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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哲學的價值論轉向——科學進步模式新探
科學哲學的價值論轉向——科學進步模式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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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NO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667(2001)01-0052-09
  科學是不是一項不斷進步的事業?盡管一些極端的相對主義論者如費耶阿本德(Paul.k.Feyerabend,1924-)否認科學進步的合理性,但科學正在向著其合理性的目標前進,已經為科學界普遍認同。從科學哲學的歷史來看,20世紀中期以后,特別是從70年代起,科學進步的合理性及其標準問題成了科學哲學研究的重點及其理論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而科學進步與真理的關系以及科學進步與價值判斷的關系問題曾先后成為科學哲學探索的核心。
  何為科學進步?簡單地說,就是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向著合理性目標的不斷接近。我們用T表示科學理論,用M表示合理性目標,則科學進步可用T→M(科學→目標)來表示。具體地說,在科學理論從T[,1]發展到T[,2]的過程中,如果T[,2]比T[,1]更接近于目標M,那么就可以說T[,2]比T[,1]進步,即科學取得了進步。英國著名科學家、科學社會學英國學派奠基人之一貝爾納(J.D.Bernal,1901-1971)說,“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我們可以稱之為理想主義的科學觀和現實主義的科學觀。在第一種觀點看來,科學僅僅同發現真理、關照真理有關,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種中立的、同經驗事實相吻合的世界圖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功利是最主要的東西,真理似乎是有用的行動的手段,而且也只能根據這種有用的行動來加以檢驗”[1](p.37)。科學進步中的重要環節在于目標,應當說正是由于目標的不同才形成了不同的科學進步觀。本文將在剖析這兩種科學進步觀以及發掘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以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為目標的新的科學進步模式。
  一、以真理為目標的科學進步模式
  大多數科學家和相當一部分哲學家及歷史學家都認為,科學是以“科學→真理”的模式進步的,科學的合理性目標乃是真理。科學史之父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的話很有代表性,“科學追求真,倫理追求善,藝術追求美”。換句話說,科學與其他社會文化,諸如倫理、藝術等相比,其關注的中心主要是有關事實真假問題的判斷,而不涉及求善的價值判斷或求美的審美判斷。科學進步表現為原有的舊理論不斷被融入內容更加豐富的新理論體系之中;新理論由于比舊理論提供了更加精確的說明和預言,從而日益朝著真理的方向前進。當代著名學者米勒(David miller)更明確地強調了這種進步觀,她說:“科學的目標就是真理,不是種種在認識論上可以區分的真理,而就是真理本身”[2]。科學既然是尋求真理的活動,那么科學的進步也就主要體現在向真理的接近上。
  “科學→真理”進步模式,具體地說還可以分為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科學就是關于客觀世界的“真的知識”,科學進步就是科學不斷地轉化為真理的過程。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其理論中的不真實內容逐漸被代之以真的內容,科學進而發展并完善成為真理。但科學進步是一個不斷積累、擴展和完善的過程,科學知識的大廈不斷添加著新的理論內容和事實內容,它與客觀世界越來越相符,因此人類的科學認識最終會客觀化。但現代物理學對經典物理學的革命,使這種“科學即真理”的觀點受到挑戰。
