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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民俗志的書寫及其理論和方法  3.三足鼎立:民族志的田野、理論和方法
民族志·民俗志的書寫及其理論和方法  3.三足鼎立:民族志的田野、理論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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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先談談什么是民族志。這么多年的教學和思考中,感覺到很多人還是不太清楚這一概念。英文“ethnography”由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ethno-”,在中文中譯為“民族”,這實際上是不恰當的,比較貼切的譯法應該是“文化群”。相應的,ethnology翻譯為“民族學”也不十分妥當,其另一種譯法“人類文化學”——研究不同人類文化的學問,倒是比較貼切。后一部分“graphy”的基本含義翻譯為“志”,還可以。所以,ethnography的直接翻譯應該是“不同文化群的志”。“文化群之志”是我們講的“民族志”的一個更真實的含義。我們都在不同的文化群體里,文化群的志當然包括不同民族、種族、各種族群的志;也包括了一個部落、村寨、公司甚至城市的志,因為他們都有不同的文化。“民族”志如果要取代所有這些文化群的志,這就有問題。當然,也有人講用“田野志”,但“田野志”只強調了田野,或者還不如叫“文化志”。其實,叫什么名稱也許并不重要,那只是一個中文翻譯,但是,我們應該明白它在說什么。1949年后,民族學在中國變成了少數民族學,研究漢族還不行,這是個奇怪的現象。這和對這個詞根的誤解有關。
  格爾茲曾經講過一句話,“我們不是研究村落,而是在村落中進行研究”,大家可以體會這句話。我的田野研究是在福建的一個村子,林耀華先生、莊孔韶老師的田野也是福建的一個村子,我們不是研究村落,那我們研究什么呢?雖然很多人類學詞典里都這樣定義民族志,說民族志是科學地展開文化現象的基本說明,但基本上不可能圍繞一個民族去“志”。當然這個習慣用法很難改變。如果我們把它當成一個文化群的志,我們必須明白這里邊的含義。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既然講文化群的志,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一群人的文化?這變成了一個大問題,這個我就不展開說了,這是個很麻煩的事。如果文化都不明白,那還去“志”,志來志去就亂套了。民族志現在的基本狀況其實就是這樣。
  二、談談田野、方法、理論。這就是我說的民族志的三足鼎立。首先,大家往往習慣將民族志與田野研究畫上等號,其實這是誤解。所以民俗學準備出三千卷的民俗志,但恐怕民族志連三百本甚至三十本也出不來。道理很簡單,民族志不是一個簡單的田野研究,下去弄回來一堆資料(我說的不是民俗志),拼在一塊說這就是民族志,沒那么簡單。我為什么講三足鼎立?田野、方法和理論在一個完整的民族志中缺一不可。像莊孔韶的《銀翅》,田野是一部分,但在理論和方法上,它與林先生的《金翼》有一個對照。林先生用的是功能主義方法,這一點他在最后一章里特別強調了。莊先生用的是直覺主義的方法。這兩本書在敘事方式、理論關懷以及使用的方法上都有差異,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感覺也不一樣。任何一個完整的民族志這三個方面缺一不可。
  就田野來說,格爾茲的那句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你種田的不一定是農民,你在田野的也不一定都是人類學家。不少學者已經顯示了對后現代人類學的担憂,當代的田野工作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產生了許多危機,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涉及我們對文化的理解。所有的人都說我能做田野,包括傳媒、新聞記者,下去做田野,回來就做篇報道,說這是田野研究。這里我為什么強調三足鼎立呢?實際上是說,你在田野種田的不一定是農民,農民是會種田的,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人類學家就是會做田野的,但應該是這樣的,受過人類學訓練的應該是會做田野的,而在田野的不一定都是人類學者。現在田野也是一個被濫用的地方,說我去過田野了,其實他根本不明白人類學的田野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對田野的資料怎樣去“志”?沒有理論和方法的資料堆砌不是民族志,這一點很重要。大家可以去慢慢思索,人類學的田野最核心的東西是什么?為什么不能用統計的方法去算幾個數?這里有一個對經驗的理解的問題。
  第二,方法的問題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章,因為已經發了,所以我在這里也不多重復了。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強調的是民族志方法上的互補性。通過一個表格,列舉了20個基本對立的范疇,包括功能主義的民族志與現象學的民族志,民族志的科學化與文學化,他者和本土,客位與主位,描述性的和解釋性等,當然你還可以列得更多。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方法上的互補。我們可能會去討論描述和解釋哪一個對,這個其實是比較幼稚的問題。就像物理學里討論光是波還是粒子一樣,現在這個討論是沒有意義的。但怎樣去互補共存,這是個方法的問題,在大量的田野實踐中會遇到的問題。
  最后,談談理論的問題。理論在民族志里是比較要命的。大家可以想象,下去田野,拿回資料,然后把它寫成民族志,人家問你理論在哪兒?這是大問題。按格爾茲的想法,你要看這個學科是干什么的。民族志出來了,所有的理論都包含在里面,你讀人類學所有經典的東西,里面都包含理論,是人類學的生命,那這些理論怎么寫進去的呢?所以我們不要想象說民族志挺好玩的,下去弄點資料湊起來就完事,沒那么簡單。這個現在沒有時間去詳細地說,這個比較復雜,它有一套學科的訓練,要求在理論的脈絡中有所創新。
  我跟鐵梁說了,我不懂民俗志,但一聽“三千卷”,就大致明白了,我理解民俗志是很重要的,它與民族志可以互補。它比較忠實地記錄大量的現象和事件,這在民族志中是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換句話說,你民族志又是田野,又是方法,又是理論,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寫出來?也很難面面俱到。但民俗志就比較方便了,如果三千卷可以做出來,那當然很重要。像泰勒、列維—斯特勞斯、弗雷澤的很多作品,都有對民俗的記載。這個太重要了,甚至比我們民族志還重要,因為我們寫不出好的民族志,但你們能寫出好的民俗志。所以,應該肯定民俗志的貢獻,它應該與人類學的民族志形成一個互補。

民間文化論壇京23~48G0文化研究張小軍20072007
張小軍,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 100084)
作者:民間文化論壇京23~48G0文化研究張小軍20072007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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