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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小說創作的理論架構
沈從文小說創作的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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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詩人批評家”與“創作室批評”:沈從文的小說批評
   理論
  我在《從艾略特“詩人批評家”看沈從文的文學批評》一文中指出,沈從文是一個標準的詩人批評家(poet-critic),他的小說理論與批評是典型的創作室批評(workshop-criticism)。“詩人批評家”的文學批評理論,視野與論點都很有局限,他只評論影響過自己的作家與作品,只評論自己有興趣又努力去創作的作品,因此被稱為創作室批評,因為它只是一個作家在從事創作時的一種副產品(byproduct)。[1]
  目前收集在《沈從文文集》中第十一及第十二卷中的文論,雖然很不齊全[2],但從這些論文中,已經很清楚地看到,沈從文的文學批評理論,是屬于“詩人批評家”的傳統。他對小說的看法,所以具有權威性,并不是因為他對小說作品及理論有特別深廣的研究,更不只是他有一套嚴密的批評體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是一個有創作經驗的藝術家(craftsman),他所論的問題全是他人未能道的經驗之談。他對魯迅、廢名等人描寫被現代文明毀滅的鄉鎮小說的見解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是通過他自己在創作經驗中的深入感受與了解所得出的結論,不是純理論或哲學性的推理或分析。
  沈從文的文學批評理論文章,都是在創作之余,把零星創作中的真知灼見,反復地表達在不很正式的文學批評文章中。第一類,屬于序言或后記,把自己開拓的小說領域之新發現或藝術技巧記錄下來。第二類是直接評論一位作家或作品,如《沫沫集》中的《論馮文炳》,這些都是沈從文向他們學習過,或受其影響的作家。第三類是筆記式的篇幅較長的著作如《燭虛》。這些論說序跋,其實主要是為了一個簡單的目的:一方面替自己所寫的小說辯護,另一方面為他所寫的小說建設一個理論架構,以便得到承認與建立其權威性。[3]
  沈從文在1922年從湘西到北京,開始寫作。大約到了1928年后,才開始寫出《柏子》、《雨后》、《七個野人與最后一個迎春節》、《夫婦》、《蕭蕭》、《丈夫》、《邊城》這些代表杰作。因此他的批評理論在1930年以后才開始出現。[4]由此可見,沈從文是從他自己的作品來考察當代或前輩的作品,因此對那些深感興趣又影響過他的以抒情筆調寫鄉土小說的作家,就大為贊賞,但對那些與他創作興趣背道而馳的就表現冷漠,甚至攻擊,對郭沫若小說的態度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二、包含著社會現象與夢象的小說
  文學理論的目的是要為自己的作品建設理論基礎,爭取承認,因此作為詩人批評家的沈從文,所寫的許多評論文章,基本目的不是要替讀者解讀作品,更不是為作家在文學史上定位,也不是要建立一套文學理論新體系。他的動機與目的很有局限性,從沈從文對小說創作的理論架構來看,就更能了解他的小說理論是從自己的創作經驗歸納出來,這構成了他關于小說的理念。
  在三十年代前后,當寫實主義、人生文學成為主流時,沈從文注意到很多作家憑著一個高尚尊嚴的企圖(如為人生),一個不甚堅實的概念(如“社會的臟污”、“農村的蕭條”)去寫作,結果“所要說到的問題太大,而所能說到的卻太小”(11:165-166),因此在《短篇小說》一文中,他除了肯定小說要表現人生,但這絕不止于外在表面的客觀事物現象,除了人生現象,應該還有夢幻現象,要不然小說就淪為新聞式的報告了:
  把小說看成“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因為既然是人事,就容許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現象,是說人與人相互之間的種種關系;一是夢的現象,便是說人的心或意識的單獨種種活動。單是第一部分容易成為日常報紙記事,單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為詩歌。必須把人事和夢兩種成分相混合,用語言文字來好好裝飾剪裁,處理得極其恰當才可望成為一個小說。(《文集》,12:113-114)
