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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資本化的困境與出路
民族文化資本化的困境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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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以“弘揚民族文化、發展民族經濟”為主要目的的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在中國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方興未艾,并被認為是一條發展特色經濟的有效途徑。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民族文化資本化,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所導致的社會轉型中,作為民族文化主體的人群為謀求民族經濟的發展而對其文化資源的一種策略性運用。在中國的社會實踐當中,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使得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民眾,實現了其從市場經濟的“參與的邊緣”到“邊緣的參與”的社會角色的轉變,體現了這些民族群體參與市場經濟建設、改善自身生存境況所作用的某種不懈努力。這種努力,對于當地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無疑有著積極的意義,在實踐中也取得了一些良好的社會效果。然而,隨著民族文化資本化運作的不斷推進,其所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多,而民族文化資本化論題的一些懸而未決的理論問題,也開始顯露出不容樂觀的社會后果。
  一、民族文化資本化的社會實在性
  從某種意義上講,民族文化是一種特殊性的存在,而作為貨幣的“結晶”的資本,則有著一般化的訴求。這兩種尖銳對立的社會存在,何以被整合成為謀求社會發展的工具和手段?陳慶德在《民族文化資本化論題的實質與意義》一文對此進行了充分的論述。陳氏認為,在后工業社會里,資本對社會支配的方式和結構都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社會控制的中心已轉向消費和消費者。而在被符碼所控制的消費社會里,消費與通常所認為的“需要”滿足已經沒有物質功能上的直接聯系。而任何個人或者社會群體對于利益的獲取,都要憑借對符號的結構性控制來實現,此一社會事實使民族文化的資本化成為一種必然和必需。[1](P142~147) 民族文化資本化的這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實際上也得到了中國社會實踐的進一步證實。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家推行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以“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為主要表現方式的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對于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以至于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民族文化資本化甚至被認為是保護民族傳統文化、促進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
  在目前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以招商引資、民族旅游開發等為主要方式的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對于當地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事實上,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使一些民族地區及其傳統文化的知名度在較短的時間里得到了提高,制造了一些“一夜成名”的族群,如云南麗江的納西人、廣西的黑衣壯等。客觀地說,這種運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地的招商引資工作,并在客觀上促進了民族地區經濟的增長,一些當地民眾的經濟收入也因此得到了提高。
  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為民族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更為有利的物質條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文化發展的社會生態。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改善了這些地區的物資供應和信息交流狀況,從而為民族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更為有利的物質條件,當地人的生活質量也因此有所提高。尤其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使更多的民族成員認識到自身文化的普世性意義及其所蘊含著的經濟價值,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其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增強了其保護和發展民族傳統文化的責任感,從而為民族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此外,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對于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增進相互之間的認識和了解,從而為民族關系的良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民族文化資本化的現實困境
  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雖有可能使民族地區的經濟在短時間之內得到較快發展,然而對于那些在經濟、政治上處于弱勢地位的民族群體而言,其傳統文化所受到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也面臨著諸多現實問題。
  1.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使一些民族群體面臨其文化主體地位不斷被消解的社會風險。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一場在經濟場域中展開的民族文化資源與經濟資本之間的利益博弈。然而,以目前的情況而言,這并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博弈。事實上,對于那些經濟資本的實際掌控者來說,他們所擁有的市場經濟知識以及商業技巧,是那些長期處于自然經濟狀況的民族群體所無法比擬的,因此他們在這場利益博弈中往往占據著較為明顯的優勢地位。更為甚者,在這些經濟資本的背后,有時還潛藏著行政權力的一些準制度性的安排,譬如,在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資過程中,商人的利益在很多時候總是得到優待考慮。現實的情況往往是,由于受到經濟資本與行政權力的挾持,在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過程中,民族群體的文化主體地位很容易被消解,不僅難以成為民族文化資本化的真正受益者,甚至有可能失去民族文化保護和發展的主導權。
