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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哲學的后現代趨向
科學哲學的后現代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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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現代科學哲學是否具有現存性?科學哲學的后現代趨向存在哪些最基本的特征?科學哲學的這種后現代趨向的前景如何?盡管這些問題都是可爭辨的,但只要我們將科學哲學的發展納入整個20世紀人類文化進步的狂飆之中,就會發現在各種文化思潮的沖撞中科學哲學運動不可避免地帶有著后現代性,而由于這種后現代性的滲入而凝現的后現代趨向特征,也深嵌著時代的烙印;同時,科學哲學也以它獨特的運動性質展示出了哲學理性的意義,并探索著朝向21世紀的出路。總之,我們賦于科學哲學運動以后現代性趨向,正是為了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它的歷史地位、發展趨向和本質,而不是其它。
      一、后現代科學哲學的現存性
  20世紀中葉出現的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反科學主義的“理智運動”,一種新的“文化經驗”和一種批判性的“解構戰略”,它所彪炳的后現代性席卷了西方哲學的所有領域[1]。所以, 后現代科學哲學趨向作為后現代性在科學哲學運動中的滲入,是現實地存在著的。不過,后現代科學哲學絕非任何一種派別、一種有形的組織或共同體,更不是任何一種特定的“允諾”;后現代科學哲學乃是在對現代性的反叛中,所顯示出來的一系列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和反表征主義的趨向性。換句話說,沒有這種趨向性就沒有后現代科學哲學。從科學哲學的歷史進程來說,現代性的三個主要論點是:(1)認識的基礎論;(2)語言的表征論;(3)理論建構的原子論。當然, 在現代性傾向中這些論點并不是純粹唯一的,存在著相應的現代反對趨向。例如懷疑論對基礎論的排斥,懷疑思想的絕對論斷和語言的精確性;語言的表達論對表征論的排斥,主張在無指稱的情況下,訴諸于某種合理的或道德的論述以實現純粹的表達;群體論對個體論的排斥,強調整體是個體集合的方式來假設個體的地位和功能。無論這些傾向多么不同,但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現代性的軸心。這個軸心就是以經典力學為基底的整個現代世界觀的本質內核。倘若形象地擴張這種隱喻,可以通過笛卡爾坐標來表現這種現代性的三維概念空間,以展示各種現代性趨向的同源性和異向性的特征:[2]
  附圖B29a01.JPG
  在此,我們必須指出的是,懷疑論對基礎論的排斥,不同于后現代主義對基礎主義的顛覆,因為后現代主義并非懷疑語言或思想的精確性,而是對對應真理論的消解。表達論對表征論的排斥,也不同于后現代意義理論對表征論的否定,因為后現代意義理論不是不要指稱,而是對指稱論的純粹實在論的解構。群體論對個體論的排斥,亦不同于后現代整體論對個體論的批評,因為后現代整體論不是把整體看作“個體的整體”,而是把個體看作“整體的個體”,是對個體的重構。總之,這其中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具有著完全不同的認識論的層次性。
  從這一視角看,后現代科學哲學由朦朧到鮮明,由狹小到廣大,是科學哲學發展的時代要求,是一大批科學哲學家身處“后現代”的思潮中反叛“現代”的結局,它具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和必然性。另外,構成整個后現代科學哲學演變的兩個最基本的哲學立場,是認識論中的整體論和語言哲學中的意義理論。一系列后現代科學哲學的嬗變、表現、派別和關聯,都是在這兩個最基本的立場上延伸和展現出來的。
