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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崇拜及其缺憾  ——對傳統經濟學理論方法的審視[*]
理性的崇拜及其缺憾  ——對傳統經濟學理論方法的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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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20世紀思想家們正從各個領域展開對理性主義傳統深入批判的時候,經濟學主流學派似乎還在為理性主義傳統站好最后一班崗。這種理論的悲哀,其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哲學對經濟學過于冷漠。
  本文從經濟哲學角度,對西方自古典時代延續至今的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研究范式進行批判與考察。筆者認為,理性經濟人——作為一種高度抽象的歷史理性模型,它受17、18世紀理性主義哲學傳統的影響,并由亞當·斯密開創和加以使用的。毫無疑問,這種貌似簡單的經濟人模型不僅是解釋人類經濟行為的一把鑰匙,也是一個龐大的經濟學體系的重心和支點。但是,自斯密以后近兩百年來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其主流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把這種理性研究范式加以泛化和曲解,夸大理性假設的邏輯意義,并上升為一種思辨因素,從而筑起了現代經濟學唯理性主義方法的窠臼,對此方面的揭示,本文提出了三條思路:(1)單純注重經濟理性邏輯演繹的方法;(2)僅把理性經濟人高度抽象為數學符號并視為唯一可取的方法;(3)用最大化原則來衡量經濟人的一切行為的方法。
      一、斯密的經濟人假設與近代理性主義傳統
  古典經濟學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對自然秩序作了歷史必然性論證,同時也相當出色地對自然秩序中的經濟人作了論述。由此可見,斯密關于經濟人假設的內容及其特征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1、人是有理性的。人的理性在于,在各項利益的比較中選擇自我的最大利益。2、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與他人利益的協調中才能實現。互通有無,互相交易是人類本性的一個根本特征。3、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中,追求的是個人利益,通常并沒有促進社會利益的動機,然而,在一切聽其自然發展的社會里,這種自利的經濟活動會帶來整個社會的豐裕,人們受一只“看不見的手”所引導,政府只是充當“守夜人”的職能。
  盡管現代某些經濟思想史家一般都把經濟人思想的起源上溯到古希臘的居勒尼學派和享樂主義的哲學家伊壁鳩魯,但事實上,隨著中世紀宗教神學的興起,這種哲學的觀念便銷聲匿跡了。直到17、18世紀歐洲理性主義運動的開始,對神的論證讓位于對人的思考,經濟學家們才開始了這種建構經濟學理論體系所必需的抽象經濟人的思考。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斯密的經濟人公理與近代理性主義的方法論傳統之間的關系。
  首先,斯密經濟人的自利原則與社會豐裕原則主要受了霍布斯的道德理性原則的影響。霍布斯追求把個人主義哲學與社會利益和價值二者結合起來的理性傳統。霍布斯認為,人性具有兩項原則,即欲望和理性。他更推崇的是人性中的道德理性的作用,因為它既可以滿足個人自利的欲望,又可以使社會達到平和的環境。受霍布斯的影響,斯密把人的本性也視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只不過,在斯密那里,利己的欲望不表現為霍布斯的“爭斗”的性狀,而是一種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斯密認為,在物物交換過程中需要接受另一種人的本性稟賦——道德理性的指導。斯密把道德理性解釋為“是非的意識”,這種意識是人本性里生來就有的,是一切情操的總和,它的特殊的例子是同情、反感、良心和責任感這些感覺,并以“生動的想象”來影響每個人的行為。不言而喻,斯密的自利與互利的原則,正是通過合乎理性的力量加以溝通的:理性通過“理解和語言的能力”使人性中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成為可能;理性通過“是非的意識”又使得人的交換傾向不斷具有歷史進化和社會道德進步意義。