  他特別強調人事和夢要相混結合起來,因此這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不能分開的。把它們分開以后,我們小說中的人,生命或靈魂,就會破碎。沈從文的小說要把它們粘合起來,變成一個完整的人。“一切作品皆植根于‘人事’上面,一切偉大作品皆必然貼近血肉人體。”
  在面對現實主義的壓力,沈從文說小說家要“貼近人生”,但寫作時卻要“儼然與外界絕緣”,絕對不能被一些崇高觀念左右:
  我雖明白人應在人群中生存,吸收一切人的氣息,必貼近人生,方能擴大他的心靈同人格。我很明白!至于臨到執筆寫作那一刻,可不同了。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覺與事象以外,儼然與外界絕緣,不相粘附。(《文集》,11:41-42)他要“用文字去捕捉自我的感覺與事象”,而感覺是個人的,超現實的。所以接下去,他再強調寫小說要“獨斷”:
  一切作品都需要個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到這個目的,寫作時要獨斷,要徹底地獨斷!(《文集》,11:42)
  沈從文在《水云》那篇回憶式的哲理散文里,很坦誠地透露了自己經常陶醉于夢境的經驗。寫作對沈從文來說,是“我要寫我自己的心和夢的歷史”。《月下小景》中的佛經故事是經過“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屬于情緒散步的種種纖細感覺和荒唐想象”。《邊城》那本中篇小說是“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的故事,是“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雖然“一切作品皆植根于人事上面,一切偉大作品皆必然貼近血肉人生”,他為小說中已經消失的蠻荒歷史,人類的記憶和夢幻里的世界辯護:
  只看他表現得對不對,合理不合理,若處置題材表現人物一切都無問題,那么,這種世界雖消滅了,自然還能夠生存在我那故事中。這種世界即或根本沒有,也無礙于故事的真實。(《文集》,11:45)
  所以沈從文在小說中,常常寫的不是眼見的狀態,而是官能的感受、回憶、夢幻,請看下面幾段文字:
  用各種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種聲音,顏色,同氣味,向社會中注意各種人事。脫去一切陳腐的拘束,學會把一支筆運用自然,……在現實里以至于在回憶同想象里馳騁,把各種官能同時并用,來產生一個“作品”。(《文集》,11:39)
  創作不是描寫“眼”見的狀態,是當前“一切官能感覺的回憶”。(《連萃創作—集·序》見吳立昌《沈從文》,34頁)
  超越普通人的習慣,心與眼,來認識一切現象,解釋一切現象,而且在作品中注入一點什么,或者是對人生的悲憫,或者是人生的夢。(《文集》,11:357)
   三、探索人的靈魂與意識深處的小說
  好的小說家,不同于常人,因為他能夠從普通人所共見的人生現象與夢象中,發現一般作家不易發現的東西,打開普通作家不能進入的世界:
  一個偉大作家的經驗和夢想,既不超越世俗甚遠,經驗和夢想所組成的世界,自然就恰與普通人所謂“天堂”和“地獄”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間”,雖代表了“人間”,卻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5]從1928到1947年間,前后約二十年,沈從文寫了大量有關延長千里的沅水及其支流各鄉村的小說。中國土地上的湘西,一般人都能前往觀光,但是沈從文小說世界中的湘西,不管是茶桐小邊城或是玉家母子的菜園,七個野人的山洞,吳甘二姓族居住的烏雞河,都是當地居民或游客所看不見,到不了的藝術世界。[6]
  沈從文在文章里,經常強調他五官的敏感性能,他善于通過官能,向自然捕捉聲音、顏色、氣味,而且幻想與回憶的能力,也超乎常人。這種能力能促進作品之深度:
  天之予人經驗,厚薄多方,不可一例。耳目口鼻雖具同一種外形,一種同樣能感覺吸收外物外事本性。可是生命的深度,人與人實在相去懸遠。(《文集》,11:280)