  首先,首擎后現代科學認識論之旌的是W.奎因。因為奎因不僅僅用整體論的說明取代了認識的基礎主義,而且用新的圖景或隱喻取代了現代認識模式的“層級蛋糕”;徹底地打碎了還原論的夢想,用知識的整體網絡代替詞或陳述去面對經驗的法庭,從而使理論和資料、事實和價值、意義和真理都在整體論的意義上構成一體。同時,在奎因看來,真理并不是客觀的特性,而是一種使“語義上升”的判斷。也就是說,當這個判斷被適當地定義時,可通過將該判斷與該句子的引述結合起來而再斷言任何句子,即通過“內在化”而不是“先驗化”的途徑去實現對真理概念的解構。總之,這正象普特南指出的那樣,“奎因既解構了概念,同時還拒絕說這種解構是對被解構物的簡單拋棄”。[3]這種“解構”絕非簡單的拋棄,而是整體論基礎上的“重構”。可見,立足于新的整體論的視角對傳統現代概念進行“解構”,是奎因哲學的一大特色,并以此引導了科學哲學的后現代趨向;同時,這也是后現代科學哲學趨向發端的一個標志。更為重要的是,正是這種解構的方法,使奎因堪稱科學哲學的解構論者,并對爾后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發展都產生了同樣的后現代性的解放和促進作用,影響了后現代科學哲學的歷史命運。
  其次,奠定后現代科學哲學基礎的是維特根斯坦和奧斯丁的語言哲學理論。尤其是關于意義的關鍵在于命題的思想,構成了語言多樣使用和處理世界復雜關系的具有后現代特性的評價范式。維特根斯坦強調了在人類敘述中,而不是在超語言的獨立實體中,去發現講話形式的意義;表明了語言使用的多樣性恰恰是說明了個體語言表達形式及命題態度是人類整體語言中的個性體現,而不是說人類的整體語言僅僅是表達形式及命題態度的個性的簡單集合。在這里,對語言使用的多樣性或語用的特殊語境的強調,正是基于語言整體本質或整體結構的要求而實現的,這一點表明了二者之間的一致性是后現代性的一種趨向。而奧斯丁的“講話—行為”理論消解了指稱和表達之間的機械區別,指明語言與世界、語言與命題態度、語言與共同體的語言約定之間的關聯,都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從整體中排除出去。事實上,這是訴諸于一種行為主義去消解意義的表達論和表征論之間的對立的絕對性,從而給出了一種后現代性能夠生長的基底。
  在科學哲學的歷史進程中,由于具有后現代性趨向的認識論和意義理論在各個方面的擴張和滲透,使科學哲學的各個領域都自然而又必然地、自覺而又不自覺地打上了后現代性的烙印。倘若我們超越任何具體科學哲學研究的形式約束,從方法論的后現代特性上去分析,可以看出至少存在著如下三個本質的特性:
  第一、本體論性與整體論性的結合。隨著科學哲學后現代傾向的發展,為了徹底地清除基礎主義,消解簡單的反映論和還原論,必須從方法論的統一性上賦予測量、經驗、語境、范式等等最基本的概念以特有的本體論性,以使它們能夠構成各種語義分析的基底,而不必在本體論的分析上導致形而上學的不斷后退。另一方面,為了清除本質主義,解構絕對論,又存在著賦予具體的測量、經驗、語境、范式等等的范疇以整體論性的必要性,以便在“個體的整體”和“整體的個體”之間保持一種合理的必要張力,探索相對的真理性,避免那種絕對的終極真理的斷言。所以,在一個恰當的基點上把本體論性和整體論性結合起來,尋找測量、經驗、語境和范式的本體論性和整體論性的統一,奠立整個科學哲學理論大廈的穩固的邏輯基點,既是后現代性的集中體現,又是后現代科學哲學較有前途的可能出路之一。
  第二、理論模型與意義理論的同一。在后現代科學哲學中,理論模型的建構與意義理論的闡發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正因為如此,形成了科學哲學理論的框架形式的多樣性與科學哲學本質意義的表現形態的特殊性的統一。比如,庫恩的范式論與語義整體論的結合,把解釋學的方法引入了科學哲學的研究,最先在科學哲學領域中使后現代趨向在理論模型的層面上鮮明地突出出來,被人們認為是后現代科學哲學成形的標志。又如普特南的圖景論與內在化的意義論的結合,把科學實在論的立場由“本體論的約定”推向了“意向關聯性的擴張”,從而把語義分析導向了語言的意向結構的深層揭示,代表了后現代性的一種趨勢。再如范·弗拉森的經驗建構論與語用論的一致,把科學理論的建構與意義的語用性聯結起來,強調了科學的說明不是純粹的科學,而是科學的應用,從而建立了獨特的語用論的解釋論,展示了后現代性的趨向。