  其次,斯密從抽象的理性經濟人(自然人)出發來分析經濟活動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原則,并用范疇設定和邏輯演繹的方法來表達社會經濟運行的“自然秩序”,恰恰是借用了17—18世紀自然哲學家們所提供的實證科學的理性方法。斯密生活的時代,科學進步主要依靠的是伽利略所倡導、笛卡爾給予充分發揮的邏輯抽象及演繹的理性方法。這一方法的哲學特征是:(1)對客體系統的理論抽象,把自在的客體變為自然內在秩序的客體;把雜多的客體群變為具有始基意義的單一原子的基本單位。(2)把研究的對象作為自然計劃的設計,因而在五光十色變化多端的外部世界背后,去尋求無形的驅動力和內在因果性、必然性及其規律。(3)設定一個邏輯原點或假設一個前提并通過它演繹出對象世界的完整構架。應當說,上述實證科學邏輯理性的方法對當時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在認識論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斯密第一個把實證科學的邏輯理性方法完整地運用到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中。首先,斯密效仿牛頓自然哲學的實證方法,建立了“原子”社會經濟觀。斯密試圖把一切經濟現象還原為抽象個人的行為。在分析經濟現象時,他信奉如此觀念:象物理世界那樣,人類的經濟活動也具有一種冥冥之中存在的“第一推動力”,他把它稱為“看不見的手”。另外,斯密效仿自然哲學關于世界是一個具有因果關系的機械體系的觀點,他把社會經濟現象視為一個通過自由競爭即可趨于平衡的因果關系鏈。還有,斯密把實證科學的抽象法變為經濟理性的抽象分析法。他十分注重概念規定及其聯系的主導作用,并把理性分析作為這一方法的主要內容。
  注重理性的方法,其進步意義在于:(1)它使經濟學理論研究公理化、體系化、邏輯化成為可能。(2)使理論家們第一次從經濟人的角度而不是從神的角度,來解釋說明人類的經濟行為和活動成為可能。然而,斯密之后的某些主流派理論家們,對這一理性邏輯方法加以無限泛化或曲解,只看到理性邏輯的穿透力和解釋力,無視理性認知的局限性和界限;只看到經濟人在“自然秩序”狀態中所具有的受必然性支配的一面,無視他們偶發性、或然性行為的存在;只看到理性將無知世界變為已知世界的功能,無視理性判斷只是在相對意義上才有發言權這一事實。其結果,為經濟理論的研究招致了十分嚴重的后果。就經濟人假設的公理式解釋而言,他們只會夸大這種理性假設的邏輯意義,從而上升為一種思辨因素,并無限夸大經濟人理性行為的解釋價值,把它看作是唯一的、根本的,誘使人們過于相信從抽象的經濟人出發所作的論證,無視現實市場經濟人非理性層面的存在。使“理性經濟人”教條最終成為一種當代神話(羅賓斯語)。
      二、經濟理性的方法在當代的膨脹及其局限性
  盡管作為工具意義上的理性方法和作為信念追求的理性觀念在斯密那里沒有達到極度膨脹的地步,但是自斯密以后近二百年來的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其主流學派始終沒有超出唯理性的窠臼。那么如何理解主流經濟學將理性經濟人教條擴張為一種心理上值得崇拜的唯理性方法這一事實。我想可否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求解。
  1、在李嘉圖以后,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以理性邏輯演繹法為主流,除約翰·穆勒和馬歇爾兼采理性邏輯演繹法和歷史描述法,德國歷史學派主張歷史描述法外,多數流派都十分偏重理性邏輯演繹法。最早把理性邏輯演繹法引向極端的是李嘉圖。李嘉圖關心的是如何把高度抽象的經濟理性模型運用到復雜的現實世界,至于這種模型與實際事實的關系,對這種模型同其實際運用之間的區別則不予重視,換言之,他的唯理性方法表現在他不是從感性的具體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過渡到思維中的具體,而是從純粹假定的思想原則出發來演繹客觀存在的具體。這種方法被熊彼特稱為“李嘉圖怪癖”。繼李嘉圖之后,西尼爾把經濟學理性邏輯演繹的方法第一次作了表述:即經濟學的基礎是四個不證自明的理論前提,理論家們正是從這些理論前提演繹出各種經濟學理論的。西尼爾這一唯理性的方法可以與近代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唯理性認識論的比較中來考察其觀點。笛卡爾最先指出人的一切認識都是從四條不證自明的公理中演繹出來這一構想。在他看來,認識的源泉在于人的理性本身中,人的理性生來就有不證自明的“天賦觀念”,這些都是頭腦固有的。