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字體    

消費社會學的主要理論視角
消費社會學的主要理論視角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文章編號]1009-3729(2007)05-0020-07
  由于消費社會的迅猛發展,消費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不僅對生產起著重要的制約作用,而且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表現形式,以致影響或反映出社會分層和社會結構的特點和變化。不少學者認為,自19世紀以來長期統治社會學的諸如強調生產作為社會秩序和社會沖突以及社會意義的那些工業社會的核心問題,在后工業社會和消費社會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問題,至少,與消費有關的休閑、時尚、旅游、體育以及生活方式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所以,自1980年代以來,在發達國家,消費社會學得到了迅速發展。
  (一)
  雖然消費社會學的研究是近晚發展起來的,但對于消費這種重要的人類活動很早就有人研究。這方面的理論可能最早存在于各種宗教教義和各種文化的早期文本中,世界上所有大的宗教都對諸如貪婪、奢侈、自私、嫉妒和欲望等有基本的道德判斷,民族志的文本中也充滿了各種力圖教育人們抑制欲望、控制嫉妒的說教。以這些道德遺產為基礎,關于消費的現代學術話語大多有一個基本的潛臺詞,即欲望對于社會是有害的,真正的需要必須與虛假的奢侈區別開,那些不受約束的現代物質主義,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對社會是有破壞性的。
  關于消費的道德話語是對現代性、技術進步和貨幣經濟進行批判的主要話題之一,如盧梭認為,人類本性基本上沒有什么需要,并且很容易得到滿足;而現代人內心充滿過多的欲望。新的發明逐漸“失去了利用自己的力量去得到快樂,而是慢慢退化為發明本身變成真正的需要,直到對發明的欲望變成為一種乖戾,而不是對發明的占有成為一種快事。人類對于發明的失去感到痛苦,雖然對發明的占有并沒有使他們快樂”[1]。
  19世紀的經典社會學家普遍認為消費是理所當然的,但通常也是持抨擊態度的。在最低程度上滿足人們對食物、衣服和居住方面的需要以外,消費的欲求被馬克思看做是資本主義誘惑導致的社會需要,是一種“商品拜物教”。雖然他承認男人和女人都喜歡穿得更漂亮、吃得更好,但是他仍然認為這些行為是“動物的功能”。馬克斯·韋伯認為,消費是工具性的,而不是本身具有意義的社會行為。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將消費看做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在韋伯看來,在任何社會,對于物品消費的占有和掌控能力都是標志社會地位的重要手段;在市場社會,具有同樣市場地位的人有著相同的購買商品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韋伯的“新教倫理”實用主義地被置于對基督教救世的宗教信仰的境地,成為將消費等同于享樂主義的一個重要術語。齊默曼將空虛的現代生活與傳統的生活進行對比,認為前者“自私自利”,是“一種及時行樂”、“直接的感官體驗”和自私的“享樂性的愉悅”;后者是“使社會穩固、持久地得到滿足,是利他主義的和對社區承担義務的”。[2] 齊美爾是第一個既討論支持大眾消費的時髦、新異所具有的吸引力和人們沉湎于聲色口腹之樂,又指出消費者明顯的不相干行為如關注時尚和購物,是現代社會特別是城市生活中普遍現象的社會學家。不過,杜爾克姆則進一步發展了對消費的批判,認為,如果現代社會特別是現代經濟放縱消費者無休止的欲求,社會秩序的道德基礎就會被摧毀。