  第三、科學認識論與自然主義的同構。為了擺脫傳統的形而上學難題,把對科學信仰的論爭轉變成對工具和實現途徑的選擇,這是把科學認識論與科學的、語言的、實驗的、歷史的自然主義關聯起來并推向后現代發展趨向的實質。另外,這樣一種后現代性的趨向,是要在某種自然主義的軸心上使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實現某種不可分割的相關性;或者說,是試圖把自然主義的觀念放在一個“收斂”的哲學基點上,向所有不同的科學知識和文化領域“發散”。羅蒂就是沿著一條自然主義的路線,從后現代主義的語言哲學的基點出發,試圖徹底地變換“現代”哲學的傳統框架,導向真理的合理性在于詞匯工具選擇的適當性的“擬文學哲學”主題。不言而喻,把自然主義與認識論同構,并在這種同構中轉換哲學的“基點”和“趨向”,正是典型的后現代性的選擇。
  在這里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在后現代科學哲學中,對科學理性的唯一獨尊地位的挑戰,對科學理性絕對化的審視是必要的。但是,試圖通過泛文化的消解途徑將科學哲學解構成為各種社會學的、歷史學的或文學的研究,從而取消科學理性則是不可能的。[4]十分明顯的問題是,后現代的“解構”戰略是雙刃的。一方面,在解構的過程中,人們不得不使用被解構的范疇,這就是德里達所謂的“在刪除的基礎上寫作”。另一方面,“解構”永遠是不完備的,因為意義從來是不完備的。因此,任何一個解構過程都蘊含著另一個新的對自身的解構,從而包含了一個對永恒自諷的批判因素。當一個本文一旦被看作是完備的時,就立刻面臨著解構。所以,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逃避解構。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理性是永恒的,但表現科學理性的模型或范式卻永遠在不斷地解構和建構之中,是不斷的“再語境化”的過程。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承認科學理性是具體的和相對的,是依賴語境和歷史地被決定的,但那種片面地摒棄理性,否認一切權威,玩世不恭和強調反諷等等的功用,并不與后現代科學哲學直接相關。后現代科學哲學是基于后現代影響之上的一種新的科學價值觀和科學方法論的趨向;它不是后現代性的簡單重復,而是后現代性符合了科學哲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科學哲學才不會是“科學的泡沫”。所以,一方面高舉科學理性的旗幟,另一方面擴張科學理性所展示的后現代形式、層面、方式和疆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后現代科學哲學的趨向特征。從這個角度看,后現代科學哲學使人們重新審視或重構科學哲學的地位和理論框架,重新反思它的本質和特性,就具有著非常現實和深遠的意義了。
      二、后現代科學哲學的趨向特征
  后現代科學哲學作為科學哲學運動的一個整體的發展趨向,它的最集中的趨向性特征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英美哲學與大陸哲學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的相互接納和合流。不過,這種整體的相互接納和合流,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趨向性特征得以展開、顯現和完成的。在這里,我們主要強調以下幾個趨向特征,以說明后現代科學哲學的特點。
