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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回顧與展望
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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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是文化交流的起始與終結,翻譯者是異文化的第一個詮釋者,對翻譯與譯者作歷史的檢討應是跨文化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歷史的檢討不僅包括對過去的整理與分析,更重要的是總結歷史經驗以揭示其現在與未來。
  本項研究的題目是歐洲中古文學在中國被接受的情況,也就是對漢譯歐洲中古文學及其譯者作歷史的檢討,除了作書目的整理與翻譯的評價之外,還要在今天西方文化全球化的環境里,根據過去的經驗,對未來中國翻譯事業提出些建議。更具體地說,除了要知道已經翻譯了什么和翻譯得如何以外,還要知道什么沒翻譯、需要翻譯什么和怎樣才能譯得更好的問題。希望經過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能發現一些問題。提出點具體可行的意見。我一直認為,中國知識界對歐洲千余年的中古文化認識不足是個急需彌補的缺陷,因此也希望這份報告能指出不足的程度,提高警惕并互相勉勵。
      翻譯的評價
  一般評價翻譯有兩種趨勢,一是技術性的,另一是歷史性的。技術的評價著眼于譯文的信與達的問題,也連帶上版本學術性的問題,歷史的評價則著重譯者和譯文與社會、時代及讀者的互動。我評論歐洲中古文學的漢譯也該從這兩方面進行,可是,由于涉及的作品份量與難度都極高,每部作品常有多種譯本,短期間內不可能細評其翻譯技巧,最多只能做印象式的品鑒,因此,本文更多的是作歷史的回顧與評論,著眼于譯者于譯序中涉及對翻譯的個人看法和對原著的理解與評介的文字。
  中古文學在歐洲成為一門學科也是19世紀初的事,歐洲中古文學傳到中國的第一個高潮是20世紀20、30年代,而最早的翻譯者,據我所知,好像是錢稻孫。他于1907年隨父母游意大利,讀但丁《神曲》原文。回國后,曾以離騷體譯詮過前三曲以娛樂雙親,是國人譯但丁《神曲》之第一人。據常風告訴田德望說,錢稻孫的父親是清廷駐意公使,他母親錢單士厘的《歸潛記》(1910)是我國首次提到但丁和《神曲》的一本書。錢稻孫于1921年修整舊稿成漢意對照的《神曲一臠》,發表于《小說月報》,由商務印書館于1924年出版成書。他的譯文讀來極有韻味,詮釋也針對讀者需要,深入淺出、如數家珍地介紹了許多關于意大利和西方文化的知識,是漢譯歐洲中古文學中的一支奇葩,也是一篇跨文化研究論文的好題目。(注:檀德:《神曲一臠》,錢稻孫譯詮,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1頁;田德望:《譯本序》(1987),《神曲,地獄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版,29—30頁。)
  另一位20年代在歐洲“浪游”、留學法國的王獨清也研究但丁,他想在五四運動后新詩運動蓬勃之際,把但丁當時意大利的“清新體”(dolce stil nuovo)介紹到中國。他早想翻譯但丁的《新生》,可是“為了太過迷沉于但丁的研究,所以翻譯時非常的矜持,工作也進行得很慢”。幾年之后,直到1934年才譯成出書。(注:但丁:《新生》,王獨清譯(上海光明書局1934年初版,1941年四版),2頁。)這譯本中的注釋也多成為后來錢鴻嘉譯本(1993)的依據。這位創造社的主要成員是認為歐洲中古詩歌可供中國新詩運動借鑒的第一人,研究清新體詩對中國新詩的影響該是個跨文化研究問題。可是,由于他沉迷于研究,多年才譯成薄薄一本書,與其他不做研究的譯者(如鄭振鐸兩個月譯《列那狐》,梁實秋一個月譯《阿伯拉情書》,邢鵬舉一個月譯《何侃新》)的速度相比,也反映了一個關于翻譯與研究的重要問題:翻譯中古文學需要高度的研究,而作研究的人通常不會想做翻譯。
  還有一位于1925到1928年在巴黎游學、本來研究數理科學的王維克(兆祥),他當時雖然不懂得意大利文,卻因有意翻譯但丁的《神曲》而自學意大利文,并收集參照了英法德譯本,于1935年譯成《地獄》,由商務于1939年出版。抗戰期間,在兵荒馬亂的日子,他仍然以“文章經世大業”為念,有一天起續譯神曲之愿,對妻子說:“我豈可安于地獄,不思歷凈界而登天堂嗎?”夫人贊同,“備些好小菜”,祝賀他成功。終于在1944年譯完《凈界》、《天堂》二篇,由商務于1948年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漢譯《神曲》。他在《譯后瑣記》中說,因為他覺得《辭海》(1936)所謂的“世界四大詩圣”之中,荷馬、莎士比亞、歌德都已有中譯,只有但丁尚無中譯,因此中國也應該有人做這件事,他才自告奮勇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基于中國文化的立場,對《神曲》作了總結性的評語:
  在《地獄》出版以前,曾請柳亞子先生題“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數字,以后《凈界》擬請人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后種種譬如今日生”;《天堂》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蓋這些句子都足以表示《神曲》各部之精神與內容也。
