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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中國教育管理觀的歷史演變
略論中國教育管理觀的歷史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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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管理觀是人們在教育活動中,尤其在教育管理活動中形成的對教育管理現象的理性的、系統的認識,是一種本質的、宏觀的看法和主張。
  教育管理實踐活動在我國古已有之,但古代卻沒有關于教育管理觀的專題論述。迄今為止,對我國教育管理觀的研究仍論者寥寥。中國教育要面向世界,跨入新的世紀,中國的教育管理應當變革;然而中國教育管理的變革,應以教育管理觀的轉變為先導;而新的教育管理觀的建立,則亟待加強對教育管理觀的理論研究,尤其需要從研究中國教育管理觀的歷史演變入手,本文即就此作一探究。
      先秦兩漢的教育管理觀
  中國古代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高等教育,但卻有發達的大學教育,即國家最高層次的教育。
  西周時期的大學教育,是一種學在官府、官師合一、學宦結合的官吏教育,政教不分。其教育的本質與作用如同《禮記》所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可見,中國高等教育從其一產生,便奠定了從屬政治教育管理觀的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學在官府的局面有所突破,“學術下移”,私學誕生,在中國古代大學教育史上,這是一次新的轉變。私學的特征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在體制上,作為獨立的專門的學術和教育團體,私學與官府分離;在教學上,私學以本學派政治和學術主張教授弟子,不傳授官府規定的教學科目;在受教育對象上,私學“有教無類”,擴大了受教育范圍。基于孔子“施于有政是以為政”的教育目的以及“性相近,習相遠”的教育作用觀,春秋時期對教育管理的認識,包含了一種自主的人才教育思想。在肯定教育為政治服務的同時,能夠去思考教育對人的發展的作用,盡管其視野非常有限,但是在教育實踐上畢竟是有了新的拓展,不失為一種具有從屬個人教育管理觀的萌芽意識。
  漢代創“太學”,這是一種以培養封建國家行政官吏為任務的中央官學形式。“太學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統一性”:統一教材——五經;統一教法——微言大義、章句訓詁;統一考試制度——首創一歲一試制度;統一訓練規格、目標——學而優則仕。目的在于統一思想,不準離經叛道,以維護、鞏固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封建國家統治。與此相對應的從屬政治的教育管理思想,以董仲舒為主要代表。作為封建教育模式的重要奠基人,董仲舒主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出把人權操縱在統治者手中,由國家辦大學,用國家頒定的統一的思想規格進行教育,然后量才給予官爵。這一思路,實際上成為以后歷代封建統治者對待太學生的基本政策,影響甚遠。
  與此同時,王充在教育管理理論上卻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無不可變之性,無不可教之人”,重視教育對人的發展的作用,并將這種思想運用于管理現象的分析之中,提出了對培養目標和學習層次的劃分。在此以前人們對培養目標都是一種籠統的表述,沒有在其中區分層次。王充按讀書人的社會職業法則提出文吏、塾師等五個層次;并不同于漢代官學把能通六經作為區分次第的唯一考試標準,提出以德行高尚、知識廣泛、通古知今、能夠應用和創新為劃分高低的標準。王充對教育管理的認識,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有突破性的意義,但他這種注重人的發展的教育管理思想在當時僅作為一家之言,在實踐中無大建樹。
  簡而言之,從教育實踐以及教育家的理論主張來看,先秦兩漢時期對教育管理的本質認識基本上是一種從屬政治教育管理觀。從西周的管理模式到漢代的太學模式發展演變的過程,這種從屬政治的教育管理思想也從產生到發展逐步形成一定的規模,從而奠定了整個中國古代教育管理觀的基礎。其間,雖不乏從屬個人的教育管理主張,但僅能作為某種理論或某階段教育活動的特定補充,表明一種存在,不能居于主導地位。這一格局的形成,一直影響到后世。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教育管理觀
  魏晉南北朝是秦以后中國古代分裂時間最長,動亂頻率最高的歷史時期,史學家們常常稱之為“亂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高等教育管理觀,經過近四百年的醞釀發展,也形成其固有特點。
