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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語言學變異研究的若干問題
社會語言學變異研究的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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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v(1966)對紐約話的研究表明, 不同的發音可以劃分成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反映了說話人的社會階級背景。這一發現是迄今通過分析不同社會階級、不同年齡組的人們音位變異,對語音變化所進行的最為系統的量化研究結果,他所提出的許多概念和方法被廣泛地應用到對其他語言社區的研究中去。例如 Trudgill(1972,1974,1988 )的研究。揭示了在語言變量與說話人的社會階級和性別之間的相互關系。一般情況下,社會階級身份高的人使用的語言近似于標準變體;女人較男人更多地使用標準語言;人們的語體變化趨向于標準語體。在過去30年中,有關這一課題的研究在世界各國不同的語言社區中不斷開展,許多早期研究提出的原則、方法也隨之不斷地被補充修訂。本文就近幾年來社會語言學家,特別是變異學派(variationists )所關注的一些問題及研究現狀進行討論。
      一、社會階級作為說話人的變量
  在上述有關語言變異研究的簡述中,對社會階級變異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堪稱卓著。但對語言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對語言結構是社會結構的編碼之外的問題,這一研究卻很少涉及。以此類比,傳統的方言研究與社會階級變異研究的成果之間也呈現類似情況。前者的成果為語言特征地理分布圖,后者的成果為語言變量的社會經濟地位。Milroy(1987/1995)指出,社會階級,作為一種抽象、代行變量,包含了其他許多相關的特性,如:生活方式、態度、信念和具有的財富、權力、聲望的狀況等。 這種觀點與 Bourdieu(1984)有關獨立和非獨立變量之間的關系的論述相似。Bourdieu認為,社會階級(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這種特性當作名稱來劃定群體往往會掩蓋性別、年齡、種族等其他所有的二級特性(secondary properties)產生的影響。但如果把這些二級特性用來解釋語言結構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而不把社會階級所涵蓋的相關的代行變量予以展開,這種解釋是不會令人滿意的(Milroy 1987/1995:101)。
  迄今為止,社會語言學家們為了進一步揭示語言結構和社會結構的關系,在更為具體、深入的層次上對社會變量進行了研究。 Milroy (1987)把語言變異的研究與說話人的社會網絡特征聯系起來。雖說她并不是首先在社會語言學研究中采用社會網絡這一意念的學者(Blom and Gumperz 1976),但在了解變異模式、 語言變化及方法論等語言變異的研究中畢竟作出了重要貢獻。由于社會網絡所具有的維護語言規范的能力,網絡連接關系的強度成了語言使用模式的一個強有力的預料因素。據此,語言的標準變體盡管在全世界享有聲望,但由于土語對緊密連接網絡的語言規范具有強化作用,也可享有地方聲譽。連接松散的網絡有助于語言變化, 而緊密網絡則可能阻礙或擯棄語言變化。 Bortoni-Ricado(1985)在巴西巴西利亞市農村移民城市化的研究中,證實了網絡特征是一種有力的分析手段。就其方法論而言,網絡研究與大型社區的調查研究不同,它還結合了民俗學的研究方法。這些方法可以使研究人員通過仔細觀察當地人們的日常活動,注意在他們之間物品和服務是如何進行交換的,網絡成員的權利與義務如何分配的等等現象,發現語言變量的社會意義。民俗學在語言變異研究中的應用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卻往往被大型社區的調查研究所忽略。