  他自認是一個能表現生命深度的作家,當然他是當之無愧的。相反的,沈從文下面這段文字,很顯然是針對當時長久住在北京或上海的現實主義作家,嘲笑他們感覺官能已麻木不仁,因此作品自然沒有深度,更沒有獨創性:
  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雜亂,耳朵眼睛接觸聲音光色過分疲勞,加之多睡眠不足,營養不足,雖儼然事事神經異常尖銳敏感,其實除了色欲意識和個人得失以外,別的感覺官能都有點麻木不仁。(《文集》,11:44)
  沈從文一再說創作描寫不是眼見的狀態,不是一般人所能到達的地方,也不是普通作家容易發現的東西。到底這種小說所表現的由人事與夢象相混合的是什么世界?他在《燭虛》中指出,他的小說最終目的,就在于探索人的靈魂或意識邊際,這樣才能發現人,說明愛與死的各種形式:
  我實需要“靜”,用它來培養“知”,啟發“慧”……用它來重新給“人”好好作一度詮釋,超越世俗愛僧哀樂的方式,探索“人”的靈魂深處或意識邊際,發現“人”……(《文集》,11:281)接下去,沈從文說在現代文明社會,“生命或靈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種帶膠性觀念把它粘合起來”。他的小說便是尋找還未被現代社會文明打破的人,還包括“我”作者自己。
  沈從文在《長河·題記》中說,他在作品里把農民“加以解剖與描繪”就是要探索其靈魂深處或意識層面:
  在另外一個作品中(指《長河》),把最近二十年來當地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扭曲失去了原來的素樸所表現的式樣,加以解剖與描繪。(《文集》,7:4)
  因為沈從文在論小說時,從想象、意識,到探索與解剖靈魂,金介甫,吳立昌都肯定他對佛洛依德的文藝心理學的理論有所認識。[7]
  沈從文的《漁》,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探索人類靈魂意識深處的小說。在現實層面里,苗族把毒藥倒進烏雞河里毒魚,這是一年一度的大浩劫。吳姓兄弟溯河而上,在月夜里進入夢幻中,深入野蠻民族好斗嗜殺的潛意識深處,這條河是歷史之河,意識之河,把這對孿生的青年人,帶回人類蠻荒時代,人類靈魂之黑暗深處去。所以在河的上流,他們發現荒灘上有被流血染紅的巖石,有哀悼鬼魂而建的廟,還有舊戰場,以及唯一甘族生還的女子,這些都是二族互相殘殺帶來的悲劇。[8]
   四、小說是要發現人性,解釋人生的形式
  沈從文要小說家超越現實,進入夢象,進入一般作家不能到達的地方,描寫眼睛看不到的狀態,探索人類的靈魂或意識底層,他的目的是要發現人,重新對人給予詮釋,因為他在尋找中的人類,甚至自我的生命與靈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種帶膠性的觀念把它粘合起來”。
  在沈從文眼中,人的生命與靈魂破破碎碎是許多原因所造成,而最常表現在他作品中的是野蠻的風俗與現代文明。譬如他說湘西的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扭曲失去了原來的素樸”,是指現代都市文明侵入鄉村與小城鎮后毀滅了原來的生活方式與人性。沈從文在更早的作家如魯迅的小說中,已看見中國小鄉鎮及其人民在新的物質文明侵入后,“皆在漸漸失去原來的型范”。農民性格靈魂固然被時代大力壓扁扭曲,城市人,像沈從文小說中的紳士政客,更喪失人性,道德淪喪。《夫婦》、《三三》中的城市人性已變形,身心都得了病,《菜園》中的鄉紳政客,就更加卑鄙丑惡地去殘害善良的老百姓了。
  所以沈從文一次又一次地說明他用小說藝術建設的廟所供奉的是“人性”,因此他要表現真正的人性,請看下面引自各篇論文的段落: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文集》,11:45)
  在小小篇章中表現人性,表現生命的形式。(《文集》,12:126)
  我寫小說,就重在從一切人的行為表現上理解人的種種長處和弱點……(《文集》,12:54)
  我寫小說,將近十年,還目的始終不變,就是用文字去描繪一角人生,說明一種現象。(《文集》,11:30)沈從文那樣認真看待小說,因為他認為小說具有傳統的文以載道的目的,并希望小說能代替經典著作,幫助人去理解人性、神性和魔性,建立價值與道德感:
