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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大學制度創新的“應為”與“可為”  ——一流大學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現代大學制度創新的“應為”與“可為”  ——一流大學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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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640;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203(2006)07-0040-06
  一、大學制度創新: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瓶頸
  在世界上,恐怕沒有哪一個國家像近現代中國這樣,多方位地師法其他國家的教育制度與模式了。1904年1月頒布的“癸卯學制”即《奏定學堂章程》,以日本明治維新后形成的教育制度為摹本,成為中國第一個付諸實施的近代教育制度。從1912年、1913年先后制定的“壬子癸丑學制”,到1922年11月公布實施的“壬戌學制”,中國教育由師法日本轉向學習美國。雖然20世紀20年代后期蔡元培担任教育總長時曾經模仿法國的教育體制,一度實行大學區制,但從總體上說,民國時期的高等教育是移植美國的模式。特別是1929年相繼頒布的《大學組織法》和《大學規程》,都體現了這一特點。新中國成立后,仿照蘇聯高等教育模式,經過兩次大規模的全國性院系調整,基本構建了與高度集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高等教育體系與制度。1978年改革開放后,沖破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和結構模式,在博采眾長的基礎上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制度,就理所當然地提上了議事日程。
  1985年以來,我們始終將體制改革作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點。20年來迭經改革,我國已在政府對高等學校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但在高等學校自身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方式方面卻至今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的弊端尚未消除,行政管理與學術管理仍然交錯混雜,分割不清;另一方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并遵循高等教育自身規律的體制和機制還未形成,因而嚴重束縛了高等教育的生產力,使得優秀人才難以脫穎而出,盡展所長。大學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已經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瓶頸部位”。
  晚清時期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曾經寫過一首七絕,明寫峽江奇景,卻蘊含深刻哲理:“峽鎖群山十萬魂,山花四月未繽翻。前林曉忽花全放,多為溪雷一夜奔。”我國現在的大學制度,就是這種“峽鎖群山十萬魂”的瓶頸部位。只有盡快打通,才能迎來“前林曉忽花全放,多為溪雷一夜奔”的繁盛景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提出:“中國的高等院校改革如同80年代后期的國企改革一樣,進退維谷,需要一個突破,尤其需要在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與設計方面有一個突破瓶頸、打通‘卡夫丁峽谷’的過程。”[1]
  筆者認為,要在大學制度創新方面盡快取得突破性進展,當前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兩個難得的契機。一是借助“985工程”的實施,結合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借鑒發達國家研究型大學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大學制度。二是在諸多民辦高校的創辦和發展過程中,探索新的辦學模式和運行機制,為創建現代大學制度提供鮮活的經驗。本文將著重探討旨在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的高校在現代大學制度創新方面的“應為”與“可為”。
  二、一流大學建設:大學制度創新的契機之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旨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985工程”實施以來,我國高教界圍繞“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這一主題的研究和討論正在逐步深入,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我們先后討論了“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為什么要建世界一流大學”、“如何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等相互關聯且逐步深入的問題。圍繞第三層次的問題,教育行政官員、大學校長和學者專家又在探討世界一流大學的形成與發展、共性與特色的基礎上,形成了以下若干共識。
