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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學的學科地位及其與社會學的關系
民族學的學科地位及其與社會學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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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學作為研究民族群體及其文化的學科,與其他學科有所不同。對一個學科在科學體系中的地位及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的認識,往往對建立科學的學科分類體系,進行學科界定,有著直接影響,如果不能正確把握,對于各相關學科的發展都將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本文僅就民族學的地位及其與社會學的關系進行簡略分析,以就教于各位方家學者。
    一
  民族學是研究民族群體及其文化的社會科學學科,她的獨立性是不容置疑的。民族學并不是一個少數人發明和使用的生僻名詞,相反,這一詞匯作為一個學科名稱早就得到各國學者的共同認可,民族學百多年來一直是國際學術界共同承認的獨立學科。
  民族學一詞源于古希臘文的Ethnos(民族)和Logos(學問)。英文為Ethnology,日文作民族學。以上諸種語言中民族學都有確定的含義,即均指一個特定的學科──研究民族的學科。最初中國學術界將這個術語翻譯為民種學或人種學。1926年蔡元培著《說民族學》一文,始用民族學一詞,1928年又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民族學組,此后,我國國內逐漸以民族學作為多數學者共同沿用的學科名稱。當然,由于一些從事翻譯的語言工作者對此學科知之不多,直至70年代依然有些辭書將該詞譯為人種學、人種志。但是這不應當影響民族學作為學科固定名稱的使用。
  由于中國民族學在發展中受到歐洲大陸和美國不同時期不同學派的影響,美國所使用的“文化人類學”(Cultral Athropology)、英國的“社會人類學”(Social Athropology)及當前外國有些學者所用的“社會文化人類學”(Sociocu ltural Athropology)在我國也有使用。這些術語與民族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基本相近,可以視為民族學的同義語。在當代美國人類學較為流行的學科劃分方法中,許多人主張人類學包括體質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四部分。也有人提出有文化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兩個分支,文化人類學中又包括民族學、語言學和考古學。這里我們說到的民族學較第二種劃分法中的民族學要廣泛一些,與第一種劃分法的文化人類學大致是相同的。同時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雖然也運用語言學和考古學理論與方法進行民族學研究,但是,至今為止,在全國來看,民族學還沒有也不可能包括語言學和考古學。我國目前也有少數將考古學和語言學置于民族學研究機構內的情況,一些學者還主張依美國當前的學科劃分方法來構造中國人類學或民族學學科結構,但至今還說明不了全國的人類學或民族學總體學科構成情況。這是中國學科結構的“國情”與美國不同之處
  民族學資料的積累歷史久遠,我國就是世界上民族學資料記載最古老、最豐富的國家。司馬遷的《史記》就有關于民族學資料的記錄,首創以專門篇卷記錄邊疆四裔民族情況的體例。此后歷代相沿,轉相承襲。作為各朝正史的廿四史中,除《陳書》和《北齊書》之外,均有關于民族學資料的專門記載──邊疆四裔民族傳紀。《山海經》對于古代民族的各種傳說進行了匯集、整理,保存了許多民族學資料。《華陽國志》等方志作為地方性的志書,對古代許多地方的民族情況有較多記載。《蠻書》專門記載西南地區民族情況,對唐代西南各民族的由來、發展及相互關系均有涉及。以后各朝也有更多關于民族學資料的匯集,記載了我國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和婚姻、家庭、禮俗、節日、喪葬、宗教、巫術、文學、藝術等情況。這些記述是研究中國民族產生、發展、變化情況的極其寶貴的資料。然而民族學在我國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產生,主要是近代以后受西方民族學發展影響的結果。
  西方民族學資料的記載在古希臘的希羅多德時就已經開始了。自西方地理大發現時期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民族學的記錄日益豐富,。民族學開始出現萌芽。盧梭在《論不平等的起源》中指出:“當人們要研究各種人的時候,只需環視其左右;而當人們要研究人本身的時候,則必須擴大其視野,首先必須觀察各種人之間的不同,以便發現他們的特征。”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美一些國家的學者開始由對某個民族的簡單記錄描述,逐漸過渡到對各民族情形進行較為詳細的記錄、研究。在此基礎上,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19世紀中期,民族學有關研究機構的建立和大量研究工作的發展,使之成為一個獨立學科。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非常重視利用民族學資料對于社會發展形態及婚姻與家庭的發展等進行研究,建立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對于民族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自19世紀末,西方現代思想傳入我國,民族學開始逐漸介紹進來。1926年,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一般》雜志上發表《說民族學》一文,提出研究民族學的意義。