  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文集》,12:114)
  沈從文對被壓扁扭曲的人性如何解剖(即探索其靈魂與意識深處),目前像凌宇、王繼志、吳立昌的著作都有討論。[9]沈從文一方面表現鄉下人與都市人(包括農民、士兵、工人、妓女、政客、紳士等各行各業的人)被扭曲得變了形的靈魂,他也挖掘他們身上尚未完全泯滅的人性,甚至神性。譬如通過野花的象征,沈從文表現出生活在古遠時代的魔鬼習俗中的龍朱、患上精神衰弱癥的都市人璜、瘸子號兵、豆腐店老板和商會會長的女兒,他們心靈中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與愛情感覺,始終沒有被毀滅。《新與舊》的老兵劊子手的人性、《丈夫》中的丈夫的夫權與人性,都在復蘇和覺醒中。[10]《旅店》中的主人黑貓,一個守寡了三年的花腳苗族女人,終于在一個野狗很多的早晨,發現性欲在生長:一種突起的不端方的欲望在心上長大,她大膽的讓一個客人滿足了自己的性欲。那商人來自都市,是一個患上了不治之癥的現代人,一個月后他便死了。商人日夜奔跑,忙于賺錢,一到旅店便呼呼大睡。盡管他有病,卻經不起這位二十多歲的婦人苗條光滑的身段、脹起的奶子的誘惑,引起性欲。作者以眾人為“熟睡所攫”象征他們的感官在迷睡狀態,為追求物質所疲勞。雖然在這個旅店里,人人為金錢物質而忙碌,使到近年來沒有“年輕人的事”了。但性欲還是不會死亡的,它只是沉睡著,隨時都會醒來,就像大鼻子商人與黑貓一天早晨睡醒,一起到樹林中的河邊挑水(象征回到自然生活中),那些潛意識便會醒來。
  沈從文在1988年5月10日逝世后,在靈堂懸掛的遺照上,有他生前的題辭: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認識“人”。這是他在1961年未寫完的遺作,題名《抽象的抒情》一文前的題辭。初稿是在被查抄數年后退還的材料中發現。照凌宇的理解,未加引號的“我”和“人”,是受外在環境與壓力改變扭曲的“我”和“人”。因此這題辭最適合代表沈從文一生的創作目標,因為他創作時,就是要盡一切努力,拒絕外在的壓力,保持自我,這樣他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類,才是在他作品中的時代里的真正人類。[11]
   五、小說的新傳統:描寫被現代文明毀滅的鄉村小說
  沈從文在二十年代末以后,開始大力描寫以湘西沅水流域為背景的小說。他自己很欣賞沅水流域所激發出來的杰作,在《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1957)中回憶道:
  一九二八年到學校教小說習作以后,由于為同學作習題舉例,更需要試用各種不同表現方法,處理不同問題,因之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約二十年間,我寫了一大堆東西。其中除小部分在表現問題、結構組織和文字風格上,稍微有些新意,也只是近于學習中應有的收獲,說不上什么真正的成就。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滿泥土氣息,一部分又文白雜糅,故事在寫實中依舊浸透一種抒情幻想成分,內容見出雜而不純,實由于試驗習題所形成。筆下涉及社會面雖比較廣闊,最親切熟悉的,或許還是我的家鄉和一條延長千里的沅水,及各個支流縣分鄉村人事。這地方的人民愛惡哀樂、生活感情的式樣,都各有鮮明特征。我的生命在這個環境中長成,因之和這一切分不開。
  這是他“最滿意的文章”,因為表現問題、結構和文字都有“新意”。這不但是他的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新收獲,所以沈從文以湘西富有傳奇神秘色彩的生活、語言、地方色彩創造出突破性的新小說。他在《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1937)中說:
  到十五歲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條長河無從分開……
  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點憂郁氣氛,便因為被過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我文字風格,假若還有些值得注意處,那只是因為我記得水上人的言語太多了。
