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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大眾的精神空場與公共理性的重建  ——關于消費社會與大眾文化的一個關聯性考察
消費大眾的精神空場與公共理性的重建  ——關于消費社會與大眾文化的一個關聯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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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1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07)02-0021-07
  消費社會的來臨,無疑與市場經濟高度發展基礎上的物品極大豐富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離開了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邏輯談論消費社會,是缺乏根基的。但是,消費社會卻不能僅僅從經濟方面加以界定,從根本上講,它是一種與作為文化批判領域的公共領域的衰敗相關聯的文化后果。因此,無論是單純關于消費社會的經濟學或社會學考察,還是單純關于大眾文化的文化學考察,都無法揭示它們各自的秘密。只有在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和政治學的復合性視域里,對消費社會和大眾文化進行關聯性考察,問題和出路才會得到具體的呈現。本文試圖從消費社會與大眾文化的關聯性考察出發,討論市場經濟社會中公共理性重建的問題,因而僅僅是一系列可能的關聯性考察中的一個考察。
  一、消費社會與消費大眾的精神空場
  就其基本旨趣和內在關切而言,鮑德里亞等人的消費社會理論,不是經濟學的,而是政治學、文化學和倫理學的。作為對后現代社會所呈現的總體性問題的批判,這一理論的矛頭指向社會、政治和文化狀況,試圖通過揭示“我們處在‘消費’控制著整個生活的境地”[1](P6),以及“盲目拜物的邏輯就是消費的意識形態”[1](P46)等問題,揭示現代人的生存困境。顯然,這里所針對的是一個有別于馬克思時代的人類生存問題。在一定意義上,這一闡釋方向是由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福利制度所帶來的“普遍富裕”所規定的。
  從經濟學角度看,在社會生產還不能有效供給社會消費的情況下,生產就規定和制約著消費,通常是社會能夠生產什么,人們就消費什么。這時,即便存在著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謂少數富有者的奢侈性消費對生產的刺激,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生產決定供給的生產與消費的結構。反之,如果生產相對于消費出現了大量的過剩,則消費就會引導和制約生產,就出現了新的生產與消費結構。這時,整個社會便可以根據消費的需要向生產提出要求,便會出現消費引導乃至主導生產的生產與消費結構。如果將這一理解置于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之中,我們就會看到,在生產能力相對較低的工業化早期,生產總是居于主導的地位,不僅個別資本家將努力擴大生產的數量作為生產的目標,整個社會也將它作為一個最為重要的目標。這時,鮑德里亞等人所指認的消費社會,便是還沒有產生的經濟基礎。18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薩伊(Say)所謂“供給創造需求”的理論,就充分說明了這種生產與消費結構中人們對生產之主導地位的肯定。“薩伊定律”(Say's Law)認為,對于整個社會來說,生產得越多,銷路就會越廣,因此,鼓勵消費沒有意義,重要的在于激勵生產。但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歷了工業化的充分發展之后,社會供給能力大大增強,生產和消費在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發生了倒置,消費成為決定的方面。它刺激著生產、引導著生產、制約著生產、拉動著生產,使生產處于從屬的地位。特別是在二戰以后,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增長,產品和服務供給數量大幅度增加,“豐盛”的景象開始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使生產更加適應消費需求,以增加企業的盈利?怎樣才能刺激消費以減少商品滯銷?同時,作為整個社會來說,怎樣才能避免因消費不足導致的經濟停滯?這一系列的問題不僅成為經濟學,而且成為社會和政府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于是,消費經濟學開始成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與之相關的問題也開始成為社會學、政治學,甚至文化學廣泛探討的問題。