  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按此諺可總表《神曲》,蓋屠刀在手地獄也,放下凈界也,成佛則天堂矣。(注:但丁:《神曲:天堂》,王維克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神曲>譯后瑣記》,9—10頁。)
  這段精湛的評語是他后來譯本序文《但丁及其神曲》的基礎,應該列入任何但丁詮釋論集中,也是一個跨文化研究的好題目。
  但丁在中國的命運是最好不過的了:既名列《辭海》的“世界四大詩圣”之榜,又曾得到恩格斯的青睞,成了“中世紀的最后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第一詩人”。(注: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成仿吾譯,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23頁。)這句革命導師奉承意大利人的話就成了解放后在中國出版和翻譯但丁的護身符,使他深奧難讀的作品未間斷地和中國讀者見面。于是有朱維基、田德望、黃文捷譯的《神曲》,錢鴻嘉譯的《新生》和但丁的抒情詩,朱虹譯的《論世界帝國》等,除了《宴席》和《俗語論》之外,但丁的主要作品都有了漢譯。
  和但丁的命運一樣好的是列那狐。這個出自古代寓言與民間傳說的惡棍是歐洲文壇的一寶,在中世紀首次成為一個獨特文體的主人翁。漢譯的列那狐故事雖多,卻沒有一部是根據中古作品翻譯出來的,大部份譯自德國詩人歌德改寫的Reineke Fuchs英譯本轉譯的,如鄭振鐸譯述的《列那狐》(1926)、君朔(或伍光建)譯述的《狐之神通》(1926)(注:伍光建是同一出版社(商務)同一書名(《狐之神通》)的作者,見《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第一次)》,虛白編,蒲梢修訂,上海真善美書店1929年版,65頁。)和袁尚英譯的《列那狐》(1999)。另一部分則據現代法譯本轉譯,如張道南譯的《狐貍的故事》(1935)、嚴大椿、胡毓寅譯的《狐貍列那的故事》(1957)和羅新璋譯的《列那狐的故事》(1988,2000)。
  其中以鄭振鐸據歌德譯的稍為接近中古作品的殘暴兇惡和諷刺風味,可是,他仍把列那狐當作兒童或少年讀物,認為“列那狐的歷史最可愛最特異的一點,便是善于描寫禽獸的行為及性格,使之如真的一般,還有她引過了許多古代的寓言,如熊的被騙,緊夾在樹縫中,狼的低頭看馬蹄,被馬所踢等等,而能夠自由的運用,使之十分的生動,也是極可使我們贊美的”。(注:《列那狐》,鄭振鐸譯述,上海開明書店1926年初版,1934年三版,《譯序》。)順著這個方向,羅新璋把它譯成或改寫為“情節曲折,敘述生動,且不乏幽默情趣”的童話故事。他于1987年認為列那狐是他“譯得最有趣、最愉快的一本書”,并愿“這本讀物,能陪伴少年朋友度過一個有趣而愉快的星期天下午!”(注:《列那狐的故事》,羅新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版,《小引》,2頁。)可是,在1999年他卻把它稱作“表現市民情緒、趣味和好惡的市民文學”與“滑稽英雄史詩”。(注:《羅蘭之歌 特利斯當與伊瑟 列那狐的故事》,楊憲益、羅新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4頁。)如果想見列那狐的中古真面目,無論是拉丁文的Ysengrimus,還是古法文的Roman de Renart,都需要重新譯過。
  梁實秋在1928年讀到令他感動的英文書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Eloise。據他自己說,一來為了練習翻譯,二來當時流行出版情書,他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譯成《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先在《新月月刊》發表,再印成單行本發行,也成了本暢銷書。《新月》的煽情廣告說:“這是八百年前的一段風流案,一個尼姑與一個和尚所寫的一束情書。”梁氏在譯后記中解釋說:“誘發情欲的書多得很,當今不少一束一束的情書發表。但是這一部古人的情書,則異于是,里面情致雖然纏綿,文辭卻極雅馴,并且用意不在勾引挑動,而在情感的集中,純潔而沉痛,由肉的愛進而為靈的愛,真可謂超凡入圣,境界高超極了。”(注:《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梁實秋譯,臺北九歌出版社1987年版,186—7頁。)他的譯本向國人介紹了兩位重要的中古人物,并在這束書信里找到中國當時愛談論愛情、揭露隱私的浪漫文風的回響。可是他翻譯的英譯是經過17、18世紀法、英人改寫的本子,已經失真,想認識這批書信的真面目,仍得據較新的標準拉丁文本重譯過。
