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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日本與魯迅小說中的生命意識
留學日本與魯迅小說中的生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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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6425(2004)06-0017-05
    明治維新后,日本向西方學習進而富國強兵,這促使20世紀初期大量的中國留學生奔 赴日本,日本成為中國掙脫封建傳統束縛和跨入現代社會的一座橋梁。1902年春,魯迅 赴日留學,先入弘文書院,1904年9月入仙臺醫學專科學校。到日本后,魯迅眼界大開 ,他廣泛涉獵西學,這既深化了他自己原有的科學思想,又大大擴展了他的精神視野。 后來,因感受到中國國民思想的愚昧和麻木,并認為他們急需思想的啟蒙和靈魂的改造 ,魯迅便棄醫從文,立志做中國精神界之戰士,對此,他曾表示:“善于改變(國民的) 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1](P417)留日期間 ,魯迅經由多種方式了解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找到了改造中國腐朽、愚昧 、落后狀況的有效途徑:“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 ,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2](P46)此間,魯迅飽覽和 自覺吸取了西方科學和先進的思想文化、學理、文學精神,為瀕臨絕境、處在歷史轉折 關頭的中國社會,開啟了一扇走向世界,跨入現代社會的“新世紀之門”。
        一、從尼采等“摩羅派”身上獲取“顛覆”及“創造”的魂魄
    魯迅作為官費留學生前往日本之時,“尼采熱”在日本達到頂點,剛剛到達日本的魯 迅立即被明治文壇的浪漫主義論爭所吸引,這促使他開始思考中國的國民性問題。他積 極購買尼采的著作,從中“將求方來之泉,將求新源”。對于尼采等人的“權端個人主 義”思想,當時魯迅根據自己的理解,得出的思想邏輯是:個人主義 = 個性主義 = 發 揚踔厲振興民族之精神。魯迅把尼采稱為“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把尼采放在斯蒂納 之后“極端個人”序列的最高位置上。當時魯迅接受了“尼采的進化論的倫理觀”,并 極力贊揚拜倫式的英雄,推崇“惡魔派”詩人,在承認嚴復的“自然的必然”的前提下 ,加入尼采式的“以意志超越自己”的因素,認為人類歷史是“意志”不斷地抗拒“必 然”,實現自我的過程。這種自我“人格”進化的結果,就是“超人”的產生。魯迅認 為,尼采所說的強化權利意志,其實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極端英雄主義。其積極因素是 ,否定一切已存的傳統,在不斷的反叛與創造中實現自我價值。其消極因素是,真理被 看作是自我權利意志為達到自身目的的工具。
    魯迅走進尼采的精神世界有其主客觀原因。當時留日學生,一般都能掌握兩種以上的 外國語,這就為他們直接了解并掌握外國文化提供了條件。加之,日本的醫學是德國系 統,凡學醫的必須學習德文。以德語為媒介,魯迅便深入地接觸到了德國的哲學、文化 和文學思潮,也自然地受到了尼采的非同一般的影響。
    早在1907年,留學日本的魯迅,就敏銳地洞悉了尼采“反抗為本”哲學思想的醒世勵 民的積極意義,他激情贊賞道:“其說出世,和者日多,于是思潮為之更張,騖外者漸 轉而趣內,淵思冥想之風作,自省抒情之意蘇,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 靈之域;知精神現象實人類生活之極顛,非發揮其輝光,于人生為無當;而張大個人之 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2](P54)此時,魯迅已從尼采等“摩羅派”身上吸取了“ 自省”、“理性”、“個性解放”等一系列頗具現代性的意識和精神,并促使他對現代 生命意義進行深刻的思考。魯迅在以后的小說創作中,大力推崇尼采宣揚的“天才”和 “至上”的個性精神,并以此作為破除中國幾千年封建主義思想痼疾,拯救中國人自然 人性和個性活力的銳利武器。在這些作品中,魯迅以精神界之戰士的“超人”姿態,探 索“國民性改造”和重塑現代人生命意識的正確途徑。我們看到,魯迅在小說中一再描 寫了“先覺者”的“超然”和“激憤”,描寫了“庸眾”的“荒唐”和“麻木”,這些 都明顯受到了尼采“超人”哲學的影響,同時又盡量避免尼采視民眾為“庸眾”——“ 以愚民為本位,惡之不殊蛇蝎”的貴族主義偏激意識。魯迅將尼采的“頌強”轉變為“ 抗強”,將尼采的“滅眾”矯正為“救眾”,魯迅贊揚“超人”,意在“立之為極,俾 眾觀瞻,則人庶乎免淪沒”[3](P23)。魯迅描寫阿Q們的愚昧和麻木,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爭”,是為了促其奮起。起始于《狂人日記》,魯迅便以先覺者的姿態,開始了 國民性改造的艱難的人生跋涉。
