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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道德的抗衡——張煒長篇小說批評
生命與道德的抗衡——張煒長篇小說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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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尚 汕頭大學文學院 515063)
  提要 本文討論張煒長篇小說中存在的生命意識和道德意志的矛盾,進而指出較有價值的小說文本并不消弭其內部可能出現的這一矛盾。在某種意義上,優秀的當代小說并不承諾文本世界中思與詩和諧的意境。
  關鍵詞 生命 道德 張煒小說
  The rivalry between life and ethics
  ——A critical review of Zhang Wei's full-length novels
  Feng Shang
  (Liberal Arts College,Shantou University,515063)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rivalry between life consciousnessand ethic will that exists in Zhang Wei's full-length novels,thengoeson to point out that worthy literary works do not attempt to avertthis kind of rivalry that chances to appear in them.In a sense,contemporary works of excellence do not promise to construct an artisticconception of harmony between thinking and poetry in the literary world.
  Key words life ethics Zhang Wei's novels
  * * *
  作為一位真誠的小說作家,張煒的思想和他的藝術表現并不是統一和諧的,兩者之間充滿著矛盾和沖突。一位真誠的作家無法保持自己的藝術和思想的一致,與其說是一位作家的性格的內在精神使然,不如說是文學與現時代對話后的必然結果。從現時代這個角度來看問題,張煒的思想和藝術的矛盾現象顯然不是文學界的特例,因此,具體而深入地闡釋張煒小說藝術與思想的表現特點和藝術與思想的沖突就很有意義。
   一 游戲生命與救贖世間
  確立一位作家作品具有的“可讀性”和“可寫性”的側重程度,顯然不能以文學之外的標準為圭臬,即不依靠它的“哲學”或“思想”,而應該依靠作品內部展示出來的豐富性。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應該承認,張煒是屬于“可寫性”之列的小說作家。這可不是好事,對張煒來說,那種豐富性表現已經為他的小說藝術的完整性帶來了損害。他的小說豐富性和藝術完整性的闕失在其第一部長篇小說中已初露端倪。真正對當代長篇小說藝術帶來最早影響的是他的《古船》。從當年文化反省的浪潮中,這部作品脫穎而出。因為,它的古萊子國的歷史背景極大地擴展了文本的藝術容量,不僅如此,蘆青河地貌特征的演變史在客觀上使自然世界得到了生命的還原。這在整個20世紀的小說史上都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件。在中國藝術史上,自然一直是文學家忠誠的對象,而且是終極的對象,所以,意境的完美成為歷代詩人們追求的唯一目標。即使是在文學現代化方興未艾的20世紀,作家們對自然的依戀仍然一如既往。
  自然是中國藝術的情結,拒絕對這一情結的表現對文藝的健康發展也許是有害的,因為情結是人類最深刻最強勁的本能,是藝術力量表現的基本源泉。但是如果藝術一直匍匐在自然的腳下,它就不可能認識自然,結果藝術也不可能健康成長。這里涉及到一個有關藝術同時也是生命的基本論題:藝術與自然的完全平等才意味著藝術的最終獨立。有關自然這種獨立的意見有可能使藝術家去營造自己的獨立的藝術世界,以致使藝術世界與自然世界一比高低[①],也就是說藝術家放棄對自然的親和乃至遷就的謙卑意識,不僅不會降低對自然的藝術感知,反而可能達到一種新的認識和體悟,這種新的認識和體悟的結果之一就是催生了隱喻或象征審美形式的問世。長篇小說《古船》有意識地使自然的某種形象與人類并置起來,從而導演了自然與生命獨自演進的史詩。在小說的序曲中,作家用了相當多的篇幅描繪古萊子國的歷史和傳說,建立起了洼貍鎮20世紀生命史變遷的基本舞臺。但是在歷史和傳說中有關生命的意識是不足于增強小說讀者對生命的本質感受,至少對中國讀者來說是如此。正是對生命意義的執意追問,張煒才在這部長篇小說中發展出了蘆青河這一獨立的藝術形象。
