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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正義:發展中國家的視點
環境正義:發展中國家的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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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環境與發展是當代國際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確當的環境倫理思想是指導和解決環境與發展之間矛盾的理論武器。
    環境倫理思想自20世紀上半葉在西方發達國家產生以來已形成較為完備的理論形態,出現了較為清晰的兩大流派,即以諾頓、墨迪等為代表的人本主義環境倫理學和以辛格、泰勒、羅爾斯頓、納斯等為代表的自然主義環境倫理學。西方的環境倫理思想對全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發生一定的影響。然而,當代西方的各種生態哲學體系主要是面對西方的具體情況,適應西方的社會體制,在西方的歷史文化基礎上提出來的,雖然在全球具有廣泛的價值意義,但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如他們對環境倫理普適性的過分推崇,使得環境倫理本身有意無意忽視、淡化和掩蓋在環境問題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本質區別;他們對“反增長哲學”的欣賞表明他們根本無視處于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以至使環境倫理可能陷入”倫理的不倫理性”困境。
    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已經意識到現有的西方環境倫理思想并不完全適應于發展中國家。印度的古哈(R.Guha)對納斯的深生態學提出了批評,認為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的這套理論及其應用是對第三世界的傷害。他說,深生態學那種強調荒野的重要性、主張建立更多的荒野區的做法,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來說也許是適宜的;因為西方人可以同時享受經濟增長的物質利益和未被污染的自然的審美利益,但把這種做法推廣應用于第三世界則是有害的,因為第三世界人口稠密,建立大規模的荒野區會使許多人的生計失去保障。我國學者也較早意識到,在當代西方環境倫理思潮中,夾雜著一些環境利己主義觀念。王正平教授指出,有些西方學者,或者赤裸裸地站在西方發達國家既得利益的立場上,鼓吹為了維護“富國”的現有生活方式,不惜犧牲“窮國”的生存權利;或者以“全球問題”、“環境共有”為名,粗暴地干涉發展中國家按照本國的環境與發展政策開發利用本國的自然資源的權利,反對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本國的經濟和技術;或者以人類環境文明的“救世主”自居,不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的巨大差異,把自己的環境道德標準和行為方式強加給發展中國家,壓抑發展中國家人民環境道德進步的歷史主動性。這些西方環境利己主義的道德觀念,是與人類道德文明的共同進步背道而馳的,在實踐上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全球的環境保護事業。雷毅博士認為,正確認識和處理國際公正問題是有效解決環境問題的基本前提。環境事務上的國際公正問題至少涉及三個相互關聯的方面:環境資源所有權或分配方面的公正;依托于環境資源的經濟利益獲取和經濟成本承担方面的公正;為保護環境而建立的國際經濟、政治制度方面的公正。由此看來,在當代環境問題上,人們不能不首先弄清:究竟是誰之環境?誰之正義?