  所有這些經典的社會學家都沒有關于消費思想的經驗研究,他們依賴的是通則化的、人類學的觀察來支持他們的宏大歷史觀念。相對于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們更不重視消費,生產在他們那個時代更為重要。形成對照的是凡勃倫,他根據在美國的特殊社會實踐,第一個對消費進行了理論方面的研究,不過,他關于“有閑階級”的著作也不是系統的經驗研究。但是,凡勃倫的著作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社會學家較少研究消費的兩個令人關注之點:對于“地位消費”道德方面的反對;女性在消費活動中扮演的卓越角色。由此可見,消費從一開始就被看做是不符合道德標準的和性別化的。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契約經濟和技術進步的支持者們力圖將消費作為對現代性成功的最關鍵的度量指標。如果人們占有或消費了比他們的渴望更多的東西,那么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他們比那些生活在貧困和希望之中的人們要幸福。人類能夠被收入的增長、財產的豐富或者其他客觀的生活標準所測度的理論,是可以與道德主義的理論分庭抗禮的,雖然它的假設和結論受到反現代性理論的攻擊。
  總的來講,全部關于消費的理論主要可分為三種,即心理的、文化的和社會的。
  第一,心理學的視角。這種理論探索的是人格形成過程中或者早期家庭交往以及個人成長中的欲求和需要。消費是客體化和人格化的一種必經過程。這方面的典型研究是斯陣梯彌哈和羅茲堡-海頓在《東西的意義:家庭象征與自我》一書中的研究,他們賦予了中產階級消費者一系列的功能,包括自我表達、創建個人歷史、提供安全。消費反映了在尋求個人差異性的個體需要與尋求社會共同性和團體成員資格的群體需要之間的矛盾和平衡。其他學者也使用相同的理論,區別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文化,提出在不同的背景中消費服務于不同的社會目的。這種研究結合了近年來后現代與消費的反射性理論,關注的是主體性、經驗、自我實現,以及消費文化中的創造性和嬉戲性的潛能。一句話,它主要關注個人。
  第二,文化的視角。文化理論家們將消費看做是建立和表達主體間意義和身份識別的一種象征行為形式。某些文化學者強調消費的嬉戲、對抗和反抗的方面;而另一些學者對消費在文化中的作用持批判態度,強調消費文化取代了文化整合的傳統形式,導致了消費者進入到無盡無休的自我陶醉的揮霍的循環中;更廣闊的比較文化的研究者們則認為,任何社會中人們消費的原因是它建立了文化秩序、表達了觀念或者賦予了新的環境以意義,使那些經驗上模糊不清的東西得到了條理化和范疇化。
  第三,社會的視角。心理學視角是在絕大部分屬于內在的個人的人格、動機、欲求的維度上尋求消費的關鍵因素。與之相對,社會學的視角主要關注于群體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社會學的視角發現了在社會互動中、特別是在競爭和群體關系中消費的一個基本動因。許多社會理論都可以回溯到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他提出了消費是受社會競爭和攀比刺激的,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用物品來顯示自己,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不再被出身、階級和社會等級所嚴格彰顯。在傳統社會,人們知道他們的地位,社會關系流行的是權利、責任和義務,而不是物質財富。物品是穩定的社會地位的符號,而不是地位競爭的工具。由于先賦地位的消逝,人們消費是為了以一種新的方式獲取地位,通過與那些更富、更有權利的人競爭和攀比,力圖不斷地獲得地位。
  在現代社會,人們對社會區隔或群體中社會團結的需要是通過消費的展現而得到滿足的,當社會結構發生變化,需要也發生變化。布丟對消費的社會理論做出了極大貢獻,他認為消費反映了品味和嗜好的基本結構,而這些品味和嗜好將不同的階層聚集在一起,就如同它們將不同的階層區分開一樣。邏輯上講,在任何有社會分層的社會,消費在維護和挑戰社會等級與地位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社會理論的另一個分支強調的是,消費在家庭和親屬群體的整合中的作用。社會學消費理論更多關注于政治、市場制度、權利利益、價格和政策。
  (二)