  到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沈從文從區域文化的角度來窺探和再現鄉村中國的生活方式及鄉下人的靈魂,他開始有信心地從他自己所追求與試驗的小說觀點來考察當時比他早成名的小說家之小說。這些評論,其實是為自己努力創作的小說爭取承認,建設其新小說傳統而寫的。這些批評自然也泄露了他自己小說的奧秘。沈從文稱他自己所寫的這種小說的傳統,可追溯到魯迅。從魯迅《故鄉》、《社戲》,魯迅影響了王魯彥、許欽文、羅黑芷、黎錦明、施蟄存,從而建立了鄉土文學的傳統:
  以被都市物質文明毀滅的中國中部城鎮鄉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帶嘲弄的悲憫的畫筆,涂上鮮明準確的顏色,調子美麗悅目,而顯示的人物姿態又不免有時使人發笑,是魯迅先生的作品獨造處。分得了這一部分長處,是王魯彥,許欽文同黎錦明。王魯彥把詼諧嘲弄拿去;許欽文則在其作品中,顯現了無數魯迅所描寫過的人物行動言語的輪廓;黎錦明,在他的粗中不失其為細致的筆下,又把魯迅的諷刺與魯彥平分了……(《文集》,11:70)
  沈從文在1947年寫的《學魯迅》一文中,尊稱魯迅為中國鄉土文學之始祖,肯定這種鄉土文學成為二十多年來的小說主流。沈從文甚至承認,他的鄉土小說是受了魯迅同類小說的啟發才開始創作。在《〈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中說:“加之由魯迅先生起始以鄉村回憶做題材的小說正廣受讀者歡迎,我的學習用筆,因之獲得不少勇氣和信心。”(《文集》,11:69)
  沈從文眼中魯迅及其同代人鄉土小說的特點,最適合拿來詮釋他自己的小說。在《論中國創作小說》一文(《文集》,11:163-186)中,他指出:魯迅“從教條觀念拘束中脫出,貼近土地,挹取滋養”,魯迅小說展覽“一幅幅鄉村的風景畫在眼前,使各人皆從自己回想中去印證”。沈從文特別喜歡魯迅這樣的主題:“中國農村是在逐漸情形中崩潰了,毀滅了,為長期的混亂,為土匪騷拢,為新的物質所侵入,可贊美的或可憎惡的,皆在漸漸失去原來的型。”
  沈從文也在許多當代小說中找到了與自己在主題與風格上相似的作品,屬于這個傳統的作家,在《論施蟄存與羅黑芷》一文中說,“這兩人皆為以都市文明侵入小城小鎮的毀滅為創作基礎”。沈從文也喜愛廢名的小說,因為“由最純粹農村散文詩形式出現”,他甚至坦白承認受了廢名抒情詩小說之影響(《文集〈夫婦·序言〉》,8:393),兩人作品有相似之處:“一則因為對農村觀察相同,一則因為背景地方風俗習慣也相同。”(《文集·〈論馮文炳〉》,11:100)
  從沈從文對魯迅及其他小說家的評論,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努力建立一個小說的新傳統。這個傳統由魯迅開始,他們都是擺脫許多二三十年代寫作教條觀念的拘束,貼近土地去描寫被物質文明毀滅的鄉村小鎮。這種作品的語言文字表現風格特點是,充滿抒情的語言、冷靜、感傷、憂郁,還混合著頹廢、冷嘲和幻想美。[12]
   六、用鄉村中國的眼光看現代文明:都市小說的開始
  雖然沈從文的小說給人的印象,主要是描寫湘西的鄉村中國,其實他的城市小說幾乎占了全部作品的一半。在《沈從文文集》中的小說,有76篇以城市為主題,87篇以鄉村為主題。[13]在他描寫鄉村社會的小說中,對都市文明的批判也有所表現,像《雨后》、《蕭蕭》、《夫婦》、《菜園》、《三三》、《貴生》等小說,就是很好的例子。沈從文的這些鄉村小說,不只表現區域文化,他更以鄉村中國的文學視野,一方面監視著在城市商業文明的包圍、侵襲下農村緩慢發生的一切,同時又在原始野性的活力中,顯現都市人的沉落靈魂。[14]例如,在《三三》那篇小說中呈現的便是鄉村中國的自然人發現都市人的病態及荒謬性。小說通過象征性的語言,解剖了鄉村中國與城市中國的第一次相遇后,鄉村人對城市的夢幻開始破滅,而大自然的靈藥也救治不了城市人的死亡,因為他患的已是第三期的癆病。
  在另一篇充滿抒情幻想的抒情詩小說《夫婦》中,城市人在現代文明的污染與壓力下,生命變得空虛,因此患上神經衰弱癥。最后他回歸大自然去尋找自然的生命力來治療自己的病。可是原本潛藏著生命力的鄉村世界卻正在都市文明的侵染下逐漸失去原始的人性美與生命力。保護鄉村的團衛就是都市文明的化身:它亂用權力,虛偽,公報私仇。《菜園》中的“縣府”,胡亂處決玉少琛及其妻子,代表現代文明只是一場慘無人道的政治斗爭,在白色恐怖中,許多無辜的老百姓慘遭殺害。這是另一種現代文明帶來的災難。