  還有一些研究者采用了語言市場(linguistic market )的概念來解釋變異模式。此概念源于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1977,1984,1991)的社會再生產理論。語言市場可一般定義為場所(site),如:教育、勞動力市場、 上流社會等等。 在這個場所中, 語言是象征性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一種形式,與經濟資本相同也可以產生象征性利潤(symbolic profit)。在分析變異數據中,Sankoff 和 Laberge(1978)首先把這一概念作為指數用以具體測量說話人最廣義的經濟活動對他們使用合法化語言(legitimized language)的要求,以及這些活動與他們使用合法化語言能力的相關性。合法化語言系指標準語言、尊貴語言、有教養的語言等。Sankoff 和 Laberge 對他們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市調查研究中法語數據的分析證明,在教育水平、年齡、性別變量中,語言市場這一指數最具解釋性。但后來的研究發現其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Wooland(1985)便以其對西班牙巴塞羅那研究的結果, 批判了 Bourdieu 在語言變異研究中完全結合語言市場的觀點,以及他過分強調正規教育機構在建立語言權威及霸權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盡管 Castilian 話在社會各機構中處于主導地位,Catalan話的使用……卻非常明顯地受到了來自Castilian話和Catalan話受話人共同的正面評價。人們的評價是,同一說話人在講有地域范圍的Catalan話時,比他們講Castilian官話時聽起來更為聰明、有文化教養、 有領導者的風度、自信、工作勤懇。       (Wooland 1986: 741)
  她把其中的原因歸咎于佛朗哥統治時期未能建立國家的權威,尤其重要的是,未能建立 Catalan 人對區域經濟的主宰。此外,基于Labov(1972a),Milroy(1987)和Gal(1979)對土語社區社會語言學現實的研究,她剔除了 Bourdieu 關于在私人市場中也不存在對應合法化語言(counterlegitimate language)的思想,指出其他土語市場是存在的,在這些市場上互相競爭的價值觀念和強大的社區壓力對非官方語言的使用是推崇的。
  Bourdieu 關于語言市場論述的另一個問題是, 他把主導語言理所當然地視為統治階級的語言。但 Haeri(1996)所描述的開羅市的社會語言學現實說明,這二者之間并不存在這種關系。她發現開羅市的上層階級(如:外交官和醫生)既不最懂埃及的官話——古阿拉伯語,使用得也不最多。Bourdieu強調教育制度對傳衍官方語言的價值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她對此也提出了異議。在埃及、不同的教育體系控制著不同的勞力市場的進入,這些市場創造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語言價值。公立學校為古阿拉伯語創造價值,而私立學校則為其他語言創造價值。上層社會成員大多數在私立學校或國外學校接受過教育,他們的職業范圍包括公司、醫療、電視廣播、國際金融機構、影視業等。通過這些與外界最易接軌的市場,埃及進入資本主義國際市場,而在這個市場中,貨幣語言(languages of currency)不包括古阿拉伯語。
  Bourdieu 在應用語言市場這一概念進行社會語言學研究中, 還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即:語言使用者是社會施事者,是他們在生產、消費語言產品;占有、積累象征性資本;估算成本并想方設法從他們的語言投資中獲取最大的利潤。
      二、說話人作為社會施事者