  社會視角主要指的是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傳統。在該傳統內,主要的學者和研究視角又可進一步分為以下四種。
  1. 瑪麗·道格拉斯:物品消費的文化意義
  在《商品世界:消費人類學導論》一書中,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對消費進行了人類學的研究,研究的問題是:什么是物品的用處?她們提出了兩個功能。第一,物品是“用作使文化的范疇可被看見和穩定所必需的”[3](P59)。這種看法與經濟理論中一般采用的消費理論模式相對立。對于經濟學家來講,消費是個人的行為,是個人在滿足自己需要方面獨立自主的選擇。經濟學的模式固守在個人的層次上。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突破了這個界限,進入了更廣泛的文化層面。這樣,物品就不僅僅告訴我們什么樣的社會范疇與特定的文化相關,而且以十分具體的方式固化了這些范疇。如同她們指出的,“標準的民族志研究認為,所有的物質擁有都攜帶著社會意義,都關注于將其文化分析的主要方面置于其(作為媒介的)用處的基礎上”[3](P59)。
  第二,物品“制造和維持社會關系”[3](P60)。這同樣超越了經濟學家的視野,進入到親屬和人際交往的整個關系網絡中。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舉了伊文斯-普理查德研究的努爾人的例子,“婚姻聯盟因牛的支付而產生,這個儀式中的每一階段都是由傳遞和屠宰牛而加以標記的。伙伴的合法地位也是由對牛的權利和責任而界定的……Kraal人中牛的移動遵循的是譜系表中的路線……努爾人根據牛來定義所有社會過程和社會關系。他們的社會習慣用語就是牛的習慣用語”[3](P60)。
  對于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來講,消費的根本功能不是以某種庸俗的使用方式來滿足需求,如吃東西,而是其制造意義的能力。也就是說,食物不一定適合于吃,而是適合于思考。確實,也許我們會說,任何食物都能夠滿足我們的生物需要,但是,我們知道一些人從來不吃豬肉,還有一些人從來不吃袋鼠肉,并不是它們不能滿足我們的生物需要,而是因為它們具有一定的文化意義。所以,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指出:“如果沒有選擇和固定一致認可的意義的約定方式,社會最低公認的基礎就會喪失。對于部落社會、同樣也包括我們來講,儀式服務于對某些意義的漂移的包容……按照這種觀點,物品是儀式的附件,消費是儀式的過程,其主要功能是使事物早期未定型的狀態具有意義……消費者最根本的目的是通過其選擇的物品建構可以理解的世界。”[3](P65)當然,不同的階級用不同的物品來制造他們自己關于世界的意義。
  2. 讓·鮑德里亞:物品消費的制度與符號
  鮑德里亞對物品的制度很感興趣,但他并沒有對消費實踐做較多的經驗性研究。他的主要觀點是:從個人與物品之間的關系來解釋需要,不能夠恰當地理解當代的消費,需要應當聯系物品的制度——對于特定具體的物品和特定的個人對特定物品的欲求,我們都不可能有什么像樣的研究。
  那么,需要是從哪里來的呢?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多半認為,人的經濟性賦予人以需要,并指引他們去取得能夠滿足他們的物品。對于這一觀點,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曾給予猛烈的抨擊,認為這種理論將需要局限在個人身上,因而不能抓住消費的社會層面。鮑德里亞認為,沒有可靠的方式可以確定需要,需要看起來是以一種魔術般的方式出現,如果需要是天生的,那么它的擴大也沒有任何理由。但是,對每一個人來講,應當清楚的是,我們今天思考的需要要比幾個世紀以前的需要復雜得多。所以,需要必須放在某個地方,而不是個人的身上。從市場和廣告的實踐來看,市場對于消費者表達出來的需要做出反應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可能更值得關注的是廠家精心策劃的通過廣告來塑造消費者行為的努力。對此,鮑德里亞指出,“至少從趨勢上講,這完全是生產一方的專政”,它“破壞了古典理論的基本神話,這種理論認為,正是個人在經濟制度中實踐著自己的權利”。[4](P38,P42)鮑德里亞堅持,我們不應當將需要簡單地理解為由廠家制造的對某一特定商品的需要——如電視制造商也許希望促進消費者對一種新電視的需要。鮑德里亞認為,這不是關鍵,“真理不在于‘需要是生產之子’,而是,需求制度是生產制度的產物,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們這里需求制度的意思指的是,需要不是在某時生產出來的與特定的物體相聯系的東西。需要是作為消費的力量、是作為在更大的生產壓力的框架內普遍的潛在預備被生產出來的”。[4](P47)