他指出:“民族學是一種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從事于記錄或比較的學問。”并對中國古代民族學的記載、民族學的發展歷程、民族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進行了簡要的介紹。除著文倡導外,他還在籌建中央研究院時,在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建立了民族學組,并親自兼任該組首任組長。一批學者自海外學習歸來,開始進行民族學調查研究,寫出了一些引起國際學術界重視的成果。同時,在一些大學中開設有關課程,培養了中國民族學研究的最早隊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民族學家集中在中國西部地區,對西南和西北少數民族進行了大量實地調查研究,使國人對于我國民族狀況有了初步了解,為團結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民族學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將民族學調查研究與黨的中心工作結合起來,以少數民族為主要研究對象,先后參與了民族訪問團、民族識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等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民族學家以滿腔熱忱開展調查研究,為中華民族文化繁榮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東奔西走。
  從現實來看,民族學在中國任重道遠。
  首先,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不僅有世界最大的民族漢民族,還有55個少數民族。由于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各民族文化既有中華民族的共性,又各具特色,構成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局面。豐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及祖先留下的寶貴財富──中國古代豐富的民族學記述都是十分珍貴的民族學資料,對于這些資料進行深入的民族學研究,以貢獻于世界民族學學術之林,是當代和未來的中國民族學家們的責任,同時,國際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學界也希望與中國同行進行更多交流,對于中國的民族學材料作研究。通過民族學交流,加強我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聯系,也是中國民族學家的責任。通過民族學家的工作,能夠加強全國人民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
  其次,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經濟建設、社會進步的巨大而繁重的任務。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面臨許多新問題,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形勢下,怎樣應付可能出現的文化失調;在東部地區經濟迅速騰飛的同時,廣闊的西部地區如何發展,怎樣減小和避免東西部差距擴大的傾向。諸如此類,都是歷史為當代中國民族學家提出的新任務、新課題。研究我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各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沖突與協調發展,探討我國各地,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和文化發展較為遲緩的地區,文化、教育、婦女地位等方面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協調進步的可能性及其發展方案等,都是當前我國民族學界應當研究的重要課題。
  再次,隨著國際風云的變幻,蘇聯解體,東歐出現動蕩局面。西方一些學者認為民族問題和文化沖突將是未來世界各種矛盾的焦點,加強了對民族與文化的研究。國外各種敵對政治力量在我國邊疆民族地區加強活動,支持和策動分裂,破壞民族團結,影響了我國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同時,國內一些人對于改革開放后利益關系的變化和民族關系的現狀未能加以正確的理解,夸大各族群眾間出現的一些矛盾,再加上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進行煽動,引發民族矛盾和民族沖突。在此情況下,加強民族學研究,對我國的民族關系、民族發展過程進行認真細致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民族學在中國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她在科學體系中應當有自己的獨立地位。有人認為民族學屬于人文學科,有人認為屬于歷史學科,還有人主張屬于政治學科或科學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但大部分中國學者目前還是把她納入社會科學學科中,被視為社會科學中的獨立學科。
   二
   民族學和許多學科有較多的聯系。其中包括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及社會心理學等。由于民族學屬于社會科學,與同屬社會科學的社會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我們在充分認識這些學科之間聯系的同時,看到相互間的區別,對于各學科的發展都有重要意義。[1]