  但是,消費社會的問題之所以值得憂慮,根本上并不在于經濟過程中消費成為主導性的方面,而在于它創造了一種使人類的生活迷失了方向的物化的邏輯,在于這種物化的邏輯對社會生活的宰制。值得憂慮的并不是人對物的迷戀,而是物的邏輯創造了一種主宰人的邏輯,對物的迷戀主宰了人的精神生活。因此,這種迷失是人類在精神上的迷失,其表現便在于文化上的衰敗。立足于西方社會和文化背景的鮑德里亞等學者的相關思想已為我們所熟知,而日本學者和實業家堤清二的認識,則從另一種文化視角對消費社會產生的原因和實際狀況進行了分析。由于日本文化和日本市場經濟的非原發性都與中國的情形更為接近,這一分析更能夠對我們產生一種特別的啟發。堤清二認為,傳統經濟學僅僅將流通產業看作生產的從屬結構是錯誤的,要認識消費社會的本質就必須以不同于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方法和眼光重新給流通產業定性。在他看來,從本質上說,流通產業服從于兩種邏輯,一是服務于資本的邏輯,二是服務于人類生活的邏輯。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政治進入“成熟的階段”,生產就變成了壟斷性的規模化生產。當規模化的生產成為一種生產方式時,消費就制造出一種完全虛假的生活。在大規模的生產中,為了完成流通,廣告宣傳和各種媒體便成為影響消費者的強大工具,成為壟斷資本主義新的意識形態。它們將具有使用價值的真實商品變成符號性的存在,將人們真實的欲望變成被廣告制造出來的虛假的欲望。這時,真實的人的邏輯為物的虛幻的邏輯所徹底取代,產業社會就演變為消費社會。在西方學者所奠定的關于消費社會的基本認識的基礎上,他指出,從根本上講,消費社會是一個“根莖交錯、‘小玩意兒化’和時尚化”的社會。因此,消費社會的本質在于“社會規范松弛和人的主體性動搖”[2](P54,92)。他說:“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營造消費生活的人,可以說是經常置身于自我解體的危險之中。在這種時代,人越是形成明確的自我個性,就不能不同社會保持越加緊張的關系。何況處于宗教價值、普遍價值意識已不實存的消費社會,對人的主體的危險性必然加大。從當今一些廣告中可以窺視到一種姿態,即將消費本身作為自我目的,誘導人們避開難解的人的主體問題。所聽得見的是奧德修斯以蠟封耳不想聽見的女海妖塞壬的美妙歌聲。”[2](P56)和許多西方學者一樣,堤清二最終并未從消費與生產的關系上,而是從物對人的主宰關系上說明了消費社會的邏輯。在這樣的理解中,消費社會被要求主要不是從經濟的變化上,而是從文化的變化上加以說明。
  鮑德里亞、堤清二等人所描繪和分析的社會是一個真實的社會,它已經在西方發達的市場社會中形成了氣候。當與商品生產的充分發展相伴隨的豐盛來臨的時刻,這似乎是一種必然要降臨的真實情景;即使對于那些尚未享受到消費盛宴的社會來說,人們也在歡欣鼓舞地期盼著它的來臨。在這樣的消費社會里,各種類型的跨國公司所進行的規模化生產,創造出不斷花樣翻新的商品。它們以任何時代都無可比擬的豐盛,全方位地滿足人的感官。時尚化潮流所引領的消費,就像女海妖那難以抗拒的歌聲,使人沉迷于“根莖交錯的”、“小玩意化”的享受之中,再也聽不到主體的遙遠呼聲。這個消費社會是一個沒有精神的文化空場,是失卻了靈魂的肉身們的盛宴。因此,對于已經來臨或將要來臨的消費社會來說,并非通過豐盛和消費,而是通過大眾的精神迷狂,體現出這個特殊時代的精神特質。也就是說,比物品的豐盛和盲目的消費更為真實,更加難以抗拒的,是作為資本的邏輯體現的大眾文化對社會生活的宰制①。它直接導致了作為私人領域的市民社會的異化,造成了作為文化批判領域的公共領域的縮減與衰敗,產生了異化了的市民社會文化。這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問題。如果說消費大眾在眾多的消費品面前還可以進行一些選擇的話,由消費大眾自己參與創造的這種大眾文化所唱出的,卻是他們不得不聽而又非常喜愛的女海妖的歌聲。奧德修斯可以用蠟封住自己的耳朵,消費社會的人們卻不能用蠟封住自己的心靈。當人們的心靈被大眾文化重新塑造過以后,他們將再也不會聽從批判理性的指引。
  應當說,堤清二基本上重復了鮑德里亞等西方學者對消費社會的描述和分析。但是,這種重復的重要性在于指明了資本的邏輯并未因文化的差異而改變它對消費社會的文化和生活的創制,而是在西方文化以外的文化中一如既往地推進著自己的邏輯。也就是說,這種重復的重要性在于指明了資本的邏輯和它所體現的大眾文化的可重復性,在于指明了消費社會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必然關聯。認識到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為當我們懷疑在當今中國討論消費社會問題的意義時,支持性的理由無非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說我們的市場經濟因其后發性而不同于西方,另一是說東西文化的差異使我們可以避免西方已經面臨的問題。不必懷疑消費社會的文化在中國存在的現實,需要懷疑的只是它存在的廣度和發展的速度。如果我們不能否認商品生產與消費社會之間的內在關聯,進而也不能否認消費社會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那么,大眾文化在中國的出現就是符合邏輯的。盡管我國還沒有達到市場經濟的成熟階段,但是,在一些階層和區域,人們卻已經開始享受規模化生產帶給我們的產品和生活了。我們怎能既要路過塞壬之島,又不聽到女海妖惑人的歌聲呢?
