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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蘇共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教訓
淺議蘇共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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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蘇共在意識形態問題處理上的錯誤
  蘇共放棄馬列主義有其深刻歷史背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俄國取得政權的蘇共,在前無古人的條件下就如何確立馬列主義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探索,但也犯了不少錯誤,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尤為突出。
  第一,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急躁冒進的情緒曾經長期籠罩著整個蘇共的歷史,這種情緒反映在社會生活中就是依靠行政命令來管理一切。十月革命勝利后,俄國無產階級政黨所面臨的迫切任務,是使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科學的世界觀從黨內擴展到黨外,從無產階級擴展到全體人民,從有限范圍擴展到全國范圍。存在決定意識,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要想讓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接受馬列主義世界觀需要大力發展經濟和文化,建設“文明的前提”。這是一個艱巨而長期的任務。這就決定了確立馬列主義為主流意識形態過程中思想斗爭和理論教育的重要性。解決這個問題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式的手段。而蘇共自建國以后恰恰在這一問題上犯了錯誤。二十年代中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雖已喪失了從前的統治地位,但卻依然保留著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唯心主義和宗教哲學以及文化領域中的資產階級流派還保持著相當大的市場。面對這種局面,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曾經采取了強硬的行政措施,把二百多名學術界著名人士強行遣送出國。(注:參見A·古雷加《B·C ·勃洛圖維約夫》《文學報》1989年1月18日) 從而開了用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意識形態領域問題的先例,把本應用思想斗爭和理論教育解決的問題作了簡單化的處理。
  在斯大林時期,這種工作方法已經成為正常的工作方法了。1931年,斯大林發表的《論布爾什維克歷史中的幾個問題》一文認為:《無產階級革命》雜志發表討論黨史問題的文章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義政治錯誤,宣布決不容許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私販進行文字上的討論”。此后發生了一系列干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學、法學等領域學術研究的事件,許多哲學家、文學藝術家、自然科學家、經濟學家被剝奪了發表作品和從事科研和教學的權利,甚至被逮捕、流放直至鎮壓。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七八十年代。這種行政命令式的簡單化處理,表面上使蘇聯成為馬列主義的一統天下,實際上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八十年代末唯心主義和宗教哲學在蘇聯強烈反彈,涌現出大批的信仰者,從反面說明了這一問題。
  第二,思想僵化,教條主義盛行。長期以來,蘇聯思想理論界傾向于把蘇共領導人對馬列主義的理解和解釋以及他們的論斷作為判斷是非、劃分敵我的唯一標準和根據,借堅持馬克思主義為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借堅持社會主義為名,把蘇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社會主義模式固定化。這樣做的后果是思想僵化、精神壓抑、萬馬齊喑,社會生活一潭死水,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社會主義已建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完全相適合”、“民族大家庭業已形成”之類的空話,一方面掩蓋了蘇聯社會生活中長期積累下來的大量矛盾和問題,另一方面則成為神圣不可觸動的理論信條。蘇聯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者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為當時的政策和領導的言論進行論證和作注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由于不用于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而喪失了活力、喪失了生命力和戰斗力,也喪失了對人民群眾的吸引力。
  第三,盲目排外、孤芳自賞的大國心態。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和長期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并最終成為超級大國的經歷,使其養成了一種妄自尊大的閉鎖心態。首先, 在國際共運中唯我獨馬。 早在1927年,斯大林在會見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時就說“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形式。”(注:《斯大林選集》上卷,第612頁) 二戰之后,蘇共開始把蘇聯模式、蘇共經驗當成唯一正確、非此即非社會主義的東西向世界推廣。對于走不同道路的南共、中共以及后來的歐共大加撻伐,這必然使蘇共越來越不愿看到變化了的世界、多彩的世界,使蘇共陶醉于自己對馬列主義的理解當中。一旦人民有條件接觸到外部世界,必然會對蘇共所理解的馬列主義持懷疑態度。其次,在與西方的交往中蘇共長期以來試圖用自我封閉的辦法來保持自己的純潔性。盡管列寧關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必須吸取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的論斷,是盡人皆知的,蘇共卻害怕接觸到西方的東西。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現象、新思潮不加研究,并對國內人民嚴加封鎖,其結果是,人們的視野窄小,精神世界孤立、閉塞、貧乏,喪失了比較和鑒別能力。馬克思主義是在與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發展的,當它不能與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直接接觸、爭論和斗爭時,便會使自己的戰斗力喪失。蘇共這種妄自尊大的閉鎖心態,一旦直接面對外部世界,則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妄自菲薄、民族虛無主義、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導致對自己歷史的否定,最終放棄馬克思主義這桿大旗。