理性通過演繹而獲得知識。約翰·穆勒把西尼爾的不證自明的抽象前提進一步加以公理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經濟人”概念。他認為,“經濟人”概念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他根據經濟人概念,得出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一門抽象科學的結論,而這門科學所采用的方法應當是演繹法。演繹法常常用來建造富有哲理的模型,該模型往往不在經驗中,而是源于人們的內省。19世紀后期發生的“邊際革命”把純粹理性抽象演繹的方法導向了新的極端。以“心理原則”為基石的新古典學派以先驗的理性假說為演繹的起點,并引入公理化手法為表述方法,完全放棄了歷史與現實經驗對于經濟理論形成的能動作用。進入20世紀30年代后,制度主義經濟學方法論逐漸衰微,又出現了向極端的理性邏輯演繹法回復的羅賓斯方法論和現代奧地利派方法論。羅賓斯對理性方法的崇拜表現在三個要點中:(1)他認為所有經濟學原理都應從公理式的理性假設中演繹出來,這些假說不來自于客體,而是主體內省的產物。(2)他絕對堅持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作為一個先驗的有啟發的假設。(3)他提出了理論的正確性和理論的適用性這兩個概念。理論的正確性取決于單純理性邏輯推導是否適當,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該理論對特定環境的各種因素的反應能力。而理論的最終檢驗手段是人們的觀察和內省。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極力堅持西尼爾——穆勒——凱爾恩斯的理性邏輯演繹主義方法,認為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的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人類有目的的經濟行為,因此,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檢驗經濟理論的最終標準不是基于證實法或證偽法,而是不附加任何經驗成份的純粹理性邏輯推理。
  理性邏輯演繹法原本是邏輯學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它是人類認識自然與社會的一個必備的認識論工具,也是經濟學實證分析的重要方法。就經濟學方法論而言,邏輯演繹就是利用一個抽象的理論結構揭示經濟現象的因果關系。否定演繹邏輯的功能,就會破壞思維的確定性、一慣性和深刻性。由邏輯推演得到的實證命題,它對經濟現象的認識具有普遍性。可是,理性邏輯演繹并不是絕對至上的,它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演繹的出發點即一般的原則或前提是否真實,是需要證明的,靠演繹本身無法解決自己前提是否真實的問題。近幾年來,對經濟學所謂不證自明的理性經濟人前提的懷疑和批判已愈來愈引起人們的注意。從哲學觀點來反思,問題涉及到:(1)自在與他在、人性中的私向化與社會化的矛盾問題。我們能否將經濟人自身利益極大化看作是唯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各種目標(如利他主義、公益精神、階級意識、群體團結)就不是理性的?(2)市場的單一目標與群體目標的“合力論”問題。筆者以為:即使經濟人個人目標明確給定時,把這些目標轉化為行動仍然取決于在群體行為中假定的社會互相依賴模式,在這一群體中,成員具有部分不同的目標。而市場個人目標的最終實現,很可能是一個群體目標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合力論”的產物。(3)理論理性或理性模型其預見功能究竟有多大,它涉及到康德哲學關于認識能力的批判問題。經濟學家把理性理解為可預期的,實際上,在不確定性情況下的市場行為觀察和表述判斷時,大量地存在著各種類型的預期效用行為的反例。至少為人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理性預期能力是不是像某些學者所想象的那樣,是完全至上性的。近幾年來,一些學者開展討論“失望”和“遺憾”模型的事實已從某種意義上含著對此問題的回答。