  1.消解主體,建構關系 把科學哲學的視角從任何對象主體的單一層面或問題移開,而轉向各種復雜要素之間的關系的建構,并從這種關系出發而不是主體出發去闡釋意義,以徹底地消解主體的傳統形而上學性質,成為后現代科學哲學的一個本質的趨向特征。在測量問題上,強調測量結構關系的實在性,而不是單純測量對象的存在性;在指稱問題上,注重指稱關聯的多樣性和意義的豐富性,而不是對指稱對象進行本體論的斷言;在真理問題上,突出理性解釋的內在的邏輯可能性,而不是認識主體與對象主體之間的符合性等等,就是這種后現代科學哲學趨向特征的典型表現。后現代科學哲學趨向,正是要通過對主體的消解和對關系的建構,以消除對傳統形而上學終極本體的尋根問底和本體論斷言,從而打通一切科學哲學問題之間可以聯結的可能通道,以摧毀在科學哲學的對話中各種派別、立場、傳統和疆域之間的壁壘,形成后現代科學哲學的大融合的趨勢。
  H.普特南作為具有強烈后現代趨向的科學哲學家,他對“指稱因果論”解釋的轉向,就鮮明地說明了后現代科學哲學“消除主體、建構關系”的趨向。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在普特南看來, 作為原因的是事件(關系),而不是對象客體(主體)。比如不能再講“父母是孩子的原因”,而是講“生育事件是孩子出生的原因”。或者一般地講,某狀態是另一狀態的原因。(2 )事件是否一致不能由描述事件的語句中讀出,因為在邏輯上不等價的語句可以是對同一事件的描述。由此可見,其一,因果性是不同事件之間的關系,而不是獨立客體之間的關聯。在這里,事件消解了客體,關系代替了主體。其二,事件可以由不同的語句描述,而不必拘泥于這些語句在邏輯上是否等價。因為這些語句不是對對象的主體性的描述,而是對關系的描述,所以,它可以是豐富的和多樣的;它的意義恰恰在于等價或不等價關系語句之間的相對性或相關性,而不是本體性斷言之間的絕對性或排斥性。這顯示了“消除主體、建構關系”在科學說明中的某種優勢,故此,普特南認為主體的本體性約定是一種“非常不幸的概念”。(〔3〕,p.260)普特南正是通過對對象客體的主體存在性的弱化或消解,實現了關系的本質作用;同時,強調了關系是在不同的語境中建構的,而不是絕對地、唯一地存在著的。也就是說,應當放棄那種認為“事件具有自我同一結構的思想”。(〔3〕,p.69)不難看出,在對指稱因果論的闡釋中, 普特南思想的后現代趨向已經躍然而出。
  后現代科學哲學的這一趨向特征,一方面不承認主體性或對象性的唯一性,渴求在建構關系基礎上的多元性或多樣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求解在不失去多元性洞察的前提下,將事物結合在一起的方式。前者要打碎本體偶像,消除唯一獨尊的絕對性地位,給人們以解放;后者是要建立整體論的視角,在要素的相互關系系統中把握事物的運動。在這里,后現代的多元分層和分維透視與整體的統一和概觀,正好形成了方法論上的互補,從而使得“消解主體、建構關系”的后現代趨向特征具有了普遍的方法論的地位。
  2.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間的相互滲透與融合 后現代科學實在論與現代實在論的重要區別之一,就在于前者限制了在語言框架中對“實在”或“存在”之類語詞的純形而上學的斷言,而后者則更多地訴諸于語言與世界之間的一致性關聯;前者試圖消解對應論,而后者則在符合論的基礎上去探索理論實體的對應指稱;前者強調的是內在的可接受性,而后者注重的是對應的趨同性。W ·塞拉斯在關于原子存在性的討論中,認為滿足了分子概念的理論框架的充分條件決定了對分子存在性的斷言,就是對應論的后退或實在論的“弱化”,成為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一種趨向表現。這種“弱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在科學哲學的語形和語義分析中引入了解釋學、修辭學以及語用學等等的說明方法,從而在方法論的基礎上奠立了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相滲透與融合的基底。