  梁譯浪漫情書的“意外成功”促使邢鵬舉于1929年也去翻譯《何侃新與倪珂蘭》,他也許不知道那一年,詩人戴望舒已譯成出版了同一部作品,書名叫做《屋卡珊和尼各萊特(法國古彈詞)》。(注:據北京圖書館編的《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戴望舒譯書是1929年7月出版的,惜未見該書,而《戴望舒全集》的按語則稱譯本于1927年9月出版,未知確否,暫從北圖書目說。又據茅盾說,尼卡珊的故事還有“伍蠡甫、劉麟生的英、漢對照本,名《兩個羅曼司》(內除屋卡珊故事外,又有Amis and Amilit的故事),則多節刪,然重點是保存了得,特別是詩的一部分(黎明版)”,參見茅盾:《世界文學名著雜談》,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262頁。)雖然邢本從英譯轉譯,不如戴本從法文直譯的準確,可是他卻留下了一段譯者序言和給故去女友冰雪的獻詩,讓我們對他譯詩的心境與對那部作品的看法有更深的認識。他在序言中把他的譯本與《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并列為“中古時代萬般黑暗里面的兩顆明星,它們的光焰,到現在還是照耀萬方”,也是“文藝復興的先聲,近代思潮的種子”,因為他從這部中古文學作品找到了當時中國年輕人求思想解放和打破傳統束縛的浪漫氣質。(注:《何侃新與倪珂蘭》,邢鵬舉譯,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版,《譯者序言》,3—4,16頁,并引述了Walter Pater對那兩部作品的評語。)而最浪漫的莫過于譯者本身的故事,在譯了不到三分之一時,他“一年來精神上的良伴”冰雪死了,消息傳到時,他正在翻譯情人“在塔中相會的一節,想起這部傳奇里的戀愛,多么圓滿,我倆的戀愛卻留下了無限的悲哀,覺得實在沒有繼續翻譯的勇氣”,后來想把書譯完,“獻給我愛之靈,也算日后的一個記念”,才鼓起精神,把詩譯完,稿子還給徐志摩校閱過,譯文前冠以他的獻詩,真教讀者分不出文學與生活的界限,是漢譯歐洲中古文學中最賺人眼淚的著作(18頁)。
  古法文Aucassin et Nicolette,散文與詩歌片段交叉,是一篇獨傳的特異詩體(chantefable),被戴望舒比之于中國的彈詞,因此,并不是像邢鵬舉說的那種“當時文藝界普遍的產物”,它的形式更不是“沒有什么動人的特點”。他對原作還頗多貶褒,一方面,他覺得原著里許多地方“那種機械式的格調,不成文的辭句,簡直叫我們看了討厭”;另一方面,“要是我們把它仔細的回味起來,一種抑揚頓挫的音節,古色斑爛的文詞,實在有百讀不厭的魔力”(8-9頁)。只根據英譯本就能對原文有如此奧妙的體會,譯者要不就是有超人的天才,否則他就是當時浮夸的浪漫文風的受害者。
  邢鵬舉對歐洲中古文學的看法卻超越了當時文化界的見解,他的譯者序言開宗明義地說:“關于歐洲中古時代的文藝作品,中國文壇上素來很少有人介紹;翻譯,那更不用說,簡直絕不一見。一般自稱為文壇先進的人們,他們好像中了西洋歷史家的流毒,把整個的中古時代,當做一個絕對的黑暗時期,對于那個時期的作品,大都不值一顧”(1頁)。當時最能代表這種見解的要數沈雁冰(茅盾、玄珠、方壁),他以玄珠筆名于1929年出版了一本《騎士文學ABC》,在例言開頭說,“現在的讀者,誰也沒有時間去翻尋這個中世紀的大廢物堆——騎士文學了。”結尾時再附加,如果讀者“有興味去自己掏摸這個中世紀的文學的大廢物堆”,可參考他列出的四種英語讀物,其中包括《羅蘭之歌》與馬羅禮的《阿瑟王之死》。(注:玄珠:《騎士文學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版,上海書店1990影印本,《例言》。另參見方璧:《西洋文學通論》,上海世界書局1930年版,第四章,“中古的騎士文學”,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重版本45頁:“騎士文學是歐洲文學的中古的大垃圾堆。”)
  玄珠這本書把歐洲中古文學以專書介紹給中國讀者(還于1990年被重新影印出版),大開了他們的眼界。可惜,他偏見過深,又愛談論自己并沒讀過的書,因此,全書到處是錯。例如他說Marie de France的短篇故事與Chaucer的Canterbury Tales是散文羅曼斯(27-28頁),又如提到阿瑟王文學最重要的史家或杜撰家Geoffrey of Monmouth的拉丁文著作時,居然會說他“并沒講到阿失[瑟]王的故事”(67頁)。他花費相當大的篇幅復述較晚期的英國和西班牙羅曼斯,對其發源與鼎盛的古法語文學卻只提些人名,如Chretien de Troyes(特托洛夷司),卻對他們的作品一無所知。最妙的是,他以中國國情去揣度歐洲中古宮廷的情況,大談“爵爺”如何叫人抄下流浪詩人的詩篇,“并且要叫府里的女樂歌唱”(13頁),堪稱是這位中國小說家的一大發明。我們雖然不能把歐洲中古文學在中國地位低落的責任全推到沈雁冰一個人身上,可是,他代表了大多數長期接受西方文藝復興期偏見的中西知識分子的觀點,也是時至今日我們仍需克服的困難。
  1929年也是上海世界書局出版謝六逸的《海外傳說集》的一年。(注:謝六逸:《海外傳說集》,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版。)這本書的第二集有22個從13、14世紀拉丁文的Gesta Romanorum(《羅馬人事績》)里挑選出來的故事,是他據英譯本改寫成的。在很簡短的《解說》里,他對這部中世紀最流行的讀物(主要給講道人提供故事材料)的性質、內容、歷史、影響、版本沿流與譯本做了扼要的介紹,是漢譯歐洲中古文學少見的典范,可惜并未為后人仿效,時至今日,大多數漢譯書籍仍缺乏給讀者提供這類基本信息的格式,于興嘆之余,不能不對謝六逸的風范表示敬意。雖然他只從數百個故事中憑自己的興趣選了二十幾個,讀者卻可以從中見識到歐洲中古時期一般人和真正所謂民間愛聽的一些故事,實在是很有價值的。