    從《吶喊》到《彷徨》,每一篇小說都凝聚著魯迅作為精神界之戰士的情感意向和批 判理性精神,這其中顯現著尼采式“偶像破壞者”的激憤。魯迅希望借助于小說,向中 國幾千年傳承的封建主義文化“施行襲擊,令其動搖”,無論古今人鬼,《三墳》、《 五典》,百宋千元,統統踏倒它。其中還洋溢著拜倫、雪萊式個性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自 由意志。魯迅大加贊賞拜倫、雪萊、歌德等“摩羅派”詩人積極進取、勇于抗爭的主體 精神:“摩羅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歐人謂之撒但,人本以目裴倫(G.Byron)。 今則舉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人之,為傳其 言行思惟,流別影響,始宗主裴倫,終以摩迦(匈加利)文士。”[4](P66)魯迅贊頌“瘋 狂”的尼采,宣稱只有卓然于污濁世界的“超人”,才具有“強壯而健全”的天性,才 具有“不竭的創造性的生命意志”。在小說的人物塑造中,魯迅顯現出自己“致人性于 全”的審美趨向和價值追求,他對中國社會的剖析和批判,有著異常深刻的思想深度和 異常精確的理性評判。對于拜倫、雪萊、歌德等“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 人,魯迅奉其為“精神界之戰士”的楷模,并在其小說的人物塑造和藝術描寫中呈現出 他們的勃勃生氣,奮斗不息的個性精神和崇高境界——“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 ,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后世人心,綿延至于無已。”[4](P66)
        二、從果戈理等“精神審判者”那里“拿來”靈魂的解剖刀
    魯迅留日時期,盛行已久的日本文壇翻譯風潮之重心已從英、法等國轉向其他歐洲民 族,這一價值取向直接影響到了當時熱心譯介并努力取法外國文學的魯迅。魯迅曾感嘆 道:“日本的翻譯界,是很豐富的,他們適宜的人才多,讀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 ,幾乎都找得到譯本。我想,除德國外,肯介紹別國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5]( P604)魯迅此時的收獲是:“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L.Andreev)的作品里遇到了恐怖,阿 爾志跋綏夫(M.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V.Korolenk o)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感受了反抗”。[6](P416)
    受到當時日本熱衷于俄羅斯文學潮流的影響,魯迅對俄國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此 外,魯迅還能夠通過德文譯本,從另一種途徑了解俄國及巴爾干國家被壓迫民族的文學 。魯迅曾回憶說:“那時——19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 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6](P459)為了經由“德語之橋”學習俄國及 巴爾干國家的文學,魯迅一方面通過日本設立的德文學校去聽講,平常則搜購德文的新 舊書報,在公寓里借助字典自己閱讀。對此,周作人說道:“他的德文實在只是‘敲門 磚’,拿了這個去敲開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學的門,這在五四運動之后稱為‘弱小民 族的文學’,在當時還沒有這個名稱,內容卻是一致的。具體地說,這是匈牙利、芬蘭 、保加利亞、波希米亞(德文也稱捷克)、塞爾維亞、新希臘,都是在殖民主義掙扎著的 民族。”[7](P42)俄國及巴爾干國家的文學影響到了當時魯迅人生觀和文學觀的形成。 正如魯迅所說:“后來我看到一些外國的小說,尤其是俄國,波蘭和巴爾干諸小國的, 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運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為此而呼號 ,而戰斗。”[8](P389)魯迅后來成為一名卓越的小說家,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他承 認小說創作的成功,是因為“看外國的短篇小說,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也看日本 作品”[9](P364)。
    魯迅的《狂人日記》受到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說的影響,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對此,魯 迅自己一再說過:“1834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188 3年頃,尼采(Fr.Nietzs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 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里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但后起的《狂人日 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 茫。”[10](P238-239)早在1917年,魯迅就在《摩羅詩力說》中稱贊果戈理的創作是“ 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4](P64)。談到自己留日時期對果戈理作品的格外欣 賞,魯迅說:“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 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 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11](P511)