  伴隨著現代邏輯經驗主義、特別是批判理性主義的興起,科學哲學家在批判上述觀點的同時,主張將“科學即真理”的命題修改為“科學逼向真理”。這正是“科學→真理”進步模式的第二種觀點。正如這種觀點的代表、批判理性主義大師波普爾(K.Popper,1902-1994)所說:“隨著一門科學的進步,它的理論的逼真度也就不斷的增長”[3](p.199)。
  波普爾從他的證偽主義出發認為,進步是科學的本質特征,“惟獨在科學領域中我們擁有一種進步的標準:甚至在一種理論受到檢驗之前,我們就可能說出它在受到某種檢驗時對于已知理論是否是一個進步”[3](p.177)。在真理觀上,波普爾是主張客觀真理論的。他早年曾經認為真理是一種難以捉摸的符號,后來接受了塔爾斯基(A.Tarski)關于真理的界定:雪是白的符合事實,是真理,當且僅當雪的確是白的;或草是紅的符合事實,是真理,當且僅當草的確是紅的。這就是說,在他看來,真理就是符合事實,而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因此真理是客觀的。
  但波普爾又認為,人們遠遠不能真正達到真理。因為客觀世界在人們的經驗之外,它不可能為人們所真正認識,“作為符合事實的客觀意義上的真理及其作為調節因素的作用,可以比做永遠或差不多永遠掩蔽于云霧繚繞之中的山峰。登山者不單是難以登上去——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時候可以登上去,因為在云霧繚繞之中他無法區分主峰和次峰”[3](p.189)。然而波普爾認為,這并不影響人們對真理的追求;科學正是在證偽的基礎上,通過不斷的猜測和反駁而逼近真理。為此他還提出了一個知識增長模式:
  P[,1]——TT[,i]—EE——P[,2]……
  從這個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到:
  (1)科學研究從問題(P[,1])開始,每一次科學進步都是從對于已有理論的懷疑(疑問、問題)開始。這些問題,有的是科學事實與科學理論之間的矛盾導致的,有的是科學事實與科學事實之間的矛盾導致的,也有的則是科學理論自身的邏輯矛盾導致的。
  (2)針對一個科學問題,科學家將提出n個不同的試探性理論(TT[,i],其中i:1~n)。波普爾認為,沒有什么理論是可以稱之為真理的理論,所有科學理論都是一種試探性的假說。我們認為,實際上也是如此。如果人們把任何理論當作科學,而不想斷送它的發展,那么就不要把它置于神學的地位上。什么時候科學達到了絕對真理,那么探索就終止了,科學的生命也就終止了。看來,波普爾肯定了科學的合理性目標就是真理:“科學的任務是探求真理,即真的理論”[3](pp.193~194)。
  (3)針對每一種假說TTi,都要進行批判性檢驗(EE)。其中包括:首先,對于每一種假說必須檢驗它在邏輯上是否自洽、無矛盾。檢驗的結果有兩種:如果發現邏輯上不自洽,那么就可以判定:這一種假說(即試探性解釋)為不真,從而揚棄它。這就是證偽或者叫做否證。如果試探性理論在邏輯上自洽,那么暫時保留下來,因為將來人們會發現它的邏輯矛盾。其次,對于每一種假說還必須用實驗事實來檢驗。如果它們與實驗事實不相符,那么這一種假說就為不真,應當予以否證;而如果與實驗事實相符,那么暫時保留這一種假說,但是,隨著科學的發展它遲早會被否證。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真理觀為科學的不斷發展提供了哲學根據。他不承認理論的永恒性,而堅持理論的變動、進步和發展。即使是經過批判性檢驗、在理論競爭中暫時取勝的理論,也不例外。
  (4)經過批判性檢驗,不論是發現了試探性理論的邏輯矛盾,還是揭示出它與經驗事實的矛盾,都可以啟發科學家提出新的問題(P[,2])。科學進步于是開始了下一輪的循環。
  為了確定科學進步的程度,波普爾進而提出了作為衡量科學進步標準的“逼真度”(即逼真性的程度)概念。科學理論越進步,就越符合事實,越接近于真理,其逼真度也就越高。波普爾認為,任何一個理論都是對客觀世界的猜測,其內容是真實性與虛假性的統一,如果假設理論的內容以及其中真內容和假內容都是可以度量的,那么逼真度就可以用以下公式來表示:
  Vs(a)=CtT(a)—CtF(a).