  在社會語言學對語言變異的研究中,作為社會施事者的說話人消失了,這種情況是大型社區調查帶來的不幸結果。這些研究所揭示的變異模式來自群體累加分數的計算,被認作預先決定的各個社會范疇(如:社會經濟階層、性別等)的語言行為的特征。忽略了說話人的施事性,給變異研究帶來了嚴重后果。Eckert 和 McConnell-Ginet(1992 )強烈地批評了雙重文化模式(dual-cultural model )的性別研究對這種施事性的否認。首先,在語言生產中,語言使用者頗具活力的作用失去了。個人在交往中不能對使用的語言作出真正的選擇,而只能“猶如海綿一樣,被動地浸泡在個人的社會身份之中”(1992:466)。 變異成了某一社會范疇成員身份的表現。這種對變異的社會意義所持的靜態觀點,排除了語言使用者有時策略地利用語言變異,以構建個人和群體的特征及社會關系(注:變異作為構建社會身份的一種資源是當前對青春期社區(adolescence communities)研究的重點,如:Eckert(1992),Mendoza-Denton(1997)和Bucholtz(1997)。)的社會語言學現實。與此相反,強調了施事性便將作為成品的變異與作為活動過程的變異加以區分。Eckert 的以實踐為基礎的變異理論, 堅決主張變異的社會意義與產生并維護這些范疇的實踐相關,這些實踐才使其成員的身份具有意義。而且,說話人不但在構筑變異的社會意義,而且對其作出反響,變異是在使用中構筑社會意義的資源。
  至此,可以看出,語言市場這一概念可以與變異的實踐理論相結合。如前所述,市場概念包容了交易、資本、成本、利益、投資、利潤等。其中,重點在于個人作為施事者的觀念,一方面他們積極參與市場的運轉,另一方面,他們本人也是商品。為了增加他們在市場上的活力,他們利用各種資源提高本身的價值,語言變異是其中的一種資源。在他們有策略地借助于語言變異進行交際的過程中便產生了變異的象征性意義。
      三、語體
  在量化社會語言學領域中,研究的重點在社會變異,對語體變異的研究則有所不足。在過去30年中發展起來的語體變異研究的各種模式中,仍要首推 Labov(1966,19972b),他的研究是最早進行的系統性量化研究。 他把語體看作對言語的注意力(style as attention  to speech ), 說話人語體的轉換是對他們本人言語不同程度的監聽(audio-monitoring)。根據這種模式,語體變異只是沿著對言語的注意力這一單一的層面進行測量, 其范圍從非正式語體到最小對立語體(minimal pairs style)。 這種模式成了以后其他研究模式的眾矢之的。對此,Rickford 和 McNair-Knox(1994)做過較為全面的總結。
  80年代語體變異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即:Bell(1984)把語體定義為聽眾設計(audience design), 其中心思想是說話人本人的語體主要按照對受話人產生的效果加以調整。“聽眾設計是……一種策略,說話人借此利用從他們的社區可以獲得的所有語言資源,以滿足不同類型聽眾的需要”(Bell 1996:8)。在1984年的文章中, 他還提出了社會(  說話人之間的interspeaker )變異與語體(   說話人自身intraspeaker)變異之間的派生關系。這種關系可以歸納成為語體原理(Style Axiom)(1984:151)。
  單個說話人言語中語體層面的變異取自并反射了說話人之間社會層面的變異。
  Bell進一步把語體轉換劃分為響應型轉換和主動型轉換:前者在聽眾有所變化時發生,后者在現時情景中或對其重新界定時主動變化。主動型轉換又經常被稱為裁判設計(referee design),在轉換中,各個說話人創造性地使用超出就近言語社區的語言資源。兩種轉換之間存在著派生關系,主動轉換具有標記性,這是因為它從非標記的響應語體中吸取力量。然而,上述觀點在1996年的文章中又有了修訂。Bell指出,裁判設計應與聽眾設計具有同等地位,而且應當承認,裁判設計在個人語言使用中是永久出現的一部分。
  Rickford 和 McNair-Knox(1994 )對聽眾設計模式進行了很好的總結,認為這個模式是自 Labov 60 年代初期開始研究以來在語體轉換,也是在整個社會語言學研究中出現的一種最具理論興趣的模式。此外,他們對一位非洲裔美國人的語體轉換所進行的調查肯定了 Bell 的一些假設,  尤其是有關  Bell   對差異性調節[(differential accommodation),即:不同的變量反映不同程度的轉換]的預見以及受話人轉換優先于話題轉換的假設。故此,這一模式所提出的可證明真偽的預見(falsifiable prediction)是其優勢所在。事實盡管如此,語體作為聽眾設計的提法并未引起社會語言學界的注意,除了Rickford和 McNair-Knox之外,對 Bell 的一系列假設尚無人問津。
