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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中國社會福利研究的獨特視角
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中國社會福利研究的獨特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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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方式與中國社會福利研究
  中國社會福利研究與社會政策概念出現于1990年代末期,有其深刻社會經濟背景與歷史必然性。1949年以來,由于極左思潮影響,人們普遍認為社會主義不存在“社會問題”,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是應受到嚴厲批判的資產階級作風。在社會生活領域中,單位制和準軍事化社會組織結構導致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主要通過單位福利與財政補貼形式滿足,公共福利與社會福利事業極為落后,衣食住行和基本生活需要滿足面臨諸多困難。集體主義生活方式制約個性化生活方式發展,根本無從談起生活質量問題,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是負面和貶義概念[1](P41)。這種狀況自然影響中國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研究,因為社會福利發展缺乏相應價值觀念、經濟基礎、社會環境與組織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在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環境下,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和社會現代化建設為中心,人的發展與人的需要滿足成為國家政策議程的中心議題。人民群眾也迫切需要轉變生活方式,改善生活質量,發展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的思想基礎和社會環境已經成熟。同時,隨著社會發展和以人為本理念日益普及,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澄清,社會學和社會工作等專業學科恢復與發展,經濟發展和企業勞動、工資與社會保險三項制度改革,國家政策模式轉變和社會環境等因素共同推動了社會福利發展。2000年11月,由民政部社會福利與社會事務司、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等單位主辦的“首屆全國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討會”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標志中國人由謀求吃飽穿暖的維生階段轉入追求生活質量的時代,標志中國社會福利研究由“社會保障”階段進入“社會福利”時代,標志作為獨立學科的社會福利理論與社會政策研究正式起步。
  中國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研究是個重大的現實與理論問題,具有相當的理論研究基礎,但是相關研究整合程度較低,散布在不同學科領域之中,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是重要領域。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側重于及時回應社會問題和有效滿足變遷的社會需要,改善生活質量與提高福利水平,關注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關系,謀求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追求人的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和整體社會質量,是世界各國和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中國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專業恢復與重建的社會背景是社會問題叢生與社會結構轉型,社會學家與社會政策研究者面臨紛繁復雜與異常嚴峻的社會問題。這為社會學的迅猛發展與社會政策研究營造了得天獨厚的社會環境,應用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研究方興未艾、異常活躍。但是,中國社會福利研究缺乏相應的學術傳統,相關研究分散在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城市社會學與社區研究、婚姻家庭、婦女研究與性別研究、老年、青少年和殘疾人福利、教育、衛生和住房等領域之中,其中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是中國社會福利研究重要而獨特的基本視角[2]。這至少說明中國社會福利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獨立與整合取向的學科體系。
    學術傳統與生活方式研究視角