  其中Vs(a)表示理論a的逼真度,CtT(a)表示a的真內容,CtF(a)表示a的假內容。這樣,科學進步程度就可以用逼真度來衡量了。當理論具有較高的逼真度時,它就愈益接近真理。如果有先后產生的兩種理論T[,1]和T[,2],當T[,2]的真內容而不是假內容超過T[,1],T[,1]的假內容而不是真內容超過T[,2]時,那么T[,2]比T[,1]更接近于真理或更符合事實。具體地說,比較理論T[,2]、T[,1]時,還應注意:(1)T[,2]比T[,1]作出了更加精確的預言,并經受了更嚴格的檢驗。(2)T[,2]比T[,1]說明了更多的事實。(3)T[,2]說明的事實比T[,1]更詳細。(4)T[,2]經歷了T[,1]所沒有經受過的檢驗。(5)T[,2]提出了T[,1]所沒有考慮到的新實驗的檢驗,并經受了這些檢驗。(6)T[,2]把以前T[,1]認為沒有關系的許多問題統一或聯系起來了[3](pp.197~198)。如果T[,2]滿足了以上要求,那么T[,2]就將取代T[,1],從而實現了科學進步。
  波普爾的“科學→真理”進步模式告訴我們:第一,科學是求真的活動,其合理性目標乃是真理,所謂科學進步就是向真理的不斷逼近。第二,前后理論存在著一定的邏輯聯系,并存在著合理性的評價標準,以比較理論向真理的逼近程度。通過“逼真度”人們就可以判斷科學的進步程度。第三,新理論在經驗上不僅能夠解釋原理論所能解釋的那些已知事實,而且能預見和解釋更多的新事實。波普爾的科學進步模式,基本上反映了邏輯經驗主義、批判理性主義等科學實在論的特點。盡管邏輯經驗主義主要從經驗論出發理解科學,強調后繼理論對原理論的涵括,舊理論是新理論的特例和極限情況,經驗真理主要是一個積累過程;而批判理性主義則更多地強調猜測、反駁(即證偽、消錯等等方法)在科學進步中的地位,但它們的進步模式基本上都是一種“趨向真理”觀,它在超越了絕對真理觀的同時,又客觀地肯定了科學的本質在于對真理的追求。這反映了科學認識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波普爾等人的探索至少在形式上實現了科學進步模式在理論上的完整性。
  二、以“解決問題”為目標的科學進步模式
  然而,“科學→真理”的進步模式尤其是“科學逼近真理”的模式還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矛盾,在許多問題上還難以令人信服。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1922-1996)、費耶阿本德等人從科學歷史主義及非理性主義出發,對此進行了批判和反駁。
  首先,他們對科學理論的客觀真理性表示懷疑。庫恩認為,科學革命實現了科學的進步,但科學不是一種不斷接近于自然界某個預先安排好的目的——真理的事業。外界事物的刺激是經過感官進入人的意識的,但外界事物到底是什么樣子,人們只能局限于感官所提供的圖案,而不能見其真面目。其實,波普爾雖然肯定了真理的客觀性,但他本人也總是試圖回避理論與客觀實在及真理的關系。即使他提出了“逼真度”,也還認為真理猶如飄渺的山峰,可望不可及。而這種思想進一步徹底化,就很自然地會得出庫恩等人的結論:“科學家并沒有發現自然的真理,他們也沒有越來越接近真理”[4](p.284)。他認為,這種符合真理論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蘊涵著一個超越人們認識的實在;它外在于人們的認識系統,并對應著一個無限開放的過程,因此它更多的是一種理想的境界,是人們對真理觀念的一種信仰。于是,“真理并不是科學的唯一目標,我們并不僅僅需要真理:我們所尋求的是人們關心的真理”[4](p.194),庫恩用生物進化與科學進步相類比,生物進化取決于生物群體的共同特征,其進化是盲目的,沒有確定性的目標;而科學也是一種群體過程,其理論的選擇也是生存競爭。庫恩得出結論說,科學越來越接近于真理的信念,只是一種預設主義,因為它沒有說服力。“必須放棄這種明確的或含蓄的觀點,即范式的改變使科學家和向他們學習的那些人越來越接近真理”[4](p.284)。
  其次,庫恩等人提出:如果科學是不斷趨向真理的,而真理又是難以捉摸的,人們又如何判斷科學的進步呢?科學進步過程中兩個相繼理論T[,1]、T[,2],由于其目標M(真理)事實上難于捉摸,又如何用T[,1]、T[,2]與M相比較以肯定T[,2]較之T[,1]進步呢?事實上“逼真度”概念也存在著困難,因為理論逼近真理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而這個概念簡化或忽略了許多因素,何況“度”的計算實際上難于做到,不能實際用來衡量理論的進步程度。而施太格繆勒(W.Stegmüller)認為,“逼真性”只是一種目的論的形而上學,至于費耶阿本德則干脆稱之為唯理智主義的怪物。事實上,逼真度概念已經受到人們甚至波普爾的學生的否證[5](pp.238~240)。
