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字體    

現代化理論:從斯梅爾瑟到布萊克和貝爾  ——再論美國發展社會學的主要理論流派
現代化理論:從斯梅爾瑟到布萊克和貝爾  ——再論美國發展社會學的主要理論流派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現代化理論流派,源起于美國學術界試圖解答兩個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關系的“世界性”命題:西歐北美國家為何得以率先實現現代化?發展中國家如何盡快實現現代化?顯然,這是對“韋伯命題”的一種理論拓展與反撥。為此,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紛紛涉足其間,從而涌現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現代化理論”或“發展理論”。按照日本著名社會學家富永健一的理論劃界標準,現代化研究,既可屬于跨學科的“領域學”,又可屬于專門化的“學科學”。[1]發展社會學這一“學科學”視野研究,也有兩大理論取向:一是著重從社會組織制度的“宏觀社會學”角度,如本文將要論及的三位理論代表人物;二是著重從社會心理的“微觀社會學”角度,如D·勒納和A·英克爾斯等。前者主要繼承現代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與方法,后者主要沿襲現代社會行為主義[2]的思想傳統。與先前研究的主旨一樣,[3]本文的重點不是從社會學學說史角度全面系統地考察現代化理論的思想淵源、理論體系、嬗變興衰以及學術歷史地位,而是以N·J·斯梅爾瑟(Neil·J·Smels-er,1930—)、C·E布萊克(Cyril·E·Black)和D·貝爾(Danuel·Bell,1919—)這三位繼起性的主要理論代表人物為線索,批判地分析現代化理論中有助于發展社會研究的若干重要理論范疇、命題和方法的演進,以求拓展我們的學術視野。
   斯梅爾瑟:從“社會分化”到“社會變遷的連續性”
  美國發展社會學家D·J霍布斯認為,“現代化理論流派”是從關于西歐工業革命歷程研究,或者關于發展中國家的某些范例研究起步的。[4]斯梅爾瑟的現代化理論就是一個典型例證。與K·戴維斯、W·穆爾和M·J·利維等國際著名學者一樣,斯梅爾瑟早年從師于T·帕森斯,并與其合作發表《經濟與社會》(1956),因而熟諳現代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底蘊。但與其老師所不同的是,斯梅爾瑟對社會沖突及其理論非但不予以排斥,反而加以創新性兼容,并據此發表了卓有學術影響的力著《工業革命中的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959)和《經濟生活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1967)。這兩本著作運用結構功能分析方法和在《經濟與社會》中所形成的有關理論,深入考察了1770—1940年間英國工業革命歷程和廣泛綜合了有關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社會變遷與發展的重要理論命題,從而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現代化理論”,因此和W·穆爾、B·F·霍斯里茲和M·J·利維等人一樣,被認為是現代化理論研究的創始人之一。[5]
  社會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現代化的初始性命題。現代工業社會是從傳統農業社會發展而來,這似乎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社會規律。然而,現代化的始發動因與發生機制究竟是什么?這卻是長期以來現代化研究中一個疏于深化的重要理論問題。用單純經濟意義的工業化等同或替代社會整體意義的現代化,就是一種相當流行的理論觀念。從溯本清源的意義上說,深入探尋現代化浪潮的源頭,比簡單描述現代化浪潮本身更為重要。
  在斯梅爾瑟看來,解開現代化的緣起之迷,應以隨著工業革命而高度發展的專門化分工分業及其社會效應為出發點。工業化所引發的社會分工分業,不僅是自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以來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學家都不同程度論述過的理論問題,而且是F·滕尼斯和E·迪爾凱姆等經典社會學家曾深入研討過的重要課題。深受K·馬克思和E·迪爾凱姆斯的學術影響,并對經濟學具有較深造詣的斯梅爾瑟,則獨具匠心地著力研究工業革命所引發的專業化社會分工分業的雙重功能:對傳統農業社會整合模式的解體和對現代社會組織制度的創新。斯梅爾瑟對工業革命的社會學意義的敏銳而準確的把握,可用工業化史國際知名學者保爾·芒圖的一個著名論斷來印證:“工業化不僅是指技術、裝備,它首先是一種制度。”