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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哲學家狄德羅及其方法論名著
科學哲學家狄德羅及其方法論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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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文章將狄德羅及其《論解釋自然》一書置于18世紀的科學和哲學背景上,考察了孕育這一方法論名著的時代氛圍,并系統闡述了該書的基本內容,深入剖析了狄德羅在科學哲學領域尤其是科學方法論方面的許多重要思想,同時揭示了他對科學哲學史、科學史和科學思想史的深遠影響,據此闡明了狄德羅作為科學哲學家的不容忽視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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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上,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素以18世紀杰出的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著名文學家和藝術理論家見稱。本文旨在論證:狄德羅同時還是一位頗有建樹的科學哲學家,他的《論解釋自然》(亦譯《關于解釋自然的思想》)一書可與培根的《新工具》和笛卡爾的《方法談》相媲美而毫無遜色,他本人因而成為開啟了不同于英美分析科學哲學的以巴什拉爾(G.Bachlard)為代表的法國科學哲學流派的一位卓越先驅。
      一、《論解釋自然》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其思想特色
  狄德羅的科學哲學思想和方法論著作《論解釋自然》(1754),是18世紀興起的由奉數學為圭臬而轉向拆諸實驗物理學的強大自然科學思潮的產物。
  從文體上看,《論解釋自然》是一部札記式作品。總共58節,言簡意賅,蘊義雋永,分開獨立成章,合則貫通一氣。全書篇幅不長,卻涉及自然科學乃至人文科學的諸多學科,其中引證或提到了23位科學家,12位哲學家和文學家,涵蓋廣泛的科學哲學領域,甚至包含不少有關科學社會學、科學倫理學等的論述。該書主旨不在于一般地闡述自然觀、科學觀和科學認識論,而是力求提供一幅如何研究自然及如何解釋自然的具體方法論藍圖。正如前言所說,它不是教人如何“認識自然的力量”,而是教人“試一試自己的力量”。(1)
  狄德羅認為,科學家采用的方法是否優良,直接關系到科學研究的成敗。方法不正確,無異于“南轅北轍”,終無所獲。(§48)因此,必須“揭示方法”,把那些已經獲得成功的方法完全而清楚地加以揭示和總結。(§39—40)在此書引言中,狄德羅開宗明義地揭示了解釋自然的三條方法論原則:第一,“自然并不是上帝”,人們可以而且必須從自然本身出發,如實地對它進行觀察和考證;第二,“一個人并不是一架機器”,人們能夠而且必須運用頭腦對所觀察到的乃至觀察之外的自然進行理性思考;第三,“一個假設并不是一個事實”,因此,對在觀察和思考自然時所產生的驚奇和猜測必須通過實驗去消除和驗證。由此也就形成了科學研究的“三種主要的方法;對自然的觀察、思考和實驗”。(§15)對上述方法的條分縷析和詳盡論證乃構成《論解釋自然》一書的基本內容框架。