  最后,“科學→真理”進步模式還受到“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le)概念的挑戰。庫恩、費耶阿本德等人將“不可通約”或“不可比性”概念引入科學哲學領域。他們指出,科學家是按照一定的范式從事科學研究的,這些范式只是認識世界、解釋問題的一種工具而已,它們作為工具并無真假之分。科學家常常是在不同世界里工作著,由于觀察滲透著理論,不同理論都依照各自的標準、方法去尋求符合自己的觀察陳述,因此,不同范式對某一特定問題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即使偶爾使用同一術語,其意義也并不相同。例如物理學中的質量概念在經典力學中被認為是物質的屬性,而在相對論中質量卻與運動有關,它隨運動速度的變化而變化。正因如此,不同范式之間、特別是新舊范式(即科學革命前與革命后的兩種常規科學傳統)之間是不可比的,即不可通約的。庫恩認為,范式的更替類似于心理學中的格式塔轉換。這就導致競爭著的不同范式的支持者之間在觀點上難以完全溝通。“競爭著的規范(即范式——引者)的支持者對于任何候補規范必須解決的問題清單往往會不一致。他們關于科學的標準和定義是不同的”[6](p.122)。事實上,并沒有超越諸理論之上的完全中立的判斷標準,前后理論之間由于沒有共同的語言,也不存在進行比較的元語言和理論,因而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
  既然前后理論之間屬于不同語言、范式,沒有可比性,那么科學的進步就是一種非積累(如庫恩的“不斷革命”)的方式。可見“不可通約”思想否定了關于科學不斷積累的傳統觀點,這無疑是對傳統科學哲學的巨大沖擊。但是由于他們過分強調理論的不可比性,因而采取了否認科學進步的極端觀點。正象費耶阿本德所說,科學無所謂進步與否,永遠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的海洋里”。科學的發展在原則上并不是一個進步過程,而是基本觀念的轉換,因此如海德格爾所說,如果“要理解現代科學之本質,我們就必須首先拋棄一種習慣,這種習慣按照進步的觀點,僅僅在程度上把較新的科學與較舊的科學區分開來”[7](p.887)。后來,庫恩本人也意識到這種觀點的極端性和片面性,因此在《必要的張力》中,用“部分交流”(partial communication)替代了“不可通約”概念。不過庫恩仍認為自己是一個“深信科學進步的人”,他只是否認科學在揭示自然界客觀真理基礎上的進步。為此,他援引普朗克的話:“一種新的科學真理并不是靠它的反對者信服、并且使他們同情而勝利的,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的反對者終于死了,而在成長的新一代是熟悉它的”[6](p.125)。在工具主義意義上,科學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我并不懷疑”,“例如作為解決難題的方法,牛頓力學優于亞里士多德力學,愛因斯坦力學又優于牛頓力學,但可以看出,在它們的演替中,并不存在本體論發展的一貫性趨勢”[4](P.318)。在這種意義上,庫恩與勞丹的“解決問題”思想具有某種一致性。
  看來以波普爾為代表的“科學→真理”進步模式在科學的合理性目標(真理)、逼真度的評價標準以及理論之間的一定邏輯性等三個方面,都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這種科學進步模式顯然有待于發展與完善。
  針對“科學→真理”進步模式面臨的問題,美國科學哲學家拉里·勞丹(Larry Laudan,1941—)另辟蹊徑,他在1977年完成的《進步及其問題》(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一書中系統闡述了自己有關科學進步的觀點。他把科學的合理性目標改為“解決問題”,即用“科學→解決問題”進步模式取代了“科學→真理”進步模式,避免了傳統真理觀所帶來的一系列難題。雖然勞丹并不完全否認真理,他也承認科學在原則上具有真理意義。但由于沒有可用來確定理論真理或謬誤的合理性標準,而波普爾等提出的逼真度理論的實際應用并不成功,因此他認為這種先驗的預設主義原則并不可靠。這就是說,在他看來,真理問題即科學是不是反映客觀規律和客觀實在的問題,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
  與以往哲學家不同,勞丹把科學的目標與評價標準合為一體,認為評價科學進步與否的標準是理論“解決問題”的能力。勞丹指出,科學本質上是解決問題的活動,其合理性目標并非真理。“如果人們認為,在談論科學知識的認識地位時,不把這種知識與它的真理斷稱聯系起來似乎是離奇古怪的話,只需要考慮一下促使這種處理問題方式產生的一些情況,從巴們尼德和柏拉圖時代起,哲學家和科學家就一直試圖證明科學是一個尋求真理的事業。這些努力毫無例外地都失敗了,因為沒有一個科學家和哲學家能夠證明,一個象科學這樣具有自己支配的方法的體系能夠保證短期內和長期內達到真理”[8](p.129)。勞丹認為,所謂科學不斷地逼近真理,實際上只是一個無法確定的、超驗的目標,因為我們不可能用經驗事實直接檢驗理論是否逼近真理。但科學作為一項合乎理性的事業總要為它設置一些目標,并通過判斷來確定科學是否能夠達到這些目標。勞丹提出,只有追求高度解決問題能力的理論,才可能接近于認識的真正道路。科學作為人類的重要的社會實踐活動應當是解決問題的理論,其合理性目標應當是盡量擴大可解決的“經驗問題”的范圍,同時盡量減少“反常問題”的范圍。一個理論解決問題越多、越重要,這個理論就越好;科學解決問題能力的提高,就意味著科學的進步。這就是勞丹提出的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科學進步模式。