[6]本文第二部分將要論及的布萊克也認為:“現代功能對傳統體制的沖擊就是現代化進程的核心。”[7]為了正式定義社會分化,斯梅爾瑟對現代化發軔時期的經濟過程分化、家庭組織分化、宗教制度分化和社會分層制度的分化等主要的社會結構側面進行了分類實證研究,據此認為,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社會分化,即社會結構分化是這樣一個過程,借助這個過程“從一個社會角色或組織…分化為兩個或兩個以上能充分有效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揮功能的角色和組織。這些新的社會單位在結構上互不相同,但在功能方面卻結合成一個整體,能象分化前的那個整體單位那樣發揮功能。”[8]在1976年修訂發表的第二版《經濟生活的社會學》一書中,斯梅爾瑟將“社會分化”概括為研究現代化的一個普適性初始理論命題:“總之,在任何情況下,結構分化這一概念都為度量經濟和社會結構的發展程度提供了一個尺度。”[9]
  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現代化的繼起性命題。在斯梅爾瑟的現代化理論體系中,社會分化不是一個充要性命題。繼社會分化之后,斯梅爾瑟又提出了“社會整合”這一理論命題。在他看來,隨著從單一同質性社會迅速轉向多元異質性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有必要在社會利益分化和社會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的基礎上,重建新的社會整合機制。高度關注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整合問題,不是斯梅爾瑟的理論獨創,而是迪爾凱姆和帕森斯長期高度關注的一個社會學主題。斯梅爾瑟的理論貢獻在于,將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這兩個重要命題辯證統一于現代化進程之中,并力圖揭示兩者之間的具體轉換機制。斯梅爾瑟認為:“現代化過程是一個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之間對位性相互作用的過程。”并據此認為,從某一社會分化始點到某一社會整合終點,期間通常經過七個階段:(一)社會分化的緣起。導致社會分化的社會不滿的產生有多種原因,可能由于社會階級地位的不平等,也可能由于人力資源、資本的配置與使用不當以及經濟組織的低效率。無論社會不滿的具體焦點是什么,它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二)社會動亂征兆的顯現。在有效解決社會不滿問題的制度創新實施以前,社會動亂的征兆已經顯現在社會生活的有關方面。(三)社會緊張的控制。一系列社會機構及社會力量參與加緊社會控制,以防止社會動亂惡化為社會崩潰。(四)制度創新方案的制定。從時間上看,制定制度創新方案與加緊社會控制同步進行;從內容上看,制度創新方案包含著以興利除弊原則對原有分工分業方式進行社會重組。(五)社會分化的發展。實施制度創新方案,將導致更高程度的社會分化。(六)企業家的創新實踐。企業家將制度創新方案作為重組生產的基礎付諸實踐。(七)社會整合的形成。上述過程若能成功,企業家的努力將導致生產、資本和利潤的急劇增長,新的社會重組過程也將逐步轉為常規并與原有社會組織結構相兼容。
  社會變遷的連續性(Continuity of Social Change):現代化的綜合性命題。斯梅爾瑟深知,經過上述七個連續性階段,從某一社會分化始點到達某一社會整合終點,只是一種期望性的理論模型,而社會變遷中動亂與沖突頻繁發生的事實證明,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之間往往缺乏一種連續性,“因為分化和整合在社會內部不同部分的發展程度不一,引起各種社會緊張,其結果就是社會動蕩不安和群體沖突。”[11]“社會動亂與沖突,這是分化與整合之間的不連續性所造成的結果。”因此,斯梅爾瑟強調指出:“分化、整合、動亂與沖突”“就研究社會變遷而言,三者缺一不可。”[12]為了探討社會變遷的連續性,斯梅爾瑟從社會結構的復雜程度、社會變革的范圍與速度、社會民主化程度、社會利益分異程度和外國勢力滲入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導致會分化與社會整合之間不連續性的影響因素,[13]并強調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政府的主導地位與作用。[14]