  二、大眾文化是市民社會文化的異化
  首先應該看到,在大眾文化與商品生產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因而,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大眾文化的發生與發展提供了基礎。但同時應該看到,大眾文化只是現代文化的一種變異形式,而這種變異的發生卻是因資本的邏輯對作為文化批判領域的公共領域的破壞造成的。因而,只有將商品生產、大眾文化和作為文化批判領域的公共領域這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模式,并剖析它們之間的關系,才能更為深入地揭示消費社會中大眾文化產生的原因。
  在資本的邏輯與大眾文化的內在關聯中,首先呈現給我們的是這樣一種現象:壟斷性企業為了促銷其產品,福利化的國家為了刺激經濟的增長,將作為文化載體的大眾媒介和傳播手段變成推銷產品、刺激消費的宣傳工具和手段,從而為大眾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內在的動力和傳播的條件。在市場經濟社會里,這種現象的發生具有必然性。從分散化的經營走向集中化的生產,或者用馬克思的話說從競爭走向壟斷,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邏輯。生產與經營的集中化本來是經濟活動能力提高的一種表現,是提升人類生活品質的必要手段,但當它通過財富的大量積累而成為排除了競爭的超大規模組織時,就會形成壟斷。這種壟斷一經形成,就不僅追求經濟上的成就,而且還會越出經濟活動的范圍,謀求對社會和文化的控制,以便進一步保障經濟上的壟斷。也就是說,經濟上的壟斷必然會衍生出一種超越市民社會的,具有控制社會生活的巨大能力的異化力量。它與在當代社會生活中不斷擴張的國家權力機構“合謀”,創造出一種社會機制。這種機制的功能就在于,將獨立的個人變成消費的大眾,將市民社會的文化改造為控制消費大眾的精神工具。這便是消費大眾和大眾文化產生的內在邏輯。換言之,超大規模企業和無限增長的國家權力相互結合,制造出一種以工具理性為依據,以形式化管理為手段的龐大現代管理網絡。這個網絡以現代組織制度的有效性將個人控制在無形但無所不在的物化力量之下,使在市民社會中形成的公共領域“重新封建化”,使在這一領域中形成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被異化為大眾的集體無意識。這一過程就是市民社會的文化變異為大眾文化的內在過程。
  在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市場交往活動所構建起的市民社會,也催生出一種全新的市民社會的文化。市場交往活動在其形成之初是一種解放的力量,它將個人從共同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其成為獨立自主的個人,使人擺脫人的依賴關系和對共同體的依賴而轉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從文化的角度看,這一解放的過程對于個人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就個體主體性的確立而言,這是一個解放的過程;另一方面,就個體主體性的意義依歸而言,個人在這一解放的過程中變成無著的浮萍,自由漂蕩,卻無處扎根。作為社會性的動物,人只有在社會性聯系中才能獲得高于簡單生存的生活意義,而高于簡單生存的生活是道德的生活,高于簡單生存的意義是社會的意義。在宗教和傳統社會的共同體被市場的力量大大削弱之后,這種意義不再可能由某種超驗的存在提供。但同時,這種超越于直接的物質利益之上的生存意義,也不可能在相互需要的經濟交往中實現。在現代社會里,這意味著一個新生的社會功能將會為這種生存意義提供一種担當。最初形成的市民社會的文化,就担當了這種功能。按照哈貝馬斯等人的理解,這種市民社會的文化產生于一個不同于經濟交往領域的文化批判領域之中,而后者正是市民社會的一個部分。作為市民社會一部分的文化批判領域存在于國家與私人領域之間,是一個非政治性交往的公共交往空間。人們在這一空間里組成獨立的社團,并通過這些社團的非經濟性活動創造出社會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正是這種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將會為現代人提供道德生活的根據和超越性的價值。因此,所謂市民社會文化向大眾文化的變異,就是存在于文化批判領域中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遺失,或者說是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創生能力的被破壞。正是因為看到了公共領域的衰敗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系,哈貝馬斯極力主張通過研究“早先以文化批判為特征、由受過教育的市民組成的文學公共領域向由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操縱的領域的轉型過程”[3](P4),把握大眾文化產生的原因。