  其二,即使邏輯演繹的前提是完全可靠的,再加上正確的推理形式,演繹的正確性有了保證,但如果僅僅停留在演繹的范圍之內,而對新的情況不做具體分析研究,由演繹所得的結論的意義是極為有限的,換言之,前提與現實經濟生活的擬合性如何決定了演繹結論的意義域空間大小。另外,把握現實的市場信號以及經濟行為者活動的規則和特征,單靠理性邏輯的認識工具是遠遠不夠的。許多現實問題不可借助于邏輯的排列和演繹,而是需要非理性的認識工具。如,市場習俗、本能、欲望恰恰是理性邏輯不可言狀、難以描述的對象。事實上,它們是市場賴以存在、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內驅力。況且,就理性邏輯認識過程本身而言,也離不開非理性的作用,非理性有著連貫邏輯推理步驟,建立科學命題的功能,有時還起著創造性思維的誘發、啟示、閃現和貫通等認識作用。
  2、自斯密之后,“自然秩序”的經濟人逐漸被數學晶體式的經濟人所替代。理性的方法被一些經濟學家置放在追求精美的形式化數學模型的基點上。對理性的崇拜鮮明地反映在不少經濟學家的如此價值取舍中:經濟學數學方法是唯一可取的理論工具。
  經濟學與數學的關系由來已久。可以說,經濟學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運用了數學的概念、公式、模型以及計算方法。可是,經濟學大量運用數學方法始于19世紀30年代,其主要代表是法國經濟學家古諾。他認為,在經濟活動的空間里,應當存在著一種可供數學分析的市場函數。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古諾是數學經濟學的最重要的先驅者與奠基者。斯密的經濟人是怎樣演變成一個數學晶體式的理性經濟人的呢?在邊際革命之前,斯密的經濟人假說逐漸失去了哲學倫理觀的內容,盡管在邊際主義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經濟學家的圈子里,功利主義的價值尺度時隱時現,隨著邊際革命的出現,直到20世紀30年代,經濟人的倫理色彩幾乎全部喪失,而經濟人非人化傾向(反過來,也就是經濟人日趨被抽象化為數學晶體)逐漸占主流地位。理性被膨脹為僅僅是一種數學計算,即追求邊際效應的工具,經濟人被轉化為一種理性選擇概念,即目標函數的極大價值。這種方法實質上產生了如此導向:撇開交易契約中的個人行為,注重理性工具的純邏輯選擇,甚至于否定作為交換過程或制度環節的市場屬性,而僅僅把市場視為一種計算手段和機械結構。
  在當代西方經濟學各流派中,大量運用數學分析的,主要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其中以美國凱恩斯主義學派最甚。1950年以后,數理經濟學的發展顯著,特別是肯尼斯·阿羅和杰拉爾·德伯留極其出色地解決了瓦爾拉斯以來的均衡論存在的問題。它客觀上帶來了只要使用高深的數學就能完全解決理論經濟學難題的自信與幻想。
  關于數學理性方法的價值評判問題。經濟學運用數學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數學是人類認識對象世界的理性工具之一。其方法的優點主要有: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精確性和反隨意性的邏輯一致性。但是,筆者對西方某些經濟學家把數學理性方法抬高到“絕對至上”或心理上值得崇拜的地位是不敢茍同的。實際上,經濟學家們接受真理并不應該總是穿著方程式的外套,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存在著不少領域是很難用數學理性的方法完全加以解釋說明的。清醒的大腦會使我們經常想到經濟數學理性的方法有著如此局限性:其一,和其它各門學科一樣,數學在經濟學科中,無論它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它始終處于輔助的地位。經濟學中所采用的數學方法的內容、形式、性質和效果完全取決于經濟學本身的性質。其二,數學分析方法主要是量化分析,量是事物外在的規定性,定量分析主要是通過數和形的原型,揭示客觀事物的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在科學研究中,確定事物及其運動狀態的性質,被稱為定性分析,應當說,定性分析乃是定量分析的基礎和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數學理性方法是經濟學定性分析方法的輔助工具,而不是第一性的工具,更不是唯一至上的工具。其三,數學理性方法主要屬于形式邏輯范圍,在人類認識的方法論系統中,形式邏輯的方法是有著很大局限性的,它的推理的前提、運用范圍和批判標準更受哲學一般方法論的影響和制約。尤其是離不開辯證邏輯的作用。
  總之,在現實的市場行為中理性的可計算行為和某些非理性的不可計算行為都處處可見。我們不可只考慮一種消費者行為、一種企業動力和一種信息,從而轉移了研究復雜和具體的市場結構、行為、動力和信息的不同類型及其原因的注意力。