  綜上所述,斯梅爾瑟圍繞以工業化為前導的現代化發軔時期的社會變遷,形成了“社會分化”、“社會整合”與“社會變遷的連續性”等重要理論命題。從發生學意義上看,斯梅爾瑟的這些理論命題并沒有超越迪爾凱姆和帕森斯等社會學思想大師所確定的研究主題范圍。但這些理論命題與現代化這一急劇變革的社會發展過程相結合,就產生了新的理論啟發效用。“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及其良性互動關系,不僅成為度量現代化發展程度的重要尺度,而且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無法回避的特定主題。關于“社會變遷的連續性”的大量社會反例,對于那些僅僅關注現代化的“進步效應”的探求者們,無疑具有超前性的理論警示意義。布萊克就曾專門論述過“現代化的陣痛”。他清醒理智地指出:“現代化是一個創造與毀滅并舉的過程”“現代性帶來的問題與其所提供的機會一樣大。”[15]從上述意義上說,斯梅爾瑟的理論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布萊克:從“現代性”到“比較現代化”
  與斯梅爾瑟和貝爾這兩位社會學家不同,布萊克是一位國際赫赫有名的世界史學家,他的《現代化的動力》(1967)和他主編、參與編寫的《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一份進行比較的研究報告》(1975)和《中國的現代化》(1982)等著作,即使在中國有關現代化研究學者中也早已是眾所周知。將布萊克的現代化理論置于發展社會學的考察坐標,基于如下兩個理由:
  第一,從研究方法上,布萊克提供了一個史學研究“社會學化”的成功范例。國際著名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論述“社會學和人類學對歷史學的貢獻”時曾經指出:“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社會學和人類學在觀點上與歷史學最為接近”,其差別不在與目標和對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對于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來說,科學性——按照愛因斯坦的定義,是通過把‘個別經驗’和‘理論結構聯系起來,從而努力將我們雜亂無章和五花八門的感覺經驗去對應一種邏輯上統一的思想體系’——卻是研究工作的實質所在。”因此,他主張,要恢復史學研究“科學精確性的理想”,就要借鑒社會學方法。[16]凡研讀過布萊克有關現代化研究著作的學者,都會對其采用結構功能主義的社會學方法留下深刻印象。在布萊克看來,“把現代化看作為一個傳統體制適用于現代功能的過程是很有用處的,只要對功能方法內在的問題作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并非所有的問題都應從功能和結構的角度來研究,但從這個角度來研究,可能是最富成效的方法。”[17]
  第二,從研究內容上,布萊克提供了一個“集大成”的比較現代化研究范式。研讀布萊克的著作即可發現,從現代化的特性表征到現代化的階段劃分、從比較現代化研究范式的確立到各國現代化范型的歸納、從國際現代化的比較研究到世界現代化的未來展望,其內容之廣博、其理論之系統,確實為現代化研究提供了一個入門津梁。從某種意義上說,推動現代化研究的深入與創新,須跨越布萊克現代化理論這個學術門檻。
  現代性:國際依賴、政治發展、經濟增長、社會整合與科技革命。對于現代化這一內容廣泛、形式多樣、變動不居和影響深遠的社會發展進程來說,即使一個包容性再強的理論定義,也都不可能絕對令人滿意。而現實可取的研究方法就是,嘗試用相對靜止而有限的概念來把握絕對變動而無限的對象。布萊克認為:“現代性”(Modernity),就是“用于描述那些在技術、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最先進國家的共同特征”,而“現代化”(Modernization)就是“用于描述這些國家獲得這些特征的過程。”布萊克進而認為:“這種現代性的概念,一旦被看作一種模式或一種理想類型,便會當作一種衡量任何社會的尺度來使用。”[18]顯然,布萊克關于“現代性”和“現代化”的理論主張,不僅比利維那個“經典性”的技術主義的現代化定義更具有理論容涵與解釋力,而且在《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和《中國的現代化》這兩部名著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最好把現代化看作是涉及社會各個層面的一種過程”,“我們從國際環境、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及經濟增長、社會整合、知識和教育這五個方面來考察各種變化,力求繪出一幅完整地描畫這種相互關聯、多向轉變的圖象”;“這些主題提供了一種框架,它使我們能夠以一種寬泛而系統的方式去考察現代化文獻所提出的許多重要問題。”[19]從美國社會學的實證研究傳統看,布萊克關于“現代性”和“現代化”的理論主張,只是對現代化過程主導層面因素(“關鍵變項”)的一種結構功能主義界定,還沒達到可以具體量化的指標體系程度。但其學術價值在于,不僅為對現代化進一步操作量化研究奠定了方法論基礎,而且為深入分析現代化的內在機制和發展趨向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理論視角。布萊克及有關現代化學者也曾據此探討了一系列相應的指標體系。[20].