  換言之,生產出來的并不是對某一具體物品的需要,而是為需要而需要、為欲望而欲望,是一種對任何物品的普遍需要。我們成為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消費者,不是對于特定物品需要的消費者。根據鮑德里亞的看法,需要與愉悅和滿足沒有多大關系,消費看起來是加固了資本主義。
  一般來講,由于某種物品具有某種自己特有的性質,我們購買或者不購買,都要考慮其基本功能。比如,我們通常不會為了烹飪魚而去購買洗衣機。但是,在另一個層次上,我們可能為了購買某種舒適或聲望而去購買洗衣機或者微波爐。從這方面講,洗衣機和微波爐是等價的。這樣,我們發現自己并不是在物品的領域內,而是在象征的領域內;所以,消費者并不是為了具體的目的過多地消費具體的物品,也許更普遍的是為了大致的社會目的而消費符號。社會的差異變成了某種牌子的名稱,在這里,恐怕沒有什么理性-功利主義的理由來解釋這些需求。對于鮑德里亞來講,商品的目的是傳遞,“商品和物品,如同詞語和歷史某一階段的婦女一樣,是建構一種全球性的、任意的和一致的符號系統,一種用需要和愉悅的不確定世界或自然和生物的秩序取代社會價值和分類秩序的文化系統”[4](P50)。
  鮑德里亞將消費看做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種邏輯結果。消費深化了勞工的被剝奪:在生存狀態內,人們不會被空前增長的消費主義需求所玩弄,也不會被作為消費力被剝削。但是,越出生存,如果他們希望能夠作為一種恰當的消費者生活,消費就迫使他們成為經濟化的和受控制的勞動力。這樣,剝削和控制就不僅僅發生在生產領域內,同時也發生在消費領域內。鮑德里亞并不認為消費是消費者欲望的自由實現,而是認為消費是被制度控制的另外一種生活,一句話,消費不是自由王國,而是強化依賴性的場所。他進一步指出,消費是19世紀發展的邏輯必然,“19世紀在生產領域發生了生產力的理性化過程,20世紀在消費領域也發生了同樣的過程。通過將大眾社會化為勞動力,產業制度必然進一步滿足自己,即將大眾社會化為消費的力量”,“生產和消費是生產力及其控制力擴大再生產的同一個邏輯過程”。[4](P50)這個過程的目的就是不僅僅讓勞動大眾從生產上服務于這種制度,而且也從消費上服務于它。
  所有的消費都是象征及符號消費的一部分。消費就是文化符號的消費或者是符號之間的關系。為了成為消費的目標,就必須成為符號。正是符號之間的關系使得差異得以建立或形成。這些符號或象征不表達一個人或一個群體(階級)早已存在的那些意義,意義通常在引起消費者注意的符號和象征系統中產生,消費是既包括集體認同也包括個體身份認同的象征意義建構的動態過程。
  對于鮑德里亞來講,我們變成為我們購買的商品把我們塑造的那種東西,象征領域已經居于現代資本主義的首位,“形象”比物質需要的滿足更重要。換句話說,“我購物所以我存在”。
  3. 凡勃倫:炫耀性休閑與炫耀性消費
  事實上,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是第一部研究消費的著作。在此書中,他關心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是社會榮譽、社會聲望和社會地位的基礎?在他看來,答案十分簡單,就是財富。換句話講,財富的擁有可以給人們帶來比金錢更重要的某種社會資產。一些人或許會認為這種看法未免有些表面化或憤世嫉俗,而且實際上,也確實有不少道德方面的傳說,講述的似乎是比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東西。但凡勃倫認為,這些傳說不過是為了讓窮人自我感覺良好些而已。