  1. 一流大學的建設必須首先解決“見識”問題
  所謂“見識”問題,亦即對大學教育思想、一流大學辦學理念和治校方略的認識是否具有先進性,是否合乎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合乎國際高等教育的發展潮流。一流大學必須將“科學價值”與“應用前景”,“大學使命”與“國家目標”,“追求卓越”與“戰勝貧窮”,“重視效率”與“保證公平”恰當而有機地統一起來,形成自己的辦學思想和目標。
  2.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創新性投入,而不僅僅是一般的維持性經費投入
  實施“985工程”,應該從三個維度,或者說三個視角考慮相應的戰略與設想。
  一是大學,特別是一流大學將影響國家的長遠發展和核心競爭力。“在現時代,無論從科學的角度、技術的角度,還是制度的角度、觀念角度、文化角度,大學都是整個社會創新的最重要的源頭之一。”[2] 因此,大學的興衰與大國的興衰緊密相關,互為因果。從歷史上看,如果不是洪堡和費希特等創建了柏林大學,如果不是19世紀的德國“用現代方式重建了大學”①,德國就不可能迅速崛起,成為當時世界科學研究的中心。而美國之所以在全球政治、軍事和經濟貿易領域以超強態勢出現,甚至在很多方面表現得咄咄逼人,也正是因為其擁有哈佛、MIT、斯坦福等數十所世界頂尖大學②。因此,人們普遍認同這樣一個觀點:在現代社會,如果沒有若干所“既挑戰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于本國而又面向全球,傳承過去而又超越過去,把握未來而又腳踏實地”因而堪稱“偉大”的大學,“任何一個國家要想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的可能性幾乎沒有”。[3]
  二是高等教育是一個昂貴的事業,大學是人才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之地,研究型大學更需要持續的、重點的投入,以便形成人才高地、學科優勢,保持較強的核心競爭力。由此論證對創建一流大學給予重點而持續的經費投入是必要的。
  三是中國的具體國情決定了對創建一流大學的投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是有限的。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有了長足的發展,綜合國力有所增強,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資源有限而且百端待舉。由此確立我們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有限性,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選擇有限目標,形成局部優勢,取得重點突破”的戰略。北大、清華、南大、浙大、復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國科大和哈工大等9所高校就是被遴選出來的首批“有限目標”,它們獲得國家和地方的重點投資,旨在形成局部比較優勢,縮短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在某些領域、某些方面取得重點突破。
  3. 大學制度的創新,是我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所在、瓶頸所在
  一流大學的理念要有相應的制度設計和程序保證。大學的理念,包括“學術自由”、“追求卓越”、“民主科學”、“適應、服務和引導社會”等等,需要制度性的保證,需要落實到體制、機制和程序上。否則,再好的理念和設想都只是紙上談兵,或者被束之高閣。研究中世紀歐洲大學的英國學者科班(A. B. Cobban)曾經專門探究過,為何同在意大利,波隆那大學能夠延續至今,而薩萊諾大學卻未能如愿。他的結論是:“中世紀大學的歷史加強了這樣的觀點:如果要使智力活動的契機不被消散,那么在取得學術成就之后,必須迅速作出制度上的反應。缺乏固定的組織,在開始時也許為自由探索提供機會,但是經久不息和有控制的發展只有通過制度上的架構才能得到。”[4] 中世紀的大學尚且如此,現代大學更有賴于制度設計的科學、開放與靈活。
  經過三年左右的斟酌和權衡,中央決定繼續推進“985工程”建設,在2005年下撥了第二期建設經費。教育部也適時地提出將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創新作為“985工程”二期的核心任務。有關高校在組建“創新團隊”、構筑“創新平臺”和部署“985工程”二期建設項目時,也深切感到,一流大學的建設要有相應的制度設計和程序保證。否則,重點投入的大筆資金,會因為缺乏相應的科學、民主決策程序和公開透明、高效靈活的管理機制,而導致配置的不當和資源的浪費。在這個意義上,許多學者專家主張將現代大學制度的創新提上一流大學建設的重要議事日程。甚至有學者認為:“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日益表現為對人才資源的競爭,這種競爭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大學制度的競爭。”這一觀點,在2005年5月于南京大學召開的第三屆“一流大學建設系列研討會”上獲得了共鳴。與會的9所大學的校長一致認為:“必須緊密結合‘985工程’二期建設,把制度創新作為突破口,以便更快、更深入地推進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5]