  3、斯密之后,經濟人假說在一些經濟學家那里被轉化成一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大化——選擇邏輯——手段的范例。經濟理性被賦予一種神一般的理性光環,以致達到如此程度:經濟人知道自己可以選用的一切備選方案,能確定其中每個備選方案可能產生的一切后果,然后在比較和評價這些后果的基礎上選擇出能給他帶來的最大利益的那個可行方案。理性經濟人乃是最大化利益的追求者。對理性的崇拜鮮明地反映在如此價值取舍中:追求最大化原則乃是一切經濟行為者唯一的心理坐標。在任何情況下企業廠商的行為是追求利潤(或其他目標)極大化,消費者的行為是追求效用極大化。
  以最大化原則的理論觀點,經濟人已轉化成為只不過是理性行為的假設,其中基本的公理是“完備性”和“可傳遞性”。那么,人的經濟行為是否都是絕對的追求最大化原則?不可否認,在追求自身利益時采取極大化形式的理性行為,使得對個人行為的分析比在結構性較小的假設下的相應情況要容易處理得多。正因為如此,這種分析認識方法的吸引力導致了傳統和現代的經濟理論中某些重要公理的出現。我們可以找到大量的現實市場行為的實證范例來證明,市場行為者的確有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的心理取向。可是,人類除了自利動因還有無其他的一些動因?實際上,自身利益只不過是個人行為想要追求的各種事物中的一個。驅動人的行為動因應是多方面的,其中利他性原因也是不可忽視的。從人的本性意義上說,人的本質有著追求社會性的一面;從人的行為目標實現過程來說,自利動因必然受到社會各方面因素的制約;從人的需要系統來說,人的行為除了自利需要驅使,還有其他多種形式的需要存在。如馬斯洛所揭示的人的五大基本生存需要等。此外,任何個人的市場行為都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兩重性:一方面,它具有確定標準、注意計算、努力追求極大化的傾向;另一方面,它具有不關心標準,不熱衷于計算,不努力追求極大化的傾向。這兩種傾向在現實市場行為中表現的尤為復雜和難以測定。換言之,追求最大化原則只能是某些人在某些時候某些條件下采取的特定的行為特征,而不是所有時候所有條件下采取的行為特征,通常情況下,個人只具有有限的理性,他們只把部分注意力投放在對市場信息作出理性決策所必需的計算上,而在多數情況下其決策行為采取依賴于習俗、直覺、慣例、意志、怠情、模仿等形式作出,它不具有極大化特征。
  為什么人的實際行為往往更容易出現偏離最大化傾向呢?從心理學和哲學的角度來看,人的決策及其行為后果往往取決于他自身的精神因素和外部環境條件的組合。這種選擇不僅依據成本和收益的關系函數,還要按照動機和認知系統的耦合來確定。人的決策實際上是主體對客體的認識過程,認識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單純、孤立的自我封閉、自我決定的系統,因為每個人總是在自己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在與其他人的交往中,在與社會各種歷史的、當下的偶發因素和環境條件影響中形成個人的思維、認知及其決策依據的,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所以,個人并不一定有足夠的動機按照極大化行為模式來思考問題,即便他確實在按照偏好進行選擇,習慣也會對這些偏好和選擇作出調節。況且,個人的偏好取舍,也不一定有能力或意愿對所處環境的各種變化都作出區分,他們并不總能知道什么時候可以對什么樣的兩種不同狀況作出理性選擇,因為個人的努力程度不可能是一個靜觀的、被動的、受決定的常量,而應該是一個難以測定的變量。通常情況下,人的內生變量的確定往往受外在變量的影響和制約。
      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理性方法的態度
  在古典經濟學和當代經濟學之間橫亙著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對待理性分析方法的態度又如何呢?筆者認為,至少有三點值得提及。
  第一、馬克思十分重視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理性分析方法。在他看來,經濟理論的本質旨在運用科學理性的方法去“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資本論》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頁)經濟學重要的方法乃是科學的理性抽象,即從“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又從“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動中導致具體的再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3頁)由“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離不開理性邏輯演繹,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正是借助于科學的價值規律原理,靠著演繹邏輯方法的幫助引伸出了一切具體的和個別種類的資本主義利潤——企業收入、利息、商業利潤、地租。至于經濟數學模型的理性分析法,同樣也得到運用和重視。