正象“弱”實在論更趨向于后現代性,而“強”實在論更趨向于現代性一樣;“弱”反實在論更趨向于后現代性,而“強”反實在論更趨向于現代性,它們在后現代性的意義上“走到了一起”。所以,E ·麥克姆林深有體會地講:“反實在論在語調上是反實在論的,但他們的立場卻常常與科學實在論的大部分基本立場相一致,……這就給出了一種弱的反實在論的立場。”(〔5〕,p.40)換句話說, 后現代性在科學哲學中的滲透,使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間的論爭變得更加微妙,特別是“弱”實在論與“弱”反實在論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不清。因此,有人甚至認為“范·弗拉森的構造經驗論實際上是一種實在論的形式,而他的科學實在論事實上是一種經驗論的形式。”[6]總之, 這深刻地表明了在本體論上不斷地遠離或剝離,而在方法論上卻不斷地接近或結合的后現代科學哲學的本質趨向。
  需要注意的是,令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可相互滲透或融合的一個重要的基點,在于他們都反對在本體論上無限制的后退或還原,而主張一種相對的、有限的可還原性。正是這種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確定了他們之間談話的同一基礎,譬如“經驗實在”、“語言實在”或“語境實在”的可能的共同立場,即他們都可以在經驗實在、語言實在或語境實在的前提下去進行對話,而將本體論的追尋暫且“懸擱”起來。可見,從絕對本體論的承諾走向相對本體論的分析,從絕對的基礎走向相對的前提,從標簽式的陣營分類走向可通約的方法論差異,即從對絕對性的解構或消解去把握相對的一致性,是后現代科學哲學走向的必然。
  在這一點上,普特南的指稱觀念同樣是有代表性的。在他看來,在語詞和指稱之間是“因果地相關的”,而不是“語義地相關的”。(〔3〕,p.284)如果說因果語義的相關性是“存在的”,那么分析語義的相關性則是“虛無的”。但是,指稱的因果性并不意味著指稱的對應還原,這里不存在任何絕對性。對于任一可選擇的正確的世界描述都不能絕對化,因為根據指稱因果性,可選擇的適當描述是多樣的。更重要的是,存在著不可還原的或自足的“語義事實”。對于任何特定的語義事實來說,不承認它們存在特殊的本體論的特權。因為任一語義事實都是來源于它的特定的語境或語境關聯,而不是直接對應于任何可還原的對象。在語境的意義上講,語義事實具有它的“偶然性”,而不是絕對唯一的存在性。所以,強調指稱的可還原性和語義事實的不可還原性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追求“沒有絕對性的實在論”。正是這種反還原性、反絕對性的立場,給出了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定位,并架起了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進行對話的橋梁。所以,普特南站在后現代的立場上聲稱:“如果‘科學實在論’是科學帝國主義(物理主義、唯物主義),那我就不是科學實在論者”。(〔3〕,p.492)
  3.對心理意向性的文化說明 在科學哲學的說明中,試圖避免任何意向性的概念是沒有任何出路的。事實上,客觀的意向概念就是解釋的或說明的概念。因為,孤立于任何科學共同體來談論“真的”、“有意義的”或“可確證的”是無意義的。科學表述的規范特性只能是被語言共同體認可的表述特性,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這種依據語言共同體的科學說明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的說明”。在這里,評判合理與否的判據在于共同體的最大限度的認可和范式案例的充分性。這是一種類文化的、非引證性的說明,因為在這種說明中,“正確的客觀特性在于與文化相對特性的一致性”。(〔3〕,p.324)換句話說,在說明中,公眾語言的意義就在于文化的相對特性,而任何可保證的科學論斷都必然會由文化的相對特性來加以解釋,從而展示后現代科學哲學說明的文化特性。