  進一步看,作為文化批判領域的公共領域及其創生能力的衰敗,與科層制的現代組織原則對公共生活日益深入的宰制有著密切的關聯。科層制的政治國家和企業是以工具理性的合理化要求為根據建立起來的現代化社會組織。在科層制組織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制度而不是人,這種組織社會生活的現代性原則要求最為徹底的“無人化”的統治。它不允許人們按照他們的道德準則、人格特征和個性特點考慮社會生活,要把生活的意義盡量從社會生活中排除出去。韋伯說:“根據全部經驗,純粹官僚體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體制集權主義的、采用檔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確、穩定、有紀律、嚴肅緊張和可靠,也就是說,對于統治者和有關人員來說,言而有信,勞動效益強度大和范圍廣,形式上可以應用于一切任務,純粹從技術上看可以達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這些意義上是實施統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4](P248)科層制的邏輯就是合理化的邏輯,它按照這一邏輯建構現代社會的組織,并使其按照合理化的程序運行。這是科層制的優點,因為只有按照合理化的邏輯建立并運行的社會組織才能是一個穩定和高效的組織。在科層制組織中,這些原則應該也必須得到嚴格的執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科層制的組織原則本身,而在于它超出了科層制組織的界限,即越出了國家機器和經濟生產性組織的界限而侵入了文化批判領域之中。正是這種越界和宰制,使得公共領域中原有的原則發生了變異。也就是說,市民社會的文化之所以會異化為消費大眾的文化,根本就在于科層制的政治國家和企業以其合理化的邏輯侵入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改造甚至取代了市民社會的文化。
  市民社會的文化所構筑的觀念世界,本來是一個以獨立個體間自主交往為基礎的意義世界。這一意義世界否定了傳統文化所假設的終極實體和絕對善,將道德生活的終極意義從遙遠的天國或理念世界拉回到現實世界,在人與人的自主交往關系中使現代人生存的超越性意義得到落實。但是,當它被異化為大眾文化的形式后,人與人之間的自主交往關系就被改造為新形式的支配與服從的關系,生存的超越性意義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物化了的新的一致性原則,是金錢和權力統治的原則。在這個原則統治下的社會圖景中,一方面,個人被定格于龐大國家權力控制中的某一個具體的位置,另一方面,個人也被定格于為了跟上消費的步伐而進行生產的某個具體位置。于是,超大規模的國家和超大規模企業就全面地控制了社會生活。但是,這種控制卻主要不再依靠物質暴力的強制,而是依靠大眾文化所創造的不斷花樣翻新的消費時尚,依靠消費大眾堅定不移和自覺自愿地對大眾時尚的跟隨。消費大眾不必再担心沒有與他人平等的權利,因為現代國家已經為他提供了這種形式上的保障,只要擁有金錢,一切過去只對少數精英開放的享受對他都是開放的。在金錢和使用金錢進行消費面前一切平等,就像在政治面前人們擁有平等的權利一樣。
  可是恰恰就是在這樣一個權利社會中,個人又因權利的相互隔離作用而重新成為一個個只能依賴于現代科層組織的脆弱個體。他們看似生活于一個個得到嚴密組織的社會組織里,實際上這些社會組織與他們之間卻是相互分離的,他們與這些組織之間的關系是外在的(將現代組織與家庭這種傳統的社會組織進行一下比較,現代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隔膜就可以很清楚地顯現出來)。生活在這種組織中的人們不再關心公共生活的意義,只在科層制體系為自己安排好的位置上安享著自己私人的福利。就這樣,將人們聯系起來的現代社會的公共性也隨之消失,就像過去在專制社會中曾經發生過的那樣。漢娜·阿倫特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說:“如果客體的同一性不再受到關注,那么人類的共同本性(更不用說大眾社會中違反常情的一致性了),就無法阻止公共世界的解體,這一解體通常多發生在這一世界的大多數人展示自己的一些方面崩潰之后。這一現象可以發生在(個人)極端孤立的環境中,在那里人們不可能與他人達成一致,正如在暴政統治下通常可以看到的那樣。但是這一現象或許也可以發生在大眾社會或大眾歇斯底里癥的情形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所有的人突然變得循規蹈矩,就像一個家庭的成員一樣,每個人都在延伸和加強他人的觀點。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才真正是孤獨的,也就是說,他們無法耳聞目睹他人,也無法被他人耳聞目睹。他們被囿于自身單一經歷的主觀性之中,只要這一經歷不變,它就不會停止表現出這一單一性。當人們只從一個角度去看世界,當人們只允許世界從一個角度展現自己時,公共世界也就走到了盡頭。”[5](P45)不必懷疑這種情形是否已經在中國發生。如果看一看蔚為壯觀的名人簽名售書場面,看一看搖滾音樂會和足球比賽所創造的萬人迷狂的場景,我們就不難理解視點的單一化是如何消解人們的批判精神,從而控制人們的心靈的。這些和我們曾經在集權主義的瘋狂中,在領袖崇拜的狂熱中所見到的一律化有著如此一致的形式特征,以致我們甚至難以對它們加以區分。