  三國時期,高等教育基本上沿襲舊制,官學衰落。西晉高等教育在教育體制和管理制度上的新發展,是創辦了反映貴族高等教育特權的國子學。史稱“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經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南齊書·禮志上》)東晉時期的高等教育時興時廢。南朝元嘉年間的官學相對較為興盛,史稱“一代之盛。”宋武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在京師并創玄學、史學、文學、儒學四館,各按專業進行招生、教學和研究。拓寬了教學內容,也奠定了中國古代高等專科學校的雛形。自漢代經學獨霸官學教育以來,這可以說是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變革。后又有梁武帝開設五館,北魏孝文帝、宣武帝設律學、算學等專科學校。北齊對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新嘗試,是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560年), 設置國子寺,作為統轄國子學的教育管理機構,對隋唐以后的高等教育管理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從高等教育發展史來看,魏晉南北朝時代經歷了第二次重大變革,即高等教育突破封建大一統的束縛,從漢代正統的獨尊的儒家經學教育中擺脫出來,向多元化方向發展。譬如,在體制上,打破漢代沿襲二百余年的中央正規官學的單軌制,出現了包括儒學、佛學、道學、玄學、史學、文學等并存的多元化格局。
  與此同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教育觀念也突破了傳統的思維模式,發生了新的變化,教育管理觀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正統軌道。
  魏晉時期,“憲章弛廢,名教頹毀”,在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之下,玄、儒、佛、道等理論百家爭鳴,尤以玄學、清談對高等教育思想影響較大。人們更多地思考人的自然本質,教育與人的關系以及人才培養的多向性等問題,并隨著對這些問題討論的不斷深入而不斷深化對教育本質、教育價值等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促進了教育管理思維水平的提高及教育管理觀的新發展。
  以主要代表人物嵇康來看。嵇康“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在教育思想上,嵇康否定經學教育,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認為六經的本質是“以抑制為主”,以六經為內容的教育是一種外在的抑制和引導,是違反人的本性的。“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愿,從欲則得自然”,因而反對六經之學,提倡個人自主、自我修養的教育。進一步強調了自主的人格或人性教育思想。先秦時期孔子的君子之教中包含的自主教育的思想因素,在嵇康的理論中得到了更高層次的發展。體現了特定歷史時期一種從屬個人的教育管理思想。這與先秦兩漢正統的從屬政治教育管理觀顯然是有所不同的。
  另一方面任何一種新的教育形式的產生,都昭示著一種需要,或以社會為主的需要,或以人的發展為主的需要等。當我們通過分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教育現象來思考其本質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魏晉南北朝時期教育體制的突破,教育形式的突破,教育內容的突破,教育方法的突破等等,更多的應該是表現為適應了人的發展的需要,或個體的人的發展,或群體的人的發展。這無疑也反映了一種教育管理的主張。
  因此,可以說,魏晉南北朝的教育管理觀雖然仍然恪守傳統的從屬政治的模式,但也出現了一度較有影響的從屬個人的教育管理思想,并影響到當時教育實踐,推進了多種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嘗試。從而為高等教育向著各個方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和條件。
      唐宋元明清的教育管理觀
  我國古代的高等教育,自夏商發韌,到漢立太學,歷經三國、兩晉,已形成規模,再經唐宋的發展,成為定制。
  唐宋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育制度及管理體制的完善。唐代高等教育分為四種類型:貴族學校、中央和地方的官學、附設于或由業務部門管轄的專科和私人講學。包括經學教育和專業科技教育兩大類。經學教育是唐代教育中的主要部分,構成以儒家學派經典著作為主要教學內容的學科課程。官立學校有弘文館、崇文館、國文館、四門學和地方上的府、州、縣學,在學校管理上已形成固定章程,并有比較嚴密的教學和管理制度。一是與科舉制度的結合。科舉始于隋朝,是國家選官的考試制度,唐沿隋制并進一步發展和規范化。使高等學校的學生成為科舉考試制度的主要對象,官學成為科舉考試的預備機構,官學所設的各科內容基本上作為科舉所設科目。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體系與高等教育結合的選官制度。也形成了國家控制論為核心的管理思想,即從屬政治教育管理觀。及至宋元,基本上沿用唐制,高等教育的體系和管理更為完備,更為定格、停滯。即使提出某些改革主張或著手某些改革試驗,也很難有突破性的發展。