  第二,在把握理性分析方法方面,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家有著本質不同。
  1,西方經濟學家把理性方法推崇為絕對至上的工具,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缺乏正確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馬克思自覺地把理性分析方法建立在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如對經濟范疇的唯物主義理解和分析,使馬克思打破了唯理性主義者持有的理性范疇始基論、理性范疇永恒論等謬論,從而把理性絕對至上性改變為至上性與非至上性的統一。經濟概念和范疇是理性分析的焦點和據點,在馬克思那里,每一種經濟范疇后面都有現實的生活及其客觀規律,它們是現實本身的理論表現。因此,理性方法在現實客觀經濟活動的支配下,決不是一個永恒至上、完備無缺的認識工具,現實經濟活動中必然發生新現象與舊范疇之間的矛盾,只有理性范疇的發展能適合于業已改變的情況,才使科學的理性認識具有客觀意義。再如,對理性邏輯演繹方法的辯證法理解和分析,使馬克思根除了唯理性主義者所犯有的單純抽象的弊病,從而由“不證自明”的邏輯前提改變為具有批判性、否定性,甚至經常受大量非理性因素驅動的“現實人”的前提。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家所設定的理性經濟人有關公理的方法不應當建立在“不證自明”單純理性邏輯抽象原則基礎上,國民經濟學家只是單純地從事邏輯概念的演繹,而從不關心對理論前提的批判,其錯誤在于“它把應當加以論證的東西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頁)這恰恰是哲學方法上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事實上,經濟學理性分析的方法應當體現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統一,形式邏輯能提供精確的、具有必然性的真實結論,辯證邏輯能鑒別形式邏輯推理大前提的真偽性。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專門對經濟學所謂“不證自明”的教條進行了矛盾分析,并就國民經濟學外在的、僵死的、靜止的邏輯范疇的抽象前提進行了批判,在馬克思看來,正因為失去矛盾分析的眼光,國民經濟學不可能揭示理性經濟人受制于一定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的矛盾本質;不可能揭示經濟人在追求最大化的理性行為過程中,由于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約而發生種種偏離最大化的異化現象。現實的人,受各種欲望利益、需要的驅使,因此,在現實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就不可能表現為單一的追求某種欲望最大化實現的生存目標;現實的人,受種種社會因素、社會關系的制約,因此,在現實的經濟交換過程中理性最大化目標不可能事事如愿;建立在“現實人”的生產活動、交往活動基礎上的經濟學理性范疇、公理和知識,就不可能是永恒不變的教條。理性邏輯認知功能所具有的缺憾性,正來自于現實人對自身欲望和需要的不斷滿足、不斷變更和不斷創新。
  2,馬克思刻意追求理性分析方法的深刻性。在他看來,不少經濟學家在運用理性抽象力方面顯得軟弱淺薄,突出表現在把抽象僅僅駐足于經濟現象的外部聯系,偶然關系以及數量之間的關系,用表象的范疇關系來替代本質的經濟關系,常常把本質與其外部的表現形態混淆起來,或者則相反地把它們截然分開。其結果必然導致用理性邏輯的外在完美性去演繹現實社會的所謂和諧公正性。馬克思追求理性現象方法深刻性在于:(1)理性抽象并不是采取任何共同的東西,而僅僅是那表現著具體現象的本質和原因的共同的東西。它有助于人們了解認識客體的決定性和主要的方法和屬性。(2)理性抽象主要是在偶然的東西后面,尋找出決定著發展和變化的客觀進程的必然性和規律性,即保持于和表現于無窮無盡的事物過程中的相對持久和穩定的東西。(3)理性抽象主要是舍棄非本質的、偶然的、局部的、具體的東西,保留大量個別現象所固有的共同的、本質的東西。