  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是現代社會的批判精神,它們不僅是個人獨立性的保障,而且也是私人道德提升為公共倫理的標志。在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被科層制物化的邏輯消解之后,獨立自主的個人就變異為一致性的大眾,公共理性或公共倫理也就變異為一致性的大眾法則。
  三、走出困境的希望與重建公共理性的途徑
  如何才能消除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大眾文化對現代人精神的浸染,這已經成為當代思想界一個最為急迫的現實關懷。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如此興盛,也與這一問題具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在關于市民社會問題的討論中,人們最終關心的是,在市場經濟社會里,怎樣重建被壟斷性組織所制造的物化邏輯扼殺了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這不僅僅是一個西方問題。相較于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誠信、社會和諧、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等問題,整個社會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建構,才是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
  解決問題的辦法并不在于削弱甚或取消市場機制以達到對物化力量的抑制或消除,而在于避免壟斷的無限制增長,在于阻止協助壟斷性組織控制社會生活的隱性社會機制的發展。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在經歷了動蕩的歷史之后,已經總結出許多在技術上可行的辦法,比如通過征收高額的遺產繼承稅,避免財富的過度集中;通過頒布和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避免超大規模企業對市場的壟斷;通過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分離,避免國家與超大型經濟組織的聯合,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力對市場的不當干預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但是,就市場社會的一般規律而言,壟斷和自由競爭之間的矛盾是無法完全克服的,這些技術上的修正辦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消滅私有制,由社會直接控制生產,固然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辦法。但歷史的實踐證明,這還需要相當長的歷史發展才能達到。那么,在現今歷史條件下,在市場經濟社會的內部,是否存在著或可能培育出一種抵御上述物化力量的社會文化力量呢?是否可以揭示產生這一力量的社會機制呢?回答是肯定的。這一抵御性的社會文化力量,就是哈貝馬斯等許多當代思想家們致力于追求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這一社會機制就是他們努力加以說明的作為文化批判領域的公共領域。
  許多當代西方思想家之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重提市民社會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試圖通過“重建市民社會”,抵制科層制的政治權力和超大規模企業以“合理化”的邏輯對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所實施的破壞。在這一意圖上,他們所要重建的市民社會,絕不是黑格爾所謂的“需要的體系”,不是“經濟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的文化所具有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本身。為了重建在大眾文化中失落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他們開列了一系列不同的藥方。例如,丹尼爾·貝爾寄希望于建立一種“新宗教”,哈貝馬斯鐘情于建構一個“理想的交往情景”,漢娜·阿倫特甚至求助于傳統精神的恢復。找到唯一合理的答案或許并不現實,但至少有一點可以看得很清楚:要消除合理化的邏輯對市民社會及其文化的破壞,并不是要取消這一邏輯,而是要把它限制在它應屬的領域。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因市場和國家的科層制的合理化機制而抵制這種機制,而是要培育一種能夠抵御這種機制向文化領域侵蝕的力量。這種抵御性的力量不存在于別處,就存在于市民社會的文化所具有的社會批判功能之中。而一種健康的市民社會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必然依賴于一個健全的文化批判領域的存在。