  蘆青河這一自然形象的意義在于它一直具有象征或隱喻的功能。在小說中,它經歷了幾個歷史時期:世紀初,河水豐滿,浮舟載船;世紀中期,水源枯竭,河底暴露;80年代地下蘆青河奔涌而出,世紀初的繁盛景象可望重現。與這一自然現象幾乎完全一致,洼貍鎮也經歷了繁榮、貧困和復興三個階段。不僅如此,蘆青河還直接孕育了隋不召這樣一個生命的精靈。這條河不僅啟示了隋不召的浪游沖動,而且也為他提供了這種可能,使他最終完成了對生命的本質把握。一個雷鳴電閃之夜,少年隋不召失蹤了。幾十年之后,形容枯槁的隋不召回歸故里。令人遺憾的是他沒有衣錦還鄉,依然是空手而歸,一如他空手而去一樣。與洼貍鎮幾位舉足輕重的人物相比,隋不召是一個不足掛齒的小人物,遠不止此,他對家族之爭的超然態度受到了洼貍鎮世界的嘲笑,包括來自他自己家族的嘲笑。就洼貍鎮的話語傾向來看,隋不召是一個無向的獨語者,這也就決定了他唯一的權力就是喪失權力,因為在話語的分類學上洼貍鎮一致地認為他是一個“亂語者”,而一個亂語者的話語是沒有語義的,隋不召事實上就是被自己生活世界放逐的人。但這只會更加突出他與洼貍鎮世界的本質差異:一是他對倫理道德的無視;二是他對技術智慧的支持。在相當的意義上,洼貍鎮世界強烈地反映出對道德的崇拜,而這種道德崇拜又集中地表現在對家族血統的忠誠和捍衛以及對兩性關系的敏感和抑制。洼貍鎮世界嘲笑和蔑視隋不召的原因就在這里。他放棄了作為一族的長輩應該保持的對趙家復仇的權利以及在晚輩面前所應具有的矜持,他在與老女少婦的交往中表現出的是對性別之說一無所知,約定俗成的人生信條和規范對隋不召來說純粹是他自我丑化的舞臺。這一人物形象最具現代特征的是他對航海一事的念念不忘和對技術的強烈興趣,這與其說是他半生漂泊的習慣使然,不如說是他對人的力量和智慧的憧憬的反映。而這一點恰恰成為衡量現代人與傳統人在價值觀上的最基本的標準之一。對既有道德的無視和個人興趣的執著共同構成這一人物的游戲本質。這不是這一人物對人世間的調戲,恰恰是對人世間的深沉的眷戀。他以個人之死去換他人之生的壯舉完美地解釋了這一點。但是這一解釋性的壯舉對一個充滿仇恨的世界來說畢竟出現得太晚了。對洼貍鎮世界來說這一形象一直發揮的是反諷的功能。不難發現,隋不召藝術形象的反諷作用,透露了張煒對這一形象的潛在喻意:現代生命的范例。
  如果說《古船》賦予隋不召這一藝術形象以生命的光輝,使其照射在洼貍鎮的上空,那么隋抱樸這一形象則反映著作者對現實人生的理解和他的救世傾向。自隋抱樸出生,他就經歷并目睹了家族、社會和歷史的滄桑之變,尤其是他父親的忙碌以至累及斃命但并沒有為他的家族帶來任何平安和寧靜的事實,還有權力人物趙多多對茴子臨死的慘劇不僅無動于衷,而且以人類可能有的邪惡去褻瀆生命的瘋狂行為徹底地震撼了一位純潔少年的童心。如此的種種事實迫使他在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去沉思問題的來龍去脈。有關這些問題的思慮過程是十分漫長、復雜和沉重的,以至他幾乎失去了自我行動的可能。他只能眼看著自己愛情之舟的沉沒,眼看著兄弟之情的破裂而無所作為。顯然作者不想使這個形象成長為一個思想者,而更希望進步為行動者。為此,作者為這一形象設計了兩個極具重要意義的發展前提:一是洼貍鎮的家族之爭已經完全淪為私利之爭,正義和公正已經蕩然無存,事情的結局是洼貍鎮的滅亡和民眾的苦難前途;二是《共產黨宣言》的啟迪。應該說在一個世紀的歷史變革和進步中,中國眾多的知識者和思想者正是仰賴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一不朽著作及其思想踏上了真正的戰士之路。這一無庸置疑的歷史事實也說明了隋抱樸形象的典型性。理論的武裝和現實的需要造就了后來的隋抱樸,使他從一個古堡的思想者翩然變為喧囂世界的救難者。隋抱樸這一形象寄予了張煒對人間世的深切期望。
  只要把張煒在《古船》中對隋抱樸花費巨大篇幅這一事實和隋不召這一藝術形象的強烈效果作一簡單的比照,我們很快就會發現作者有關生命的意識和人生價值之間深具矛盾和沖突。一方面作者對生命的本質理解極具現代性,為讀者留下了隋不召這一深含魅力的藝術形象;另一面作者又想使生命具有道德的自律,甚至是嚴酷的自律,如隋抱樸的自我拷問。對生命游戲本質的美麗表達和對人生道德意識的深沉體悟,在張煒以后的長篇小說的建構中將呈現出更加復雜的后果。