  從歷史的角度看,在《論解釋自然》出版的時代,牛頓力學繼續更加廣泛地傳播,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推動了技術的改進,并裝備了實驗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等新生的自然科學,其他學科如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生理學、解剖學和醫學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曾被恩格斯譽為“18世紀科學的高峰”的法國唯物主義正是“上述各門自然科學形成過程的產物(2)。作為這一哲學的卓越代表, 狄德羅不僅充分汲取了已有的自然科學成果,從中概括出富于辯證法思想的機械論世界觀,而且力圖從哲學的視角去思考當時面臨的重大自然科學問題。他所注意的不再是自然界中一般運動問題,而是自然界的變化、演化問題,如生物界中的生命和死亡問題,物理界中的秩序和混沌問題等。所有這些問題顯然是不能用單純數學方式解決的,而必須訴諸實驗等科學技術手段和假設等理論思維手段。這就決定了《論解釋自然》中提出的方法論的主體是實驗自然科學方法論,或更確切地說是實驗物理學方法論。在這方面,雅可布·別爾努利的“假設的方法”(1713)和布封的“實驗的歷史”(1749—1789)等對狄德羅的思想也都有過深刻的影響。
  狄德羅從當時物理學與數學之間的沖突出發,預言“科學上一個大革命的階段”正在來臨,17世紀的數學時代必將為18世紀的力學時代所代替,因為幾何學(數學)的發展已經登峰造極,“不用再過一百年,在歐洲將數不出三個大幾何學家”。(§4)他斷定笛卡爾、巴斯卡、牛頓等人的數學工作業已過時,牛頓力學即表明了數學推論的精確和實驗測量的近似之間的空白,數學家們理智世界中的嚴格真理對于我們的地球并不嚴格適合,因此,“應該由實驗的科學來改正幾何學的計算”,(§2)數學家的主要興趣應轉移到力學, 數學只有當它是為物理學服務時,才是普遍有效的,而物理學就更應當訴諸實驗,因為實驗物理學“是我們真正知識的基礎”。(§6 )狄德羅上述論點反映了一種時代精神的轉變。的確,18世紀的數學工作遠較其他世紀更為直接地受到物理問題的激勵。數學與力學問題的廣泛牽連使拉普拉斯甚至認為數學只是物理學的一個工具,達蘭貝爾在“百科全書”前言中也和狄德羅一樣表達了由數學時代轉變為力學時代的思想,而這必然導致方法論上的革新和轉變。
  然而,從上述科學氛圍中誕生的狄德羅方法論并不是單純的實驗方法論,而是多元的綜合科學方法論。狄德羅強調實驗、觀察和思考是科學研究過程中三位一體的東西。他說:要用智慧檢驗智慧,要用智慧和實驗審核感覺,要通過感覺來認識世界,要為發明各種工具而研究自然界,要為尋求知識和提高知識而利用各種工具。(參閱§8 )自然事物的過程本身是必然的,這是實驗科學之所以可能的客觀條件。但“自然似乎喜歡用無數不同的方式來變化同一機構”(§12)自然界中已知和未知的一切現象“都只是同一現象的不同面貌”。(§45)因此,必須綜合發揮觀察、思考和實驗在經驗研究中的相輔相成的作用,才能尋求自然現象的統一。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還存在許多妨礙人們認識自然的障礙,如理智的偏見、感覺的不定性、記憶的限制、想象的朦朧等主觀條件的缺憾,以及現象的無限、原因的隱蔽、形式的變化無常、工具的不完善等客觀因素的制約。(§22)這些都決定了必須通過方法的綜合運用去對付從外面和我們對立的自然。
  和近代實驗科學奠基者培根一樣,狄德羅也把這種探求真理的綜合方法喻為密蜂的工作,并將其關于感性和理性聯姻的認識論思想進一步化歸為“哲學的聯盟”:即把有很多儀器而很少觀念的人(工匠、技師)和有很多觀念而根本沒有儀器的人“建筑師、學者”組織起來。大力倡導觀念和儀器、思想和行動、理論家和實踐家相結合,以共同對付自然的抵抗,揭示自然的奧秘,這可以說是狄德羅科學方法論的一個總綱。狄德羅本人對這一方法論的原則也是身體力行的。他在撰寫“百科全書”最重要的部分(“各種工藝的描述”)時都是或親臨現場觀察,或請工匠實際示范,或根據第一手材料來完成的。這表明他意識到理論與現實的協調、統一的重要,而這也正是其科學方法論的最鮮明特色。
      二、近代科學方法三重奏——觀察、思考和實驗
  在狄德羅制訂的綜合方法論中,觀察構成科學研究的出發點,思考和實驗則是自然科學“用來推動世界的一些杠桿”。(§22)
  科學觀察是科學認識的基礎。狄德羅指出,人們理智中的概念或意見只有在和外界聯系起來時才是堅實可靠的。因而“事實,不管它們具有什么性質,總是哲學家的真正財富”。(§20)觀察和外界事物聯系的方式多種多樣:“或者是一串以許多實驗連成的不斷的鎖鏈,或者是一串以許多推理連成的不斷的鎖鏈,這鎖鏈一端連著觀察,而另一端連著實驗;或者是一種以許多實驗到處分布在許多實驗之中而造成的鎖鏈。”(§7)容易看到,這里所說的觀察已不限于通常意義上的視看,而具有廣泛且復雜得多的科學內涵了。