  如何評價勞丹的科學進步模式?我們認為,科學的根本目標在于追求真理,在于努力揭示客觀世界的本質和規律。在科學不斷向真理接近的過程中,它帶來了解決現實的實際問題的客觀效果,科學正是通過不斷解決實際問題而向真理方向前進的。在這點上,科學的真理性和有用性是相通的,真理帶來了有用的客觀效果,而有用性也證明著科學的真理性內容。但是在兩者的關系上,一方面,解決問題不能代替真理,否則對科學的理解就過于狹隘地停留在工具主義的意義上。在這個意義上,真理是在科學發展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方面,它關系著科學自身前進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能夠解決問題的理論不一定都是真理知識。因為,科學史上一些被證明是錯誤的理論,如燃素說、地心說、以太說等,也都解決過許多問題,并且促進了正確理論的誕生。但是從總體和根本上說,當科學理論中的真理內容不斷增加時,其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必然會隨之提高。
  應當說,盡管“科學→解決問題”模式主張以理論解決問題能力的增強作為科學進步的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科學→真理”模式遇到的一些難題,但是這個模式同樣存在很大困難,其困難程度甚至絲毫不亞于“科學→真理”模式。
  首先,“解決問題”本身并不一定會真正促進科學的進步,有時它還會起到障礙科學發展的作用。因此,以“解決問題”作為進步標準可能會產生誤導作用。例如在科學史上,古希臘地心說在解釋了大量人們熟悉的日常天文現象的同時,遇到了許多“反常”天文問題(例如衛星逆行現象)的挑戰。為了解決這些難題,人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輔助性理論(例如希帕克提出了本輪、均輪與偏心圓假設),托勒密吸收和發展了這些理論,利用80多個本輪與均輪解決了衛星逆行等反常問題。然而這些進步是以犧牲更大的科學進步為代價的,它掩蓋了地心說的根本錯誤,阻礙了日心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并最終走入了死胡同。與此相反,哥白尼提出的日心理論與托勒密的地心理論相比,雖不能解決更多的實際問題,甚至在細節和精確性上與托勒密體系有很大差距,但是它畢竟在根本的重大問題上更接近于客觀事實,其進步性是不可否認的。可以說,只有以真理為目標,才能更有效地克服“解決問題”所帶來的近利性、短視性,保證科學進步的健康方向。
  其次,勞丹的科學進步模式顯然受到實用主義有關真理問題觀點的影響。把實用主義哲學用于科學哲學,難免會得出:科學“是有用的,因為它是真理;或者說它是真理,因為它是有用的”[9](p.104)的結論。這是一種十分錯誤的觀點。因為,如果科學真的象勞丹所定義的那樣僅僅是“解決問題的理論”,那么就很難理解為什么迷信、巫術、圖騰崇拜、神話、占星術、煉金術等在人類認識史上的某種場合雖然也能解決一些問題,卻從來不可能象科學那樣處于一種崇高的地位。如果用“解決問題”作為科學進步的目標,必然會在科學劃界問題上帶來無法解決的巨大難題。
  后來,勞丹在《科學與價值》一書中引入了以“網狀結構模式”為核心的有關價值論思想,并試圖對真理觀念進行變革。勞丹在解決真理問題時引入價值論以求問題的解決,并且借用真理與價值相通的合理觀點,其積積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可惜,他對于“價值”概念的理解還沒有真正超出認識論的范圍,而進入實踐論與價值論的領域。
  三、歷史呼喚以終極關懷為目標的新的科學進步模式
  綜觀現代科學哲學的歷史,從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真理”模式到勞丹的“科學→解決問題”模式,盡管反映了對于科學進步問題的認識發展,但均未超出認識論領域,并且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由于它們忽視科學作為人類活動所具有的社會性與實踐性,因而無法根本解決科學進步的合理性問題。
  探討科學進步模式問題,不能僅僅停留在認識論的范圍內。必須看到:科學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系統,它與社會諸因素有著復雜的聯系。科學的目標并非是超越社會、超越文化的,它必然帶有社會性、文化性的特點。因此,作為科學哲學的難題之一的判斷科學進步的標準問題,必須考慮到評價中的各種復雜因素,其中包括科學認識與科學實踐的關系、科學的認識功能與社會功能的關系、特別是在科學知識創新與社會應用過程中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相互關系等問題。以便克服以往科學進步模式問題探討中由于無視社會因素的作用所帶來的困難。