  將創建現代大學制度作為新一輪“985工程”建設的突破口,與將一流大學的建設作為創建現代大學制度的契機,是“同一硬幣的兩面”,是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的見解和觀點。由于進入“985工程”的高校,不僅與發達國家的研究型大學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交流與合作關系,對哈佛、斯坦福、劍橋等一流大學的制度和機制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都把“國際化”作為提高學術水準、教育品質和辦學績效的重要舉措和途徑之一,因此,它們借助多個參照系,比較高下、斟酌取舍,有可能在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方面取得成功經驗,帶動其他高校的改革。人們完全有理由期待首批進入“985工程”的9所高校,能借助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契機,在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方面深入探討,整體設計,多校聯動,以提供改革思路,產生示范效應,營造競爭氛圍,帶動全國的高等學校突破瓶頸制約,打通“卡夫丁峽谷”。
  為了使研討富有成效,不尚空談,筆者主張應當既探索我們在大學制度創新方面之“應為”,而且要研究我們在大學制度創新方面之“可為”,既要務虛,更要務實。因為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
  三、“應為”研討:大學制度設計和機制創新的依據
  大學制度本身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它也隨著文明的演進和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更新。“為了生存并產生影響,大學的組織和職能必須適應周圍人們的需要。它必須像社會秩序本身一樣充滿活力富于彈性。”[6] 我們要研討現代大學制度,就應當厘定現代大學制度整體設計和機制創新的主要依據。
  1. 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一流大學的組織特征
  (1)大學是學科共同體
  到目前為止,作為知識創新和人才培養基地的高等學校,仍然被視為“學科共同體”。“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規的組織,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識和方法的社會機構。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構成各民族中比較深奧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關技能。”[7] 正是這些掌握了“高深思想”、“高深知識和方法”的學者教授,組成了以專門化為特征的學科專業。盡管近年來學科的分化與學科的整合使得傳統的學科界限有日趨模糊的傾向,但學科的實力、水準和特色,依然是高等學校競爭力的主要標志。
  作為“學科共同體”的大學,有兩個顯著的特性。一是學科間的差異性。不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技術學科迥然不同,即便同是社會科學,經濟學與社會學之間也可被視為“鴻溝阻隔”。這種學科差異性延伸出大學的另一個組織特性,即結構松散,各學科專業發展目標的自主、清晰與整個組織系統目標的模糊。有人將之稱為“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或者說“混亂的有序”。而駕馭這種“混亂的有序”的基本管理策略,就是“利用夸大的超級目標作為傾倒各種不同問題和目的的容器”。[8]“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就是我們的“超級目標”,就是足以涵蓋目標不同、狀態和水準不一的各學科專業的“超級容器”。高明的管理者應借助這一“超級目標”整合各學科的力量,同時又給予各學科專業自主發展的空間,以駕馭這種“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
  從另一方面看,既然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仍然是“學科共同體”,那么,現代大學制度的創建就應當堅持兩個原則:第一,嚴格區分學術管理與行政管理,切忌用行政管理的方式處理學術問題;第二,堅持以學術管理為主而非行政主導。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我國高校改革初步解決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那么,新世紀的高校改革與發展在加強學科建設以增強學科的現代性和綜合化的同時,應當著力解決學術管理與行政管理的區隔與分工問題。筆者贊成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的觀點:“改革的過程也就是學術標準建立的過程,因為學術是內生的。學術評價只能是同行評價,學術標準一定是高水平的學者建立起來的,從學術的行政管理角度講,最重要的是盡量做到程序公正。”[9]
  (2)大學是群英薈萃地