  狄德羅在刻畫觀察方法的特征時強調“觀察應該是專注的”,(§15)認為“模糊地觀察一切是人類的失誤。”(§54)因為觀察并非等同于人們感覺的慣常運用,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觀察的作用在于搜集新的事實和發現新的問題。它不僅依靠感官進行直接的觀察,而且越來越需要借助感官輔助物—儀器進行間接的觀察,因而觀察的視野不斷在擴大。利用儀器來度量是“實驗的新的應用”,也是“漫長、辛勞而困難的觀察的另一源泉”。(§52)狄德羅同樣注意到科學觀察和實驗中的機遇問題。他指出,實驗物理學的好的效果就在于辛勤耕耘,因而可能導致意外的收獲。同樣的機遇也可能為化學家和數學家所碰到。然而,盡管人們用來探索自然的時間從來不完全白費,機遇畢竟不會對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樣敞開大門的,所以講求觀察的藝術和實驗的藝術就分外重要。
  科學實驗是揭示自然奧秘的突破口。狄德羅為之擬定了一份實驗物理學綱要:首先研究存在,包括事物的描述,它的歷史和性狀,以及它的生成和解體;其次研究存在、事物中的性質,包括普遍的性質和特殊的性質;還要把事物中的性質加以運用,擴充到比較、應用及組合上。為了證實觀察所得事實及理智組合事實的結果,實驗應該是精確的。(§15)有了實驗這一驗證的手段,則構造一個系統也無妨,只要不受該系統的支配。(§27)實驗的技術要求有眼光、有想象、有智慧、有策略,而這可以通過閱讀有關科學論著從科學家們的親身經驗中學會。狄德羅仿效培根尋求“形式”的三表法,制定了一套認識物質的專門的方法程序,不妨稱之為“四表法”:第一、關于已知的物質性質的表,要考慮到所用實驗物質的一切性質;第二,從中找出可能適合于實驗的性質;第三,盡力認識上述物質的量,即“一切度量”(§53);第四,通過對這物質的一部分直至其全體進行毫不間斷的量的衡量去窮盡它的質。(§41)
  為了使實驗能夠真正履行其驗證或發現的功能,狄德羅特別強調了設計實驗所必須注意的五點要求或五種方法,即實驗的重復、復雜化、反置、擴大或限制以及實驗的自由(3)。狄德羅指出,首先, 實驗是迂回曲折的,不可能一次實驗就達到目的,對可能導致重要發現的觀念,實驗“應該一再重復,以弄清各種情況的細節,并認識其界限”。(§44)其次,所謂實驗的復雜化(multiplication)是指“把那些實驗轉施之于各種不同的對象,使它們更復雜,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它們聯合起來”。(§44)籍此可以把那些散亂的、彼此孤立的一切可能約簡的實驗聯系起來,并通過對對象的實驗來這樣地控制住現象,以致現象中有一個一經知道,所有其他的也都知道了。此外,實驗的復雜化還能使實驗的結果約簡,并進一步使原因約簡,因為“結果是從來只有靠它們增多才能被約簡的”。(§44)
  第三,反置法(inversion)。 實驗(包括最荒唐和最合理的實驗),其結果或者是相關的,或者是奇怪的。因此,在考查實驗結果時必須重視反證。“應該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正反相對立的兩點上”,對所實驗的觀念系統“在沒有經過反證以前,也不應該放棄任何一個”,因為“真理每每總是與錯誤相反的另一端”。(§43)
  第四,擴大或限制法(extension et restriction)即對實驗的范圍予以控制。狄德羅認為,“一切實驗凡沒有把法則擴大到某種新的事例,或沒有以某種例外限制了法則作用的范圍,都是毫無意義的”(§44)就是說,實驗的價值在于“擴大”或“限制”法則作用的范圍來得到新的結果。如果實驗的結果和別人從另一實驗中已經得出的結果一樣,則毫無發見因而毫無價值。