  我們承認蘇共為確保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做了很多工作,如出版了幾千萬冊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舉辦了無數講習班和講座,在大學開設了馬列主義課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馬列主義教育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馬列主義表面上已深入人心,實際上卻不斷受到懷疑,一旦出現缺口,便會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
      二、 蘇共在八十年代中期打著改革的旗號逐步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馬列主義。
  八十年代在蘇聯掀起的改革,本應是蘇共糾正自己錯誤,堅持與發展馬列主義的一個大好時機。然而,由于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共在處理意識形態問題上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而使意識形態領域成為自由化泛濫的溫床,從總結經驗教訓的角度分析,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潰敗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蘇共對自己的國情認識不足,對改革的復雜性與艱巨性認識不足,在改革的過程中急躁冒進,遇到挫折又朝令夕改,致使社會動蕩、經濟崩潰,積累了巨大的社會不滿。1985年蘇共決定改革時,并未對改革的內容、改革的路線和戰略及蘇聯的國情作深入的思考。在急于求成的超級大國心態的作用下,提出了“加速”發展戰略,但很快失敗。在經濟改革陷入困境的情況下,蘇共領導并未深入分析原因,而把目光轉移到政治體制改革上,企圖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挽救經濟的混亂,把公開化、民主化、多黨制、多元化作為靈丹妙藥,在意識形態領域引進西方的價值觀。這些方針的推行,轉移了人們的視線,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各種政治勢力紛紛登臺,政治局勢日益混亂。普通民眾在經濟混亂與政治動蕩中,飽嘗了失業和社會沖突之苦,逐漸對改革、對蘇共、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以致大批黨員退黨。
  蘇共的錯誤在于把改革看得過于簡單化了。蘇聯70多年積累下來的是一些盤根錯節,根深蒂固、涉及全局和具有體制性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決不是三年五年,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急躁冒進、簡單化地動大手術只能使問題更加復雜化。
  蘇共的錯誤還在于它違背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夸大了上層建筑的反作用,犯了唯意志論的錯誤。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改革應順應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要求,既不能“滯后”,也不能“超前”。蘇共在經濟改革陷入困境時而忙于確立新的政治體制只能是飲鴆止渴。在蘇共領導人的心目中,西方的政治制度正是這座蘇聯改革政治體制目標的藍本,這必然導致對馬列主義的拋棄。
  第二,蘇共不能正確地對待自己的歷史。長期以來,蘇共一直被自己的歷史問題所困擾。所謂歷史問題在蘇聯實際主要就是如何評價斯大林的問題。蘇共評價斯大林總共有兩次,第一次是赫魯曉夫時期,第二次是戈爾巴喬夫時期。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公開性和民主化的口號下,掀起了重評斯大林的活動。這次重評斯大林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規模大。斯大林時期的大量歷史材料和文獻公諸于世;最高領導人屢次提出斯大林問題;各種討論斯大林問題的圓桌會議頻頻舉行;有關文章充斥報刊雜志;震動了整個社會。二是層次深。赫魯曉夫評價斯大林僅涉及到個人崇拜等極端方面,并側重于個人性格。這次重評則涉及到文化傳統、歷史條件、政治制度、經濟基礎各個方面;爭論的中心是斯大林的錯誤產生的根源。三是重在否定。這次重評越來越傾向于全盤否定斯大林。在領導層中,起初對“斯大林主義”這個概念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是共產主義的敵人捏造出來的。后來則非批判地加以引用,并且大加撻斯大林。傳媒則更把挖掘歷史、揭露斯大林時期的陰暗面作為吸引讀者的手段。而右翼勢力則乘機推波助瀾,掀起了一股全盤否定的浪潮。這股惡浪從批斯大林主義開始,到追究斯大林主義的根源,最后得出結論:斯大林主義=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因而要清算斯大林主義必須批判馬克思主義本身。重評斯大林,導致了對共產黨本身的懷疑和否定,進而導致了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史的否定,導致了對社會主義、對馬列主義信念的否定。
  第三,蘇共沒能正確地對待西方文明,蘇共領導人在改革之前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采取排斥的態度,改革后則走向另一個極端,最明顯地表現在價值觀上向西方看齊,在政治體制上模仿西方。
  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很清楚地認識到意識形態領域的變革對改革的意義。但當他最初提出“民主化”,“公開性”、“人道主義”等概念時,就已經表現出他對資產階級價值觀的贊同。一位西方記者曾問戈爾巴喬夫,好象“民主化”“公開性”和西方的價值觀是一回事。戈爾巴喬夫說:為什么是西方的價值觀呢?為什么不是全人類的價值觀呢?這位西方記者馬上很樂意地接受了這個見解,即戈爾巴喬夫的價值觀=全人類的價值觀=西方價值觀。
  在“民主化”“公開性”的旗號下,蘇共對政治體制進行了批判性反思,到1988年8月召開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時, 已經演變成對蘇聯政治體制,政治制度的全盤否定。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的報告指出: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政治體制,不久就發生了嚴重的變形,而導致斯大林的獨裁,大規模的鎮壓和破壞法制,形成了高度集權的行政命令體制。對這種體制必須作根本性的變革,并把“公開性”、“民主化”、“社會主義多元化”并列為蘇共的三個“革命性倡議”,實際上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多黨制搬了過來。小杰克·F·馬特洛克認為,1981年到1988 年,戈爾巴喬夫已一步步地抽去了影響蘇聯歷史70年的社會主義的真正含義,到1991年,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隱藏的資本主義分子了。1990年蘇共二十八大上,戈爾巴喬夫正式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了科學社會主義。
  可以這么說,蘇共對國情、對改革的復雜性、艱巨性認識不足,導致了改革出現了混亂,改革的混亂引發了對蘇共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否定,并轉向了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從而放棄了馬列主義。
  蘇共對馬列主義的背棄,直至自身的最終解體無疑是令人痛惜的。但對全世界的共產黨人來說,這也許正是一個絕好的反面教材。我們應把蘇共作為一面鏡子,一部教材,接受教訓。
  
  
  
今日東歐中亞滬43~45D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陳偉紅19981998 作者:今日東歐中亞滬43~45D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陳偉紅19981998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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