  1929年上海的唯愛叢書出版了T.T.女士編譯的三個Boccaccio的故事,可惜未能看到,這應是漢譯薄伽丘的濫觴。在討論譯他的著作之前,我要提起另一本我未能見到的書,那就是1930年出版的《醇酒、婦人、詩歌》。這該是羅念生自英國史家J.A.Symonds的Wine,Women and Song:Medieval Latin Student Songs(1884)摘譯成的一本書。英文的原著是一本介紹歐洲中古游蕩學生寫的拉丁文詩很好的書,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里頭英譯了60首詩,其中45首譯自著名的Carmina Burana。據北圖書目的記錄,羅念生的譯本只有30首。即使如此,他有了解到這些作品的重要性和挑選到高品質的專書等獨到的眼光,都是很令人感佩的。
  薄伽丘是被翻譯得最多而被臺灣書商盜印得最頻繁的中古作家。1930年黃石和胡簪云據英譯本譯出首部《十日談》,可惜我未能讀到譯者序。單以黃石掛名的重印本曾于1960年由香港的商務出版過。1935年柳安從英譯選譯了其中8個故事。1941年閩逸據英譯譯出了《十日清談》,臺北的文星書店1965重印過,長春的時代文藝1996年的重印本沒有譯者小引,也無從拜讀譯者的個人觀點。方平和王科一1958年據英譯譯出、由上海譯文出版的《十日談》在大陸成了標準本,方平譯序充滿了戰斗氣氛,知識則多來自百科全書。這譯本被臺商多次改名(瓊斯、魏良雄等)換包裝(包括所謂導讀,導讀者高談闊論這部偉大作品,卻絕口不提真正譯者是誰,直接參預了剽竊譯者與欺騙讀者的勾當)。第一次從意大利原文直接譯出的是錢鴻嘉、泰和庠、田青1993年由南京譯林出版的《十日談》。王永年的譯本晚了一年,也是從原文直翻譯的。王林2000年的《十日談》少了原著者的序,也沒對所據原文作任何說明,無法理解與置評。此外,陳才宇據一個1587的英譯本翻譯了《癡情的菲亞美達》(1992),也是個異數。
  除了但丁、薄伽丘,歐洲中古文學家在中國最著名的還有喬叟。早在1924年王昌漠等人編譯的《歐美名著節本》上集,就有“喬塞的肯脫白來故事”(未見)。喬叟的主要漢譯者方重于30年代就開始翻譯,當時他任教于武漢大學,“有感于當時尚未有人把喬叟這位英國文學史上為現實主義文學奠基、為文藝復興運動鋪路的承先啟后的偉大作家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遂發愿翻譯”。他于1943年在重慶譯成出版了《屈羅勒斯與克麗西德》,于1946年譯成出版了《康特波雷故事》兩個“土紙版”,1979年譯出了《喬叟全集》,在臺灣也被數次盜印。(注:方重:《譯本序》(1981),《坎特伯雷故事》,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18頁。盜印事見呂健的《推薦序》,黃杲@①譯的《坎特伯雷故事》,上冊,12頁。)由于他用散文翻譯,后來的譯者,吳芬1999年譯的《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和黃杲@①2001年譯的《坎特伯雷故事》都以詩歌形式重新譯出。
  以上介紹的是漢譯歐洲中古文學在中國出現的第一個高潮,我們不妨總結一下這個時期的翻譯者的動機和翻譯的成果。錢稻孫為自己的興趣和娛樂父母親,王獨清為了給新詩運動引進意大利的清新體,王維克要給中國補上世界四大詩圣的缺門,梁實秋要趕湊出版情書的風潮,鄭振鐸想引進寓言童話,邢鵬舉要在黑暗的中世紀找到給中國年輕人反抗傳統與思想解放的明星,謝六逸和羅念生則搜羅一些比較不受人注意、但極有價值的中古故事與詩歌,介紹給中國讀者,方重也以補缺的心情發愿把喬叟介紹到中國,這個多姿多彩的局面因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而告終。
  這些翻譯家的貢獻是極大的,可是也有些局限性與不足。他們受到最大的局限是完全接受西方從文藝復興以來對中世紀的偏見,因此,無論介紹的是但丁、薄伽丘還是喬叟,都一律予以“黑暗中世紀露出文藝復興的曙光”、“打破封建與宗教的束縛、走向人文主義與現實主義”等教條式平等待遇。這種偏見到了解放以后,和庸俗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結合,就成了千篇一律的八股,如作品為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產品、作家的進步性與局限性等等,作為譯作序言的思想指導。當然,戴著這副文藝復興時期配制的眼鏡的人并不限于以上列舉的這些,即使在今天的知識界,這種意識形態還是相當普遍的。
  他們不足的地方是,除了極少數例外,沒有直接接觸到原文,不講究所據以翻譯的版本,大多數對此都沒有交待,因此,都是從其他譯文或后人改寫成的東西轉譯的。嚴格地說,他們翻出來的東西,大多數不能算是真正的歐洲中古文學,都得重新據原著原文翻過。
  解放后的漢譯歐洲中古文學在80、90年代出現新機以前,唯一值得一提的譯作是錢春綺的《尼貝龍根之歌》(1959)。這位自稱“沒去過德國,只是在東南醫學院學醫時念了幾天德語,半路出家”(注:楊武能:《錢春綺傳奇》,載《中國翻譯》1986年第1期,41頁。)的多產翻譯家除了翻歌德、席勒等德國作家的作品之外,還垂顧了這部中古史詩,實在令人贊佩。可是由于缺乏他的譯作數據,不知他所據何本,只能從他未受過中古高地德語的訓練,推測他是據現代德語譯文轉譯的。即使如此,他把德語中古文學的一部最重要的史詩以詩體譯成,介紹給國人,貢獻還是很大的,因為當時的文藝路線,也只允許這類的作品問世。