  第五,自由法則。即“必須讓實驗有它的自由;如果只是顯示它所能證明的方面而掩蓋起它抵觸的方面,那就是把它當俘虜了”。(§47)這就是說,既要嚴格審查失敗的實驗,也要嚴格審查成功的實驗,而不能強使實驗的結果符合實驗者的預期目的。同時,對需要以實驗來證實的系統(猜測)“應該既不要固執地抓住不放,也不要輕易地拋棄”。(§47)總之,做實驗不允許馬虎了事,不對自然提出反駁,輕輕放過自然現象中的模棱兩可之處。
  理性思考是觀察和實驗的向導。狄德羅認為,認識不能只停留在感性范圍內,思考或解釋可以使我們越出其外去進一步認識自然。“自然的觀察者和自然的解釋者的主要區別之一,就是:在感官和儀器拋棄了自然觀察者的地方,正是自然解釋者開始的地方。”(§56)所謂解釋就是通過思考去把握更大范圍或更深層次的事物的本質與規律。解釋的范圍包括:1、從現在是什么來猜測還將應該是什么;2、從事物的秩序得出抽象而一般的結論,即顯著的特殊的真理的全部證據;3、 由此進一步上升到秩序的本質自身;4、 注意解釋的界限:不要看到一個有感覺和思想的東西和一條因果鏈條的單純并存,就對它作一個絕對的判斷,否則就會超出自然的范圍之外了。
  狄德羅對思考或解釋的理解很寬泛,諸如猜測、假說、想象、類比、預感、直覺、夢想、非理性的習慣等無不囊括其中。在他看來,長久實驗的習慣使最粗糙的操作者也會有一種靈感性質的預感,至于那些實驗巨匠則是常恁本能或靈機“迫近地看到過動作中的自然,以致他們能相當精確地猜到他們以最奇怪的試驗想來挑動它對它可能遵循的過程”。這里所謂預感、本能、猜測或靈機所指相當于直覺思維。狄德羅認為“憑這種智能,人們可以說遠遠就嗅到一些未知的方法,一些新的試驗,一些不知道的結果”。(§30)因而它比實驗的方法程序和結果更為重要。科學猜測的本領就在于“可以輕而易舉覺察到一些相反之點或相似之點,其所以輕而易舉,是由于自己有一種實際的知識,在對事物作分別考察時,把握到它們的物理性質,在對它們作綜合考察時,把握到它們的相互影響”。(4)科學家的這種直覺、 靈感產生于他們腦子里曾出現過的一些雜亂無章的東西,一些非常遙遠、非常難以覺察的相反之點或相似之點。建立于其上的猜測或假說系統因而也是一個極其脆弱的整體,以致“從其中推出來的各種觀察或實驗,人們往往是不屑于去作的”。(5)可是,它們卻往往導致意外的發現。
  狄德羅不僅肯定了猜測或假說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而且曾經設想了關于相反之點或相似之點的七組猜測,如關于鬼胎之類的病理學猜測、關于北極光的猜測、關于自然和藝術的猜測等。他在為“百科全書”撰寫的“假說”條目中指出,牛頓“不需要假說”的口號只適用于無遮蔽的不變的自然,而實際上自然是復雜的隱蔽的變動不已的,故離開假說便難以解釋自然。如果說,牛頓方法論是以公理和定律為基礎的假設—演繹法(牛頓本人實際上并未排斥假說),那么,狄德羅方法論則是以假說和問題為基礎的假設—實驗法。假說、猜測根源于觀察和實驗,又必須由觀察和實驗來檢驗。同時,狄德羅認為可以應用邏輯的方法,即推而廣之(generalisation亦譯普遍化)。因為“要動搖一個假設,有時只有把它推到極端就行了”。(6) 推而廣之是檢驗形而上學家的假設的辦法,正如反復觀察、實驗是檢驗物理學家的猜測的辦法一樣。正確的猜測愈實驗,就愈得到證實。真實的假說愈推廣,就愈包含真理,愈得到明證和力量。反之,就會被動搖乃至破產。
  狄德羅還提出,在檢驗時應注意區分和處理假象。“最重要的藝術就在于分清有希望產生一種新現象的方法與只能產生一種改頭換面的現象的方法”。(§44)關鍵在于對觀察證據進行具體分析。有一些現象“似乎是推翻了一個系統,而經過更好地認識以后,結果是證實了這個系統”。(§46)當一個現象是若干個協同一致的原因的結果時,該現象的量對我們的假設便顯得太大;當它是若干個互相對立的原因的結果時,該現象的量則顯得太小,甚至變成零。在這種場合,就必須將實驗檢測和邏輯分析結合起來,一方面“把這些原因分開,把它們的作用、結果拆開來,而把一個很復雜的現象還原為單純的現象”;另一方面,“至少是以某種新的實驗來弄明白這些原因的復雜性,它們的協同一致或它們的互相對立”。(§40)由此就能使現象和該系統相矛盾的假象得以解除。