  社會學與民族學聯系較為密切,在一些方面有相似點,研究中也互相啟發、互相借鑒。有一些學者,特別是老一輩的中國民族學家和社會學家往往是一身二任,既是社會學家,又是民族學家。最初,民族學的涵義非常廣泛,有部分學者曾認為社會學是民族學或人類學的一部分。至今,仍有少數人認為社會學應屬于人類學范疇。本世紀初前后,法國部分社會學家曾經將民族學視為社會學的一部分,認為民族學是為社會學提供資料的,僅僅是一門敘述性的學科。隨著學科的發展,民族學從一般的資料搜集擴展到對于各種材料的比較研究上,在理論上的建樹越來越多,連大部分法國學者也已放棄了過去的看法。
  林惠祥在《文化人類學》一書中論述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的差異時,指出:“(1)人類學的性質是歷史的,社會學則為理論的。人類學是實地研究各種制度的原始狀況而尋出相對的原理,社會學則就取這種原理,并廣取別種社會科學所得的原理合并一處,而統論人類社會的全局。(2)社會學詳究人類的‘結合’,即社會的生活;人類學則對此問題不過考究其原始狀況,此外人類的物質生活、心靈生活都要顧到;至于人類的發生與種族的區分,全屬于體質方面的,更和社會學無關了。(3)社會學常就文明社會特別是現代社會而論,人類學雖也涉及文明社會,然其研究多關于史前時代及野蠻社會。”[2] 雖然今天情況有了一些變化,但林先生這一番60年前的話依然可以大致說明兩個學科的差異。然而,某些學者對民族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區別至今仍不能加以正確理解,因而有必要對此作更多的分析。
  首先,在研究對象上民族學和社會學是有區別的。從廣義上說,民族學是研究民族及其文化的科學,以民族及其文化的特點和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這個研究對象沒有與其他學科重復,不能用其他學科來代替。社會學研究對象有多種說法,概括起來有廣義的(人類社會或社會整體)與狹義的(社會的某個側面和某個領域,如社會結構、社會過程、社會行為等或其中若干的總和)兩類。盡管所有的民族都是生活在社會中,多數類型的社會里都有民族,同時社會和民族是指人類群體,但民族和社會兩個概念是不同的。社會是由人群組成的,是人們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們的有機體。社會強調的是人們的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民族是由共同文化作為紐帶的人類群體,不同時代的民族還有經濟生活、分布地域、語言等方面的共同性。民族強調的是人們文化上的共同性。因此,社會學和民族學的研究對象是有區別的。
  若以狹義的研究對象來看,民族學主要研究民族文化,即各民族從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以及人們具有的生產技能、社會經驗、知識、風俗和習慣,側重于價值。社會學主要研究社會問題和社會運行,側重于行動。文化與社會兩者不能混為一淡,文化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結果,是社會的產物,兩者顯然不是同一的。
  西方某些學者在討論民族學和社會學的關系時,認為兩者的區別是民族學主要研究“原始”、“落后”、“野蠻”民族,社會學研究現代社會、文明社會和西方社會。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明顯地帶有西方民族學殖民主義的色彩。新中國建立之前,我國一些學者也曾經認為,在中國,社會學和民族學的區別就是研究對象不同,社會學研究漢族社會,民族學研究少數民族社會。反映了當時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界受西文學術思想影響頗深的情形。至今有些學者依然受到這種說法的影響,說明我們對于學科研究對象仍然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考慮。主張民族學只研究落后民族,不研究先進民族;只研究少數民族,不研究多數民族,勢必將民族學的手腳束縛起來,學科發展受到限制,甚至等于取消民族學。更何況當前國際上民族學的發展已經突破了過去的局限,將視野放在現代各民族之上。中國民族學不僅要研究少數民族,也要研究漢族,已成為我國民族學家的共識。
  其次,兩個學科的研究方法有所差異。民族學最重視的是進行深入研究對象群體內部,做以局內參與觀察為特色的田野調查,研究程序的基礎是科學的記述和對被觀察現象的解釋。社會學以問卷和抽樣調查為最常用的手段,以資料統計與分析為程序的基礎。社會學比較民族學更注重統計資料的搜集和積累,注意量化研究。盡管近幾十年來國內外民族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于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突破,許多學者開始使用抽樣問卷調查來研究當代都市和鄉村的人類學問題,在民族學研究中增加了量化分析。然而注重經過周密調查所作的描述性田野調查資料的積累仍然是其特色。詳盡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報告經常被其他學科的研究工作者借鑒,受到整個學術界的高度評價。由于民族學重視田野調查,在田野調查資料的積累方面總結了一套辦法,其中頗有特點的就是建設民族學博物館。因而,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認為:“人類學與社會學的主要區別在于社會學沒有博物館。”[3] 雖然這種看法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亦道出在研究方法上的顯著差異。
  由于民族學強調局內觀察,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文化主位研究和文化客位研究方法。前者以被調查者的主體觀定向,研究者不憑自己的主觀認識,而通過聽取當地提供情況的人所反映的當地人對事物的認識和觀點,然后加以分析整理。后者用比較和歷史的觀點,從觀察者的角度出發,以科學家的標準研究文化。社會學則未對這兩種不同角度的方法予以充分注意。