  正如紐曼在《大學的理想》中所指出的:“一所大學就是一個群英會集的殿堂,天下各處各地的學子到這里來,以尋求天下各種各樣的知識。”[10] 大學是“學科共同體”,學科的發展固然離不開儀器設備、圖書資料和經費等物質條件,但最根本的還在于人,在于高水平的學者教授。能否吸引學富五車的大師,能否吸引和造就富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青年才俊,已經成為衡量大學核心競爭力強弱的主要指針。一流大學的制度創新,說到底就是增強高校對辦學流動要素,特別是對拔尖創新人才的吸引力。
  因此,大學制度設計的重點是教授聘用制度和人才評鑒制度。辦學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實施“人才強校”戰略。人才難得,高素質創新人才尤其難得。一切的制度設計和政策調整,都要服務并服從于吸引和穩定優秀的人才。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大學在吸引和重用杰出人才方面有許多成功經驗和典型。有學者在對世界一流大學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產用差”的概念,即“該校培養出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與該校雇傭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的差額”。截至1998年,斯坦福大學的“產用差”為—13,即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中僅有3人獲得諾貝爾獎,但斯坦福大學卻有16位教授是諾獎得主,如果加上獲獎后到斯坦福大學工作的教授人數,其“產用差”超過了—20。人們因此驚呼:“斯坦福大學如同一個諾貝爾獎的‘黑洞’,它對人才的吸引力舉世無雙!”[11] 南京大學的前身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在20世紀20年代完成了向綜合性大學國立東南大學的轉換,當時的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在其所著《在華五十年》中贊譽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說:“他延攬了50位留學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學科。”他們引進新學,開創學派,如竺可楨創建新型地學系,熊慶來創建近代數學系,秉志創建中國第一個生物學系,胡剛復引進近代物理學,茅以升擴充東大工科……[12] 不僅使得當時的東大“以科學名世”,而且形成了后來的中央大學和南京大學深厚的學科底蘊和學術優勢。而20世紀70年代末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將業已辦理退休手續的程千帆教授聘來南大,將“叛徒”帽子尚未摘除的劇作家陳白塵聘為中文系主任……遂造成南大中文系“名家云集,英才輩出”的大好局面,同樣能夠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
  對“群英薈萃地”的大學管理必須遵循兩條原則:一是尊重知識分子的勞動特征,即科學探索與知識創新的“非線性”、非均衡性,以及人才培養的諸多特性:群體培養與個性培養的結合,可計量與不可計量的交叉,連續性與階段性的兼有等等。二是尊重知識分子的心理特性。近年來許多高校盲目引進企業管理的方式方法,推崇計量評估和“重獎制度”等等,將大學教授等同于工廠流水線上的“計件工”,直接、間接,有意、無意地挫傷了大學教師的自尊心和積極性。對于這諸多弊端和問題,要像清掃“奧吉亞斯牛圈”一樣進行反思、清理,除舊布新。
  2. 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一流大學的使命與功能
  事實上,現代大學,特別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功能主要是三項:其一,新知識、新理論、新觀念的原創基地,以及保留、解釋和重新解釋現有知識的機構;其二,培養與造就高素質創新人才,尤其是幫助學生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價值觀,掌握方法、知識、技能和探究問題的習慣,讓他們終其一生不斷地追求真理和正義,引領社會向前發展;其三,服務國家目標,促進地區發展,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代大學的使命和功能既制約著它的運行方式,也要求與之相適應的管理機制。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中出現的偏差和錯位,主要就在于未能準確把握現代大學,特別是一流大學的使命和功能,或者將其等同于從事物質生產的“企業”,或者將其模擬于意識形態的“陣地”,或者將其功能泛化,賦予它太多的社會職責。
  在為社會服務功能的發揮方面,我們有必要重溫美國學者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當年闡述而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的幾個觀點:
  (1)既防止所說的“社會滯后”(social lag)的弊端,又不簡單地迎合時尚。現代大學不能“將各種新事物拒之門外”,不能“落后于它們所表現和推動的生活”。大學的辦學理念和運行方式必須因時而變,從而成為“對現在和未來都會產生影響的一種力量”。但這種適度而明智的變化不是無原則、無限度的,必須是“根據需求、事實和理想所做的變化”。“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