  此外,還有黃素封1960年譯馬羅禮的《阿瑟王之死》,把中世紀末的一部以英語散文寫成、集歐陸阿瑟王傳奇之大成的作品呈現給中國讀者,是件值得慶賀的事,譯者的成就也是很大的。美中不足的是,他明知溫切斯特抄本更接近馬羅禮原文,卻棄之不用,反而采用經過柯克士頓“整理、修改、潤飾、標點、劃分章回”作品的印刷本,因為他贊成“柯克士頓把馬羅禮所作猥褻的描寫,特別是本書的第十九卷,幾乎完全改寫了”的做法。(注:馬羅禮:《阿瑟王之死》,黃素封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初版,1983年重印,下冊,1063,1064頁。)這種不尊重原著真實面目的作風是不值得后人仿效的,同時也牽涉到一個翻譯者如何對待歷史上與今日道德水平不同的現象的問題。我覺得,作為重視過去的翻譯者和學者,我們不應該扭曲事實,掩飾歷史真相。不過,這不是黃素封個人的問題,是精華與糟粕那種二分法的流毒,也是整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的問題。
  最能代表那個時期翻譯中古文學的意識形態的是朱光潛的這段話:“中世紀最大的文學成就是歌唱民族英雄的故事詩,如德國的《尼泊龍根之歌》,英國的《伯阿沃夫》,法國的《羅蘭之歌》,西班牙的《什德的詩篇》以及北歐的沙加(Sagas)等。此外就是各國的民歌。這些作品中有許多不但沒有基督教的影響,而且是反教會和封建制度的,《列那狐》,《奧卡森與尼古涅特》,羅賓柯德系統的民間傳說都是著例。這些作品都是根據民間傳說或是由人民直接創造的,它們才是西方近代文學的真正的源泉。”(注: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卷,150頁。原文登在《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8年第1期。)且不論這個觀點是否正確,由錢春綺的譯作開的頭、80年代以來卷土重來的漢譯歐洲中古文學作品都是這份書單上的民族英雄故事詩:楊憲益1964年譯成的《羅蘭之歌》在1981年出版,1999年又有馬振騁的譯本;趙金平的《熙德之歌》于1982年出版,1997年又有屠孟超的譯本;馮象的《貝奧武夫》在1992年出版,1999年又有陳才宇的譯本;安書祉重譯的《尼伯龍人之歌》(未見);侯煥閎在1983年譯出冰島文學的《尼雅爾薩迦》,石娥琴等人于2000譯成了《薩迦選集》和《埃達》。這份書單加上上述對但丁、薄伽丘、喬叟的新翻譯、羅新璋譯的《特利斯當與伊瑟》和沈弘譯的中古英語詩如《農夫皮爾斯》等,可以說是近二十年來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總成績。
  這二十年來的成果是可觀的,可是問題也不少。除了翻譯各民族的英雄詩歌和重譯經典作品之外,最主要的建樹是在英國中古文學的領域里。馮象譯的《貝奧武夫》有學者的嚴謹和詩人的文感,為漢譯古英語詩立下新的標準。沈弘幾乎要獨力把非喬叟的主要中古英語詩歌與詩人都譯出來,包括蘭格倫的《農夫皮爾斯》、高沃的《情人的懺悔》、無名的《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珍珠》、《貓頭鷹與夜鷹》、《奧費歐爵士》等著名長詩和不少較短的詩。這兩位譯者都是受過中古學訓練的學者,對原文的掌握和版本的考究都非常注重,是將來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理想人選與模范。
  重譯喬叟的譯者當中,吳芬也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她以詩體重譯了《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可與方重的散文譯本另備一格。另一位譯者黃杲@①也以詩體重譯了《坎特伯雷故事》,他要用“應對的形式翻譯”,他的譯文“以頓代步”復現原詩的格律。這是極其可佩的嘗試。可是,由于譯者自稱不熟悉中古英語,所據的版本雖然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基本上卻是個19世紀末的版本,在20世紀末有更好的版本而不用,殊為可惜,原因恐怕正是沒受過專業的訓練。看來,今后要提高漢譯中古文學的水平,專業訓練是不可或缺的首要條件。
  另一個重要成就是對冰島與北歐的中古文學的譯介。石娥琴主編和翻譯了極有份量的埃達與薩迦,包括以詩體譯詩體《埃達》的全集和六部有名的散文薩迦,并對其歷史文化背景作了很好的介紹,為中國讀者開拓了新的領域,作出很大的貢獻。相形之下,羅新璋把楊憲益舊譯的《羅蘭之歌》和自己舊譯的《列那狐的故事》湊上新譯的《特利斯當與伊瑟》來代表中古法國文學就顯得有點寒酸與不倫不類了。他讀中古文學“如重見兒童般的天真,猶覺有趣,抑或令人絕倒”的見識,亦未免太天真了。(注:《羅蘭之歌 特利斯當與伊瑟 列那狐的故事》,楊憲益、羅新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5頁。)何況他譯的《特利斯當與伊瑟》是20世紀早期大中古學者貝迪耶編寫的暢銷書,也不是中古的原著。