  現代化的階段:挑戰、強固、轉變和整合。雖然存在一些理論局限,但與現代化的“關鍵變項”一樣,現代化的“三階段模型”(傳統、過渡和現代),也被視為現代化理論流派的一個重要成果。正如現代化理論流派把焦點放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階段一樣,布萊克也把現代化的階段劃分作為一項重要的研究內容。在他看來:“現代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自身沒有界限分明的階段。但是,為了便于敘述和分析,不妨把它劃分成幾個階段”。[21]布萊克進而認為:“我們可以把所有建設現代化的社會所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歸于四個階段:(一)現代性的挑戰;(二)現代化領導的強固:(三)經濟和社會的轉變;(四)社會的整合”。[22]在對日本和俄國這兩個“成功的”現代化后來者進行研究之后,布萊克又提出了一個“三階段模型”:“現代化變革準備階段”、“現代化變革實施階段”和“高度現代化階段”。[23]認真研析即可發現,布萊克的上述兩種階段劃分是基本對應的,而“現代化領導的強固”不僅作為衡量“現代化變革準備階段”向“現代化變革實施階段”的轉變標志,而且構成布萊克的比較現代化研究范式的一個重要依據。
  比較現代化研究范式:“共時態”結構分析與“歷時態”發展研究相結合。現代化既是一個涉及內容廣泛,也是一個時間跨度長久的社會發展過程。因此,如何有效地解決比較現代化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方法的相對機械靜止的理論局限,一直是發展社會學研究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與那些簡單機械地羅列現代化的某些特征指標的現代化學者不同,布萊克關于170多個國家現代化的比較研究,既充分發揮了結構功能主義方法的理論特長,又充分展示了他作為一位史學家所具有的歷史縱深感,從而在“歷史與邏輯一致”的基礎上,形成了“共時態”結構分析與“歷時態”發展研究相結合的比較現代化研究范式。
  開展現代化比較研究的首要理論問題,是確立一個有效的比較標準。如前所述,在論述“現代性”命題和建立現代化分析框架時,布萊克提出了“國際環境、政治發展、經濟增長、社會整合與科技革命”等五個“關鍵變項”。但他認為,這些“關鍵變項”對于建立比較現代化研究范式的作用是不能等量相觀的。在布萊克看來,“無論對于現代化的先行者還是對于后來者而言,現代化過程實質上都是一種國內轉變”,[24]現代化“必須由每個社會的成員自己來改變他們的社會以前的制度”。[25]因此,在考察了“國際環境”這一“現代化的外來挑戰”之后,就應從“政治發展、經濟增長、社會整合與科技革命”這四個領域深入研究每個國家內部的情況。[26]進而,布萊克從現代化“關鍵變項”排序與現代化階段劃分的結合上,將“政治發展”作為比較現代化研究范式的主導標準。布萊克所說的“政治發展”,“不僅包括通常意義上的政府也包括對公共政策各個領域的抉擇”,“首先關注的是公共政策和社會的組織”。[27]顯然易見,這是一種以“政治現代化”為基軸的比較現代化研究范式。綜上所述,相比其它比較現代化研究范式來說,布萊克的以“政治發展”為主導標準的比較現代化研究范式,具有如下四個方面的合理性:
  (一)有助于揭示現代化諸多“關鍵變項”之間的本質聯系。在布萊克看來,如果從諸多“關鍵變項”“一齊入手探討現代化,那只能以犧牲許多本質的相互關系為代價來獲取一定程度的明晰性。這些方面不能以相同的速率或同樣的方式產生影響,它們在不同的社會也未必發生同樣的相互關系。”[28]由此可見,探尋現代化的普適性規律,是布萊克比較現代化研究的首要理論追求。
  (二)有助于從全局上、整體上透視現代化過程的復雜性。布萊克認為:“盡管現代化的每一方面因其代表著探索同一現象的不同角度所以可望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其他各個方面,但能為一個社會提供組織基礎的卻是政治。”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綱領往往包涵著人類經驗的各個方面,一種政權往往會給整個文化打上自己的特殊印記。”因此,強調“政治發展”作為比較現代化研究的主導標準,不僅“涉及了歷史發展、民族建設和國際關系方面的框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以文化、經濟、社會標準為基礎而將各個社會組合起來”。所以它“是現代化過程在其中展開自己全部復雜性的框架。”[29]
  (三)有助于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展示現代化的動態特性和發展機制。“現代性的增長和傳播從其政治方面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為此,在從挑戰、強固、轉變和整合等四個階段的起承轉合過程中詳盡闡發現代化的動態特征和發展機制之后,布萊克強調指出:“政治發展”能為現代化的“分析、比較和分期提供最為恰如其分的框架。”[30]