  (2)大學不應脫離社會、孤芳自賞,而應“與社會保持接觸”,并“以自己的實力和聲望”對科學和重大而緊迫的社會問題、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從而對社會可能采取的行動與對策產生影響。
  (3)嚴格區分大學所應當做好的事和“不應涉足的事”。大學應當“產生理論”,應當勇敢地探究和傳播真理而不計得失,應當分析動蕩世界和沖突社會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提供思想和智慧,影響社會采取明智、正確的行動,避免“愚蠢的、盲目的、自私的和輕妄的行動”。
  (4)大學向社會提供的服務,應當是法國科學家巴斯德式的服務,是真正學術性的、科學的、適度的服務。作為一名化學教授,當法國受到蠶病、生產葡萄酒與啤酒的困難、雞瘟和狂犬病等等的威脅時,他放下手中的基礎研究工作,投身于應用研究,幫助果農、養禽戶和釀酒商度過了難關。難能可貴的是,隨后他又回到了大學實驗室。“他沒有給養蠶人、葡萄酒釀造者、啤酒釀造者或養雞農戶當顧問,他沒有開設養蠶、釀酒或養雞方面的課程。問題解決了,他的興趣和活動也就停止了。他的確提供了服務,但他像一名科學家那樣提供服務,并且這種服務適可而止。”[13]
  綜上所述,大學完成自己的使命,實現自己的功能,主要是通過它所掌握的新思想、新知識、新技術和新方法,是“學術性的、科學的、適度的服務”。因此“學術主導”應當取代“政治主導”、“經濟主導”和“行政主導”,成為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主軸,成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軸。
  四、“可為”建議:多校聯動以引領現代大學制度創新
  2005年5月在南京大學舉行的第三屆“一流大學建設系列研討會”上,筆者曾提出“整體設計,有序推進,多校聯動,引領大學制度創新”的設想和建議。即首批進入“985工程”的北大、清華等多所大學,在共同研究和探索的基礎上,協調大學制度改革創新的步伐、節奏,注意相關政策的相互銜接和配合,做到既有共同的改革取向和推進次序,又鼓勵各校在制度設計上的創新,相互交流,相互呼應。
  1. 多校聯動,引領制度創新的必要性
  這種多校的聯動,第一,有利于形成改革的氛圍,有利于及時交流,研究新情況,探討新問題,解決新矛盾,因而能夠促使改革不斷深入。很顯然,比起一校、兩校單兵獨進、“鼓不成列”的改革,多校聯動將更具針對性,更加富有成效。
  第二,許多大學制度的改革舉措,如科技創新平臺的建設、科研管理制度的設計,以及教師聘用及評價制度的改革,包括教師考核與評聘中的“同行評價”,“非升即走”和“本校的博士基本不留”以及“免試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等等,只有在同類大學同步實行改革的情況下,才能獲得足夠的空間和回旋的余地。
  第三,大學制度的變革創新,有賴于在國家政策導向下形成正確的價值取向和社會輿論,有賴于大學組織文化和氛圍的改變。猶如當初國營企業的改革一樣,如果光有點的突進,沒有面的呼應,改革就可能會欲進而退,難以深入。由于進入“985工程”的高校,都是我國頂尖的有影響的大學,因此,它們的大膽探索和成功實踐,必然引起全國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不同性質高等學校的關注和思考,帶動它們迅速跟進,形成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大好局面。
  2. 多校聯動,引領制度創新的可行性
  旨在躋身一流大學行列的高校聯動改革,可以在多個領域和層面展開。
  例如,人才選拔和培養制度的改革、創新,可以根據研究型大學對人才的要求,設計新的大學入學聯考制度,增強對學生綜合素質的測試和創新能力的考察,并為具有特異稟賦和才能的青少年的脫穎而出提供可能。
  在重構研究型大學的本科教學制度方面,可以試行“資深教授給大一新生授課制度”,實行跨校的課程互選和學分互認,統一建立三學期制,利用暑假的小學期讓學生“游學”、名教授“巡回講學”,既讓優質的教師資源得以共享,又讓優秀的本科生轉益多師,卓然成才。
  再如,同步完善保送研究生制度,在首批進入“985工程”的9所高校的相關學科專業之間交換優秀的本科畢業生以避免近親繁殖和思維定勢。對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在多所高校之間實行匿名評審,定期公布評價結果,以鼓勵創新,防止粗制濫造或者抄襲、造假現象的發生。
  在教師評價制度革新方面,也可以多校率先實行評聘分離,堅持“以聘為主”的原則,淡化身份管理,強化崗位管理;統一建立專家人才庫,實行同行評價制度。不僅在教師聘任上實行國際通用的“六回避”制度,而且對于重要崗位、重要職務的聘任,還應逐步實行由國內外知名專家“雙盲評審”的制度。北大、清華、南大、復旦等校還可以統一行動,嘗試推行終身教授制和“非升即走(轉)制”。[14]
  3. 建立中國的“常青藤聯盟”
  在美國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和形成研究型大學的歷程中,由美國東部8所著名大學組成的“常青藤聯盟”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事實上,近年來北大、清華、南大等高校的領導,也有將“一流大學建設系列研討會”發展成為“九校論壇”的設想。設想中的“九校論壇”除了繼續深化關于創建一流大學的理論研討之外,著重協調各高校的改革步伐,出臺共同的政策建議,形成一流大學建設和制度改革的“策略聯盟”。筆者理解,就是要形成中國的“常青藤聯盟”。