  從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看,作為私人生活領域的市民社會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而作為文化批判領域的公共領域,就是在這一變化著的私人空間里逐步形成的。市場經濟最初是在家庭手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早期資產階級小家庭就成為市民社會這一私人自律領域的核心屬地。隨著商品交換關系向全社會的擴展,市場交換體系以及圍繞它所形成的社會經濟領域,在早期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社會里成為私人領域的核心。黑格爾將這一市場交換領域稱之為“使需要得到中介,個人得到滿足”的“需要的體系”[6](P203)。可是,在當代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里,市民社會的核心已經轉移到文化批判領域。正是由于這樣一個區別于經濟交換領域的社會領域的存在,才將人們聯合為一個有別于國家組織形式的社會聯合體。查爾斯·泰勒認為,這個聯合體是“一個自治的社團網絡,它獨立于國家之外,在共同關心的事物中將市民聯合起來,并通過他們的存在本身或行動,能對公共政策發生影響”。哈貝馬斯認為,這一社會聯合體是以獨立于國家的非官方組織所構成的社會文化系統為核心的,它包括“教會、文化團體和學會、獨立的傳媒、運動和娛樂俱樂部、辯論俱樂部、市民論壇和市民協會、職業團體、政治黨派、工會”等等[3](序言,P29)。他認為,正是由于這一社會文化系統提供了一種不同于科層制組織之“制度整合”的“社會整合”,人們才可以在市場經濟社會里構建起相互溝通和理解的意義世界,才可以抵制金錢和權力原則對生活意義的破壞。他認為,如果這一領域遭到了破壞,現代社會的意義世界也就遭到了破壞,其直接的表現就是產生于市民社會之中的現代文化的變異。
  因此,重建公共理性的希望就在于建構起一個健康的文化批判領域。這一領域是一個完全不同于市場交換體系的社會生活領域。與后者相比,它是一個超越了生產勞動和市場交換的直接利益目的的社會倫理領域,是一個建構公共生活意義和公共生活價值的社會領域。消費社會所導致的問題,正在于技術知識體系按照其合理性原則來刻畫社會,使得人的生活失去了價值性的追求而為工具性的原則所役使。而公共領域作為一個建構公共意義的生活領域,是人與人之間進行精神和文化交往的領域。因而,這一領域在原則上超越了工具性原則的支配而指向人類活動的道德意義。在這一領域中所形成的意見、輿論、風氣、氛圍、精神面貌等結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一種我們稱之為“公共精神”的東西。它是與市場社會的社會構成和社會關系相對應的公共理性和普遍倫理。
  與傳統文化及其意識形態所追求的一律性不同,市場社會中的這種公共精神不應是對獨立個人之特殊性的取消,而是對它的提升,是通過肯定特殊性而達到的普遍性。具體地說,這種公共精神并不是視點的單一化,不是用某一種所謂絕對正確的見解統合眾多不同的意見,而是將不同的意見融合在公共的見解之中。因而,這種公共見解并不是專斷性和強制性的,而是調和的和協商的。由此形成的普遍倫理也不是扼殺德性差異的道德一律性,而是承認德性差異的倫理寬容;不是在倫理一致性中個體差異性的消失,而是個體德性在相互性關系中體現著倫理關系上的和諧。這種以多元并存和寬容為特征的精神和文化就是我們應當努力建構的精神文化。它在人們的公共生活中滲透并融化到個人的精神世界,成為把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活動的獨立的個人聯結起來的公共精神和普遍倫理。
  收稿日期:2007-01-18
  注釋:
  ①“大眾文化”這一概念的歧義,主要發生于對“大眾”一詞的差異性理解上。當人們在俗常的意義上理解“大眾”,即將“大眾”理解為“群眾”時,大眾文化就被理解為精英文化的對立面;當人們在批判理論中理解“大眾”,即將“大眾”理解為被消費社會中一致化了的、失去了獨立個性的個人的集合時,大眾文化就被理解為被物化的邏輯支配著的消費大眾的精神文化。本文是在后一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
求是學刊哈爾濱21~27G0文化研究王新生20072007
消費社會/大眾文化/公共領域/公共理性
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生產與消費關系的變化,對于認識消費社會具有基礎性的意義,但消費社會的問題根本還在于它創造了一種使人類迷失了生活方向的物化的邏輯,其表現便在于文化上的衰敗。公共領域及其創生能力的衰敗,與科層制的現代組織原則對公共生活日益深入的宰制有著密切的關聯,抵御這種宰制的希望在于建構起一個健康的文化批判領域,并在此基礎上塑造公共理性。它應是一個不同于商品生產和市場交換體系的社會生活領域,是一個超越了生產和交換的直接利益目的的倫理領域,是一個建構公共生活意義的社會領域。
作者:求是學刊哈爾濱21~27G0文化研究王新生20072007
消費社會/大眾文化/公共領域/公共理性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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