  類比方法運用于感覺與對象本質上毫不相似的場合。類比實質上也是“純粹的設定”。(7) 狄德羅從自然的齊一性出發論證了類比歸納推理的必要性。他指出:自然并不是在一切方面并且到處同等地神秘的,故“凡是我們在一個東西中已經清楚地看到的,不久也會在另一個相似的東西中呈現出來”。在實驗物理學中類比系由大觀小,在理性物理學中則是由小觀大,(§13)途徑雖二,方法則一。然而,并非一切類比的結論都是可以相信的。狄德羅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告誡說“決不要從多的得出少的結論,也不要從少的得出多的結論”。(§53)類比是否正確,同樣必須訴諸“質問自然”,即必須通過觀察和實驗來判定。
  總之,狄德羅認為,自然是連續不斷的相互聯系的整體,而不是彼此孤立的諸多現象的簡單集合。因此,理性思考的目標就在于通過對觀察和實驗結果的分析來揭示自然現象之間的內部聯系,其途徑是從眾多的中介現象找出中心現象。前者在現象的鏈條上“形成聯系,填滿空隙及證明同一”,后者則把已知的和未知的一切現象“都聯系起來”,使之“形成一個系統”。二者的聯結“將形成諸現象的一個連續不斷的環,其中我們將不能區別哪一個是頭,哪一個是尾。”實驗物理學的工作“形成一個迷宮”,理論物理學“在這個迷宮中轉個不停,”迷失了方向。(§45)故基于觀察和實驗的理性思考才是走出它們造成的迷宮的向導。它所尋求的正是自然現象的統一或自然界的同一性。
      三、狄德羅作為科學哲學家的歷史地位
  科學方法論是關于科學認識方法、程序和形式的理論。16世紀初,伽利略、培根和笛卡爾開始為近代科學方法論奠定基礎,到19世紀上半葉,赫歇爾、休厄爾、彌爾等人已寫出一批嚴格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著作。《論解釋自然》一書恰好構成古典科學方法論進程的中間一環。顯然,狄德羅的貢獻并不在于一般地提出觀察、思考和實驗這些研究方法本身,而在于深入地探討了在探索自然過程中如何觀察、如何思考、如何實驗的細節問題,因而深化了這些基本研究方法的內涵,擴大了它們的使用范圍。更主要的是,狄德羅試圖在方法論上將感性和理性、認識和實踐結合起來。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科學方法論的某種辯證性和統一性。狄德羅方法論的哲學意義就在于:他對培根經驗歸納法和笛卡爾理性演繹法均各有繼承,又各有校正。他遵循了培根從客觀實際出發的認識路線,并發展了其注重觀察、實驗的認識方法,同時又克服了其一概排斥假說的片面性。他對笛卡爾的理性演繹法前提顯然是否定的,并認為單憑數學演繹不能說明世界,必須訴諸實驗,同時也象后者一樣肯定假說、猜測在科學認識中的作用。可以認為,狄德羅乃是繼休漠提出歸納問題之后,第一個試圖綜合上述兩派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這和稍后康德提出的先驗綜合的解決方案恰恰相映成趣。就18世紀的方法論形態而言,如果說康德論證的是先驗主義的數學化的綜合方法論,那么,狄德羅闡述的則是經驗主義的非數學化的綜合方法論。
  作為13世紀科學和哲學思潮的產物,狄德羅綜合的科學方法論反過來亦影響著科學的發展。科學史表明,方法論的性質和民族傾向往往有某種潛在的聯系。正如一位科學史家指出,17世紀的科學家對純科學和應用科學同樣感興趣,但“18世紀上半葉和它以前及以后的一個時期比較起來,在科學史上是一個毫無生氣的時期”。(8) 萊布尼茨曾經注意到在那些比他年輕的同時代人當中“很少孜孜不倦地進行自然觀測”。(9)狄德羅在這時提出“方法論的轉變”, 并倡導以實驗方法為樞紐的新的綜合方法論,顯然不失為有識之見。另方面,從哲學上看,17世紀培根強調科學方法的經驗性質,笛卡爾則強調科學方法的演繹性質,這種科學方法的分裂導致18世紀英國的科學家主要是一些實驗家,法國人則主要是理論家。正是有感于此,狄德羅力主實踐家和理論家、行動和思想的結合,客觀上為當時的科研活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科學史同樣表明,直到18世紀末,英國科學家才變得比較重視理論,而法國科學家也比較重視經驗了。
  狄德羅科學方法論的前提中確包含著“數學窮盡論”的謬見,但它強調了數學必須與物理學相結合,突出了數學的物理意義,這在客觀上也有助于推進數學科學本身的發展。因為把物理問題用數學表示出來之后,不僅使結論在物理上的正確性有保證,而且它在數學上也必定是正確的。物理問題推動了數學的大部分工作,引導著數學前進的步驟。當然,并不是18世紀才特別是這樣,“但是在這一世紀中數學與物理的分開是有決定意義的”。(10)