  如果某個人擁有財富并且渴望社會地位,那么這個人必定要炫耀其有錢。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人如何炫耀自己的財富,從而使所有人能夠看到并尊敬他呢?凡勃倫區分了兩種主要方式:第一種是炫耀性休閑;第二種是炫耀性消費。
  炫耀性休閑不能混同于強迫性休閑。凡勃倫認為,在工業化統治幾乎所有人的生活之前,“有閑生活是金錢實力、因此也就是優勢地位最簡捷、最確鑿的證明,它能夠讓有閑人士生活在從容和舒適之中”[5](P32)。所以,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炫耀性休閑是顯示財富和要求社會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當財富顯示已經成為基本的社會現象時,顯示的形式會隨著社會制度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凡勃倫指出,在工業社會的早期階段,“明顯地不參加勞動就成為金錢上的優越成就的習慣標志,就成為聲望所歸的習慣指標”[5](P32),而不能不參加勞動自然是其反面。他接著指出:“摒絕勞動不僅僅是受到尊敬的、值得稱贊的行為,而且成為保持身份莊重的必需。”[6](P41)勞動是不受尊敬的,標志著卑賤的社會地位。受尊敬的職業包括“政務、戰事、體育競賽和宗教類崇奉活動”[6](P40)。這些活動要付出很大努力,但都是休閑性活動。我們可以從體育活動中看出區別來,在網球和板球運動中已經逐步發展出球員與紳士的區別,這種區別已經將這個領域分為業余愛好者因而也是值得尊敬的紳士和專業人士因而也是不怎么受尊敬的球員兩種人。對于前者來講,運動是一種閑暇消遣,而對于后者來講,運動則是賺錢謀生的一種手段。從社會意義上講,參加同樣的運動,比如同樣的比賽和同樣的球隊,會具有非常不同的意義。同樣,參加其他的運動也是如此。
  凡勃倫所說的有閑階級避免參加任何生產性的勞動,所從事的活動本質上都不產生任何實際用處。他們不需要勞動,而且他們要盡量顯示出自己不需要勞動的優越條件。在這里,良好的舉止和禮節知識非常重要,對禮節的違反會被看成卑劣之人,明顯地不是那種以一種受尊敬的方式消磨時間的人。如果你花時間去學習一種瀕臨滅亡的語言或者著迷于某種超自然的學問,那么就很好地顯示出你的閑暇狀態。從社會榮譽的角度看,學習死的語言比活的語言更有價值;從經濟上講,學習現代語言或許會顯露出一種職業的因而也是聲名不佳的傾向。
  炫耀性休閑是一種對時間的消費,因此,如同對時間的非生產性消費是一種光榮的事情一樣,對于物品的非生產性消費也同樣受到尊敬。凡勃倫認為,底層階級對于物品的消費僅僅是為了他們的再生產,只有上層階級的消費才超越了生存,炫耀性消費的目的是顯示自己的生活質量。某些類型的活動、飲食、服飾都是上層階級所特有的,“關于飲食方面的禮儀上的差別,在酒和麻醉品的使用上最為顯著。如果這類消費品代價高昂,其間就含有了高貴和光榮的成分……因此,由于刺激品享用過度而陷入沉醉或其他病態,反而帶上了光榮的色彩,因此再進一步,它就成為那些有能力支付這種放縱的人的優勢地位的標志,一些民族還把那種因放縱過度而造成的病態,看做是男子漢的特有屬性”[5](P54-56)。
  就像炫耀性消費能夠通過向其他人的擴散來用于獲得更多的聲望一樣,妻子和仆人也能夠作為代理人,為了主人的榮譽以非生產性的方式消費時間,同樣,還可能將主人消費的物品擴散到其他人那里。宴會和舞會可以很清楚地顯示個人有能力支付那些尋求聲望的競爭者的花費,所以人們很容易看到,諸如宴會和舞會這些場合,常常被用來作為對付那些炫耀自己以獲取更多榮譽的對頭的武器。當然,這些場合一般還具有其他的社會功能,如團結、娛樂等。
  在凡勃倫時代,中產階級也雇不起仆人。在這種情況下,“代理性的休閑和消費的職責就被轉移到妻子身上”,凡勃倫稱這種現象是“古怪的倒置”:“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是……中產階級的主婦,為了家庭和戶主的榮譽,仍然要代理休閑的業務。……人們發現男人竭盡全力地辛勤工作,為了其妻子可以以適當的方式為他執行當時一般要求的那種程度的代理性休閑”。[5](P62)面子和榮譽就是以這種方式維持的。那些驕傲地宣稱“我的妻子不需要工作”的人的言外之意,就是她通過代表其丈夫消費時間和物品來炫耀他的財富。