  所以沈從文在他的被稱為最具魅力,充滿泥土氣息的小說中,仍然沒有忘記都市文化無孔不入地侵入其間,而引起自然生活秩序的錯亂,美麗的自然大地遭受破壞。沈從文在1931年寫《記胡也頻》里,對當時上海新感覺派都市文學作家如劉吶鷗、穆時英、葉靈鳳很有好感。他說:“上海方面還有幾個‘都市文學’的作家,也仿佛儼然能造成一種空氣。”沈從文在以都市主題為中心的小說,如《紳士的太太》、《虎雛》、《八駿圖》等小說中[15],又以鄉下人的目光來觀察都市人生及其荒謬性與社會病態現象。沈從文的鄉村中國的視野是具有道德與價值的一把尺,他對都市人的觀察,依據的是“鄉下人”的標準。他把人類病態精神看作都市文明——外部環境對人性的扭曲,那就是他拒絕的“社會”。
  沈從文這種鄉村中國的詩學,從鄉村中國來考察城市中國的小說,可說代表了中國五四時期以后的城市小說與詩歌的寫作視野與思維方式。從魯迅、王魯彥到施蟄存的鄉土作家,他們作品的主題是呈現現代物質文明如何慢慢毀滅中國的鄉鎮。即使到了上海現代派作家,像劉吶鷗、穆時英、杜衡,葉靈鳳和戴望舒,他們雖然長期生活在上海,對現代都市有些認同,但對都市文明的困惑還是很多,因為他們多是從帶有鄉土味的鄉村或小城鎮走入城市的人,結果還是站在現代大都市的邊緣來窺探都市人的觀念行為模式。[16]
  根據楊義的分析,三十年代上海現代派的都市文學作品對現代人的認識,也就是現代人的病癥,可分為三大類。第一種是“陌生人”。由于受了大都會物質文明和商業文明的極大誘惑,從城鄉涌進大都會的中國人,脫離了地緣、血緣、與倫理道德維系,他們一步一步掉進無底的深淵。所以從“陌生人”又變成了“片面人”,最后變成“變態人”。[17]不屬于任何文學派別的老舍的城市小說,被稱為“城市庶民文學的高峰”,而且是少數出身都市(北京)貧民階層的作家,但是老舍的代表作《駱駝祥子》,是關于一個出生農村的年輕人祥子,城市文明使他從鄉間帶來的強壯的身體腐爛,成為現代都市社會胎里的產兒。他的墮落也是一步步的,從仁和車廠到大雜院與白房子(妓院),代表他逐漸掉進黑暗腐敗的都市文明的最底層。他也是從“陌生人”、“片面人”而最后被扭曲人性成為“變態人”。[18]
  沈從文描寫鄉下人與都市人在鄉鎮和大都市相遇的小說,在今天看來,它實際上構成以后歷久不衰的都市文學的視野與出發點。這種都市文學的詩學,恐怕要在今天臺灣八十年代以來的作品中,才開始起了變化。[19]
   七、揉詩、游記、散文與抒情幻想成一體的小說
  吳福輝曾指出,沈從文最教人迷醉的作品,是以湘西沅水流域為背景,描繪富有傳奇神秘色彩的苗族人民生活的小說。在這些作品里,他試驗把抒情詩、散文、游記筆調揉進小說里,結果創造了突破性的新小說。[20]在上面討論魯迅、廢名、施蟄存等人反映現代物質文明侵襲與毀滅鄉村小說時,我們已注意到沈從文對他們的寫實小說中的抒情、幻想、憂郁的氣氛非常重視。他在其他論中國現代作家的文章里,特別注意以抒情詩、散文、游記筆調寫的作品。
  沈從文自己認為他曾努力在散文與小說中揉游記、散文和小說為一體,這是《新廢郵存底》(1947)中的一段話:
  用屠格涅夫寫《獵人日記》方法,揉游記散文和小說故事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時地理背景中。一切還帶點“原料”意味,值得特別注意。十三年前我寫《湘行散記》時,即有這種企圖……這么寫無疑將成為現代中國小說一格,且在這格式中還可能有些珠玉發現。(《文集》,12:68)
  他主張打破小說、詩歌、散文之觀念界限,因此也勸別人去嘗試開拓這種新文體。除了揉詩、游記、散文成一體,沈從文也嘗試把抒情幻想放進寫實的、充滿泥土氣息的小說中。在《短篇小說》一文中,他一再強調“詩的抒情”在任何藝術中都應該放在第一位,因為它能帶來特殊的敏感性能,因此他特別推崇施蟄存“多幻想成分”,“具抒情詩美的交織”的小說。
  沈從文在《沈從文散文選·題記》中,自我肯定他的小說異于同時代之作家:
  我的作品稍稍異于同時代作家處,在一開始寫作時,取材的側重在寫我的家鄉……想試試作綜合處理,看是不是能產生點散文詩的效果。(《文集》,11:80)
  《夫婦》根據其《后記》,那是沈從文自認為是用“抒情詩的筆調”寫的小說。我也曾分析過《漁》,這是大量注入抒情幻想,成功發揮揉詩、散文、小說成一體的代表作。在這篇小說中,一個復雜的主題結構,野蠻族人的好殺習慣,復仇、愛情、人類美麗黑暗的心靈,靜靜的在朦朧的月下的河流、古廟、木魚念經聲中,揮舞寶刀聲中、枯萎的花里展現出來。[21]