  然而,由于多方面因素的牽扯,這一設想至今仍然束之高閣,未能付諸實施。阻力主要來自有關政府官員的担憂,既怕牽扯到“一流大學”的名分而引起其他高校的意見,也惟恐難以平衡而產生不必要的麻煩。其實,如果我們將其界定為志同道合的大學的“協作”而淡化其行政色彩、“官方色彩”,如果我們將這一“策略聯盟”開放而不自我封閉,則情況就簡單明了,行動就揮灑自如了,許多“應為”之議也就容易轉為“可為”之舉,我國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與完善也就可以計日成功了。
  注釋:
  ①菲利浦·G·阿特巴赫認為:“19世紀給全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帶來了重大變化,確實,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世紀用現代方式重建了大學。”而德國大學在多個方面突破了傳統大學的模式,進而影響了俄國、日本甚至美國大學的發展,使大學成為這些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關鍵性機構”。參見菲利浦·G·阿特巴赫:《比較高等教育》,文化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3頁。
  ②根據上海交通大學劉念才等人2003年的研究,“美洲(主要是美國)的大學具有明顯的優勢,占世界大學學術排行前50名的74%,前100名的61%”。參見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專家建議》2003年第5期(總第19期)。
高等教育研究武漢40~45G4高等教育龔放20062006
大學制度創新/一流大學建設/多校聯動
  university reform/the building of first class university/interaction of many universities
On the " should be" and " could be" of system reform for modern university
  --On the first class university
  GONG Fang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ce &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t present, we must have breakthrough on the building and reform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To discuss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e should make clear of the key evidence for designing the whole modern system of university. We must not only probe the " should be" for the reform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but also probe the " could be" seriously. To build the first class university is the opportunity to reform the modern system of university. The " 985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should borrow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fore, we can design the whole modern system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based on our facts. At the same time, to integrate many universities into providing the way of reform, and set a good example. So that can be helpful to guide the system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ll over the country.
當前,我國高等學校必須在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與創新方面有所突破。研討現代大學制度,應當厘定現代大學制度整體設計和機制創新的主要依據,既要探索現代大學制度創新的“應為”,也要實事求是地探討“可為”之舉。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是現代大學制度創新的契機。進入“985工程”的高校應借助發達國家研究型大學的成功經驗和機制模式,結合中國國情,在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方面整體設計,多校聯動,以提供改革思路,產生示范效應,引領全國高等學校的制度創新。
作者:高等教育研究武漢40~45G4高等教育龔放20062006
大學制度創新/一流大學建設/多校聯動
  university reform/the building of first class university/interaction of many universities
2013-09-10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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