  當具有嚴格的階級差別的封建社會讓位于流動性更強的資本主義社會后,上層階級可以被看成是社會所有階級尊奉的社會標準的制定者。隨著代代相傳,普遍的消費模式就是對上層階級生活方式模仿的結果。物品的消費成為人們顯示自己財富和榮譽的主要方式,如同凡勃倫指出的:“社會上沒有一個階級——甚至極度貧困的也不例外——對慣常的消費會完全斷念;除非處在直接需要的壓迫之下,否則對于消費的這一范疇的最后一點一滴是不會放棄的。”[5](P64)但是,在現代社會,炫耀性消費的主角是中產階級。這是與封建社會不同的地方。作為社會存在,無論是封建社會還是現代社會,看起來都繼承了某種形式的炫耀性消費習慣:所有的社會都會為人們獲得社會榮譽而提供嚴格的道德主義者認為的浪費標準,包括浪費時間或者浪費物品。
  進入復雜的工業社會以后,比起為了顯示金錢多少的休閑來講,消費變得越來越重要。在任何人知道任何人的小型社會中,休閑活動是獲得榮譽的主要手段;但在現代社會,炫耀性消費就成為傳遞財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所以,通常可以發現城市的消費比農村要具有更多的炫耀性質。根據凡勃倫的看法,炫耀性休閑與炫耀性消費的區別見表1。
  表1 炫耀性休閑與炫耀性消費的區別
      炫耀性休閑                   炫耀性消費 非生產性的時間消費            非生產性的物品消費適合于小規模的、無陌         適合于大的、陌生人為主生人的低度發展社會           的發展的復雜社會  上層階級的策略                中產階級的策略     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4. 布丟:區隔與文化資本
  可以講,凡勃倫的研究有不少地方似是而非,最多只停留在理論的層面,而布丟則用經驗研究的方式考察了社會階級與消費實踐之間的關系,以分析各種各樣的消費物品、展現食物和就餐的方式、家具和室內裝修等是如何被社會經濟不同的階級用來標記自己,如何使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眾不同。
  他的觀點包括兩部分內容和兩種形式的資本:經濟和文化。其中一部分考察了個人為了獲得社會等級體系中的地位,是如何投資于文化或者知識的;而另一部分則關注人的品味和嗜好是如何依賴于其所從屬的社會等級的。工商企業、金融集團強調經濟資本,這些群體效仿貴族的生活方式,奢侈浮華,揮霍無度。資產階級努力積累經濟資本,以維持其對社會的權力。教育系統生產另一種資本結構,一種建立在能夠談論和書寫文化、創建新文化產品(如學術文本、繪畫、音樂)基礎上的資本。個人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則獲得的文化資本越多。如同經濟資本一樣,個人也在努力積累資本,以阻止其他人接近權力。高雅的文化資本喜歡文明的和抽象的愉悅,而不是身體的直接快樂。它鄙視財富和消費的赤裸裸的展露,而喜歡微妙的、不引人注意的表現和消費形式。高雅的文化資本相對來講很少,這種稀缺性需要受到保護。如果這個群體獨一無二的物品、資格和文化實踐變得其他群體也都可以得到,那么他們就會轉向保護他們與眾不同的特點。
  消費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在社會群體之間建立差異、而不僅僅是表現差異的方式的一系列社會和文化實踐。生活方式既是經濟資本又是文化資本產生的結果。比如,中產階級的目標是受到尊敬和從上層階級那里拾檢如何消費的線索。工人階級更感興趣的是嘗試直截了當的身體愉悅。
  與馬克思不同,布丟強調社會結構的地位并不產生政治上統一的組織和實踐。如果這些發生的話,或許是其他活動產生的結果。在社會地位與消費之間建立聯系的過程中,教育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審美判斷的能力是通過教育而學習、獲得、發展和培養起來的。教育是文化的傳輸器,富人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學校接受美學教育的知識,而中產階級將自己的孩子送去做教師。
  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品味和文化上的特性不同于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資本。進一步講,這兩種階層都在為社會等級制中自己資本的優越性進行斗爭。