  造成以往科學進步模式的探索局限于認識論內部的主要原因在于,科學界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是理想主義的科學觀。這種科學觀主張:科學的目的僅僅是追求客觀世界的本質和規律性,科學家的職責只是提出科學問題,提出并驗證假說,預見和發現科學事實,以及不斷發展科學中的數學理性、實驗理性、邏輯理性和技術理性等等。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對于科學家,只有‘存在’,而沒有什么價值”[10](p.280)。雖然這種理想主義科學觀的積極價值在于它強調了人類理性在科學認識中的巨大作用,強調了科學的認識功能及其所反映規律的價值中立性,但是,這種科學觀卻完全忽略了科學作為人類越來越重要的社會活動的特征與功能。實際上,在理想主義統治科學界的同時,另外一種思潮即功利主義和技術理性至上的思潮則在技術應用領域日益占主導地位。功利主義科學觀繼承了近代哲學大師笛卡兒(1596~1650)提出的主客二分思想以及近代哲學倡導的人類征服自然的傳統觀點,把客體(自然界)僅僅看成是與主體(人類)對立的純粹外物,看成是人從外部進行實驗操作并使之“招供”的對象,而科學不過是人類把握自然以至征服自然的手段或工具。盡管這種觀點確認了主體認識并改造客體的能力,并且使人類“第一次把物質生產過程變成科學在生產中的應用”[11](p.576),但是在它的影響下,人們僅僅強調科學的物質價值和經濟價值,完全忽視它們本來應有的人文價值。由此導致技術理性取代了價值理性,而成為科學理性結構中決定性的、甚至似乎是唯一的要素。
  在這里,一方面是理想主義科學觀僅僅關心科學內部的認識論問題,另一方面是功利主義的科學觀僅僅關心科學應用的可能性和效用性問題。這兩種觀念都把科學的相對獨立性及其所反映規律的價值中立性絕對化,都忘記了科學最根本的出發點和歸宿乃是對于人類終極價值的關懷,從而表現出科學家社會責任感的日益淡化。其結果造成了技術理性的日益膨脹,以及科學世界和人文世界的迅速分離。從此,科學的創造主體和應用主體為了求“真”或求“效用”而不顧其余。沒有誰去關心科學創新與應用的社會后果問題,也沒有誰去思考科學的人文價值問題。
  正當人類歡呼自己成為自然界主人的時候,一種在歷史上從未遇到過的新危機,伴隨著技術理性的巨大成功一同來臨了!這種危機不僅表現在人口急劇膨脹、自然資源銳減、核戰爭威脅、生態平衡破壞、環境日趨惡化、基因重組技術和克隆技術的潛在生物危害等一系列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它的深層表現則是科學的異化所導致的主體性的失落、人的失落。對此,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學者曾經進行了長期而有成效的探索[12](pp.46~49)。盡管其中有某些悲觀的色彩,但是,理性啟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科學也沒有象當初許諾的那樣給人類帶來期望已久的自由與解放,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說工業革命曾經使人成為輪盤系統的奴隸,那么如今人的體力和智力則不得不依附于越來越復雜的機器,而“將來的危險是人可能成為機器人”[13](p.370)。現代技術還把人引向高消費的享樂生活,特別是它大規模地傳播和復制低俗的文化工業產品來滿足人們感官上的需要,這不僅否定了以創造性和批判性為特征的高雅的文化藝術,而且造成有限資源的不必要消耗,甚至導致一系列反價值現象的產生。看來,技術理性“對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與所支配的客體的異化為代價的,隨著精神的物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身,甚至個人之間的關系也異化了”[14](p.24)。在發達國家,它已經形成一種全面地統治人的總體力量,導致對個性的扼殺以及自我與主體地位的喪失,使人們產生精神上的無家可歸感。
  歷史的發展竟是這樣的“滑稽”:在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運動中誕生的近代科學曾經使得人類從封建神道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并且的確在解放人的勞動、改善人類生活狀況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科學以少數人的獻身而謀求全人類的自由與解放這個初衷,當今已被人們遺忘、甚至被嚴重地褻瀆了。這正是100多年以前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所担心的問題。在經歷了無數的災難性懲罚之后,人們才又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原點。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把科學僅僅看作一種知識體系或者是充當人類與自然中介的工具體系,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人類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科學之最根本的屬性乃是它的社會性。19世紀以來把科學僅僅理解為“人類知識體系”的觀點已經過時。歷史表明,科學發展不但受人與自然關系的制約,而且還受人與社會關系的制約,并反映著這種關系。