   二 對獨善者的捍衛和對道德的質疑
  張煒的長篇小說《家族》激起了文學批評界的激烈爭論。表面上看是批評界內部有關文學價值不同看法的反映,其實是文本內部為這種爭論提供了誘引。小說主要敘述了本世紀寧、曲兩大家族命運的升沉浮降,格外地突出了曲予和寧柯的悲劇性命運。文本敘述者并沒有單純贊揚曲予的大公無私,而是強調他對平等意識的貫徹始終。簡而言之,他是一個獨善之身之人,但這一點并不妨礙他有意或無意參與到抗戰和倒蔣的時代洪流之中。就基本性格方面看,曲予集中體現了文化人人格構成的一個重要類型——追求個人的完美,在實現完美的過程中盡力與他周圍的世界分離以致隔離開來——隱士。但是,曲予的時代已經是20世紀,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徹底瓦解了傳統意義上隱士的自然世界。這使他不可能完成傳統意義上的隱士之業。盡管如此,有關現實生活的政治矛盾和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一直成為他的人生目標的煩惱和負担,如寧珂多次麻煩他打通關節的事,他并不是情愿的,除非這些事能夠有合理的解釋能夠無害于民眾,他才有所行動,畢竟他曾經留學歐洲。
  在一個以功利性為特征的世界,任何個人對時代游離的言行都被整個世界所懷疑和放逐。因為,人類的理論和實踐共同說明的一個真理就是人類的群體本能的絕對和超驗。如果說歷史曾經為我們講述了激動人心的隱士的故事,那么東西文明的狹路相逢及其結果已經在事實上埋葬了隱士的夢想。遠不止此,隱士的古典意義已經被徹底地置換為無知和懦弱的同義詞。所以,在20世紀,隱士的作風和時代的偶像在它們的內容上都發生了今非昔比的變化。這一變化的結果對時代和有隱士傾向的人來說并不是平等的,以功利為時代規定性的現代社會無法容忍獨善者的選擇。曲予被時代暗殺了,從歷史來看這是一次卑鄙的謀殺,但是只有他的家人和他的受惠者對此表示出巨大的震動和哀傷。除此之外,包括他為之奮斗不息的醫院中人對此毫無反應,更不要說他堅持遠離的置身于左右兩翼的人們了。
  《家族》的作者也許沒有意識到,他在傾訴對歷史的疑問時,是立足于道德的立場去責問歷史,這在已經或者正在理性化的進步者眼里,已經顯得不合時宜,換句話說,張煒的道德憤怒為現代社會所蔑視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合理者并不是都是永恒的絕對的。當歷史上的荒誕和現實的荒誕并置或者疊合的時候,真理的矯情和尊嚴就呈現出觸目驚心的自娛風格。殷弓是真理,斐濟也是真理。可是問題就是這些真理的代表者一直在制造著謬誤,這還不是問題的核心,關鍵在于他們執意要將他們的真理推進到世界的全部。在此理念的照耀下,曲予和陶明們顯得固執和愚蠢。因為他們客觀上已經影響了世界的進程也就是真理的進程。從這種邏輯再演進到對生命的消滅也就是理所必然的了。基于對歷史過程的沉思和一類生命——形式上往往表現出孤立無援——的感同身受,像張煒這類作家會持續敘述孤立無援者的故事。所謂這類作家如阿城、張承志、莫言等等。就文本的意義說來,王朔的“痞子”小說也就是這類小人物故事的變種,不同者在于王朔小說中的人物往往以戲謔的方式表現出其都市人的一面,正是這些人物言行中的都市風味,使他的小說被讀者列于與張煒等人不同的類型之中,甚至是水火不容的敵對類型。
  就20世紀國人的歷史命運問題出發,追尋生命的自律和游戲狀態的和諧一直是當代小說家們樂此不疲的表現主題。所謂自律,就是對既有道德律令的認同,在人物的言行中并不出現與世界存在規則背逆的沖動,甚至于往往是以相對保守的姿態出現。游戲狀態包括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對外在世界意識形態的爭斗表現出超然的態度;二是小心翼翼釋放出個人對世界事物的愛和憎。值得說明的是小心翼翼的微妙狀態:在一定意義上,與世界的復雜性相比,這類角色對有關事務的態度是愛憎分明的,但是并不認為個人的愛憎具有清潔世界的力量,由于存在著這樣的心理定勢,他們也不會輕易地表明自己的意見,迫不得已不得不表明自己的行為和態度時也依然唯恐觸擊或者傷害無辜。從張承志吟誦的“額吉”到阿城的“三王”再到張煒的曲予、“鼓額”和陶明們,讀者會驚訝地發現,這些人物往往展示出道德和生命和諧的魅力。與世界的喧嘩和騷動相比,這些人物身上深刻地烙印著古典的痕跡,閃爍著人性的余輝。與其說這是善者的高貴,不如說是隱者的余響——他們的命運昭示著世界的生存狀況——這是作者對獨善者的捍衛。