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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社會的文學現象
消費社會的文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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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降,隨著文學失去轟動效應后,人們驚呼文學處于邊緣化狀態;進入90年代后,隨著社會的全面轉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初步確立,文學市場化、商業化特征的凸現,人們又一次斷言,文學邊緣化的程度在加劇;與此同時,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影視藝術等為代表的視覺文化成為藝術大家庭的新銳,人們再一次斷言,我們步入了讀圖時代,視覺文化必將代替以語言為中介的文學藝術。在他們看來,文學正在邊緣化,甚至文學行將消亡。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認為,文學在現代社會的邊緣化只是一種假象。由于時代、社會、現代科技等諸多因素的深刻變革,文學相應地體現出種種新變與發展態勢。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社會生活領域的文學化、文學的產業化、文學的媒體化。
    社會生活領域的文學化
  文學正在打破原有疆界,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呈現出泛化的趨勢。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文學化,一是社會生活的文學化。自20世紀以來,在語言學轉向的影響下,哲學、歷史學、人類學、新聞學等學科都力圖借助語言學模式來研究各自學科領域中的問題,認為文學是語言特性充分顯現的領地,可以通過理解文學而把握語言,由此理論家們發現了無所不在的文學性。換言之,文學性不再被看作“文學”的專有屬性而是各門人文社會科學和理論自身的屬性,凡此種種皆顯示了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文學化。
  現在我們處在“消費”控制整個生活的境地。與生產性社會相比,在消費社會,文學的用途與意義都發生了變化。所謂的生產性社會是指,這一時期的生產相對不足,而商品短缺的社會必須限制消費鼓勵生產,否則過度消費會導致擴大再生產的難以進行;與之相反,消費性社會則是指生產相對過剩,需要鼓勵消費以便維持、拉動、刺激生產。在生產性社會,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產品的物性特征、使用與實用價值;而在消費性社會,人們則更多地關注商品的符號價值、文化精神特性與形象價值。因而,文學化、藝術化成為消費時代衡量生活質量的尺度與杠桿。從家居、購物環境、飲食、服飾到家電、汽車乃至大型社會活動都處在文學化的運作方式中。比如,“廣告”將虛構、隱喻、戲劇表演、浪漫抒情等文學手段運用得淋漓盡致,“把珍奇異寶、欲望、美、成功、共同體、科學進步與舒適生活等等各種意象附著于肥皂、洗衣機、摩托車及酒精飲品等平庸的消費品之上”,即使是“新聞報道”也是文學化編碼的結果,其中有作者意圖、材料剪接、敘事習規、修辭虛構和表演等主要文學性要素,這些都說明了文學化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無處不在。
  如果說,在生產性社會中,我們往往強調的是文學的生活化,在強調文學與生活聯系的同時,更多強調的是文學與生活的分離,文學對生活的“超越與理想化”,追求一種文學逼近而超越生活的藝術境界;那么,在消費社會,文學與生活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某種變化即生活的文學化,在這一新的關系中,強調的是文學對生活的“進入與現實化”,追求一種生活酷似文學的人生境界。實際上,文學的生活化與生活的文學化是文學與生活兩者關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表征,二者從深層上是有機統一的。社會生活領域的文學化成為當今人們一種自覺的生活追求,這說明詩性的、溫馨的生活就蘊涵在日常起居中,人們不再到虛幻飄渺的烏托邦中去尋找精神的家園與心靈的居所;這說明當下方方面面的生活已變得更富有詩意、更加人性化。因此,我們不僅在用詩人的眼睛去看世界,不僅在用詩人的心靈去感知世界,而且在用詩人的雙手裝扮世界、建設世界,這樣的生活是一種文學性彌漫的生活:人在更加詩意地棲居!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一方面凸現了其人學的本質內涵,強化了文學的人學品格,另一方面文學突破了原來的疆域,拓展了自己的領地,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文學非但沒有邊緣化與碎片化,反而提升了自身的功能與地位。
    文學的產業化
  文學的產業化是文學進入市場后必須應對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它關系到文學的發展與繁榮。與計劃經濟時代把文學高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不同的是,在消費社會,文學被市場化、產業化,它們成為一種起主導作用的新意識形態,成為制約或推動文學發展與繁榮的重要力量。如果說,以往強調的是文學的事業化、人民性,如今則突出了文學的產業化、商業性。
  比如,從文學的市場化、產業化這個角度看,寫作活動不是反映,不是表現,而是一種生產。文學作品一旦成為商品,它就要服從市場行情與商業原則的調控,這種情況既給作者帶來誘惑,也給他造成許多焦慮。與計劃經濟時代的革命化寫作、文學體制及運作模式相比,這種寫作模式體現出新的特征:審美創造個性的受限性與寫作活動本身的商業性。由于作品要直接面向市場、面向受眾,寫作活動就要充分考慮到受眾的接受心理與審美期待,在大多數情況下,在審美價值與經濟效益不可調和的狀態下,審美價值要讓位于經濟效益。