    少數西方學者如阿提菲爾德(R.Attfield)、哈珀(C.Harper)也提到過,西方環境倫理忽視了只有一個地球但有兩個世界的事實。辛格認為,富人幫助窮人有兩條原則。一是強式原則:如果我們有能力阻止某些悲慘的事情發生,同時又不會犧牲我們與之大致相當的重要利益,那么,我們在道德上就應阻止這些事情的發生;二是弱式原則:我們應阻止悲慘事件的發生,如果我們在這樣做時不會犧牲我們的任何一種具有道德意義的利益。亨利·蘇(H.Shu)提出了維護國際環境正義的三大平等原則:(1)如果一方在過去的歲月里未經對方同意就把某些成本強加給對方,從而不公平地獲得了某些好處,那么,為了恢復平等,被單方面地置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就有資格要求,在未來的歲月里,占了便宜的一方應承担某些不對等的、至少與他們以往獲得的好處相當的責任。(2)在一個由不同集團組成的社會中,如果大家都有義務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出力,那么,那些擁有資源最多的一方通常都應出力最多。(3)假如某些人缺乏足夠的享有尊嚴的生活所需的資源,而其他人擁有的資源又遠遠多于享有尊嚴的生活所需,而且,人們可以獲得的資源總量又如此之多,以至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足夠的資源,那么,我們如果仍不能確保每一個人擁有最低限度的資源,那就是不公平的。然而,總體地看,西方環境倫理思想并沒有對這些公正問題做出恰當的回答。
      二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探究國際層面的環境正義問題,建構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倫理模式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它是基于發展中國家環境與發展矛盾的特質而提出來的。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貧困與環境、人口與經濟、發展與環境、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雙重壓力:既要加速現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要避免現代化的負作用;既要維護發展主權、爭取發展機會又要對子孫后代、對全球環境的安全承担責任;既要參與經濟全球化,又要防范西方某些國家利用不平等國際秩序造成的傷害。而西方學者不可能為我們做出設計,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似乎主要還沉浸在譯介、闡發西方環境倫理的一般思想中(這也是必要的),還沒有著手系統地從事該課題的研究。鑒于此,筆者以為,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看,國際層面的環境與正義問題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面需要深入進行道德批判和倫理辯護:
    1.關于批判接受西方環境倫理思想。最早誕生在西方的環境倫理思想是倫理學的進步,是達致人與自然和諧的必要理論準備。這一思想有著其合理性、深刻性,然而,當前發展中國家對它的局限性則缺少深入的反思和合理的批判。事實上,無論是人類中心論還是自然中心論,總體上都是從屬于并服務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環境保護運動的。人類中心論者一味強調和注重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沒有進一步揭示現實世界人類共同利益與各國利益的矛盾統一關系,沒有揭示被掩蓋或淹沒在“人類的共同利益”之中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自然中心論者一味強調環境倫理學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不是人的利益,而是自然生物共同體本身的“和諧、穩定和美麗”,沒有進一步揭示現實世界中環境與發展的不同意義,以及被掩蓋或淹沒在“自然生物共同體的利益”之中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因而,批判地接受西方環境倫理思想,是建構發展中國家環境倫理思想的必要前提。
    2.關于可持續發展思想的辯證思考。與其說發展是時代的主題,不如說發展是時代的難題或問題。“發展就是進步的,發展就是倫理的”,關于發展的這種傳統觀念使得發展本身逃逸在哲學的反思之外。然而,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嗎?發展就是天然合法嗎?發展就是普遍公正嗎?發展就是必然良善嗎?答案是否定的。發展應當接受倫理的檢視和道德的批判。可持續發展思想是對舊發展觀的空前反思,目前已被全球普遍接受。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也已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但是,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中卻遭遇到實踐層面和理論層面的嚴重障礙和制約。在實踐層面,可持續發展的矛盾主要表現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個利益集團,以及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出現的價值沖突和優先排序問題中。1972年第一次環境大會以后的30多年來,自然環境不是越來越好,而是越來越惡劣。發達國家在既得利益上不肯讓步,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又難以逃避環境代價,再加上國際協調機制的軟弱無力,這導致全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日益艱難。從理論上看,人們往往把可持續發展當作一個無需清算的自明的規定,把研究的重點從各自領域集中在可持續發展“如何可能”的問題上,卻忽略了對可持續發展本身所賴以成立的前提進行反省,即忽略了可持續發展“是否可能”的問題。而實際上,可持續發展思想所隱含的理論前提是值得反思和探究的。比如,關于可持續發展的預見力問題,關于可持續發展的代價性問題,關于環境在可持續發展觀念中和在傳統發展觀中的本質區別,等等。從此層面看,我國政府提出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就是意圖修正這些破缺,因而具有深厚的倫理意蘊。科學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和更為準確的表達。它以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為發展方式,把以人為本,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目的,實現了發展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統一。