  我們必須看到,一方面,這種說明的文化相對性是客觀的;另一方面,這種文化的相對性概念與可能世界的類似性或相似性有關。因為說明的可能狀態與實際狀態的相似性,涉及到了共同體的整體心理意向的趨勢。共同體的認可是共同體的整體心理意向的實在說明,范式案例的充分性則是心理意向的完備性的表現形式。所以,文化說明的相對性包含著文化的或共同體的整體心理意向性;同時,這也是一種實在的心理意向性。可見,在文化說明的意義上,規范的概念包含著相對的、心理意向的和客觀的(實在的)不同層面,并且它們具有一個整體的結構系統。后現代性的文化趨向深深地嵌在了范式說明之中。另外,這種文化的、非引證性的說明框架是與解釋學的、修辭學的說明相一致的,都是對以傳統實在論和邏輯經驗論為核心的現代科學哲學趨向的反叛,并也由此確立了后現代科學哲學文化說明的趨勢。
      三、后現代科學哲學的走向
  后現代科學哲學的走向決不是偶然的,它是后現代性與科學哲學自身求解難題的愿望相結合的結果。因為,當中性觀察者被消解,獨立事實被清除,所有實驗都不能不滲透著理論的時候,導致了科學作為“自然之鏡”的單純概念的喪失。因而,對科學的理解和認識被刺激或被推向了科學之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層面。那么,在純粹的科學主義被解構之后,從一個什么樣的基點上去求解科學哲學的難題呢?或者說,如何把科學之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層面統一到一個不可還原的、整體的基點上去呢?后現代科學哲學家們把目光自覺而又不自覺地投向了“語境”。
  近年來,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家們廣泛地提出了“語境論”(contextualism)的科學實踐觀, 把它作為一種超越以邏輯經驗主義為核心的現代科學哲學的趨向選擇,顯示了強烈的后現代科學哲學的走向[7]。語境論是反基礎主義和反本質主義、 消解絕對偶像和對應論、排除唯科學主義等等的必然產物。它在科學實踐中結構性地引入了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吸收了語形、語義和語用分析的各自優點,借鑒了解釋學和修辭學的方法論特征。因此,它是一個有前途的、可以融合各種趨向而集大成的傾向。科學哲學論題的語境化是一般后現代走向在科學哲學中的具體化,它正如查爾斯·詹克斯指出的那樣:后現代實踐的語境化是后現代走向區別于現代走向的標尺,即“現代論者和新現代論者試圖強調對問題的技術的和經濟的解決,而后現代論者則傾向于強調對他們發明的語境的和文化的附加物”。[8]
  1.語境論作為后現代科學哲學走向的方法論傾向,具有著超越特殊證據的橫斷性。語境論對于傳統方法論的客觀論所存在的理論難題,具有特定的消解作用。因為根據語境論,在超越理論選擇和特殊方法的科學共同體之間和共同體內部的一致,不僅僅包括證據的一致,而且包括:(1)要求運用超經驗的原則,例如特定理論的先在約定、 日常信仰、形而上學觀念、啟發式的方法論實踐、實用優點以及個人或社會的價值等等;(2)要求共同體內存在必要的論爭和必備的折衷。 語境論者之所以堅持這些原則,是因為證據本身并不必然導出特定的結論、假設或新的方法論,它具有著給定理論背景的狹隘性。而這些原則作為具有橫斷性的方法論要求,可以使給定證據在更廣闊的語境中確定它的意義和功用。另外社會語境(特定科學研究綱領的傳統及相關社會的傳統)是這些原則的重要根源,并潛在地決定了這些原則不可避免地嵌入語境的判斷和評價之中。不過,科學實踐的社會語境是重要的,并不隱含社會的意義和價值在科學判斷中是直接的和始終如一地起作用的。事實上,在不同的語境中,不同的原則和要素具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