  生活方式是社會科學關注的重要理論與政策研究領域,是社會科學研究國際前沿問題。生活方式是個內涵外延豐富多彩和不斷變化的概念。綜觀歐美國家和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生活方式概念內涵外延有若干基本特征。首先,生活方式是都市化、工業化、社會結構變遷和社會現代化的產物,是現代取向社會生活的集中體現,標志社會分化加劇與社會不平等擴大,說明“有閑階級”和階級差別的形成;其次,生活方式關注的是從主觀回答“怎樣生活”,生活質量關注的是從客觀描述“生活怎樣”的基本問題[1](P47);第三,生活方式概念界定的共同取向是強調廣泛差異性、獨特生活風格和區分的標志[3](P59-70);第四,生活方式內涵外延豐富多彩,涉及諸多相關問題,例如生活方式與階級差別、生產方式、消費模式、生活風格、人類需要滿足和社會指標等議題[4](P5);第五,20世紀以來,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成為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工作等學科研究的共同領域,是世界各國決策者與社會科學家高度關注的國際性熱點議題和前沿課題[5](P53-58)。目前,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社會科學家“不約而同”將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置于國家社會政策議程的優先領域和中心位置,是全人類面臨的跨越民族、文化、國家和不同社會制度的普世性問題。
  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在現代社會成為世界性問題,有其獨特的社會歷史背景與原因。世界各國決策者和理論工作者共同關注生活方式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首先,趨利避害,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人類固有的天性;其次,人類歷史變遷規律與社會發展趨勢是由低到高,由簡單到復雜,由傳統到現代[6](PV)。根據著名經濟學家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由傳統社會開始,經由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高額群眾消費時代,最后達到“追求生活質量的階段”[7](P266-287);第三,人類社會觀、社會進步觀、社會發展觀和社會福利觀發生根本轉變:由傳統農業社會轉為現代工業社會,由直線、單向進步轉為螺旋、綜合進步,由經濟增長為主的發展轉為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由物質福利為主轉為綜合性的物質、心理和社會福利。人的主體意識越來越清晰,社會發展與社會現代化主要衡量標準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生活狀況與生活質量成為測量社會現代化程度和以人為本狀況的最佳指標體系[8](P8);第四,世界各國社會結構變遷與體制改革追求的共同目標和核心主題是,調整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關系,重構社會、國家、市場、社區、家庭與個人間的關系,努力創造良好和諧的社會環境,及時回應社會問題,最大化滿足變遷的人類需要,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改善人們生活狀況,改變傳統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質量[9](p1);第五,在中國社會,生活方式成為決策者與不同學科共同關注的重要領域,是改革開放與社會發展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10](P144-148)。中國由國家社會主義變為市場社會主義,市場在生活機會與資源分配中扮演日趨重要的角色。工業化進程與社會現代化步伐加快,經濟生產與社會消費關系日趨密切,就業模式轉變和工資收入提高導致人們生活方式悄悄發生變化,“怎樣生活”和“生活怎樣”的問題被客觀地提到議事日程;思想領域中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特別是明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以人為本思想日益普及;社會學恢復與重建為生活方式興起與發展奠定了思想、經濟與社會基礎。
  生活方式研究擁有不同學術傳統,社會福利與社會學的生活方式研究具有諸多重要差異。目前,由于生活方式核心性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的基礎地位,已形成不同時代、不同國家學者,從不同學科角度共同研究生活方式的可喜局面,并形成迥然不同的學術傳統與學術視角,其中尤以明確區分社會福利與社會學的生活方式研究的差異之處最為重要,具有舉足輕重的理論意義和政策價值。概括而言,社會福利與社會學的生活方式研究具有如下差異:首先,社會福利既是一門學科,又是一種社會制度。社會學傳統的生活方式只是眾多社會科學共同關注的一個研究領域和社會生活的一部分[3](P59-70);其次,社會福利是人類社會伴生物,追求美好生活是人類天性。社會學的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產物,是人類社會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改善生活質量的努力;第三,社會福利獨立學科與制度,主體性特征鮮明。這種主體性既體現在獨立的學科地位,又反映在人的發展是社會福利追求的核心目標。社會學視野中的生活方式研究長期處于從屬性地位,內涵外延隨主要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有差別,表現出很大的主觀隨意性。例如生活方式最初是作為解釋階級、地位差異的變量而出現的[3](P59-70);第四,社會福利既關注人類現實生活狀況,又追求美好和理想社會狀況,既堅持“應該如何”的道德規范,又注重理想狀況的社會倫理。社會學的生活方式主要關注現實生活狀況,缺乏未來取向的理想社會觀和明顯的價值判斷;第五,社會學的生活方式主要局限于社會消費領域和社會生活的某些層面。社會福利則既關注經濟生產活動,又關注社會消費領域,既關注物質生活世界,又關注精神心理世界,還關注從全人類角度滿足人的社會需要。簡言之,雖然社會學與社會福利共同關注生活方式,但是二者的研究角度具有諸多重大差別,二者關系是學科(社會政策)與研究范疇(社會學),制度(社會福利)與社會活動領域(社會學),永恒現象(社會福利)與歷史現象(社會學),主體特征(社會福利)與從屬地位(社會學),現實與未來的整合(社會福利)和注重現實取向(社會學),整體(社會福利)與局部(社會學)的關系。