如宋初教育家胡瑗,創立“蘇湖教法”,將學生依其個性特長分齋教學,一齋為經義齋,以學習六經為主,培養治才;一齋為治事齋,分為治民、講武、堰水和算歷等科,培養專才,打破自漢立官學以來州縣學均以儒經為學習內容的格局,開“實科教學”之先。又如,針對科舉教育的積弊,宋代興起一種新的大學教育形式——書院,融藏書、印書、學術研究、授徒于一體,可以自由講學,允許學生自主擇師入學,教學以學生自學和獨立研究為主,提倡學術交流等,對官學教育有所改進,但從其走向上,并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明清兩代,大體沿用前制,更強化了中央集權控制,宋明理學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教育目的,在高等教育中,更是把對人的個性壓制推到了極點,從屬政治的教育管理觀居于絕對的主導地位。如明清兩代對高等教育的控制都極為嚴格,恩威并施,制定嚴苛的學規。明太祖頒禁例八條于全國學校,并刻碑置于明倫堂上,稱“臥碑”。清代順治七年,亦刊立臥碑,置明堂上,康熙和乾隆皇帝御制或欽頒“訓飾士子文”等鉗制思想、管制行動。又如強化科舉制度,規定科舉考試出題限于《四書》、《五經》,以朱熹注釋為主,制定科舉考試的規范文,稱為“制義文”,即俗稱“八股文”。再如,控制書院,將書院歸官府節制,規定書院應科考的生員名額,使書院官學化、科舉化等。
  其間,雖不乏教育家對此進行抨擊,提倡重視個性發展的教育,如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但終究無濟于事。高等教育發展到后期,空疏無實,積弊更為突出。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代。
      近現代教育管理觀
  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中國的高等教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產生于完全不同于舊式儒學的近代新式分科大學。1862年創設的外語專科學校京師同文館,可謂新教育的發端。此后又有軍事類專科學校,如福州船政學堂,科學技術類專科學校,如上海機器學堂等。1898年,創立了近代由政府開辦的最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確立了近代高等教育新學制。高等教育特別是國家辦理的官學從具有普通教育性質的官吏教育變成在中等基礎教育或專業教育之上的、直接與生產聯系與社會職業相適應的、多科性高級專門人才的教育。可以說,這一時期,新式高等教育基本處于初創階段。
  在教育管理上真正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改革,是從辛亥革命之后開始的。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文件和規定,改革高等學校的管理體制,為建立現代高等教育奠定了初步基礎。如1912年頒布了“壬子癸丑學制”,結束了傳統儒學和科舉教育制度,標志著我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教育制度的誕生。此后,以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為開端,以新文化運動推動下的教育改革和1922年新學制即“壬戌學制”為基礎,我國的高等教育進入了現代大學形成和發展的新階段,開始向現代化發展。至三十年代末,確立了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與體制。這一時期,政府對大學的限制較寬,不僅高等教育在數量上有很大發展,在質量上也逐步提高,我國漸次產生了一批質量較高的大學和著名的高等學校。
  國民政府后期,在獨裁專制政治制度下,對高等學校的限制有所加強,因而高等教育的整個發展又基本趨于一種停滯狀態。
  近現代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經歷了舊教育向新教育的大轉變,舊學向新學的大轉變,中學向西學的大轉變,新的教育管理觀也在這一大轉變的歷史進程中形成與發展。
  其轉變的前期,是新的教育管理觀開始醞釀的階段。如康有為《大同書》中所闡述的高等教育思想,已經擺脫了經學教育的藩籬,從其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和肯定女子應和男子同樣享有高等教育的權力,以及首次提出普及高等教育的主張,已表明在教育管理觀上重視人的發展需要的意識。又如嚴復在論述教育的作用與目的時所提出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觀點,與傳統的從屬政治教育管理觀已有所偏離。雖然影響不大,但畢竟預示著一種新的走向。
  其轉變的中期,開始形成新的教育管理觀的萌芽。尤以蔡元培為代表。全面和諧發展的完全人格教育思想,是蔡元培教育理論中的核心。為此,蔡元培極為重視人在教育中的主體作用,蔡元培的教育管理思想,基本上是一種主體教育管理的思想,是一種不直接從屬政治、不直接從屬經濟的教育管理觀。主要表現有:
  主張完全人格教育。蔡元培認為,“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著想,有如何能力,方能盡如何責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共和國教育“須立于國民之地位,而體驗其在世界在社會有何等責任,應受何等教育。”就是說,蔡元培對教育工作提出了兩個依據,一是要根據作為教育者本體的人,二要根據社會對人的要求,亦即人對社會的責任。在他看來二者是統一的。培養完全人格或健全人格是教育的總目的。據此,蔡元培在1912年提出的民國教育方針都基于五個方面:軍國民教育(體育)、實利主義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和世界觀教育。
  主張“教育獨立論”。蔡元培提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他說,“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是要制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獨立論》、《蔡元培文集》(四)177 ~178頁)。對此,蔡元培提出,在教育行政管理上實行“大學區制”, 把教育交由懂得教育規律的專家管理,成為獨立的社會事業。即將全國分為若干大學區,每區立一所大學,大學除進行專門高等教育外,負有管理本區中小學及一切社會教育的任務。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即采用教授民主治校,并采取著名的辦大學方針:囊括大典,網羅名家,兼容并收。“無論何等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主張尚自然、展個性的教育觀。蔡元培認為舊教育以養成科名仕宦之才為目的,所以科舉考什么,就強制學生學什么。他提出“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蔡元培在主持北京大學的教學改革中,即取消全部課程為必修課的學程制,實行選科制和學分制,并開創了招收女學生和實行男女同校的新風氣。
  蔡元培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大學校長,他的有關高等教育管理的思想和實踐,對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發展起著重要的奠基作用。蔡元培不僅是我國近代最完整地論述了人的全面和諧發展思想的教育家,也是我國近代比較完整地闡述自主教育論的教育家。主張教育獨立,學術自由,管理自主,教育應成為為社會服務的獨立事業。交由教育家自主進行。這對于傳統的從屬政治的教育管理,無異于驚雷絕響。其對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在深度與力度上是非同一般的。
  其轉變的后期,高等教育步入了從屬政治的軌道,從屬政治教育管理觀使高等教育又進入了一種偏激、高穩定狀態而較少生機與活力。
  在近兩千年的歷史演變中,中國教育管理觀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和發展。
  其一,中國古代的教育管理基本上是以社會本位為主的從屬社會教育管理觀占主導地位。
  從夏商建立學校制度肇始,即誕生從屬政治教育管理思想萌芽;及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自主教育思想與實踐對此帶來了一定沖擊,但到了兩漢又達到一種新的平衡,從屬政治的教育管理觀得到新的強化;魏晉南北朝時期,從屬個人的教育管理思想盡管影響一時,但居于主導地位的仍是以社會本位論為立足點的從屬政治教育管理觀。唐宋元明清以降,教育管理思想上的國家控制論更為突出,直至辛亥革命后,以人為主體,從屬個人的自主教育管理觀才給現代高等教育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但最終仍是從屬社會的教育管理觀居于主導地位。
  其二,盡管從屬個人的教育管理觀在中國教育史上并未獲得重要地位,但其畢竟發揮了特有的作用,尤其在各個重要歷史階段及社會轉型期期間,對于推進舊教育向新教育的階段性演進,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軌,從一統制向多元制的轉軌,從封建制向共和制的轉軌,概莫如此。體現了主體教育管理觀對于推進教育發展的特有作用。
  歷史給予我們的反思是深刻的!
廣西師院學報:哲社版南寧91~96G1教育學唐曉萍19981998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基本上是以社會本體為主的從屬社會教育管理觀占主導地位;從屬個人的教育管理觀雖未獲得重要地位,但在各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及社會轉型期期間,對推進教育的發展發揮了特定的作用。中國/教育管理觀/演變 作者:廣西師院學報:哲社版南寧91~96G1教育學唐曉萍19981998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基本上是以社會本體為主的從屬社會教育管理觀占主導地位;從屬個人的教育管理觀雖未獲得重要地位,但在各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及社會轉型期期間,對推進教育的發展發揮了特定的作用。中國/教育管理觀/演變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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