    當《阿Q正傳》發表時,周作人就以“仲密”的署名發表了一篇談《阿Q正傳》的文章 ,指出:“《阿Q正傳》的筆法的來源”,“是從外國短篇小說而來的,其中以俄國的 果戈理與波蘭的顯克微支最為顯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鷗外兩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 影響”[12]。可以說,果戈理的作品,直接影響了魯迅小說創作的基調和藝術表現方式 ,他們都嫻熟地運用了“人類靈魂的解剖刀”,通過對一系列充滿病態人格的人物形象 的塑造,剖析了社會偽善、腐朽、罪惡的本質,揭出社會人生的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 意。魯迅如同果戈理那樣,其小說創作,在社會寫實的描寫中融入象征主義和意識流的 藝術表現手法,以令人警醒的筆墨展示出在中國傳統文化及社會現實的影響下,國人的 精神病態,思想性格弱點,以及無法擺脫的命運的悲劇,作品表現出異常深邃的“為人 生”和“改良人生”的主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魯迅贊賞的另一位擅長靈魂剖析和精神透視的俄國作家。他在作品 中揭示了人的深層意識,即人力圖擺脫社會性束縛,享有生活和精神自由的生命本能, 深深地觸動了魯迅。魯迅曾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這一藝術成就給予高度的評價:“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 ,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 體也表示著。又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13]魯迅的小說有著異乎尋常的思想深度和精神表現力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他借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的長處。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魯迅稱他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還認為他是一位暴露出下層人們心靈病根的人道主義者:“他所愛,所同情的是這些,——貧病的人們,——所記得的是這些,所描寫的是這些;而他所毫無顧忌地解剖,詳檢,甚而至于鑒賞的也是這些。不但這些,其實,他早將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從年輕時候起,一直拷問到死滅。”對于這種靈魂審問的實質意義,魯迅發人深省地指出:“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13]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魯迅的小說創作也充分而深刻地表現了人物的心理內涵和精神特質,他們都長于描寫人物的病態心理以及肉體和精神痛苦。他們猶如“靈魂的審判者”,淋漓盡致地揭示出人性的種種可悲、可嘆、荒唐、灰暗之處,使人們的心靈受到強烈震顫。魯迅是有著積極進取心和憂患意識的作家,他的小說中令人沉痛的心理揭示,使人深思,促人反省,并給人們指示出人性進化和人格完善的靈魂拯救的“藥方”。魯迅小說中無論是對農民命運的關注,還是對知識分子人生遭遇及心理歷程的描繪,都飽含著作為啟蒙思想家、改革先驅者的魯迅,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憂患意識以及深沉的人道主義精神。
    俄國作家安特萊夫也顯著地影響了魯迅的小說創作,魯迅曾確認過安特萊夫的風格給 予自己創作的影響。1935年,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里,不僅透露了《 狂人日記》與果戈理同名小說的淵源關系,還說:“《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 來夫(L.Andreev)式的陰冷。”其后不久,在給肖軍、肖紅的信里,他有過同樣的表白 。
    魯迅高度贊賞安特萊夫的創作,不僅1908年說過安特萊夫“為俄國當世文人之著者。 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14](P159)1921年又說:“俄國作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 如他的創作一般,消融了內面世界與外面表現之差,而現出靈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 是雖然很有象征印象氣息,而仍然不失其現實性的。”[15](P185)據周作人回憶:魯迅 青年時代,在許多俄國作家中,最喜歡的是安特萊夫[16](P131),安特萊夫是當時俄國 特色鮮明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前期的作品描寫下層社會中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對他 們人生的悲劇寄予深切的同情,作品中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魯迅從安特萊夫的作品 中讀到了“19世紀末俄人的心里的煩悶與生活的黯淡”[15](P185),“看見了被壓迫者 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6](P460)。