    3.關于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倫理問題。理論上,關注國際層面的環境與正義的邏輯框架至少包括理論支點(如發展權利、自然權利、自然價值、對自然的義務)、基本理念(如發展機會平等、生態國際公正、人類共同利益)和操作原則(如綠色政治、陽光經濟、控制人口、維護和平)。在具體問題上,發展中國家追求的國際層面的環境倫理觀所涉及的問題主要有:第一,貧困與環境問題。貧窮本身就是一種惡,是發展中國家的最大難題。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惡化主要是由貧困造成的;環境的惡化又進一步加劇著貧困。發展中國家反貧困與環境保護應當在制度公正、倫理創新和經濟正義等非經濟性方面做出變革。第二,人口與環境問題。在發展中國家,人口過多是環境惡化的重要癥候,也是帶來其他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經濟、政治等問題的直接原因。過多的人口不僅加劇著他們原有的貧困狀況,而且惡化著他們本來就脆弱的生態環境。在發展中國家還普遍存在一些落后、陳舊的人口價值觀,如重“多”輕“少”,重“生”輕“養”,重“男”輕“女”,重“壯”輕“老”,重“城”輕“鄉”,重“權”輕“責”。如果我們不能認識人口問題與環境問題的內在關聯性,不能確立合理的生育倫理觀,并有效地解決人口問題,就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第三,綠色壁壘與環境保護。綠色壁壘,就其實質內容而言,是環境與貿易的相容問題;從其所隱含的深層性質來透視,是一個涉及多重貿易主體(其中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關于發展與環境之間的尖銳矛盾的問題,是新、舊倫理價值觀(其中主要是環境倫理思想與功利主義)激烈交鋒、對陣的問題。能否跨越“綠色”屏障,關系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命脈和發展前途,關系到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也關系到全球經濟與環境正義的實現。跨越綠色壁壘的倫理原則主要有共識性原則(共同責任、差異責任、合作義務),禁止性原則(反對干涉內政、禁止污染轉移、反對濫用資源)和命令性原則(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給予非歧視性待遇、平等享用全球公共資源)。理論建構中要辨明發展中國家如何把握對發展與環境、自己與他人、現在與未來、民族與全球的責任和義務,如何既要維護民族利益又要防止民族主義傾向等等問題。
    4.關于中國的環境倫理問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根據自己的文化傳統、社會體制和特殊問題,建構中國特色的環境倫理,處理好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不僅對于中國自身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對全球的環境保護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誠如羅爾斯頓坦言,除非(且直到)中國確立了某種環境倫理學,否則,世界上不會有地球倫理學,也不會有人類與地球家園的和諧相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所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發展欲望濃烈,可持續性觀念尚在確立;政府的可持續發展意識強烈,民眾的可持續發展意識淡漠;環境權利觀念發展迅速,環境責任意識相對遲緩;傳統倫理觀念堅固,環境倫理觀念難以踐履;工業文明意識突出,生態文明仍需澄明。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中國政府認識發展的新的里程碑,是引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思想,也是中國環境倫理學的基本理念。
    總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不存在普適性的環境倫理思想,不同的經濟狀況、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社會心理等決定了發展中國家應有適合自己發展的環境倫理理論;然而,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要在人類共同利益的觀照下提出實現環境倫理的形式,這種形式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具有適應發展中國哲學動態京27~30B8倫理學曾建平/彭立威20042004無論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集體主義,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集體主義,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都是其核心的價值取向,除此而外,集體主義還有基本的價值規范。因此,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主義的基本價值規范將是本文的著力點。本文的寫作得到“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經費資助。曹明德/邵方/王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Surmounting Mood
   LIU Da-chun
   Graduate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曾建平,江西師范大學倫理學研究所。(江西 南昌 330027);
    彭立威,湖南師范大學環境教育中心。(湖南 長沙 410006) 作者:哲學動態京27~30B8倫理學曾建平/彭立威20042004無論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集體主義,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集體主義,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都是其核心的價值取向,除此而外,集體主義還有基本的價值規范。因此,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主義的基本價值規范將是本文的著力點。本文的寫作得到“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經費資助。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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