  在藝術的生產過程中,作家的藝術個性與文學的市場化并非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組合,兩者之間存在著可以相互融合的廣闊空間:藝術的個性需要通過市場這個平臺來最終實現,而市場的繁榮與興盛也需要藝術的個性來保證。換言之,文學的探索性與商業性構成了文學的矛盾張力體,是確保文學保持活力的內在機制:“每一種體裁都趨向于分為兩個市場:一個探索的領域和一個商業領域,應該避免在兩個市場之間劃一條明確的界限,這兩個市場是兩極,在同一空間的對立關系中并通過這種關系被確定。”(皮埃爾·布迪厄《藝術的法則》,第119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由于文學目前正處于方興未艾的文化產業這一鏈條中,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這些新特征還將體現得更加明顯。需要處理好事業與產業、人民性與商業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而不能把兩者人為地截然對立、割裂起來。
    文學的媒體化
  在生產性社會中,人們的文學消費還基本處于一種選擇的自主性、審美的自由性這種狀態中;到了消費性社會,個人的這種選擇權和自由度越來越小,越來越受制于彌漫在社會中的各種消費信息、宣傳廣告,對文學的選擇不再來自內心的渴望,而成為個人在社會中存在的一種意義符號和身份標志,因此這種消費其實是一種強制性、壓迫性的。伽達默爾區分了后工業社會的三種強迫類型:重復強迫、消費強迫、輿論強迫。在三者之中,輿論強迫最為嚴重。一部新作問世之前與之后,為了獲得預期的社會反響與經濟效益,無孔不入的大肆渲染與媒體炒作,對公眾產生一種難以有效抵御的誘惑力,文學的媒體化特征也浮出水面。這種宣傳本身借助現代傳媒具有一種內在的強制力:“在消費強迫背后還有一種更為深層的強迫,我認為是最嚴重的強迫:輿論強迫。它并不產生于命令,相反被信息政策甜蜜的禮物蒙上了一層好看的色彩。今天所有人都總是處于一種我們不可能避免的信息洪流之中……這種情況的后果就是輿論強迫,因為信息不是直接地,而是借助于其他手段傳遞過來,信息并非由我和你之間的談話傳播,而是通過有選擇的組織:報刊、書籍印刷、廣播電視。”(伽達默爾“現代社會的消費類型”,《贊美理論——伽達默爾集》,第131頁,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大眾傳媒對文學與公眾的影響力日益凸現,成為促進或阻礙文學發展與繁榮的不可忽視的核心因素之一。
  新時期以來,文學的發展就體現為由主流意識形態制約性向技術意識形態操控性的轉變,即由政治意識形態到媒介意識形態的轉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文學的發展與繁榮除了以往所注意到的諸多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而又被忽視的因素,這就是權力話語與主流意識形態掌控下的文學體制的功能對文學的巨大影響。文學體制包括文藝政策、文學領導機構,文學媒體以及評獎制度等,主流意識形態與權力話語主要通過它們來實施自身的意圖。在這種文學體制的運作模式下,文學首先要處理的是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文學的政治化自然就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特征。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環境的整體變化,文學的意識形態性逐漸淡化,文學的商業屬性逐漸強化,原有的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文學體制也難以發揮其有效性,代之而起的是市場化、商業化的運作模式。
  國家盡管在1983年底就曾發文要求絕大多數刊物“自負盈虧”,但直到1992年后才作為一項文化政策全面開始實施。作家、文學刊物、出版機構原則上不再依靠國家資助,都要進入市場,通過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樣,文學從生產、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都要通過市場來運作,其商業性特征就開始突顯出來。大眾傳媒與文學出版機構在這種市場化力量的驅策下,就由原來的“幕后”走到了“前臺”,自身的主體性得到了空前加強,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并以此來影響文學的發展。比如《山花》主編說:“策劃的導向作用貫穿于組稿、選稿、發稿的全過程。可以認為,對刊物創新的成功策劃是編輯創造性精神活動的重要成果”;《青年文學》主編說:“我們根據讀者的要求,主動找作者并引導他們創作。雜志體現的是辦刊人的想法、理念和品位”;《收獲》編輯說:“90年代以來的小說寫作的繁榮是一種極其虛假的現象。主要是話題的繁榮,而非小說寫作的繁榮。我了解文學雜志的‘行規’,雜志需要制造一些話題來擴大自己的影響。話題的影響力往往大于小說作品本身的影響。同樣,作家的名氣有時會被人們看得比作品本身的名氣更重要。”最直接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大眾傳媒與現代出版機構直接介入和參與甚至“制造”文學現象及文學思潮,比如,新寫實文學思潮、女性文學思潮、網絡文學思潮等都體現了這個特點。在全球化時代,現代傳媒業的高度發達,更促成了它在現有文學活動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與功能。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不僅作家需要包裝,作品需要包裝、宣傳、炒作,而且也要充分調動讀者、引導讀者。無疑,大眾傳媒已滲透到了文學活動的各個層面,對文學的影響力也日漸壯大。
文藝報L京③J1文藝理論張永清20032003 作者:文藝報L京③J1文藝理論張永清20032003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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