道德,作為個人行為規范系統,是人類賴于生存的基本條件之一,但是自從我們整個文化匯入世界現代化的潮流之后,傳統道德成為人們垢病的論題。與此相反,個性和自由成為文學竭力刻劃的母題。問題在于,正如小說和文學的其它形式不是道德的工具一樣,它也不是自由和個性偶像的工具。作為人類對世界感覺和思索的形式之一,小說對人們的痛苦記憶不可能保持緘默。結果,張煒以對道德的捍衛起,卻以對道德的質疑來結束他的思索。按照道德的規范,曲予是決不能同時與兩個女人產生愛情,盡管這種感情并不虛偽也不勉強。同樣,按照革命者的規定殷弓以超人的意志力為革命的事業贏得了人心和時間,即使作為個人的毅力來說,這個形象也有令人激賞的條件。如此看來,張煒決意從道德的立場去抨擊這樣一位人物就顯得無的放矢。道德的強烈意識使張煒的小說世界呈現出極為矛盾的狀況,一極是人物展示了人性的某一積極方面,一極是消極方面。人物的藝術性和作家的道德思考構成了令人驚訝的尷尬局面。人類對小說的接受史一再提醒我們,接受者對文本的關注中心是藝術形象和敘事的藝術個性,道德只是文本接受中的副產品。在當代,作家對人性的多元理解和感受,使他們并不想使自己筆下的形象簡單化,甚而至于盡量顯示出對人物性格的寬容解釋。這樣的結果不僅增強了人物形象的魅力,而且也使文本中的道德議論被置于戲謔的境地。列夫·托爾斯泰的藝術天才在《復活》中的局部失敗是有關這一論題的經典例子[②]。《家族》的出現使當代的人們對這個論題的爭論更加觸目驚心。
   三 現代的不道德與自然詩意的限度
  長篇小說《九月寓言》是張煒《家族》這部交響樂中一闋相對完美的插曲。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它將成為標志中國長篇小說藝術水準的一個范例。正像《北方的河》抒發了一代人對東方河流的體認、詩意地刻劃了河流的靈魂一樣[③],《九月寓言》傾訴了一代人對東方山野的感悟,出神入化地勾勒出山野的靈魂。我認為,這兩部小說將當代人們對傳統山河的美意識刻劃得最為完整和深邃。它們也許是人們闡釋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對自然意識感悟深化和現代化的最佳范本。在《九月寓言》中,故事敘述者的道德思索和有關人性的分類沖動被生命的意識完全控制,在完整的意義上成就了小說作為藝術去發揮其“神話一體化”思維的事業。在這個寓言世界中,文本的接受者可以完全把這部敘事作品當作一首詩或一闋詞去誦讀。文本的敘事者對生命的本質體驗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久被敘事作品遺忘的自然也以一個獨立完整的生命形象回到小說世界,這里指的是作家所謂的“山野精神”[④]。自然不再僅僅是人物活動的舞臺,而是與人類共生的一類具有靈性的生命。這一特征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自然山野孕育了露筋、金祥和趕鸚們,在這些人物身上閃耀著生命的光輝,人們可以在他們身上領略自然的偉大、意志和靈性;二是自然山野具有自己的意志和性格,并不總是與人類和諧共舞,不少時間內自然之神任性任情的戲弄、折磨和毀滅人類,不僅如此,往往飽受這些苦難的不是邪惡之人,恰恰是善良純潔之士。金祥是廷鲅小村的先知,正是他斃命于山野之神黑煞。如果說前一方面展示的是自然山野的人文情趣,后一方面就呈現了它的反人文的惡德。正是自然這兩個面相的統一使人們真正把握到自然的生命個性。如此看來,只要作家在自己的敘事中完全以一個客觀者的眼光去講述故事,他的作品就可以達至藝術的上品。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是非常次要的一面。即使在這部小說中我們也會或多或少地理解到小說作者對人物命運的深切關注,尤其是那些高尚之人。不僅在敘事的長度上讀者無法忘記金祥、肥和露筋的故事,而且在對故事的價值判斷上也會注意到敘事者的情感強度。不過敘事者不是沉浸在對蒼天的詛咒而是以更沉靜的敘事語調去延續故事。為了保證敘事的完整和故事的生命力量,作者有意無意之間對傳統的敘事藝術進行了革命性的修正,在文本的結構上徹底顛覆了時間的權威統治,建立了藝術文本自己獨立的話語形式,以此從整體上為生命的表演提供最大限度的保證。具體說來這部小說共有七個單元,但作品并不強調單元間的前后關系,而是有意淡化它們之間的邏輯聯系,在每一單元的標題上并不標明表示它在整體中序列的數碼,不僅在外在形式上消解讀者接受中的線性思維,而且內在的敘事也掙脫了情節線的邏輯規約。《九月寓言》中每一單元中的故事發生的時間都是在秋天的九月。