    生活狀況與歐美社會政策研究
  人的生活狀況與福利水平是社會政策研究的傳統主題,這集中體現在福利制度結構——功能與福利政策目標上。社會制度是人類社會回應和滿足某種特定社會需要的產物,是人類社會發展與社會現代化的制度保障。福利制度基本功能是滿足變遷的人類福利需要,改善生活狀況,提高福利水平[11](pxi)。福利既是福利制度的核心,又是充滿爭議和難以界定的基本概念。美國學者Barry在其《福利》一書開篇寫到:福利概念以一種讓19世紀評論家吃驚的方式主宰了當代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12](Pvii)。從詞源和語意學角度看,福利起源于古代詞匯farewell,其意思是走或好。英國權威牛津詞典將福利意義等同好運、幸福、福祉和繁榮。福利概念是well和fare兩詞意思的綜合。Well的意思是好,fare的意思是生活,兩者意思綜合起來就是幸福人生、美好生活或追求幸福生活[13](P2)。這意味改善生活狀況是福利制度基本功能與福利政策的主要目標。福利制度可分為傳統與現代兩類,傳統福利制度主要是非正式照顧(親屬、鄰里、朋友和社區)網絡與非政府組織福利(如宗教團體的慈善福利)。現代社會福利制度的是工業化、都市化和社會現代化的產物。1601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一世頒布《濟貧法》標志著現代福利制度的誕生[14](p14)。簡言之,社會福利制度基本功能是滿足人類變遷的福利需要,福利需要滿足狀況主要表現為生活狀況。
  歐美社會福利研究傳統是需要滿足研究,實質是從基本需要界定與福利服務提供角度,描述與分析福利制度的運作機制。需要概念是社會資源分配與福利制度運作的價值基礎。英國著名學者布蘭德肖認為:社會服務的歷史就是承認社會需要和組織社會去滿足社會需要的歷史[15](p640-643)。需要(needs)是區分不同理論流派和福利觀念的基本標準。歐美國家需要界定取向多種多樣。在社會工作專業實踐與社會福利處境中,需要至少是在沖動和動機(impulse)、缺乏、要求、資源、問題五種意義上使用的[16](p18)。筆者認為,需要是指目標群體在特定時空處境下尚未達到社會認可一般生活標準的“問題狀態”。這涉及誰是福利服務對象,需要的社會環境與制度背景,基本需要范圍與內容,社會認可一般生活水平,以及服務對象的生活狀況與社會認可一般生活標準之間差距等諸多問題。例如英國學者從主觀界定角度認為,人類普及性基本需要是身體健康和自主[17](p157)。兩位香港學者依據研究對象主觀界定的研究發現,香港中國人的基本需要是健康和衣食住行生存需要[18](P79-96)。這意味人們工作與生活的所有領域都被納入福利范圍之內,意味生活狀況改善與福利水平提高集中反映在基本需要范圍擴大,需要滿足程度提高上。一般來說,社會發展水平越高,基本需要內容越多,范圍越廣,社會福利制度便越發達。
  北歐生活狀況型福利是歐美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另類傳統,其實質是從基本需要滿足狀況與結果角度,描述分析社會福利運作機制和制度模式。北歐生活狀況研究起于20世紀60-70年代,深受國際社會科學界特別是美國社會指標運動的影響,研究主題是探討“人們在福利國家中如何生活”的問題。北歐生活狀況研究的顯著特征是對社會生活提供全面描述,生活狀況調查主要依賴客觀而非主觀的態度指標,特別關注社會不平等問題,努力將社會政策與社會結構和政治體制聯系起來,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19](p61-64)。北歐國家福利既與生活狀況有關,又與生活質量相互交織。例如,瑞典1968年、1974年和1981年三次大規模生活狀況抽樣調查范圍包括健康和獲得健康照顧、就業和工作條件、經濟資源、教育和技術、家庭和社會整合、住房、人身和財產安全、娛樂和文化、政治資源九大領域[20](p67-83)。顯而易見,瑞典福利狀況調查范圍覆蓋社會生活所有領域。更為重要的是,北歐生活水平式的福利研究取向擁有許多截然不同于歐洲國家“需要滿足過程”傳統的價值理念與基本假設。首先,北歐福利研究模式的基本價值取向是聚焦于人們的需要滿足,而不是聚焦于人們資源的多寡。這反映福利或生活狀況主要是指從個人對貨幣、財產、知識、精神和物質能源、社會關系和保障等資源的控制,并通過這種控制個人可以有意識地控制他們的生活狀況[21](P88-94)。這意味北歐福利研究模式的本質特征是以個人對滿足需要所需資源的控制能力為基礎,而非單純被動的需要概念。與此對應,在歐洲傳統的福利研究中,核心概念是人的需要,關注點是需要滿足程度,忽略了如何滿足需要和個人在需要滿足中發揮作用的問題,個人的福利主體意識薄弱。其次,北歐福利研究模式既使用客觀指標,又運用主觀指標,以便為個人福利與社會福利提供全面的圖畫。這意味著北歐福利研究模式側重使用客觀的描述指標,而非主觀的評價指標,并且力爭主客觀指標體系的完美整合[22]。不言而喻,以對資源控制能力為基礎的北歐福利模式,遠比歐美國家傳統的以人的需要為基礎的福利模式更為積極主動。這既標志福利觀念內涵外延的變化,又標志福利政策目標由以資源為主轉為以人對資源的控制能力為主,還標志福利典范轉變。
    結構變遷與中國社會生活狀況轉型