  不難看出,一方面,語境論所包含的超經驗的原則表明了語境的整體性。或者說,科學實踐的本質乃在于它的整體性,而不是孤立的行為性或單純的經驗的對應性。另一方面,語境論隱含了圍繞特定科學方法或理論所構成的一致常常是一種局域的、相對的一致性。然而,這種局域性卻意味著普遍的語境的結構性。首先,從語境是特定語詞、話語或段落的上下文的形式關聯及其意義映射了某種對象世界的特征來看,從內在和外在的結合上體現了如下結構:[9]
           意義
            │
      語形───語義────語用
            │
           主體
            │
     理論背景──社會背景───歷史背景
  其次,從語義的構成性及心理操作的表征性來看,語境是現象的和經驗的、情感的和理性的、語言的和非語言的、表征的和非表征的統一,它顯示了如下結構:
         命題
         │
        命題態度
         │
        心理狀態
   心理表征─────心理操作
  再次,從語境理解是一種具體性的意義創造,術語優選是一種趨向性的意義創造,語義批判是一種方法論性的意義創造來看,語境特征決定了詞項的分布和選擇,并導出了這樣的語境關聯結構(見下頁):
  2.語境論作為后現代科學哲學走向的方法論傾向,是與在科學哲學研究中引入科學修辭學方法緊密相關的。在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之后,解釋學已經不再簡單地與解釋本文的特殊
        ┌  詞項選擇 ┐
        │   │   │
        │ 詞項分布 │
        │   │   │
  語境特征──│ 詞項結構─│──語句態度
        │   │   │
        │  詞項表征 │
        │   │   │
        └  詞項意義 ┘
  “場”相關,而是與理解實踐(practice of understanding )相關。也就是說,它所關心的不再是把世界表征成“它所是”,而是關心在特定語境中人們所面對著的不理解的東西,即理解實踐。所以,作為后現代主義的解釋學的核心,就是具體地設定說明論述(discourse )和敘述(narrative)。但人們必然要問:什么是論述力量的源泉? 論述所提供的世界意義是什么?什么是敘述的歷史、社會、文化和心理的隱含?等等。這種提問的展開,不可避免地在方法論的選擇上導致了修辭學意義的突出,引發了由“解釋學轉向”向“修辭學轉向”的過渡,使科學修辭學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或途徑被引入了科學哲學的研究。
  科學修辭學方法的引入是后現代科學哲學之后現代性的集中體現之一,它奠定了后現代性的方法論趨向在科學哲學中存在、擴張和發展的可能性的基礎。可以這么講,沒有科學修辭學在科學哲學中的滲入和展開,后現代科學哲學的生成是不可能的。正是科學修辭學方法作為后現代理解實踐的基本形式在科學哲學中的應用,使語境論得以現實化,并成為后現代性主題可以在科學哲學中貫徹的途徑。修辭學之所以能在科學哲學中產生強烈的滲透力,一個重要的理論原因就在于,“修辭學既是一門學科,又是一種使各個學科可被概觀的視界。作為一門學科,它具有解釋學的任務并生成知識;作為一種視界,它具有批判和解放的任務并生成新的觀點”。[10]所以,在科學哲學發展中的科學修辭學轉向是科學研究方法論的轉向,是后現代特征在科學方法論中的新的實現。它的現實意義就在于:
  第一,象邏輯方法一樣,修辭學方法為現存科學學科和科學理論分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為新的學科、理論模型和解釋邏輯的產生及擴張,提供了可能的創造空間。
  第二,修辭學方法在一個特定的科學空間或領域中,使得分析活動具體化,從而使人們可以為科學論題給出相關事件的趨向圖景,而不僅僅是事件的狀態圖景。在這里,蘊含了修辭分析的多層意義、功能的目的性,對于突出科學研究的特定效應是極其關鍵的。
  第三,修辭學方法可以采取操作邏輯(working logic)的形式,以便在“前邏輯”的意義上,構建可算作合理推理的結果。這是一種外展臆斷推理,它創造性地設定了一種可解釋的說明,而且根據這種說明,相關事實將是可被發現的。