  至于對經典作家和史詩的一再翻譯,我認為只要譯者有充足的學養與文筆,譯本越多越好。至于讀到譯者的論述,好的還是占少數,大部分和剛才提到的八股文問題有關,我在此就不再一一評論,只挑一個比較特出的例子,讓大家看到一些更嚴重的問題。趙金平在他的譯本序中對《熙德之歌》的八股評語,如史詩“反映人民群眾的感情和愿望”,西班牙人長期“受著異族的侵略、壓迫和統治”,“擺脫異族的桎梏、爭取自由、收復國土和統一祖國就是當時西班牙人民的主要思想感情和愿望”,“西班牙人民和摩爾人之間的民族矛盾是當時的主要社會矛盾”等等,都一字不改地給后來的譯者屠孟超抄襲了。(注:比較屠譯本的第368—370頁和趙譯本的第xxviii-xxix頁。)八股是脫離了歷史事實的公式化口號,抄襲雖然與個人的人格與學格有關,卻也是過去大鍋飯思想的遺毒。
  我以漢譯但丁開始本節的歷史回顧,也以漢譯但丁作為收場。在我讀過的但丁譯序里,除了早期的王維克,我覺得田德望的寫得最扎實、最好,八股味也比較少些。當我見到2000年黃文捷的新譯本,知道他用最新的意大利注本,認為一定會有新的譯序或詮釋。可是,翻遍全書,除了附于書末一篇談《神曲》版本的由來與發展的短文,并沒有他寫的序。我多次批評過漢譯不記所據原文版本,黃君倒給了讀者幾乎十頁長的書單,對翻譯的個人看法卻寥寥數語帶過,殊為不解。再看書前有二序,均出自主編呂同六之手,初讀序文時,只覺得陳腔老調,無甚新意,后來越讀越覺得許多看法、說法、句子和詞匯都似曾相識,便取過田德望的序相對照,才發現呂序與田序多處雷同,只是有些地方做了修飾。(注:比較呂序第8,9,10,17,18頁與田序第4,6,9,18,20頁。例如:田序9頁:“在放逐期間,但丁看到祖國的壯麗河山,接觸社會各個階層,加深了愛國思想,豐富了生活經驗,視野從佛羅倫薩擴大到意大利全國乃至整個基督教世界。他看到意大利和整個歐洲處于紛爭混亂的狀態,探索了禍亂的根源和撥亂反正的途徑,喚起人心,給意大利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復興之路的歷史使命,意識到自己担負著揭露現實。”呂序10頁:“流放期間,但丁親眼看到祖國壯麗的山河,廣泛接觸到意大利動亂的現實和平民階層困苦的生活,豐富了人生體驗,開闊了視野,加深了愛國思想。他對意大利面臨的社會政治問題,對自己肩負的揭露黑暗、喚醒人心、復興意大利的歷史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誰說時代永遠是進步的?我讀譯者序,從錢稻孫讀到呂同六,簡直像倒過來的神曲之旅,是從天堂到地獄,越讀到后來越沒讀頭,簡直是一場悲劇。
      “熱門”與“缺門”
  我在上一節曾簡略評論了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第一個高潮,現在就作個整體的評論,著眼于“熱門”與“缺門”,指出有待填補的領域,供大家參考。
  從上節所提供的數據看來,“熱門”的時期是中世紀末的著名作家與作品,地域則為意大利、英國、北歐,文體則以史詩執牛耳。
  “缺門”的每一項都得開一門課才講得清:時間上說,歐洲中古文學的鼎盛期,即12、13世紀文學幾乎全缺;地域上,西歐文化的核心地帶,法語和德語文學也只有象征性的代表;文體上,南北法語和中古高地德語的抒情詩(Minnesang)、羅曼斯、史詩、色謔詩(fabliau)、夢幻詩、名喻詩(allegory)、動物諷喻詩等等,都只聞樓梯響,不見斯人來。這些歐洲中古方言文學全盛期的作品和作家,不是少為人知,就是所知有限,來自百科全書的知識,更不用說中古拉丁文學了。可是,隨便舉幾個例子,要譯阿瑟王的羅曼斯,怎能不譯Geoffrey of Monmouth的拉丁文《不列顛諸王史》?要譯列那狐,怎能不譯拉丁文的Ysengrimus?要譯喬叟和《玫瑰傳奇》,怎能不譯Alain de Lille的拉丁文《自然的怨憾》與《反克勞地安奴斯》?要譯《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怎能不譯自標準的拉丁文本?要談“宮廷愛情”或“風雅之愛”,怎能不譯AndreasCapellanus的拉丁文《論高尚愛情》?要讀逛蕩學生的拉丁詩,又怎能不譯羅念生70多年前已開過頭的Carmina Burana?
  可是翻譯歐洲中古文學所需要的知識還不止某國或某個時期的文學,譯者還得對歐洲各國的歷史文化有比較全面的知識,這是一個更大的缺門。因為這個缺門,才會讓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偏見持續下去而歷久不衰,失去對直接接觸第一手數據的興趣,妨礙了對原著的理解,從而輕易接受一些二三手信息和更多的偏見。知識越少就越容易簡單化,這也是為什么八股流行的主要原因。同時,由于這種種缺門,大多數歐洲中古文學的中譯者,除了少數受過中古專業訓練的譯者,如剛提到的馮象與沈弘,在翻譯與介紹的過程,都遇到無可克服的困難,犯了不少缺乏常識性的錯誤。正因為中古文學的歷史悠久,語文、作者、文體繁多,有時連專家也會出錯,例如,石琴娥為了推崇冰島薩迦的地位,說“薩迦開創了中世紀騎士文學長篇小說的先河”,就是不符合文學史的話。中世紀并無長篇小說一格,騎士文學在現存薩加之前約百年早已盛行歐洲。此外,2000年出版的譯本,仍然不向讀者交待所據原文版本,也是令人不解的,這也就牽涉到我國學術規格尚未完善樹立的問題。
  因為翻譯歐洲中古文學需要專業的知識,我們最大的一個缺門正是沒有一個培養和支持學者與譯者的學術體制。我國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研究歐洲中古文化的學術中心,收集中古文化的基本典籍與西方近兩世紀中古研究已做出的重大成果,供研究中古的學者使用。我們沒有夠水平的著作,供有意于翻譯中古文學的譯者參考,也沒有信息上趕得上時代的教科書與普及讀物,好教育我們的年輕學子。他們只知道今天西方文化正在全球化,卻不知道它的過去,又怎么能有效地應付未來的挑戰呢?