  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人的集體主義生活方式,顯著提高中國人的生活質量。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至高無上。國家統攬政治權力。政府運用計劃方式組織經濟生產和社會消費,基本取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國家建立準軍事化的社會組織體系,所有社會生活領域均處于嚴密控制下。在此處境下,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既是集體主義取向的,又是高度同質性和一致性的。與此同時,由于資源匱乏與資源控制,特別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集體主義生活方式停留在貧困和維生水平上,根本無從談生活質量問題。城市居民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要難以滿足,穿衣難、吃飯難、住房難、出門難、洗澡難、理發難、看病難和入托難等現象普遍,物質福利水平極低。當時將社會福利與資本主義社會聯系起來,批判福利主義的左傾思想客觀上又制約和妨礙了福利與公共福利事業健康發展[2]。這種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革命色彩濃厚和集體主義取向的生活方式與狀況,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與社會結構特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史無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結構變遷,生活方式與生活狀況也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大一統和無差別的集體主義生活方式逐漸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多樣化與統一性并存共生,差異性與趨同性相互交織,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相互融合的過渡性生活方式與生活狀況。無論從何種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基本趨勢是中國人生活質量顯著提高。這標志中國社會的福利模式正在由集體主義典范向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混合的模式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狀況發生可喜變化,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混合的生活方式初見端倪,標志著中國社會發展進入嶄新歷史階段。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價值觀念更新、收入水平提高和經濟體制改革深化,中國社會結構與中國人生活方式也發生巨大變化:中國社會由溫飽型向小康型轉化,從自給型向商品型轉化,從物質型向文化型轉化,從標準型向多樣型轉化,從耐久型向更新型轉化,從封閉型向開放型轉化,從室內型向室外型轉化[23]。在社會結構變遷處境下,中國人生活方式與生活狀況也發生喜憂參半的變化:一方面奢侈浪費、白色消費和炫耀消費盛行,腐朽落后和愚昧封建生活方式死灰復燃;另一方面健康向上、幸福和諧美好生活流行,追求生活質量的生活方式應運而生。有鑒于此,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建立與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現代生活方式已迫在眉睫。所謂與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生活方式,是指與我國目前社會發展水平、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相適應的新型生活方式。它既包括物質生活,又包括精神、政治和家庭生活,既包括個人消費水平提高,又包括社會福利和勞動環境改善。這種小康型生活方式實質是用較少資源和較低條件實現較高生活質量,形成文明、健康、科學、合理、實惠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24]。總體來說,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向現代生活方式轉型的總體方向是,由依附型向自主型生活方式轉變,由封閉型向開放性生活方式轉變,由僵固不變的單一生活方式向不斷變動的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轉變[25](P49-55)。中國社會生活方式總體性變遷趨勢反映在個人、家庭和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例如,20世紀90年代個體戶生活方式激變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勞動與閑暇結構呈融合、自主支配趨向;二是社會交往活動由封閉趨向全方位開放[26](P49-55)。簡言之,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尚未完成,生活方式轉變同樣如此。雖然如此,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轉型已經開始,新社會與新生活方式雛形已清晰可見,預示福利觀念與福利模式在轉變。
  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既是觀察轉型期福利狀況的最佳落腳點,又是分析中國福利狀況的獨特視角,為中國福利理論政策研究奠定了多方面的堅實基礎。目前,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影響隨處可見。普通市民的政治、經濟、勞動、社會交往、家庭、消費、閑暇生活和日常生活方式的變遷,既是最直接、最具體和最典型反映社會結構變遷影響的生活領域,又能反映社會轉型期人們的生活質量與福利狀況。生活方式轉變與生活質量改善由此成為描述與分析福利狀況的最佳落腳點。在中國社會福利尚未形成獨立、綜合和成熟的研究領域之前,生活方式不失為研究中國社會福利的獨特視角。如果承認“人類需要滿足程度”是衡量福利狀況的主要指標,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福利服務、教育服務、醫療照顧、住房、公共福利和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是社會福利基本范圍和內容的話[27],那么福利研究對象就是“生活問題”[13](p2)。