(4)理性抽象的任務,不僅在于把現象還原為它們的本質,而且在于解答:本質如何表現出來,為什么它表現為這樣而不是那樣,為什么外表的過程、經驗的事實往往不同于內部過程等復雜問題。馬克思運用如此科學的理性抽象方法來考察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活動現象和規律,得出了許多不同于西方經濟學家們崇奉經濟理性原則的一系列重要結論,有的甚至是與經濟理性原則、理性范式直接顛倒的結論。如,經濟學家們把市場完全理性化為:絕對自由的經濟人,絕對公平的交易,絕對完備的市場信息等等。在馬克思看來,抽象的“最大化”是不存在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有資本家的最大化就不可能有工人的最大化。如果說斯密為代表的“經濟人”分析導致經濟和諧的話,那么,馬克思對“經濟人”的分析,則導致現實社會制度的滅亡。再如,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市場的資源配制通常解釋為由合乎理性的競爭并通過價格手段實行自發調節的結果。可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刻抽象,揭示出如此道理:在任何其它社會形態中,經濟關系的本質與其外部表現形態間,都沒有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如此尖銳的不一致和如此對立。在馬克思看來,競爭之所以歪曲了事物的本質,是因為它隱蔽了這樣的事實:生產價格受價值的驅動,價值從根本上決定著整個經濟活動的價值規律。競爭把平均利潤變成不依靠各個生產部門中資本的不同的有機構成,因而也不依賴于活的勞動在生產剩余價值中的作用。它暴露出工資的提高和降低具有改變生產價格的結果,即一種乍看起來與商品的價值關系完全矛盾的現象。邏輯的觸角一旦深入到對象存在的本質關系中,神秘的經濟現象“倒立”畫面就看得很清楚了:不是價格杠桿通過合理調節雇傭勞動的關系來達到市場理性化存在,而是雇傭勞動關系通過價值規律生產出市場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種種行為和制度。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還就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等人格意義上的種種非理性現象作了深入地解剖和說明,進一步顯示了以往經濟學家研究現象本質的無能,以及貫穿到表面上發生的各過程的最深處的馬克思理性分析的威力。
  第三,馬克思并不把經濟理性分析方法視為經濟學唯一可取的方法,在他看來,人類的經濟活動乃是一個十分復雜多樣的綜合系統。因此,經濟分析方法除了理性邏輯方法外,還應當有著多種方法論的補充。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指出,馬克思把歷史事變、階級斗爭和制度納入經濟分析領域,這種綜合使經濟理論幽靈一樣的概念開始呼吸,無生息的定理成為活動、奔馳和吶喊,它卻未必失去它的邏輯性,但不再僅僅是關于一個抽象體系的邏輯性質的命題,它是描述社會生活的激烈動亂的畫筆。美國經濟學家諾斯也曾指出,“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根本的貢獻。”(《經濟史和結構變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頁)馬克思早期轉向經濟學研究,正是從歷史主義分析、制度分析、所有權分析著手的。在他看來,人的經濟行為總是社會的行為,制度為人的經濟活動提供某種“框架”,實際上,人的市場行為一方面脫離不了作為制度市場的制約,另一方面,制度市場也正是通過人的生產、交換活動得到不斷的延續和變遷。因此,經濟學家除了要有價格分析的眼光,還應有制度分析的眼光。當然,制度分析和歷史分析的方法應當與邏輯方法保持辯證的統一。
                  (作者單位:上海空軍政治學院)
  * 此處傳統經濟學主要指西方自古典時代延續至今的一種主流學派方法論意義上的研究范式,并由此范式所派生的各種經濟學理論和學說。*
  
  
  
哲學研究京34-41F11理論經濟學張雄19961996 作者:哲學研究京34-41F11理論經濟學張雄19961996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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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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