  2.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民族文化的普世性價值讓位于現實的經濟利益,從而對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存在帶來難以預料的沖擊。盡管我們不能否定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對于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及其對于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意義,然而我們同樣不能無視一種事實,便是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總是不可避免地按照所謂的經濟規律來進行的。這樣,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雖然帶來了一些表面上的民族文化發展的繁榮景象,但在更深的層面上,卻在有意或者無意之中,迫使民族文化所蘊含的普世性讓位于經濟利益。事實上,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都不可避免地要對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盤剝和“適當的”修造,以迎合可能存在的文化消費者的現實需要,從而達到其牟利目的。作為這種運作方式的后果,或許就是近年來被復制、被設計的“民族傳統文化”的大量出現。盡管這種現象的出現,可以看成是所謂“文化融合”的某種結果,然而這些看似豐富多彩的民族傳統文化所遵行的幾近一致的生存邏輯,使我們實在難以斷定其對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存在將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3.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加劇了民族地區的社會轉型,導致了其傳統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并使一些民族社會面臨解體的威脅。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使一些民族地區的傳統產業結構發生明顯改變。而隨著經濟資本的擴張以及文化交流的增加,市場經濟理念以及所謂的現代生活方式不斷向當地社會滲透,使當地人的思想觀念和傳統生活方式發生急劇變化。由于一些當地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現代生活缺乏必要的了解,對自身文化的價值認識不足,盲目追隨和極力模仿那些“先進的”現代生活方式,從而導致傳統的社會倫理觀念對其約束力日漸式微,傳統社會組織對于當地社會的控制力不斷弱化。隨著人口流動機會的增加,一些在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過程中逐漸富裕起來的當地人,更愿意把他們的子女安排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而不管他們是否具備良好的謀生技能,從而導致這些地區出現某種程度上的“空巢”現象,并使之面臨解體的威脅。我們固然不能否認當地人追求理想生活的正當性,但我們事實上同樣不能無視由此而帶來的一些影響深遠的社會問題。
  4.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加深了民族文化對于外來經濟資本的依附。從某種意義上講,民族文化主要是以文化符號作為“股份”參與資本運作的,其本身并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一旦脫離了實在的經濟資本的支撐,它的經濟價值往往就無從體現,因而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它對經濟資本的依附性。而隨著資本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民族文化的這種依附性被進一步強化。由于在與經濟資本的利益博弈當中,作為民族文化主體的民眾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在現實的經濟利益面前,他們對于民族文化存在形式的保留和發展,沒有太多的話語權。這種窘況的出現,可能會導致民族文化的發展偏離其基本方向,并進一步受制于外來的經濟資本,從而為民族經濟與民族文化的長遠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除此之外,由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生態環境壓力以及由于社會結構的急劇轉型所產生的文化后果,也使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對于深化我們之于民族文化資本化問題的認識,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民族文化資本化與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
  盡管被冠以“民族”、“文化”等宏大概念,但稍為細致的分析可能就會發現,“民族文化資本化”論題的元問題是發展問題。確切地講,“民族文化資本化”的中心議題就是民族經濟發展的方式方法問題。讓·波德利亞(J.Baudrillard)曾經指出,在現代社會中,物品要成為消費的對象,就必須成為符號。[2](P224) 然而,什么樣的物品、在什么樣的條件下、以什么樣的方式、可以被附加或者變成什么樣的符號、成為什么人的消費對象,等等,都充滿著高度的不確定性。民族文化資本化的主要運作方式,似乎就是將民族文化轉化為某種具體的商品符號,以換取經濟上的收益。然而,這個過程并不是隨意的。文化符號的選擇、消費者及其消費方式的確定等等,都以贏利為最終目的。或者可以這樣說,在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過程中,資本是主動的,而民族文化則往往是被動的。如此,民族文化資本化所蘊含的特殊性與一般性之間的緊張關系,在更多的時候也就只能以犧牲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得到暫時性的緩解。如此,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已經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事實,但民族文化資本化論題所潛藏著的深刻的悖論性,并沒有在實踐的層面上得到很好的解決。發展是一個總體的、內生的、綜合的概念。[3](p2~3) 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顯然不能被化約為簡單意義上的經濟增長。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所存在的諸多問題,事實上也并不能通過民族文化資本化的單一途徑而得到全面的解決。
  筆者以為,只有理清民族文化資本運作中的產權關系,進一步明確經濟資本的社會責任,激發民族文化資本化的內生活力,促進民族地區經濟與文化的協調發展,才能確保民族文化資本化的可持續發展。