   八、沈從文小說理論的前衛性與現代性
  在西方文學理論中,原始主義(primitive)與前衛主義(avant-garde)是現代主義(modernism)的試金石。[22]沈從文響往原始的生命形式,喜愛采取超現實的新觀點來理解生命,同時又喜歡嘗試用全新的語言文字來進行創作,理解生命的各種形式,譬如在他同代作家中,沒有人敢提倡,把創作看成“情緒的體操”。沈從文是少數敢于極地的試驗新的文字性能,把它扭曲地加以使用的作家:
  不少文章并無何等哲學,不過是一堆習作,一種“情緒的體操”罷了。是的,這可說是一種“體操”,屬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種使情感“凝聚成為淵潭,平鋪成為湖泊”的體操。一種“扭曲文字試驗它的韌性,重揉文字試驗它的硬性”的體操。(《文集》,11:327)所以他即使不算是前衛作家,也該屬于敢于創新的現代派作家了。[23]
  1941年,他自己完全知道他所寫的小說很創新,與一般作品不同,與流行的見解不一樣,很多人覺得莫名其妙:
  我寫的小說,正因為與一般作品不大相同,人讀它時覺得還新鮮,也似乎還能領會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至于聽到我說起小說寫作,卻又因為解釋的與一般說法不同,與流行見解不合,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了。(《文集》,12:122)
  沈從文在1988年5月10日逝世前不久,他對文學的看法還是很前衛的。當凌宇問他小說中的一些主題意義時,他回答:
  你應該從欣賞出發,看能得到什么。不宜從此外去找原因。特別不宜把這些去問作者,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24]其實沈從文早在1935年在《給一個讀者》里,已肯定文學作品的有機組織與獨立生命:
  應從別人作品上了解那作品整個的分配方法,注意它如何處置文字如何處理故事,也可以說看得應深一層。(《文集》,11:332)他很害怕讀者為了尋找作品以外的東西,而“毀壞了作品的藝術價值”。這種文學觀,使人想起近年來西方流行的后現代主義提出的“作者的死亡”的觀念:藝術作品一旦產生,就意味著藝術家的死亡,藝術只是其自身……文本,而讀者觀眾可以再創造新的藝術空間。[25]所以遲至1980年,沈從文說他寫小說是“企圖從試探中完成一個作品”:
  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企圖從試探中完成一個作品,我最担心的是批評家從我習作中尋“人生觀”或“世界觀”。[26]
  附注:
  [1]王潤華《從艾略特“詩人批評家”看沈從文學批評》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90種(1993),1-26頁。
  [2]《沈從文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1982-1985)共12冊。本文內文簡稱《文集》,如注明11:96-235,表示第11卷,96-253頁。
  [3]王潤華《從艾略特“詩人批評家”看沈從文學批評》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90種(1993),6-10頁。
  [4]關于沈從文這幾年的寫作生活,見吳立昌《人性的治療者:沈從文傳》(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82-164頁。
  [5]這段引文引自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聯書店,1985),156-157頁。原出現在《燭虛·小說作者與讀者》。