  第四,修辭學方法可將各種分析戰略(如綜合、分析、科學美等等)嵌入特定的論題,或在不同的科學論題中引入修辭分析,從而使修辭學的分析戰略或分析方法在不同的論域之間構成由此達彼的橋梁,以致易于使一種科學論述過渡到另一種論述。
  第五,修辭學方法的“論述戰略”是發明,而之所以把發明看作是修辭學的功能,就在于通過科學發現和科學證實的關聯背景,擴展了修辭學與科學推理的關系,即依賴于修辭學的情態,重構了兩種關系域之間的區別,并消除了在發現與證實之間絕對的邏輯斷裂或不可通達的不對稱性。[11]
  總之,正是以上各個視角的充分運展,使修辭學方法將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滲入到了科學研究的語境之中。所以,有人主張“要提高人們對修辭學方法的認識,從而使不可還原的社會的和共同體的一致性探索,能夠獲得更社會化的說明”。(〔10〕,p.55)
  3.語境論作為后現代科學哲學走向的方法論傾向,是科學(邏輯)理性與境遇(情景)理性的統一。在修辭學的意義上講,科學論述是“有理由”(the reasonable)的而不是“有理性”(the rational)的論述。“好的理由”是在具體的科學交流、論爭和勸服的語境中歷史地產生的,它超越并擴張了嚴格的形式邏輯的先驗標準,是在特定社會、文化和心理狀態下作出的有意義的判斷和分析。所以,科學論述的構造與評價并非唯一地建立在形式的邏輯分析基礎上;單純具有形式有效性的論證,從來不是修辭學意義上的勸服。而且,在科學的論爭中,人們反駁的常常是某些論證的理由,而不是論證本身的形式操作或邏輯標準。因而,形式化的邏輯標準對于建構和評價科學主張是不充分的;同時,也不意味著超邏輯形式標準的修辭學的思考和行為,就一定是非理性的和不合理的。
  不言而喻, 后現代科學哲學的語境論是要通過對境遇理性(  positional rationality)的突出,解除單純形式理性的獨裁和羈絆,把科學理性溶入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現實之中。所以,境遇理性是一種追求在修辭學意義上有“好理由”的“批判的和相對化了的理性”,“是語境的后現代形式”。(〔8〕,p.26 )之所以這樣認識問題,是因為在具體的境遇中,境遇認識取代了單純的認識論分析,厚重的、多層面的“理由”評判消解了單薄的邏輯預設的價值分析,使境遇理性成為語境的具體性、整體性和結構性的功能表現。所以,后現代科學哲學不是語境的非理性化,而是理性的語境化,它將在理性語境化的基底上,把對科學的認識論的論述轉換成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論述,并由此把科學哲學全面地推向下一個世紀。
  收稿日期:1998年2月8日
自然辯證法通訊京1~9B2科學技術哲學郭貴春19991999后現代科學哲學意指的是科學哲學發展中的后現代趨向,而不是任何確定的“組織形態”或貼有標簽的“理論模式”。事實上,它是一種“無形的”思想傾向或方法論趨向,它的存在性恰恰就在于這些傾向或趨向之中。本文將從對后現代科學哲學的現存性、趨向特征及其未來走向的分析和闡釋中,揭示后現代科學哲學的歷史地位、發展趨向和本質。后現代科學哲學/科學理性/語境化郭貴春,1952年出生,山西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自然辯證法通訊京1~9B2科學技術哲學郭貴春19991999后現代科學哲學意指的是科學哲學發展中的后現代趨向,而不是任何確定的“組織形態”或貼有標簽的“理論模式”。事實上,它是一種“無形的”思想傾向或方法論趨向,它的存在性恰恰就在于這些傾向或趨向之中。本文將從對后現代科學哲學的現存性、趨向特征及其未來走向的分析和闡釋中,揭示后現代科學哲學的歷史地位、發展趨向和本質。后現代科學哲學/科學理性/語境化
2013-09-1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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