  布丟最具創造力的工作或許就是他在兩種資本類型之間發掘出來的“區隔”這個概念。通常我們思考的資本僅僅是經濟資本,但布丟認為,還有另外一種資本,即一種自己有時候能夠轉化為經濟資本,但有時又與后者相對立的資本,這就是文化資本。文化資本可以與我們在凡勃倫那里看到的某種東西連接起來,即不僅僅是消費,而且必須是以一種得體和適宜的方式進行消費的觀念。這種方式是通過花費時間去學習這種非生產性的舉止而獲得的。
  對于布丟來講,時間和金錢都被包括在文化資本中,這里關鍵的概念是教育。一個人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這些教育機構越會被認為是權威機構,這個人文化資本的儲備也就越多。我們可以將兩種資本結合起來,這就存在4種可能性或4種社會群體: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都高;經濟資本高而文化資本低;經濟資本低而文化資本高;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都低。這樣,我們就能夠根據對這兩種資本的特定組合而將社會群體置于社會結構的合適位置上。布丟的工作就是研究這些不同的群體。他做了兩件不同的事情,即我們一直討論的社會位置的空間和生活方式的空間,然后將這兩種空間進行重疊。這使我們能夠看到,特定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影響特定社會群體的特征的。我們或許直覺地知道這一點,但布丟提供了細節。當我們從可憐的經濟資本變為擁有大量經濟資本的過程中,從喜歡喝普通紅酒到喜歡喝啤酒、葡萄酒、礦泉水、威士忌以及雞尾酒,或者當我們從擁有很少的文化資本到擁很多的文化資本而經濟資本維持不變的過程中,從喜歡比才、柴柯夫斯基到喜歡拉菲爾、斯特拉文斯基,這些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例如,那些擁有很高文化資本而只有較高經濟資本的人會喜歡沃霍爾的繪畫和桑那奇斯、魏伯恩和布列茲的音樂,他們會經常去左岸藝術展廊與先鋒派集會,去中國餐館就餐,聽法蘭西音樂頻道播出的法國音樂,閱讀政治或哲學的文章和《上流社會》這份報紙。而那些所擁有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都很低的人,則也許更喜歡去野餐,聽流行歌曲,演奏查爾斯·阿茲納弗或約翰尼·哈雷蒂的音樂,閱讀愛情小說和巴黎小報。
  現在比較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同的社會群體看起來是生活在以不同的但卻是一致的特定文化實踐構成的世界中,所有這些群體都可以根據布丟的概念進行社會定位,他們都通過消費特定的物品和消費這些物品的方式不斷地建造自己特定的感覺現實的獨立世界。而每一個群體建造的世界都多少與其他群體的世界不同。這樣,所有群體的世界混合起來就成為一個完整的大世界。布丟認為,這種混合是“允許最基本的社會差異通過以與其他人不同的方式得到表達”[7](P266)。換句話說,就是每一種消費行為都會再生產社會差異。
  根據布丟的研究,如果讓人們在巴赫、格什溫和施特勞斯中進行選擇,沒有一個工人選擇巴赫,20.5%的人選擇格什溫,50.5%的人選擇施特勞斯;而在高等專業人士和藝術品生產人士之中,33.5%的人選擇巴赫,12%的人選擇格什溫,沒有人選擇施特勞斯。[7](P17)確實,當人們在社會等級的階梯上往上攀登時,人們發現越到上面,喜歡巴赫的人越多,喜歡施特勞斯的人越少,而格什溫是中產階級的最愛。布丟寫到:“具有微妙等級制的文化物品都是預先安排好來標記定義那些文化產業起始過程的階段和程度的……它從‘文盲’到‘文化’,中間經過‘極少文化’、‘半文化’或者‘普通閱讀者’……直到真正有文化和有教養的讀者。”[7](P229)有文化的讀者就是那種對于那些“深奧難懂”的藝術品有辦法的人,是那種宣稱能夠欣賞精巧藝術品和細微差別的人。按照這種方式,某些藝術品就歸為“高雅的”,而另外一些就歸為“低俗的”,還有一些可能被歸為“中檔的”。
  教育給予人們審美的能力,人們可以學習遠離事物進行沉思冥想和品頭論足。布丟稱此為康德式的美學,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康德美學與非康德美學的主要區別見表2。