  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我們應當在深刻反思科學哲學發展史的基礎上,提出一種既可以囊括以往科學進步模式的合理內核、又可從根本上解決科學的人文價值定位問題的新的科學進步模式。我們認為,歷史所呼喚的這種新的科學進步模式,應當是:“科學→價值”進步模式。
  所謂“科學→價值”模式,從根本上說是指衡量科學是否進步的標準,在于科學是否朝著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的方向發展。具體地說,就是科學的發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價值的相互協調和全面增值,且不產生負面影響。這里的所謂“全部價值”,是指科學發展或進步對于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存在與發展的所有現實的和潛在的肯定性價值;而這里所謂的“相互協調和全面增值”,是指科學的每一次進步,每一種新理論、新學科的產生、發展及其應用,不僅能夠使科學的認識價值增值(包括不斷向絕對真理逼近,或者至少是能夠部分地解決自身遇到的理論問題和事實問題),從而使人類自身的認識能力得到客觀世界的“認可”,而且應當使科學的認識價值、創造性價值、物質價值、經濟價值、人文價值、社會價值等彼此和諧不悖、共同發展(增值),從而使科學能夠給人類以最大限度的終極關懷。
  “科學→價值”進步模式相對以往科學進步模式的優越性在于:
  首先,這種模式主張從科學進步的真理原則與價值原則統一的角度,闡明科學及其價值的創造活動發生與發展的機制以及方法論原則[15](pp.25~28)。顯然,它已經超越了單純認識論的領域,而進入實踐論和價值論的領域。由于科學進步問題不僅涉及科學受自然規律制約的問題,而且涉及它受社會經濟、民族傳統、文化背景、社會制度、集團利益等因素制約的問題,這就要求人們建立一種融認識論原則和價值論原則于一體的科學活動方法論體系。這種方法論體系不僅包括獲得新的科學成果的認識程序、機制與規則,而且包括在設計、創造和運用科學成果的全過程中的價值預測與價值評價的程序、機制和原則。
  其次,“科學→價值”模式使得對科學進步的認識評價與價值評價相統一[16](pp.309~316)。新的科學進步模式同以往科學進步模式的重要區別在于,它不僅注重科學進步的認識評價,即對它的真理價值和一般認識價值的評價;而且注重科學進步的價值評價,即對它的創造性價值、社會價值、人文價值等等的評價。實際上在“科學→價值”模式中,對于科學進步的認識評價是對其進行價值評價的一部分。這是因為,人類科學活動的任務和宗旨從來都不只是認識世界,科學活動是人類特殊的智力創造活動和特殊的社會活動,而且,科學創造及其產物的社會應用既可能對人類產生肯定性后果(即人文價值),也會產生否定性的(反人文的)、甚至是反人類的后果。因此,必須突破以往科學哲學關于科學評價的認識論界限,對科學活動及其產物進行全面的價值評價,才能正確地做出它是否進步的判斷。
  第三,“科學→價值”模式十分注重科學知識創新的人文價值定位。對科學的人文價值定位是指:面對現代科學發展中價值理性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失落,必須汲取西方反科學主義思潮和技術批判理論的合理內核,確立價值理性在科學理性結構中主導的和決定性的地位;同時,以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為最高準則,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對種種新興的科學發現及其應用后果進行超前預測研究并加以合理而適度的社會控制,不僅在科學創新與應用活動的開始階段、而且在活動的全過程中始終關注它的全部效應及其對于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現實的與潛在的、直接的與間接的、近期的與長遠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科學知識創新與社會應用活動的健康發展,防止科學自身在社會運行過程中的異化。
  應當說“科學→價值”進步模式在法蘭克福學派開創的全新的科學哲學研究中已初見端倪,但是對于這個模式的探討僅僅是開始。人們有必要對整個20世紀的科學觀和科學進步模式進行系統和深刻的反思,努力尋求把科學的技術理性和價值理性有機結合起來的途徑,著手建立能夠為全體進步人類共同接受的新價值觀。這是擺在一切哲學家、科學家、倫理學家和世界上一切有識之士面前的艱巨而急迫的任務。
  收稿日期:2000-08-28