  (四)有助于探討世界現代化潮流中的各國民族特色。在探求現代化的普適性發展規律的同時,強調現代化模式的多元化,始終是布萊克比較現代化研究的一個重要主張。布萊克認為,從發展模式看,“現代化的后來者沒有一個會造出與先行現代化的社會一模一樣的現代體制”;從發展過程看,將現代化“四個階段作一區別并不是說所有的社會都會并駕齊驅地經過這四個階段”,“這四個相繼階段的邏輯聯系必須要在發展水平相互迥異的領域里來考察,每一社會的現代化必須根據其自身的傳統遺產、資源和領導來理解。”[31]顯然,從探索現代化發展規律及其具體機制這一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規范要求說,布萊克力求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同中求異”,顯然要比那種片面強調單一的現代化“趨同論”更為科學合理。
   貝爾:從社會“中軸原理”到“后工業社會”
  從世界范圍和歷史進程看,現代化既包括“欠發達社會”獲得“較發達社會”先進性共有特征的過程(“現代化的初級階段”),也包括“較發達社會”繼續獲得最先進性共有特征的過程(“現代化的高級階段”)。與斯梅爾瑟和布萊克不同,貝爾的理論研究重點在于后者。1973年,貝爾以美國為例發表了《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系統提出了關于“后工業社會”的發展理論和發展政策,從而使美國現代化研究形成了一個更加完整的理論體系。
  社會發展預測的客觀基礎與政策意義。工業化以后的未來社會是怎樣的?這是發展社會學所高度關注的另一大課題。與那些否定社會發展的可預測性而局限于現代化“關鍵變項”解釋的學者不同,貝爾認為,社會發展預測具有兩個客觀基礎:一是規律性與重復性,另一個是連貫性與持續性。用他的話說:“只要存在規律性發展和重復出現的現象(那都是罕見的),預測就有可能;或者存在持續發展趨勢——這種趨勢的方向(不一定是確切的軌道)可以用統計的時間序列加以測定,或者可以排列成歷史發展趨向——那么,預測也是可能的。[32]據此,貝爾進一步指出,社會發展預測的政策意義在于通過探索“社會結構”的變化趨勢及其意義和后果,“說明政策決定能夠發揮效用的限度或者范圍。”[33]貝爾所說的“社會結構”具體包括“經濟、技術和職業制度”。[34]他的“后工業社會”發展理論與發展政策,就是以此為出發點的。
  中軸原理:理論知識處于中心地位,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在貝爾看來,“工業社會是機器和人協作生產商品”,與此不同,“后工業社會是圍繞知識組織起來的,其目的在于進行社會管理和指導革新與變革”。貝爾所說的“知識”,是指“編纂成抽象符號的系統以后,可以同任何規律體系一樣用來說明許多不同領域內的經驗”。理論知識之所以成為“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是因為現代社會需要對極其復雜的變革進行管理、預測未來和制定計劃。[35]在從科學與技術、理論與政策等方面詳細闡述了這一社會需求之后,貝爾進而強調:“理論知識正日益發展成一個社會的戰略源泉,即中軸原理。而大學、研究機構和知識部門等匯集和充實理論知識的場所則成了未來社會的中軸結構。”[36]
  后工業社會:五大特征和三大危機。在突出強調“中軸原理”這一主導特征時,貝爾還具體闡述了“后工業社會”的其它四大特征:(一)經濟方面:從產品生產經濟轉變為服務性經濟;(二)職業分布:專業與技術人員階級處于主導地位;(三)未來取向:對科技發展進行規劃與控制;(四)制定決策:創造新的“智能技術”。與斯梅爾瑟和布萊克沒有僅限于現代化的“進步效應”一樣,貝爾也看到了“后工業社會”的深刻危機。按照貝爾的觀點,社會可以劃分為三個組成部分:社會結構、政體和文化。每一個方面都有一個不同的“中軸原理”在起支配作用。在現代西方社會,社會結構的中軸原理是經濟化,按照“合理化”和“效率”原則分配資源;政體方面的中軸原理是參與管理,其方式有時候是經過動員或有控制的參與,有時候是自下而上要求的參與;文化方面的中軸原理是實現自我并加強自我的愿望。據此,貝爾指出,過去這三個領域是由一個共同的價值體系來維系的,但在“后工業社會”這三個方面正日益趨于分裂,而且這種分裂還要擴大,由此勢必導致專業職能、政體管理和文化價值等三大社會危機。[37]
  綜上所述,貝爾關于工業化以后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及其意義和后果的研究,不僅豐富和深化人們對現代化全過程的理論認識,而且對作為現代化后來者的發展中國家如何重視和運用科技革命成果以盡快形成趕超現代化先行者的“后發優勢”,也具有政策啟發作用。貝爾強調社會“中軸原理”的“趨中性”,[38]并據此突出世界現代化的共性規律,這對不同民族社會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大膽借鑒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來說,具有科學合理的一面。但必須指出的是,貝爾以此掩蓋資本主義財產關系方面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與沖突,進而認為“后工業社會”是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型社會制度,[39]顯然是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辯護的。