  以言語調節理論(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 Giles andPoweslane 1975; Giles and Smith 1979)為基礎,聽眾設計意味著說話人為了聽眾而設計語體,聽眾是決定語體的重要因素,說話人從三個層次上對聽眾作出響應:受話人個人的特征,一般語體水平,具體語言變量的水平。這種關于語體變異和說話人在交際中的作用的狹隘觀點受到了Coupland(1996)的批評。在單一層面上研究語體,便把語體分析在概念上從其他重要的社會語言學傳統理論中,更從人類交際和社會交往更廣泛的研究中分割開來。因此,Coupland 提出應從更廣泛的角度對語體進行研究。
  語體需要定位于人類交際目的、交際實踐、交際成果的模式之中,是在社會語境中操縱符號資源的一個側面。   廣義的方言語體學(dialect stylistics)可以探討語體在投射說話人復雜的身份,在定義社會關系和語境的其他結構中的作用。
  他把語體作為人格面貌管理(persona management),說話人作為社會行為者把語體的選擇作為一種策略,以展現他們不同的個人和社會身份。語體變異的意義取自群體的規范,這些規范通過個人語體的選擇而產生、再現。從語體作為人格面貌管理的角度,語體變異是多層面的,是一個對話交互過程。在這種復雜的過程中,均須對語體選擇進行協商、推斷、理解。
  Coupland 的上述觀點得到了 Irvine(1996)的響應。她指出,社會語言學家對語體的定義忽略了其通常的意義。不能先驗地認為語言的風格與生活其他領域中的風格完全不同。由于風格的普通概念與特征十分相關,她把風格的廣義概念定為特征的社會指意(social semiosis of distinctiveness),把風格,包括語體, 看作為特征體系的一部分。在這個體系中,一種風格對比區別于其他風格,這種風格所指的社會意義區別于其他社會意義。她還強調,在進行語體社會語言學研究中,應更加注意在不斷發展的社會語言學體系中語體差異的原則和過程,不要只局限在形式和功能之間簡單的相互關系上。她所強調的內容實際上吸取了 Bourdieu 的觀點。在論述法國的品位和生活情調的《特征》(Distinction)一書中,Bourdieu(1984)指出, 生活情調本質上是具有系統性的,由有結構的實踐組成,這些實踐標出社會空間。風格是社會表現(social representation)的實踐, 而不僅僅是社會的反映。基于這一觀點,Irvine 提出,語體涉及特征的原則和過程, 可能超出語言體系,擴展到符號編組的舉止行為的各個方面。
  語體作為一個過程在 Arnold 等(1993 )關于群體語體(group style)的論述中得到了進一步闡述。他們把群體語體定義為人們辨認其他人是否是某一群體成員的基礎。在對一群女中學生的群體語體調查中,他們發現被調查人 Trendy 不只是在運用該群體的語體,表現出自己是群體的一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她和她的朋友們在共同構造一種語體。Arnold等人認為,這種語體構造的過程是社會構造的一部分,是賦予他們的語體和行為意義的一個過程。語言變異只是構造 Trendy 本人和她所屬的群體語體的一個資源。
  綜觀過去30年社會語言學變異的研究,由于過分強調了對變異模式的探索,說話人僅僅被看作是提供變量的標志。然而,以社會為基礎的語言理論把語言視為人們社會行為的一種形式。因此,對變異模式的探索實際上應作為進一步研究變異的出發點。把變異作為社會結構的一種簡單反映,這種靜態觀點只能回答某一社會范疇的群體如何使用語言進行交往這一問題。為了對變異的原因、意義、功能作出全面、系統、令人滿意的解釋,我們必須把說話人作為有意圖、有理智、有創造性的社會施事者。是他們把變異作為一種資源,有策略地運用到與其他人的交際中。此外,我們還應密切觀察社區日常經歷和實踐的細微差異,觀察社區成員如何安排他們的日常生活,考慮社區的社會、文化、政治歷史狀況。這些信息在前文所述的 Haeri 的 Wooland 研究中均有提供,對于解釋變異模式具有重要的意義。
外語與外語教學大連10~12,18H1語言文字學張邁曾/鄭榮萱19991999南開大學教授,通訊地址:300071 天津市 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作者:外語與外語教學大連10~12,18H1語言文字學張邁曾/鄭榮萱19991999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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