  建立合理、明晰的產權制度,進一步理順產權關系,是民族文化資本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事實上,在一些民族地區的民族文化資本化運作過程中,民族文化主體之所以不斷被邊緣化,不能成為民族文化資本化的主要受益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一套合理的、明晰的產權制度作為保障。誰是民族文化資本化的“真正股東”?民族文化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它的價值如何估算,又如何參與收益的分配等等,都沒有明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民族文化資本化所產生的收益分配,主要是由經濟資本的持有者來決定的,對于民族文化主體的收益分配,常常被視為是一種施舍。因此,只有厘清產權和收益關系,確保民族文化主體真正從中受益,才能使民族文化資本化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明確經濟資本的社會責任,是民族文化資本化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由于在民族文化資本化運作的過程中,民族文化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因而從總體上看,這種運作主要是由經濟資本來主導的。由于缺乏強有力的制度性約束,以謀求經濟利潤為主要目的的經濟資本,并不十分顧及民族文化資本化運作所產生的社會后果。由于社會責任感的嚴重缺乏,一些地區的民族文化資本化運作,對于當地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生態環境帶來了諸多不良影響,動搖了當地人對于這種以牟利為目的的運作方式的信心,從而使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陷入到停滯不前的困境之中。這樣,進一步明確民族文化資本化的社會責任,理順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確保使民族文化資本化的健康發展,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需要。事實上,只有讓當地人在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益處的同時,又不至于對當地社會環境產生不利影響,才有可能使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重新獲得民眾的信任。
  激發民族地區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內生活力,促進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的全面發展,是民族文化資本化的終極目標和根本出路。目前一些地區的民族文化資本化運作,是通過引進外來資金,為民族文化(符號)進入外部市場提供物質上的便利,從而使之更好地實現其經濟價值為實現方式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以對外來經濟資本的高度依賴作為前提的。不可否認,這種運作方式所帶來的短期經濟效果可能是十分顯著的,然而,由于民族經濟發展的內生活力未能得到充分激發,這些效果的持久性是令人生疑的。而如果缺少內生的發展動力,民族經濟就會陷入增長乏力的困境,民族文化的保護也難以為繼,民族文化資本化的發展就有可能面臨后勁不足的問題。民族經濟與民族文化的發展,歸根結蒂是民族自身的發展,如果不能增強民族地區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內生活力,使民族文化主體積極主動地參與市場經濟建設,民族文化資本化就有可能逐步遠離它最初設定的目標。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只有通過激發民族地區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內生活力,不斷增強民族地區的經濟實力和文化自信心,才能促進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的全面發展,而民族文化資本化運作的本身,也才有可能獲得持續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四、結束語
  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5年3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06年6月10日,中國迎來了第一個“文化遺產日”。此一系列文化保護措施的實行,為民族文化的保護提供了綱領性的指導,并由此掀起了一股遍及中國各地的保護和發展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潮。這股潮流的出現,為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
  對于目前的中國社會而言,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仍然有著現實的緊迫性。從某種意義上講,相對滯后的民族經濟,是掣肘民族地區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在自然資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當地人的物質生活水平相對不高的客觀情勢之下,通過對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無疑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盡管存在很多問題,但只要正確把握其運作的方向,確保民族文化主體之于民族經濟與文化發展的主導地位,激發民族群體參與地方經濟建設的熱情,那么,民族文化的資本化,就有可能成為保護民族文化、推動民族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惟其如此,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才能獲得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收稿日期:2008-04-24
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南寧57~60D5民族問題研究呂俊彪20082008
民族文化資本化/民族文化/民族經濟/發展
The Predicament of and the Outlet for the Capitaliz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被認為是保護民族文化、發展民族地區經濟的有效途徑。然而,民族文化的這種運作方式,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本文探討了民族文化資本化運作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指出,只有理清民族文化資本運作中的產權關系,進一步明確經濟資本的社會責任,激發民族文化資本化的內生活力,促進民族地區經濟與文化的協調發展,才能確保民族文化資本化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南寧57~60D5民族問題研究呂俊彪20082008
民族文化資本化/民族文化/民族經濟/發展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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