  就物理學而言,狄德羅的實驗科學方法論的價值更為顯著。它為物理學領域的研究活動提供了詳細的指導性的方法論綱要,其中表露了許多蘊含辯證思維的新穎見解,尤其是關于單靠數學并不能說明世界還必須訴諸實驗的這一重要思想,對于在科學日益數學化的態勢下物理學研究的縱深發展,似乎起到某種糾偏的作用。只要聯想一下20世紀初愛因斯坦設計的思想實驗對于相對論的創立所起的巨大作用便不難明白這一點。當然,狄德羅本人是不可能預料到實驗方法的這一新的發展的。
  如何看待狄德羅關于數學的預言的實質,這是評價其思想的歷史作用時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從根本上說,狄德羅無論如何不可能超越他的時代思維的框架。他敏銳地覺察到隨著牛頓力學廣泛傳播而出現的自然科學數學化趨勢,但卻由此作出了數學今后將停滯不前的片面論斷。這種數學窮盡論其實也是當時的一種普遍觀念,包括拉格朗日、歐勒、達蘭貝爾等人在內的大數學家們均附會認同。然而,它卻為數學發展的事實所否定了。實際上,由伽利略、牛頓等人采用的科學研究方法,即將物理基本原理表示為量化的數學陳述,爾后利用數學的論證,推導出新的物理結果,已經大大向前推進了,物理學愈來愈數學化,在18世紀中即已建立了將物理學的主要分支日益增多地組織到數學結構中去的數學物理,而在19世紀,數學的發展更超過了18世紀。當然,狄德羅等人的數學窮盡論的錯誤并不在于反對或否定數學本身,而只是由于對數學發展的前景作出了嚴重失實的推論。他們充其量只考慮到數學的運用在測量中的重要性,而不可能設想數學方法作為一般科學方法論對其他自然科學學科的重大意義。
  上述情況根源于狄德羅對質與量關系的理解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狄德羅認為自然界是由異質無素構成,并將質的科學(如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等)與量的科學(數學、數學物理等)加以區分,甚至過于強調二者之間的沖突,主張以實驗科學方法論取代演繹科學方法論。另一方面,他又拘泥于萊布尼茨的連續性原理,僅注意事物發展的連續性、漸進性,而忽略了它的間斷性、突變性,無法正確把握自然的飛躍。這使他不可能深入研究質與量的關系,更不可能把二者有機統一起來。不過,狄德羅一方面強調實驗物理學和數學之間的沖突,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關于無限小、組合術的概率相匯合的自然觀念。(§41、§52)這又表明狄德羅的方法論雖限于對物質的存在作質的描述,但后者客觀上又離不開對量的測量這一基礎。從科學思想發展史來看,關于質與量的關系的看法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從中世紀占主導地位的神秘的唯質主義轉變為文藝復興至17、18世紀從伽利略到牛頓力學的唯量主義,再進一步升華為19世紀黑格爾關于質量關系的辯證法。狄德羅(還有康德)在某種程度上都試圖把質和量結合起來考察,這種意向雖屬端倪,卻無疑為后來黑格爾關于質與量的辯證綜合準備了必要的思想條件。
  概言之,狄德羅雖然意識到感性和理性、理論和實踐相統一是正確的科學認識道路,但他并沒有真正解決這個根本性的方法論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抽象和概括的本質及其在科學認識中的作用認識不清,認為“抽象只是一些習慣上的省略”,“是一個沒有觀念的記號”。(11)他雖然沒有拒絕假說、猜測、也沒有完全象18世紀絕大多數自然科學家一樣厭惡理論思維,即力圖只用數學方法來說明事物的聯系,而拒絕深入研究現象的本質。但是,他仍然沒有擺脫經驗地描述事實的立場。其所以如此,固然由于當時自然科學尚處于觀察搜集材料階段和實驗探索材料階段,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支配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仍是形而上學的。誠然,狄德羅作為一個科學哲學家,并不拒斥形而上學。但是,不可否認,其科學哲學的實證主義因素確是很明顯的。如只描述“為何”而放棄“如何”(§56),其中還夾雜著效用、實用的觀點。狄德羅之所以主張訴諸實驗科學,而宣稱數學已經窮盡了,就是由于他把數學看作是人為約定的(§3),并且認為數學效用不明顯的緣故(§6)。