  [6]這些小說世界,在這些書中,都有討論: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王繼志《沈從文論》(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吳立昌《沈從文:建筑人性神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賀興安《楚天鳳凰不死鳥:沈從文評論》(成都出版社,1992);趙園編《沈從文名作欣賞》(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Jeffrey Kinkley,The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參考Jeffrey Kinkley,Shen Congwen,PP.112-114;吳立昌《沈從文》,184-229頁。
  [8]我有專文論析這篇小說,見《一條河流上擴大的抒情幻想:探索人類靈魂意識深處的小說〈漁〉解讀》。
  [9]在凌宇、王繼志、吳立昌等人的書中,都有對這些作品提供基本的分析。
  [10]有關野花的象征意義,我有專文討論,詳見《每種花都包含著回憶與聯想:沈從文小說中的野花解讀》,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集,1995年出版。有關〈丈夫〉中夫權之醒悟,詳見張盛泰《傳統夫權失而復得的悲喜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九十二期(1992年第2號),99-113頁。
  [11]《抽象的抒情》與凌宇的對題辭的見解見《風雨十載忘年游》,收集于《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1-9;326-359頁。
  [12]我有專文探討沈從文對魯迅小說之批評,見王潤華《沈從文論魯迅:中國現代小說之新傳統》見《魯迅仙臺留學90周年紀念國際學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仙臺:東北大學語言文化部,1994),204-218頁。
  [13]關于這個問題,我曾指導過一篇學位論文研究其城鄉主題,見梁其功《沈從文作品中城鄉主題的比較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4)。
  [14]吳福輝《鄉村中國的文化形態:論京派小說》見《帶著枷鎖的笑》(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113-135頁。
  [15]各篇小說依次見《文集》,4:88-118;4:149-175;6:166-194。
  [16]楊義《三十年代上海現代派的都市文化意識》(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217-230頁。
  [17]楊義《三十年代上海現代派的都市文化意識》(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217-230頁。
  [18]我對這問題在《老舍小說新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有關篇章中有所討論。
  [19]王潤華《從沈從文的“都市文明”到林耀德的“終端機文化”》,《當代臺灣都市文學研討會》論文,1994年12月26-27日在臺北舉行。
  [20]同前注[14]。
  [21]同前注[8]。
  [22]參考Jeffrey Kinkley,Shen Congwen。
  [23]在《文集》中,許多哲理性散文如《綠魘》、《黑魘》、《白魘》、《水云》(第十卷)與文藝心理學理論《燭虛》集中各篇(第十一卷)在今天讀來,仍然是很前衛,很現代派的文章。
  [24]凌宇《沈從文談自己的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4期,317頁。
  [25]高名潞《走向后現代主義的思考》《二十一世紀》第18期(1993年8月),61頁。
  [26]同前注[24]
  
  
  
中國文化研究京129-13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潤華19971997新加坡 王潤華 作者:中國文化研究京129-13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潤華19971997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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