貝爾這種只強調“趨同”而不強調“趨異”的現代化發展觀,即使在美國社會學界也遭到了批評。羅伯特·海爾布羅納就曾指出:“無論我們還要對后工業社會的未來說些什么,我們都應該把后工業社會看作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而不是資本主義‘以外的’一步。”[40]也許對現代化“趨同論”的比較全面客觀的評論,是世界現代化著名學者威爾伯特·穆爾的看法。他在《世界現代化:趨同論的局限》(World Modernization:The Limits of Convergence,1980)一書中自問自答了兩個問題:所有的社會是否變得更相象?所有的社會是否具有一個共同的終點?對前者他回答:是;對后者他回答:不。[41]
  注釋:
  [1]富永健一教授認為:所謂“學科”,“是指認識和系統化原理的特定化”;所謂“領域”,“是指認識和系統化的對象的特定化。”參見[日]富永健一主編 孫日明 揚棟梁譯:《經濟社會學》,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5—6頁。
  [2]參見待發表拙文:《現代社會行為主義:從馬丁代爾到霍曼斯和布勞——四論美國發展社會學的主要理論流派》。
  [3]參見葉克林:《現代結構功能主義:從帕森斯到博斯科夫和利維——初論美國發展社會學的主要理論流派》,載《學海》1996年第6期。
  [4][美]D·J·霍布斯:《社會變遷:幾種當代社會學觀》,G·M比德等編:《關于發展的社會學視野》,衣阿華州立大學出版社1971版,第22頁、第25頁。
  [5][美]戴維·波普諾著:《社會學》第五版,第95頁,普倫蒂斯—霍爾出版公司(新澤西)1983年。
  [6]轉引之錢乘旦 陳意新著:《走向現代國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340頁。
  [7][15][17][18][22][27][28][29][30][31][美]C·E·布萊克著:《現代化的動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76頁、第36—46頁、第61頁、第9—10頁、第95頁、第87頁、第79頁、第81—83頁、第120—121頁、第121—122頁。
  [8][美]N·J·斯梅爾瑟著:《工業革命中的社會變遷》,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芝加哥)1959年版,第2頁。
  [9][11][12][13][14][美]尼爾·斯梅爾瑟著 方明 折小葉譯:《經濟社會學》,華夏出版社1989第3月版,第171頁、第169頁、第185頁、第186頁、第179頁。
  [1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 揚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76頁、第78—79頁。
  [19][24][26][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月版,第4—15頁、第17頁、第10—11頁。
  [20][美]C·E·布萊克著:《比較現代化》,第148頁,自由出版社(紐約)1976年。
  [21][23][25][美]西里爾·E·布萊克等著 周師銘等譯:《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商務印書館1984年6月版,第21頁、第26—29頁、第24頁。
  [32][33][34][35][36][37][38][39][美]丹尼爾·貝爾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商務印書館1986年12月版,第8頁、第11—12頁、第18頁、第26—27頁、第27—34頁、第18—19頁、第15—17頁、第535頁。
  [40][美]羅伯特·海爾布羅納等著 俞天新等譯:《現代化理論研究》,華夏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2頁。
  [41][美]威爾伯特·穆爾著《世界現代化:趨同論的局限》,第156頁,埃爾西維爾出版社(紐約)1980年。
   作者系江蘇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蔣影明]
  
  
  
學海南京77-82C4社會學葉克林19971997 作者:學海南京77-82C4社會學葉克林19971997
2013-09-10 21:36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學貫中西品讀東西文化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省龍溪(現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乳名和樂,名玉堂,後改為語堂。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