴隨著貧困的加重,由貧困引起的盜竊、搶劫和其他刑事案件增多,治安狀況惡化。80年代后貧困現象增多是在拉美國家政治民主化不斷深化過程中發生的,因此,極大地損害了政治民主化的成果,損害了民主政治體制和民主政府的聲譽。
  無論是傳統政黨制度的崩潰、政黨制度的重建、國家權力機構之間的沖突,還是民眾對現存政治體制的不滿或政府面臨的可治理性危機,都加劇了拉美國家政治的動蕩。這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隨著民主化進程的推進,一些拉美國家反而加重了政治的不穩定。鑒于政治制度危機的加深及其造成的嚴重政治動蕩,多數拉美國家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張,(注:袁東振:《當前拉美國家的政治改革》,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02~2003》,第31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對憲法制度、選舉制度、國家權力機構之間的關系、民眾的政治權利、政黨體制、政府制度、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等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力圖通過改革消除政治制度的危機及其所引發的政治動蕩,為經濟改革的深入創造一個適宜的政治條件。拉美國家政治制度危機能否消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改革能否成功。
  
  
  
拉丁美洲研究京7~13D7國際政治袁東振20032003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拉美一些國家的傳統政黨或衰落,或力量下降,一些新的政黨和政治力量異軍突起,許多國家的傳統政黨體系發生了變化。無論是傳統政黨制度的崩潰、政黨制度的重建、國家權力機構之間的沖突,還是民眾對現存政治體制的不滿或政府面臨的可治理性危機,都加劇了拉美國家政治的動蕩,一些拉美國家的政治制度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拉美國家/民主化進程/傳統政黨/政治制度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社會文化室主任,副研究員。北京 100007 作者:拉丁美洲研究京7~13D7國際政治袁東振20032003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拉美一些國家的傳統政黨或衰落,或力量下降,一些新的政黨和政治力量異軍突起,許多國家的傳統政黨體系發生了變化。無論是傳統政黨制度的崩潰、政黨制度的重建、國家權力機構之間的沖突,還是民眾對現存政治體制的不滿或政府面臨的可治理性危機,都加劇了拉美國家政治的動蕩,一些拉美國家的政治制度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拉美國家/民主化進程/傳統政黨/政治制度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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