聯系到中國社會“吃人”、“非人道” 的傳統和現狀,魯迅堅定了自己小說創作的審美基調和價值取向:“說到‘為什么’做 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 生。”[11](P512)魯迅小說暴露舊社會的病根,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安特萊夫以及俄國和東歐作家的創作,是魯迅這一創作傾向形成的主要“誘因”。魯迅 說:“后來我看到一些外國的小說,尤其是俄國,波蘭和巴爾干諸小國的,才明白了世 界上也有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運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為此而呼號,而戰斗。 而歷來所見的農村之類的景況,也更加分明地再現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個可寫文章 的機會,我便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的形式發表出 來了。”[8](P389)這使得魯迅當時小說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 ,這不幸的人們,一是農民,其次是知識分子。如同安特萊夫一樣,魯迅小說將文學描 寫滲透到人物靈魂的深處,在心靈世界中,暴露歷史痼疾和現實陰暗對人性的侵蝕和摧 殘,生命的狀態在生與死,在現實與歷史的溝通和觸動中呈現出“灰冷”、“死寂”一 般的悲劇氣息。
        三、從弗洛伊德和廚川白村處感悟到文學源自生命的原動力
    “五四”前后對中國思想文化界和文學藝術領域產生了強烈沖擊的弗洛伊德學說,是 以日本為中介傳入中國的。魯迅留日期間便對弗洛伊德學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且是“ 五四”時期引介弗洛伊德學說的較早的、較有影響的一位人物。當時魯迅發表了一系列 進行思想啟蒙和促使人性解放的雜感和短評,其中一些篇章創造性地將弗洛伊德學說加 以運用,并對弗氏理論的精神實質進行新的闡釋。
    魯迅是中國新文學史上最初自覺地將精神分析法運用于文學創作的少數作家之一。他 最早的一些小說作品,如《阿Q正傳》、《不周山》(后改名為《補天》),都成功運用 精神分析法于藝術表現之中。1924年他又花費大量心血,翻譯了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 村的《苦悶的象征》,魯迅在《<苦悶的象征>引言》和《譯<苦悶的象征>后三日序》中 用廚川白村的原話概括了《苦悶的象征》全書的主旨:“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 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征主義。”[17](P232)廚川白村雖然承襲 了弗氏用被壓抑的本能欲望來解釋文藝創作的動因,但對弗氏“將一切都歸在‘性底渴 望’里的偏見”持有異議,他用廣義的生命沖動取代“性底渴望”。魯迅肯定了廚川白 村對精神分析所持的批判借鑒態度:揚棄了弗洛依德把一切歸之于性欲的“專斷”,又 汲取了其中合理的因素,如壓抑、升華等等,從而產生自己對文藝的獨到見解。
    弗洛伊德學說對魯迅文學創作的影響,并不表現在他對弗洛伊德理論的整體性認同上 ,而表現在潛意識理論對魯迅開掘人物靈魂的深度與廣度的啟發和幫助上。魯迅對弗洛 伊德和廚川白村的推崇,直接影響到他“五四”時期生命意識以及人生態度的確立。魯 迅以深沉的憂患意識,強烈關注著中華民族的新生,關注著中國人由傳統向現代的進化 。在小說、散文詩等文學作品中,魯迅通過對中國人的生命意識的深刻揭示和剖析,立 志對愚弱的國人的思想啟蒙和人性改造,承担民族性重鑄與完善的重任,他運用精神分 析這把切入肌膚、深入靈魂的解剖刀,深入發掘出“偽道學家”多層次意識領域的本能 欲望,使封建主義倫理道德虛偽的本性原形畢露,極大地促進了人性的解放和社會的進 化。
    魯迅以女媧補天故事寫成的《不周山》(后改為《補天》,“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 創造,以至衰亡的”[11](P513)。這篇小說與弗洛伊德學說有著密切的聯系,魯迅在《 <故事新編>序言》中曾說:寫這篇小說“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fú@①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的緣起”。弗洛伊德堅持“本能決定論”,他所說的本能,是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原始沖動和內驅力。早期,弗洛伊德主張人有兩種本能:一是自我本能,二是性本能,它們都源于人體內部的需要或沖動,并通過能量的釋放達到心理緊張的緩解和快樂的滿足。后來,弗洛伊德又將其發展為這樣兩種本能: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強調人的生命現象始終存在兩極化——建設性和破壞 性、進取性和倒退性。在《補天》里,魯迅描寫的便是女媧身上本能力量的蓄積和釋放 。小說的第一部分情節表現的是女媧被壓抑的性的本能力量被釋放而獲得心理的滿足, 這與弗洛伊德早期的本能論相吻合。小說的第二部分情節則寫了女媧與天崩地塌的大破 壞和大毀滅相抗爭的煉石補天的偉業,將生命現象中生與死,大建設與大破壞的兩極對 立作了淋漓盡致的展現,這無疑又與弗洛伊德后期的本能論相貼。