  表2 康德美學與非康德美學的主要區別
         康德美學                           非康德美學         高雅文化                            低俗文化         精英文化                            大眾文化     文明地、凝神地擁有                     直接的愉悅     以心靈為中心的理解                 以身體為中心的肉欲表現為習俗、深奧哲理和正式的東西      表現為自然主義的東西微妙的、超然的、不引人注意的表現    財富的公開展示,任何人都形式,只有那些具有足夠學養和文明    能看懂的消費的人才能看懂                        喜歡的照片:日落和第一個  喜歡的照片:卷心菜和汽車撞車      聚會

  文化資本的增長就是康德式美學的發展。這兩種美學意味著物品和文化項目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消費的,這是一種將消費者明確分類的方式。
  高雅文化相對來講是比較稀少的,這種稀少性需要保護。如果一個群體的獨一無二的物品、條件和文化實踐為其他群體所獲得,那么這些東西就必然發生變化,以便維持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同樣,在統治階級內部也有圍繞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斗爭,所以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常常樂于嘲弄那些除了錢什么都沒有的暴發戶,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建立自己希望的區隔的合法性斗爭。
  更重要的是,布丟的研究還提出了“品味”這個重要的概念,在他看來,“品味”就是“將臭味相投的事和人弄到一起”。品味是“媒人”,它與顏色還有人結合,這些人首先根據品味來撮合出“非常般配的一對對佳偶”……這類由一種習慣本能地解碼另一種習慣的做法是密切關系的基礎。
  總之,消費不僅僅是購物,它傳遞了特定的社會意義,是社會區隔斗爭的場所。而對于那些從個人對餓或冷感覺中產生的具體需要的滿足,基本上只是一種副產品。
  從以上社會學諸視角的觀點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現代社會的大眾消費最重要的并非消費行為本身的直接意義,更重要的是其包含的社會意義,即形成“我們”的共同生活方式,從而維持與整合群體特征和認同感,以及展現某種“標志”和培養階層歸屬意識的功能。這才是消費社會學研究的主要關注點和意義所在。
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C4社會學夏建中20072007
消費/消費文化/消費社會學
消費社會學研究近年來成為發達國家社會學研究的熱點之一,國內的相關研究則相對薄弱。就消費社會學理論的產生與發展來看,該分支社會學在研究理論方面的主要視角有瑪麗·道格拉斯的消費的文化意義、鮑德里亞的物品消費的制度與符號、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布丟的區隔與文化資本等。文章認為,現代社會的大眾消費包含的社會意義,即形成“我們”的共同生活方式,從而維持與整合群體特征和認同感,以及展現某種“標志”和培養階層歸屬意識的功能,應當成為消費社會學關注的重點。
作者: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C4社會學夏建中20072007
消費/消費文化/消費社會學
2013-09-10 21:36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高文費而隱 古德潔無華
楊霽園先生是民國時期寧波的一位大儒,一生致力于教育、述著,著作宏豐,在國學、文學等方面成就卓著,更兼他品行方端、至誠至孝,自1940年去世后,鄉人及門生一直追思不息。但楊....
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