《南開學報》:哲社版津52~60B2科學技術哲學李建珊/賈向桐20012001科學進步及其標準問題是20世紀中葉以來科學哲學研究的重點及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綜觀現代科學哲學的歷史,從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真理”模式到勞丹的“科學→解決問題”模式,盡管反映了對于科學進步問題的認識發展,但均未超出認識論領域,并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難;由于它們忽視科學的社會性與實踐性,因而無法根本解決科學進步的合理性問題。科學哲學研究從認識論到價值論的轉向是一種必然趨勢,本文在擴展勞丹“真理與價值相通”思想和發掘法蘭克福學派技術批判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為目標的“科學→價值”模式。科學進步/真理/實在論/價值/終極關懷Science Progress/Truth/Realism/Value/Ultimate Concerns(ultimate ideal of human life)基金項目: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96JAQ 720016)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Science→Values",A New Mode of Science ProgressLi Jianshan,Jia XiangtongThe problem of science progress and its criterion has been one of the issues at point in discussing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To take a broad survey of the progression of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times,we find that the course from the mode of"science→truth"of logical positivism to the mode of"science→problem solved"of Larry Laudan's presents an advancing but epistemological step,for they slighted the sociality and practicality of science and,thus,left the problem of why the science got progress unsolved.The method to study philosophy of science from the epistemological point of view to putting science under examination by values is an inevitable tendency.The writer in this paper is to extend Laudan's thought on truth and value combining with the technology criticism of Frankfurt School to present a mode of"science→values",for the writer deems it the aim of science progress to the ultimate ideal of human life.李建珊(1943-),男,天津人,南開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南開大學 哲學系,天津 300071 賈向桐(1976-),男,河北無極人,南開大學哲學系碩士生,主要從事“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南開大學 哲學系,天津 300071 作者:《南開學報》:哲社版津52~60B2科學技術哲學李建珊/賈向桐20012001科學進步及其標準問題是20世紀中葉以來科學哲學研究的重點及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綜觀現代科學哲學的歷史,從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真理”模式到勞丹的“科學→解決問題”模式,盡管反映了對于科學進步問題的認識發展,但均未超出認識論領域,并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難;由于它們忽視科學的社會性與實踐性,因而無法根本解決科學進步的合理性問題。科學哲學研究從認識論到價值論的轉向是一種必然趨勢,本文在擴展勞丹“真理與價值相通”思想和發掘法蘭克福學派技術批判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為目標的“科學→價值”模式。科學進步/真理/實在論/價值/終極關懷Science Progress/Truth/Realism/Value/Ultimate Concerns(ultimate ideal of human life)基金項目: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96JAQ 720016)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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