  從以上對歷史的回顧與檢討可以看到,漢譯歐洲中古文學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是很薄弱的,因為我們缺乏對歐洲中古文化的專業知識和生產這種知識的機制。建立這種機制和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是刻不容緩的事,也是發展中國整個文化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
  附錄 漢譯歐洲中古文學書目
  (只包括書籍,不包括報章雜志或期刊出版的譯作)
      Beowulf
  《貝奧武甫——古英語詩》,馮象譯,三聯書店1992年版。
  《貝奧武甫(英格蘭史詩)》,陳才宇譯,載《貝奧武甫 羅蘭之歌 熙德之歌 伊戈爾出征記》,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
      La Chanson de Roland
  《羅蘭之歌》,楊憲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又收入《羅蘭之歌 特利斯當與伊瑟列那狐的故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羅蘭之歌(法蘭西史詩)》,馬振騁譯,載《貝奧武甫 羅蘭之歌 熙德之歌 伊戈爾出征記》,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
      El Cid
  《熙德之歌》,趙金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
  《熙德之歌》,屠孟超譯,譯林出版社1997年版。載《貝奧武甫 羅蘭之歌 熙德之歌 伊戈爾出征記》,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譯序多處抄襲趙金平譯序。
      Das Nibelungenlied
  《尼貝龍根之歌》,錢春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初版,1994年重印。
  《尼伯龍人之歌》,安書祉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Eloise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梁實秋譯,上海新月書店1928年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7年重印。據英譯本。
      Carmina Burana
  《醇酒、婦人與詩歌》,羅念生譯,上海光華書局1930年版。譯自J.A.Symonds,Wine,Women and Songs:Medieval Latin Student's Songs,30首。
      Gesta Romanorum
  《海外傳說集》,謝六逸著,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版。第二集收集22個故事。
      Aucassin et Nicolette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法國古彈詞)》,戴望舒譯,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版。
  《何侃新與倪珂蘭》,邢鵬舉譯,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版。據英譯本。
      Joseph Bedier,Le Roman de Tristan et Iseut
  《特利斯當與伊瑟》,貝迪耶編,羅新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
      Roman de Renart
  《列那狐》,鄭振鐸譯述,上海開明書店1926年版。據歌德的Reineke Fuchs加工之英譯本。
  《狐之神通》,歌德著,君朔譯述,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據英譯本。
  《狐貍的故事》,A.Pezard編,張道南譯,上海龍門書店1935年版。
  《狐貍列那的故事》,阿希-季浩(M.H-Giraud)改寫,嚴大椿、胡毓寅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7年初版,1997年再版。
  《列那狐的故事》,瑪特·艾·冀羅(H-Giraud)改寫,羅新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又載《羅蘭之歌 特利斯當 列那狐的故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
  《列那狐》,袁尚英譯,載《歌德文集》,第三卷,《長詩》,楊武能、劉碩良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Icelandic Edda and Sagas
  《尼雅爾薩迦》,侯煥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據俄譯本。
  《埃達》,石琴娥、斯文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
  《薩迦選集——中世紀北歐文學的瑰寶》,2冊,石琴娥主編,石琴娥、周景興、金冰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上冊:文蘭薩迦、瓦特恩峽谷薩迦、尼雅爾薩迦;下冊:拉克斯峽谷薩迦、埃吉爾薩迦、貢恩勞格薩迦。
      Dante作品
  《神曲 地獄》,但丁著,王維克譯,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神曲 凈界》,但丁著,王維克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神曲 天堂》,但丁著,王維克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神曲(地獄篇,煉獄篇,天堂篇)》,但丁著,朱維基譯,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1962版,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詩體,據英譯本。
  《神曲 地獄篇》,但丁著,田德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
  《神曲 煉獄篇》,但丁著,田德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
  《神曲 天國篇》,但丁著,田德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神曲 地獄篇》,但丁著,黃文捷譯,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神曲 煉獄篇》,但丁著,黃文捷譯,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神曲 天堂篇》,但丁著,黃文捷譯,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神曲一臠》,檀德著,錢稻孫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地獄篇一至三首,用古漢語韻語譯,中意對照。
  《神曲》,傅東華編著,上海新生命書局1936年版。
  《新生》,但丁著,錢鴻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據英譯本。
  《新生》,但丁著,王獨清譯,上海光明書局1934年版,重慶光明書局1943年版。
  《論世界帝國》,但丁著,朱虹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據英譯本。