生活方式研究與社會福利研究“殊途同歸”,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成為福利理論政策研究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生活方式與福利研究不僅存在領域與學科、局部與整體、現狀與過程的差異,在方向與目的、層次與結構上同樣存在重大差異。生活方式側重目前現實的生活狀況,社會福利關注從動態發展角度觀察人類福利狀況。生活方式研究目的是了解現實生活狀況,社會福利研究目的是社會改革與有計劃社會變遷。生活方式主要是對微觀層次社會生活的研究,社會福利主要關注宏觀層面制度性安排與政策模式改變。生活方式是具體的社會生活形態,生活結構比較簡單、直觀和具體。社會福利則既包括簡單、直觀和具體生活形態,又包括復雜、深層次和抽象的生活狀況與社會關系模式[28](p2)。盡管如此,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為社會福利研究奠定了具體而微觀現實直觀的生活基礎。
    簡要討論與基本結論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討中國社會的生活方式研究與社會福利研究應采取何種關系模式。筆者主要從生活方式與中國社會福利研究、學術傳統與生活方式研究視角、生活狀況與歐美社會政策研究、結構變遷與中國社會生活狀況轉型層面分析和回答研究問題。筆者首先指明中國社會福利研究的“分隔化”與生活方式化狀況,探討生活方式的普世性意義和關系,分析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在現代社會中成為世界性議題的社會歷史原因和趨同化趨勢,區分“社會學視角”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福利視角”的生活方式的諸多重大差異之處。然后,筆者在界定福利概念內涵外延基礎上,介紹歐美社會福利研究的兩種取向與制度安排:以“需要”為基礎的、側重于“需要滿足程度”的福利政策模式,和以“資源”為基礎的、側重于“人對滿足需要資源的控制能力”的福利政策模式,目的是為中國福利研究提供國際視野和國際比較基礎,著眼點和落腳點是為探討社會結構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生活狀況轉變的基本趨勢,將生活方式研究與社會福利研究放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特定社會環境下,放在社會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進程中來考慮。筆者認為,盡管生活方式與社會福利研究“趨同化”的基礎擴大和傾向明顯,但總體來說,社會福利取向的生活方式研究在許多方面明顯優于社會學取向的生活方式研究。不言而喻,這說明深化中國社會生活方式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增加社會福利的理論視野和取向。因為福利制度的價值基礎、政策目標、組織體系、運作機制、隊伍建設和服務范圍,更符合人類追求幸福美好生活和自我發展的天性,更深刻描述社會結構變遷規律,更準確反映人類社會發展最終目標,更科學預測人類社會發展方向。這說明生活方式研究是福利研究的基礎與途徑,是中國社會福利研究的獨特視角。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57~62C4社會學劉繼同20032003生活方式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研究是新興議題,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是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研究共同關注的重大理論與政策議題。中國社會如何處理社會學取向與社會福利政策取向的生活方式研究,是個既關系到如何深化中國社會生活方式研究,又關系到如何推進中國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本文從中國社會狀況與歐美學術傳統的角度,探討生活方式與社會福利研究的關系模式。生活方式/社會學研究傳統/社會福利研究傳統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目“歐美國家社會福利理論的演變及其核心理論爭議”劉繼同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后。郵編 100871 作者: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57~62C4社會學劉繼同20032003生活方式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研究是新興議題,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是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研究共同關注的重大理論與政策議題。中國社會如何處理社會學取向與社會福利政策取向的生活方式研究,是個既關系到如何深化中國社會生活方式研究,又關系到如何推進中國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本文從中國社會狀況與歐美學術傳統的角度,探討生活方式與社會福利研究的關系模式。生活方式/社會學研究傳統/社會福利研究傳統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目“歐美國家社會福利理論的演變及其核心理論爭議”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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