  從宏觀的研究方法來講,社會學在研究中多用演繹法,民族學較多地采用歸納法。民族學在研究一般課題時,往往把所要研究的對象作為民族文化特殊性的體現者加以認識,注意利用歷史比較和跨文化比較方法找出異同,強調文化特征、民族特性。社會學進行研究時,甚至是進行小范圍的研究,亦往往試圖從個別中進行抽象,以求得出至少是一定范圍的社會共同規律。當然,這種方法的差別只是相對而言,社會學研究免不了對各種特殊性的認識,民族學家也要總結民族及其文化發展的共同規律。
  再次,民族學與社會學研究的角度、出發點和歸宿有所不同。民族學以人類文化為主要研究重點,研究視野較社會學更廣闊一些。社會學以社會問題和社會生活為主要研究方面。如在研究社會化時,社會學注重探討一個生物人怎樣向一個社會人轉化,考慮社會生活的延續、文化的傳遞、個性的傳遞和社會結構的維持與發展;民族學則將注意力集中于文化的濡化,強調某一文化對于社會成員的作用和文化差異的影響。同樣研究當代社會發展問題,民族學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人們的傳統文化對發展造成何等障礙和怎樣克服文化障礙,實現文化調適;社會學則關心社會矛盾的解決,社會的沖突或協調。民族學家在研究問題之前考慮的是文化的保持、發展和變革,社會學家在此時則主要考慮社會問題的解決或社會矛盾的緩和。民族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認識和發現各民族及其文化的現狀及其發展過程和規律,社會學的研究目的則在探討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條件和機制,進而揭示社會發展和變化的規律。有人認為這個方面的區別是社會學和民族學最主要的差異。
  由于兩者之間存在這些區別,在國內外學科分類的傳統中這兩個學科的區別是較為明顯的。1839年法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民族學團體──法國民族學會。而法國社會學會則是在1963年才成立的。1894年成立了世界社會學會;1948年,由于許多學者對于原世界社會學會依靠納粹資助不滿,成立了新的世界社會學會。同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的第三屆國際人類學代表大會上成立了“國際人類學和民族學聯合會”。另外還成立了一些地區性的民族學和社會學的各自研究團體。像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早在本世紀30年代,我國就已經分別建立中國社會學社和中國民族學會。80年代,又分別成立中國民族學會和中國社會學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分卷中,有社會學卷和民族(含民族學)卷。
  由此,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有關研究機構就自然而然地分屬不同系統。在同一研究和教學機構中,在我國也有民族學和社會學的明確區別。如1928年蔡元培組建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時,就在其中分別設立了社會學組和民族學組。抗戰勝利后,清華大學分別設有人類學系和社會學系,分屬于該校文學院和法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現分別設有民族研究所和社會學研究所,中山大學同時設有社會學系和人類學系(含民族學和考古學專業),有些省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中也分別有民族學和社會學兩個研究單位。當然,某些時期、有些地方因為研究力量的局限,將這兩個關系較為密切的學科置于同一研究機構中,如本世紀30年代,清華大學曾一度建立社會學與人類學系,不久,因主要從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教授離校,又復名為社會學系。北京大學目前設有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這里人類學主要是指文化人類學,即民族學。在國外也有將兩個專業合并設系的情況。這一類研究和教學機構的名稱恰恰就是對兩個學科的關系的最好詮釋。
  在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發展過程中,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因為民族學研究力量不足,當時人們對于民族問題沒有足夠的認識,時常在一些大學的社會學系中開設民族學課程,從事民族學研究的人員也在社會學系中任職。但這是學科發展不夠充分和健全的現象,新中國建立后,民族學已經在我國得到長足的發展,本是歷史進步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后退是沒有出路的。首先應當給予民族學以應有的學科地位,同時加強與社會學和其他兄弟學科的聯系與協作,以利于中國民族學的發展,使之能夠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所貢獻。
                 〔本文責任編輯 張山〕
  [1] 這里,限于篇幅,我們沒有征引國內外關于民族學與社會學的各種定義,同時在關系論述中,側重于區分方面。希望不久有專文論述。[2] 《文化人類學》第16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2月版。[3]P·K·博克著:《多元文化與社會進步》,余興安等譯,第13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京62-66A849民族研究王建民19951995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京62-66A849民族研究王建民19951995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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