  但是,歸根結蒂,正如狄德羅的一位法國研究者所說:“《論解釋自然》的思想的重要性在科學哲學史,在科學史本身以及在人類思想史上無論怎樣高度評價都不會過高。”(12)這雖不無溢美之辭,但大體上是比較公允恰當的。狄德羅關于三種方法綜合運用的思想,不僅意識到自然界的整體性,各種現象的統一性及其相互轉化,而且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實驗研究和理論研究的相互關系的重大課題。這一問題迄今不僅對自然科學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而且構成現代科學哲學持續熱烈討論的焦點。《論解釋自然》一書現在讀來仍使人獲益匪淺,其源皆出于此。
      參考文獻
  (1)《論解釋自然》,《狄德羅哲學選集》,第50頁, 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以下凡引該書,只注節碼。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頁。
  (3) 參見[ 法] P.圣—阿芒德著:《狄德羅——關系之迷宮》(Diderot—le labyrinthe de la Relation)第1章,巴黎1984年版。
  (4)(5)(6)《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下卷第158、158、160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7)(11)《十八世紀法國哲學》,第320、410 頁, 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8)(9)[英]S.F.梅森著:《自然科學史》,第260、261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
  (10)[美]M.克萊因著:《古今數學思想》,第2冊第376頁,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年版。
  (12)[法]勒斐伏爾著:《狄德羅的思想和生平》,第107頁, 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作者簡介:何建南,1946 年生, 1969 年畢業于國際關系學院,1981年武漢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現為南昌大學科研處教授。
                     責任編輯:魏屹東*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29-34B2科學技術哲學何建南19961996 作者: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29-34B2科學技術哲學何建南19961996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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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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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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