  《但丁抒情詩選》,錢鴻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38首但丁詩。
  《意大利詩選》,錢鴻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9首但丁詩。
      Boccaccio作品
  《戀愛與生活的故事》,Boccaccio著,T.T.女士編譯,上海唯愛叢書社1929年版。三個《十日談》的故事。
  《十日談》,薄伽丘著,黃石、胡簪云譯,上海開明書店1930年版。據英譯本。
  《十日談》,濮加屈著,柳安選譯,上海大光書店1935年版。8個故事,據英譯本。
  《十日清談》,薄伽丘著,閩逸譯,上海世界書局1941年版。未知所據。
  《十日談》,卜伽丘著,方平、王科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58年初版,1980年重印。據英譯本。
  《十日談》,薄伽丘著,黃石譯,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
  《十日談》,薄伽丘著,瓊斯譯,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版。方平譯本之盜版。
  《十日譚》,薄伽邱著,魏良雄譯,臺北志文出版社1983年版。方平譯本之盜版。
  《十日談》,薄伽丘著,錢鴻嘉、泰和庠、田青譯,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據原文譯。
  《十日談》,薄伽丘著,王永年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據原文譯。
  《十日談》,薄伽丘著,王林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未知所據。
  《十日談》,薄伽丘著,肖天佑譯(花城出版社版)。
  《癡情的菲亞美達》,卜加丘著,陳才宇譯,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據英譯本。
      Chaucer作品
  《屈羅勒斯與克麗西德》,喬叟著,方重譯,重慶古今出版社1943年版。
  《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杰弗里·喬叟著,吳芬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年版。詩體。
  《康特波雷故事》,喬叟著,方重譯,上海云海出版社1946年版。故事6篇,散文體。
  《坎特伯雷故事集》,喬叟著,方重譯,新文藝出版社1955年版。
  《坎特伯雷故事》,喬叟著,方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
  《坎特伯雷故事》,2冊,喬叟著,黃杲@①譯,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版。詩體。
  《喬叟文集》,2冊,方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
      中古英語文學
  《農夫皮爾斯》,蘭格倫著,沈弘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年版。詩體。
  《夕陽照在十字架上——中古英語詩歌選集》,2冊,沈弘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上冊有《貓頭鷹與夜鷹》、《奧費歐爵士》等21首詩;下冊有《珍珠》、《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農夫皮爾斯》(選段)和《情人的懺悔》(選段)。詩體。
      Thomas Malory作品
  《阿瑟王之死》,2冊,馬羅禮著,黃素封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初版,1983再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火右斤
  
  
  
國外文學京23~33J4外國文學研究李耀宗20032003本文對漢譯歐洲中古文學作了初步的梳理與評述。20世紀20、30年代出現第一個高潮,譯者如錢稻孫、王獨清、王維克、鄭振鐸、梁實秋、邢鵬舉、戴望舒、謝六逸、方重等翻譯了不少歐洲中古文學名著。80年代以來是第二個高潮,除了重譯名著之外,翻譯的范圍有所擴張。整體而言,漢譯歐洲中古文學偏重于末期的著名作家和作品,如但丁、薄伽丘和喬叟,地域偏于意大利、英國與北歐,文體則以英雄史詩居多。據此,本文對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成績與困難提出一些個人的批評和建議,如加強譯者的歐洲中古文學專業知識和建立研究歐洲中古文化的學術機構等,希望把未來的漢譯工作做得更精確與完善。文末附有漢譯歐洲中古文學書目。漢譯歐洲中古文學/歐洲中古文學/翻譯/翻譯批評/翻譯史/跨文化研究這是筆者在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任研究員期間(2002年3月到5月)對歐洲中古文學在中國被接受的情況所做的研究的部分結果,在此特別對香港城市大學、城大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和城大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張隆溪與同仁表示衷心的謝意。由于研究時間只有三個月和部份資料闕如或不克檢閱,本文只包括我編訂既有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書目(作為本報告的附錄),對既有漢譯作歷史的回顧與評價,根據此書目確定“熱門”與“缺門”和對未來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展望。——作者附識作者系旅美學者,2002年曾任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作者:國外文學京23~33J4外國文學研究李耀宗20032003本文對漢譯歐洲中古文學作了初步的梳理與評述。20世紀20、30年代出現第一個高潮,譯者如錢稻孫、王獨清、王維克、鄭振鐸、梁實秋、邢鵬舉、戴望舒、謝六逸、方重等翻譯了不少歐洲中古文學名著。80年代以來是第二個高潮,除了重譯名著之外,翻譯的范圍有所擴張。整體而言,漢譯歐洲中古文學偏重于末期的著名作家和作品,如但丁、薄伽丘和喬叟,地域偏于意大利、英國與北歐,文體則以英雄史詩居多。據此,本文對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成績與困難提出一些個人的批評和建議,如加強譯者的歐洲中古文學專業知識和建立研究歐洲中古文化的學術機構等,希望把未來的漢譯工作做得更精確與完善。文末附有漢譯歐洲中古文學書目。漢譯歐洲中古文學/歐洲中古文學/翻譯/翻譯批評/翻譯史/跨文化研究這是筆者在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任研究員期間(2002年3月到5月)對歐洲中古文學在中國被接受的情況所做的研究的部分結果,在此特別對香港城市大學、城大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和城大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張隆溪與同仁表示衷心的謝意。由于研究時間只有三個月和部份資料闕如或不克檢閱,本文只包括我編訂既有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書目(作為本報告的附錄),對既有漢譯作歷史的回顧與評價,根據此書目確定“熱門”與“缺門”和對未來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展望。——作者附識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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