    潛意識理論是弗洛伊德人格結構學說的基礎,弗洛伊德認為,潛意識是心理深層的基 礎和人類活動的內驅力,它決定著人的全部有意識的生活。潛意識按著快樂原則使被壓 抑的欲望、本能沖動以掩飾的方式表露出來。魯迅的一些小說運用精神分析法,深刻剖 析了人物深層的、潛在的意識流動,寫出了他們外在的言行舉止與內在的心理動機之間 的錯位和抵牾,對人物靈魂進行了異常深刻的理性的審視和拷問。在《肥皂》和《高老 夫子》這兩篇小說中,作者借助于對人物一系列潛意識活動的描述,袒露出鄙俗的封建 舊派人物偽善、骯臟的陰暗心理,辛辣地嘲諷和鞭撻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封建倫理 道德的偽善和荒謬。魯迅的其他一些小說,如《弟兄》、《白光》、《離婚》等,也都 于潛意識領域,深入發掘人物超常態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特性,使作品在透視人物靈魂方 面具有了非凡的深度和廣度。
    收稿日期:200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南寧17~2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健20052005留學日本的生活經歷,劃定了魯迅一生的生命坐標,正是這段生活經歷,開拓了他的 人生視野,改變了他的人生追求,使他成為中國新文學的開山之人。留日期間,魯迅經 由多種方式了解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確立了以“國民性”改造、人的解放 、創建理想人性為宗旨的“立人”思想,從此他以精神界之戰士的姿態,在文學創作, 特別是小說創作中,弘揚了他的這一具有崇高境界的現代生命意識。留日/魯迅小說/生命意識/價值追求/Studying in Japan/Lu Xun's stories/sense of life/values基金項目:莆田學院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4001)。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王金Studying in Japan and the Sense of life in Lu Xun's Stories to Find out the Source
   HUANG Jian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Xuzho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The experience of studying in Japan has opened up Lu Xun's view of life,changed his life pursuit,and made him become the pioneer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During his studying in Japan,Lu Xun gets to know the advanced western ideological culture and literary art,establishes his thought of “cultivating persons”with the purpose of “nation's reformation”,human liberation and the establishing of ideal human nature.Since then,Lu Xun has expressed his modern sense of life in his story creation with the gesture of spiritual soldier.徐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黃健(1963—),男,江蘇徐州人,徐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作者: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南寧17~2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健20052005留學日本的生活經歷,劃定了魯迅一生的生命坐標,正是這段生活經歷,開拓了他的 人生視野,改變了他的人生追求,使他成為中國新文學的開山之人。留日期間,魯迅經 由多種方式了解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確立了以“國民性”改造、人的解放 、創建理想人性為宗旨的“立人”思想,從此他以精神界之戰士的姿態,在文學創作, 特別是小說創作中,弘揚了他的這一具有崇高境界的現代生命意識。留日/魯迅小說/生命意識/價值追求/Studying in Japan/Lu Xun's stories/sense of life/values基金項目:莆田學院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4001)。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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