與其說這是作者對藝術形式的技術處理,不如說是一種生命意識的完全覺醒。因為生命的意義或質量在于他對美好經驗記憶的長度,而不是物理時間對他表示的經歷長度。如果作品的敘事僅止于此,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完美的敘事文本,具有相當可寫性的特征。因為作品已經把生命的本質意義表現到前所未有的現代水平。作者對生命還有更深的憂慮,當他敘述了生命的詩意的時候,已經感受到了詩意的危機。這不是發生在生命內部的故事而是發生在生命與現代遭遇之后的故事。生命與現代遭遇之后的故事源于廷鲅小村的封閉狀態已無法提供趕鸚們日益渴望的現代精神和情感需要,同樣源于現代工業文明對生命家園肆無忌殫的毀滅。
  《九月寓言》的喻意也許使人們聯想到現代英國小說家D.H.勞倫斯等人對現代工業文明的憤怒譴責。在對現代文明進行批判這一點上,張煒與現代世界的藝術家們是一致的,不僅如此,在對現代文明批判的同時,他以詩意的筆觸營造了一個旨意深邃的生命世界,并且將自然山野的美意升華到神話原型的高度。但是張煒并不像西方的現代作家們那樣對生命的原始狀態有一種超驗和絕對的信賴,而是在處理生命和時代的關系時存在著無所適從的理性矛盾。小說人物——肥出走廷鲅小村的彷徨心路和回歸故土時的絕望心情具體地反映出作者的矛盾。趕鸚、香碗們向往工區的渴望和龍眼、憨人樂于去做礦工的沖動一致證實了廷鲅文明的脆弱、貧困和無助。小村年輕一代的價值取向強有力地說明了小村必然坍塌的宿命。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張煒的真誠為他的藝術世界帶來了無法彌合的縫隙,生命游戲本質的禮贊和現代不道德的揭露共同地生存在他的藝術世界中。出爾反爾的文本主旨并不是作者的過錯或失敗,而是任何時代的任何真誠的藝術家都必須要循走的斜徑,但丁走過了,巴爾扎克和列夫·托爾斯泰還要走,外國作家走過了,中國的作家還要走。問題也許在于真和善在本質上是無法完全疊合的,生命和道德在本質上也是無法完全疊合的。如果在一個巨變的時代,生命和道德既有的些許融合的傾向會由于時代的震蕩而沉落,甚而至于走向反面。在這個意義上說,處于世紀之變的當代作家的深刻和力量不在于他的作品為來日誦唱詩篇的華美,而在于為生命和道德的必然分裂造成情天恨海低吟的挽歌的情懷。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張煒的長篇小說在主題表現和藝術效果上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和沖突。作家主體的道德意識愈強,文本的矛盾愈強;文本的藝術效果愈強,文本的矛盾愈強。這一現象也許再一次證明了文學的內在矛盾——道德與生命的高度意識共同地決定了文本的整體價值,任何中庸的企圖和作為不僅無助于文本的完美,而且還會削弱文本的藝術力量。
   (責任編輯:翁奕波)
  ①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202頁。
  ② 文學界在評價大作家作品中的某些藝術闕失時,往往歸咎于作家思想的先進與落后的矛盾,這一結論不僅混淆了藝術和政治的不同規則,而且也妨礙了人們對于作者和文本的深層復雜關系的理性的探究。實際上,藝術與道德的親和關系與敵意關系同樣是古老和現代的。即使像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的當代美國文學也同樣面臨著藝術與道德問題的困惑和焦慮。關于此,參看美國當代名批評家H.文德勒《在見證的迫切性與愉悅的迫切性之間徘徊》,《世界文學》1996年第2期,第47—49頁。
  ③ 王蒙說:對河流的描寫,至少30年,您寫不過他啦。(《大地和青春的禮贊》,《文藝報》1984年第3期)。
  ④ 張煒《九月寓言·附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47-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馮尚19971997 作者: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47-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馮尚19971997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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